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救赎的失落——张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张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位资深的评论家在一篇对张洁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文章中说“‘痛苦的理想主义者’是纯洁的，但是在任何时代，他们都只能是悲剧人物”，同时表示“不忍想象这位聪明纯洁，富有才华的作者竟会成为悲剧人物”（注：黄秋耘：《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爱，是不能忘记的》第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然而当你随着张洁创作进行序列阅读，感受到她为之真诚倡导的神圣理想，尤其是爱情乌托邦被现实无情颠覆后的巨大痛楚与绝望的心情之后，你不能不惊叹这位评论家的预感里包涵着如此深刻的人生经验。
张洁创作涵盖着两个既可分类又相互渗透的序列，一个是《森林里来的孩子》起始，深感现实生活的缺憾而自觉承担起社会“救赎”责任的小说；另一个是从个人生活感受出发，连带着自己刻骨铭心的情感所显现出的女性经验，这就是充分体现个人棱角的众多婚姻爱情小说。说它们是相互渗透，因为这些表达女性个人经验的小说，同样隐含着深刻的社会内涵，闪烁着精神“救赎”的本色。然而中国社会历史性的转折急剧改观着现实面貌，商品经济大潮颠覆了原有的价值体系，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竞争的残酷夹杂着固有的封建意识滋生的种种丑行，无情地粉碎了张洁的“救赎”神话。80年代末期，她的创作陡然起了大幅度的转变，从虔诚地营造理想社会，到绝望地撕破现实假面，全部创作纪录，完整地勾勒了一位“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神圣祈求与悲剧性失落。它不仅是张洁个人的创作纪录，也可以视为20世纪特定时期的文化研究资料，从中照见一场罕见的政治运动之后，劫后余生的百姓们对于社会及个人生活的期待；历史进行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及一代有作为知识分子艰难跋涉的足迹。
一
张洁是在不惑之年才在文坛显露她出众的才能的。中国70年代末政治生活的大变动，使她那长期压抑于心头，怎么也不肯死去的“文学梦”得以实现。张洁与她的同代人一样，也是一个自觉的时代代言人。基于社会责任感她以写作来表达对理想境界的渴望，“文字对我日益不是一种消愁解闷的爱好，而是对种种尚未实现的理想的渴求：愿生活更加像人们所向往的那个样子”（注：李子云： 《我的船》， 《方舟》第283 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但张洁又不等同于她的同代人，她的创作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己的个性而受人注目，发出的是自己的声音。
70年代末，当时在中国文坛上引起轰动效应的是对极左路线喷发深仇大恨的伤痕文学，刚刚从恶梦中醒来的广大读者，并不在乎文学表达的精美程度。但文坛并不拒绝对精美文学的欣赏。张洁的小说虽说不脱离极左政治路线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但她的侧重点在于对社会道德理想的重建，理想内涵的表达包裹在她那独具才情的意境与氛围中，与当时小说直露宣泄，激情议论的流行格调有着强烈反差。为此她第一篇小说《森林里来的孩子》一发表就颇受赞誉。评论家李子云说，张洁“在她的第一篇作品里，就显示出了一种那么独特的、温暖明快中带有深刻的忧郁的调子，在当时揭批‘四人帮’的慷慨悲歌声中，显得那么突出而引人注目”（注：张洁：《深刻细微，但也要宽阔》，《文艺报》，1980年第5期。）。 《森林里来的孩子》虽然也写“四人帮”对音乐家的摧残，那位同代人中的佼佼者被诬死于大森林中，但小说着力渲染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则是不因政治肆虐，依然生机勃勃的晨曦中大森林的描写，特别是那密密层层浓浓淡淡的绿色；是那陶冶着普通人的心灵，飘荡在林涛之上清晰而迷人的旋律；还有那普通伐木工的情操，人与人之间难以泯灭的友情。老一代杰出的艺术家被迫害死了，他的精神才华在一位少年身上滋长。清新优美的文字，沉郁中透露明快的格调，希冀着对人情、人性、人道的渴望，洋溢着张洁对现实世界温柔的拳拳拯救之心。这一格调贯穿于张洁早期的一连串小说中。