20世纪50年代前期新中国对美斗争的策略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对美论文,年代论文,策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1-0008-08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终结。由于此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向国际社会宣布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进一步明朗化，中美关系也由此走向了全面对抗的道路。然而对抗并非意味着隔绝。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一个和平建设环境的良好愿望出发，努力调整中美关系。但是新中国的和平努力，却因美国固守遏制和封锁政策、在台湾问题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而不得不最终放弃。
一、朝鲜战场上的正面对抗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显然，这个消息是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所不希望听到的。因为两个月前，毛泽东已经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军队复员工作的指示；[1]6月24日，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正在召开会议，按照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问题。[2]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与党中央最关心的是美国的态度。就在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政府即公开指责北朝鲜对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并认为这是苏联策划下共产党人向全世界进攻的信号，是“对美国在自由世界领导地位”的一种明白无误的挑战，是“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3]正是根据这一判断，美国开始部署在朝鲜乃至整个亚洲进行反扑。美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此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美国海空军向南朝鲜军队提供全面援助；第二，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并封锁台湾海峡；第三，大力支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和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军队。[4]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包含上述内容在内的声明，并宣称：“台湾未来地位之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与对日和平条约的缔结，或联合国的考虑。”[5]
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并派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这无疑是对新中国内政和统一大业的粗暴干涉。它与杜鲁门此前关于对台湾采取“撒手”政策的声明大相径庭。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曾信誓旦旦地宣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6]半年尚未过去，声明言犹在耳，杜鲁门就自食其言，决定把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对此，毛泽东的直接反应是：杜鲁门亲自证明了“他的声明是虚伪的”。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他号召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7]。同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台湾属于中国“这不仅是历史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8]。
应该指出，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两个星期里，尽管美国已经扬言出兵干涉，但由于当时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毛泽东关注更多的是由此带来的对中国解放台湾进程的影响。他认为，由于美军在台湾海峡挡着，结果只能是把“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9]。事实也是如此，由于美国军队的粗暴干涉，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但是，形势的发展很快转移了毛泽东的注意力。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8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不久，“联合国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南朝鲜。毛泽东相当敏锐地意识到人民军将失去兵力优势，开始高度警惕来自朝鲜半岛的美国军事威胁。受他的委托，周恩来在7月7日和10日连续两次召集国防会议，研究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问题。根据这两次会议的精神，13日正式形成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提出组建东北边防军，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命令华东海军迅速组织力量，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江浙沿海残敌；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10]。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在北朝鲜处境十分危急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1]
与此同时，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出兵朝鲜的问题。他反复斟酌，权衡利弊，力主出兵朝鲜。经过他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会议最后统一了意见，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
10月19日，就在联合国军占领平壤的同时，由东北边防军改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此后8个月的时间里，中朝军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5次大的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次年7月，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交战双方于1953年7月签订了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国内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二、打破美国的封锁和遏制
朝鲜停战以后，随着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展开，中国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为此，毛泽东确立了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方针，并批准在外交上作出两项重要努力：一是努力促成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进一步缓和亚洲的两个热点地区——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二是和印度、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同周边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睦邻友好。
毛泽东作出这样的决策，跟他认为世界形势趋于缓和的判断有关。1953年9月2日，他在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电报中指出：“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12]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与社会主义阵营试图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良好愿望相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阵营却加紧了“围剿”世界人民革命的步伐，特别是加强了对新中国的封锁和遏制。
众所周知，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就把东南亚定为亚洲大陆遏制线的主要环节，企图“以一切可行和适当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把共产主义阻截在中国南部边境”[13]。1952年12月，即将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醒艾森豪威尔，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印度支那。在此前后，美国不断以外交声援和物质援助的方式来支持法国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据统计，当时法国在印度支那战争的全部经费的70％是由美国提供的。[14]
美国在呼吁英、法等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同时，还先后策划签订了针对新中国的美日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协定、美台共同防御协定等，并策动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此外，它还在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锁链”，包围中国和苏联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15]
面对帝国主义阵营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毛泽东对世界形势和国内情况作了冷静分析，决定采取防御的斗争策略，努力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实行“和平外交”，打破美国的封锁和遏制。正因为如此，朝鲜战争以后，面对美国开始将军事力量从朝鲜撤往印度支那半岛的行动，他并没有决定再打一场印度支那战争。他认为：之所以在印度支那要和下来，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但“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16]
从1953年底开始，新中国决定实行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毛泽东曾经设想，经过几年的努力，把整个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美、北美如加拿大、墨西哥，包括英国在内的国家都争取过来，使它们脱离美国，把美国孤立起来。[17]他认为，这一方针既是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手段，又是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维护和平的根本方法。中国希望美国能够接受教训，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和中国进行对话。周恩来也强调：“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起来，就和他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18]此后，新中国在“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的战略方针指导下，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和苏联等国的斡旋，终于促成了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的召开。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身份和平等地位出席的国际会议，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当时，他正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便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3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了中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所持的立场：“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且要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19]会议批准了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提出要在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以外，推动日内瓦会议取得更多的成果。“我们可以相机提出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其他迫切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发展各国间的经济关系和贸易交通往来，更为缓和国际紧张关系、打破美帝封锁禁运的有效步骤”[20]。
日内瓦会议自1954年4月26日开始，于6月19日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后宣布休会。6月下旬，周恩来利用休会的时机顺道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先是与印度总理在《联合声明》中重申了1953年12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接着，与缅甸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再次确认了这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同印度等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有效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7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汇报。他指出：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
在发言中，毛泽东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他特别强调，对帝国主义阵营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21]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提到了两个十分关键的理论问题：一个是他认为美国正在“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到处招摇撞骗、拉帮结伙，构筑反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战线。无疑，这一认识是对“两个阵营”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是站在“两极对抗”的大视野下来认识美国。另一个是他认为美国现在主要的目的，还是整“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这是他在1946年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之后，再次提到“中间地带”问题。但不同的是，这时他已经认为中国不再是站在这个“中间地带”之中，而是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站在其中的一极，与另一极的美帝国主义直接对抗。
7月8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上，再次肯定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肯定外交工作的新成就。他说：“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八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在讲话中，他还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11条具体意见，其中包括“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22]
日内瓦会议复会后，很快顺利签订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
参加日内瓦会议标志着中国正逐步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帝国主义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胜利。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通过频繁接见外宾，对它的成果作了广泛宣传。8月24日下午，他在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阐述了新中国所主张的“和平共处”外交方针，认为中国不仅可以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处，而且可以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共处，可以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正是根据这种“和平共处”的方针，他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提出了批评：“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23]他认为，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毛泽东在短短一周内四次与客人谈话，足见他对发展中印关系的高度重视。在10月21日会见中，毛泽东谈到：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24]“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25]
总之，日内瓦会议以后，毛泽东通过频繁接触外宾，进一步推动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孤立和封锁。到1956年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为改善。曾经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为友好信任的合作气氛所代替。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在增强，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分量也在加重。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
三、缓和中美敌对关系
根据既定的和平外交方针，新中国在加强与亚洲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开始逐步调整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利用各种外交场合，主动缓和中美关系，打破美国对新中国的僵化政策。
早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积极回应美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展开交涉，以便逐步建立外交接触的渠道。当时，美国代表团也表示愿意就美在华被扣人员和中国在美留学人员的回国问题，同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对此，中方予以积极回应。从6月5日至7月21日，中国代表王炳南和美国代表约翰逊进行了5次接触。从9月2日起又继续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这些会谈和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它结束了中美两国过去一个时期的隔绝状态，开始建立起保持接触的官方渠道。这就证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是大势所趋。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所说：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26]。
1955年1月15日，印尼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加亚非会议的邀请。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方案》提出：在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27]这种避免突出和强化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分歧的态度，表明了新中国领导人在国际问题上的务实精神。
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正式开幕。23日下午，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公开宣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28]对此，参加会议的缅甸总理吴努指出：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29]
中国代表团关于愿与美国直接谈判的声明，不仅有力地驳斥了美国声称中国“好战”的险恶企图，而且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亚非国家的一致赞赏和支持，这给美国政府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一开始，美国方面的反应是本能的拒斥，以坚持台湾参加中美会谈为条件拒绝周恩来的建议。然而由于参加亚非会议的广大国家都希望美国能够响应中国的建议，杜勒斯不得不于4月26日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美国不排除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可能。[30]
4月2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谈到中国政府在亚非会议上的表态时，他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31]
这年5月底，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他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对此，毛泽东表示欢迎：“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他还明确指出：“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为了进一步推动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中国方面甚至还主动宣布要释放若干已经被判刑的被俘美国空军人员[32]，以便为双方对话与谈判创造积极的条件。此后，经过英国、印度、印尼等国的斡旋，美国政府终于同意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8月1日，谈判正式开始。中方首任谈判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任谈判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
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极为重视。从中方会谈的决策和指导方针，到后来每一阶段的谈判部署、具体方案，乃至重要发言稿、声明稿等，都是经他最后审定的。[33]此后的谈判旷日持久，延续了整整15年，虽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却使中美两国在对抗中保持了一定的外交接触。
四、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从1954年起，中国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很快带来了显著成效。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也开始出现缺口。但是，新中国外交上的初步调整，显然无法完全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阵营的仇视。这年7月14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提出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主张[34]。这使得毛泽东开始警觉到：国际上存在着要求由联合国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杂音，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和越南划界停战的例子，很可能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援引到处理祖国内地和台湾问题上来。
恰恰就在此时，美国与台湾当局开始了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显然，美国的意图是要通过制造台湾海峡两岸的永久分离，使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合法化”。这不能不极大地刺激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他深知美国对新中国一直充满敌意，从而开始担心中国主动实行和平外交，会不会被美国人误以为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对此，他后来自我检讨说：我当时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人接触，这与我自己一贯的想法并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因为，这涉及中国人是否真正站起来了的民族尊严问题。[35]
从1954年7月开始，毛泽东重新把台湾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为了阻止美国与台湾当局正在进行的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谈判，他决心向全世界表达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信心和愿望。7月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台湾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对于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揭露美国图谋霸占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36]会议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如果美蒋阴谋得逞，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将会长期紧张下去，更难寻求缓和与转弯的余地”[37]。
正是为了反对美国分裂中国，把台湾问题“合法化”、“固定化”、“国际化”的图谋，新中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宣传运动。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宣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38]2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39]
8月11日，针对美国又在发起、组织矛头明显指向中国的所谓“东南亚防御集团”，周恩来发表外交报告，声明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决不容许美国侵占，也决不同意交给联合国托管。[40]
为了配合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宣传，从8月份开始，中共中央还要求华东军区加紧准备轰炸上、下大陈岛，攻取一江山岛，同时准备通过大规模炮击金门来显示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决心和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这时是将解放台湾作为长期斗争目标来部署，并据此制定对台斗争的军事计划和实施步骤的。他在国内发起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宣传运动，主要的目的在于表达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的信心和决心，阻止美蒋进一步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而不是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去直接解放台湾，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因此，他一方面强调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把解放台湾、祖国统一作为高于一切的神圣大业；另一方面又谨慎地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周恩来也明确指出：解放台湾固然“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但对美国，只要它还没有直接介入到这场冲突中来，就“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41]
除了在军事上采谨慎态度之外，毛泽东还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传递信息，希望美国能够及时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减少敌视中国的情绪。8月24日，他在接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时，提出希望英国人能够劝劝美国人：第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第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第三，不要武装日本。总之，“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42]
然而中国方面表示善意的举动显然对美国没有什么触动。9月2日，杜勒斯到达马尼拉，准备与英、法、澳等国代表协商缔结“集体防务条约”。为了表示抗议，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然以猛烈的火力炮击大小金门和马祖岛。到22日止，连续19天炮击，两名美军顾问当场毙命，台湾海峡形势骤然紧张。
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使美国政府处于像朝鲜战争同样尴尬的境地。艾森豪威尔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他执政18个月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43]杜勒斯建议，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由联合国出面斡旋，维持现状，实现台湾海峡停火。[44]此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美蒋双方于1954年12月2日在华盛顿正式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美国“维持并发展”蒋介石集团的武装力量，当“缔约国之领土”被“武装攻击”时，双方应采取共同行动。[45]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不仅使蒋介石集团得以在美国的武力保护下维持其在台湾的统治，而且使美国在远东长期和全面遏制新中国的政策披上了所谓的“合法化”的外衣。
对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新中国理所当然地表示了强烈的抗议。1955年1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该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为了表明新中国决不承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坚定立场，毛泽东指示人民解放军尽快解放一江山岛。1月18日，华东军区陆海空军配合作战，一举攻克一江山岛，并迫使美国撤走了它的舰队，使大陈岛也处于解放军的炮火有效射程之内。
一江山岛轻而易举被迅速攻克，使艾森豪威尔十分震惊，认为这是中共夺取台湾的前奏。他于24日提出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在必要时”使用美国军队来“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46]此后，美国第七舰队主力开始向台湾海峡和浙江东南海面集结，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与此同时，美国还放出空气，威胁要使用核武器。
面对美国的威胁，毛泽东坚决地予以回击。1月28日，他在接受芬兰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指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至于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47]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于2月初通过瑞典驻华大使雨果·维斯特朗，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出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这个紧张局势的问题的”[48]。中美之间以及台湾海峡极其紧张的局势由此得到缓和，从而为双方下一轮谈判提供了契机。
在新中国积极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时候，毛泽东又发起“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运动，并作出炮击金门等决策，看起来似乎充满矛盾，实际上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一方面，面对美蒋签订条约、在台湾问题上摆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中国人民必须表现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坚强决心和勇气；另一方面，只要美国不退出台湾，就意味着它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美之间也就不具备实行和平共处的任何前提条件。因此，在发送愿与美国和平共处信息的同时，又以强硬的姿态表明“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态度，显示了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不可动摇的立场，表明了毛泽东国际战略的内在一致性。“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以斗争求团结，这是他在战争年代与美国人打交道总结得出的实践经验，是一种高超的斗争艺术。
综上所述，朝鲜战争结束后，尽管和美国之间旧恨未消，又添新仇，但考虑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毛泽东还是毅然选择了支持世界缓和，争取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为此，他甚至主动向心目中最主要的敌人美国伸出了橄榄枝。无疑，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对于新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维护亚洲和平，打破美国的遏制和封锁，搞好国内经济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中美双方积怨甚深，特别是由于美国在亚洲顽固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处处封锁、遏制和包围新中国，使得毛泽东试图缓和中美关系的初衷，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尽管如此，通过和平外交，新中国却有力地争取了包括亚非在内的广大民族民主国家的普遍同情和支持。毛泽东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很不统一的现状，重新认识到从日本到英国这个“中间地带”的存在和作用。无疑，这对他后来形成反美斗争的新策略，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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