《谁生活得更美好》以几位自诩出身富贵，追求浮面高雅的公子哥们与一位貌似柔弱内心高洁的女售票员相比，严肃而柔和地规劝人们“什么时候也不要使自己变丑呀！”《有一个青年》从一位青年获得纯洁爱情的过程，呼吁青年要重视礼貌、情操与教养。即使面对人生缺憾，张洁在传递人们凄苦、孤寂心境的同时，决不断绝对于未来的渴望，也不轻易毁掉一切美好的东西。颇受人们赞赏的文情并茂的散文《雨中》，主角杨莹在那条象征着人生道路的雨中跋涉，神情是那样的凄寂与哀痛，但当她得到原先曾刁难她的司机表情冷漠的帮助后，内心颇露暖意，“这个世界，还是值得活下去的”。《未了录》中的老知识分子在回忆自己索然无味的一生时，对那一滴“闪着珠贝一般柔和色彩的泪珠”，是那样充满谴绻温馨，临到下决心了结自己一生时，发现感情深处还渴望着许多未了的愿望。《含羞草》、《“冰糖葫芦”》等小说无一不是对人在艰难求生中美好品德的赞美与呼唤。
自爱，爱人，含着淡淡的哀愁，进行着温柔的规劝，这位女作家是多么虔诚的肩负起自己拯救社会的职责。但也不容置疑这个声音是那样的柔弱无力，在一个刚刚经受了巨大政治动荡，一切都百废待兴的社会中，文学本身的拯救力量是微乎其微，更何况张洁发出的声音是当时社会中大多数百姓视为奢侈品的文明、教养与情操，还有那些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婚姻、爱情的唤呼。女作家很快就敏感到自己愿望的难以如愿且倍感悲怆、凄楚。作家冯骥才当时曾送给张洁一幅画，她非常感谢着他能体会自己的情绪。《“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有以下的描写：
我定睛去看那幅画——
萧瑟的秋日，沼泽，黄昏，低垂的乌云，雨幕，稀疏的小树林子，灌木，丛生的水草，以及在黄昏最后一点光线里闪着白色的水洼……我觉得心头被猛烈一击：天边，一只孤雁在低飞，奋力地往前伸着长长的脖子，淋湿了的紧贴着身侧的翅膀。唉，它为什么还要飞呢？它这是往哪里去啊？在这种天气，这种天气（注：张洁：《“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方舟》，第276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
这段文字与其说是张洁对画的读解，还不是说借画抒怀，以画自况：在萧瑟的秋日黄昏雨中，一只孤雁在奋飞。“孤雁奋飞”，这是一曲多么楚怆的交响曲，奋力追逐与碰壁后疼痛难当的孤独心情跃然而出。
不过张洁这位五六十年代培养起来的时代同行者，尽管对自己的渴求的理想能否实现已存有疑虑，心灵深处固有的时代使命感依然促使她作着悲壮而神圣的努力。但创作格调已起变化，柔言规劝张扬道德情操的单纯清新，已被穿透现实世界的弊端及人物内心的解剖所替代，以此透视出中国社会难以起飞的“沉重的翅膀”。最初的信息是从《忏悔》与《场》发出的。前者剖析一位受了委屈而变得萎萎缩缩的共产党人，自身丢掉党员的天职并又贻误了儿子的生命而忏悔自审不止；后者则最初涉及到中国官场官官相护的恶习。作者似一位初次拿起解剖刀的医生，心慈手软，虽点到了患处，但自审中又处处散发着“爱之深”才“责之严”的自辩气息。较为成熟的解剖是从《条件尚未成熟》、《尾灯》开始的。在以后的一系列小说中，作者的忧心与希望显现纸上。小说透视的现实是中国这条古老的航船已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起锚开航，但阻力过大。上面的政策已经明确，执行起来却往往走样。诸如经济杠杆的作用刚刚打破生硬的等级规定，有钱就可坐软卧而不必死套级别，我们一些党的干部就十分反感，以为别人侵犯了自己的世界袭领地（《尾灯》）；党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关怀他们健康，医院的工作人员却仍视他们为“臭老九”加以折腾与作弄（《尤八国体检》）；上级下决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实领导班子，知识分子中权欲强、野心大、靠政治坐位子的人设陷阱阻挠政策执行（《条件尚未成熟》）等。这些小说的艺术效果并不一致，但作者虽显疲惫却依然炽烈的拯救心态异常清晰：中央已拨正航向，群众的积极性已调动，可叹中间梗塞。张洁一面指认问题，一面穿插说明“这只是几个人的失误”，不能当成“一种理想，一种信仰的缺陷”（《尾灯》），或在那数量不多能量不小的败类身旁，塑造一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加以对比，以维护党的领导立场。这种直面人生中小心翼翼的遮蔽，典型的勾画了张洁及其同代人在特定时期真诚而单纯又显盲从的品性。
真正摆脱问题小说格局，全面显示张洁对变动着的中国现实予以有益考察与有效关怀的是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小说以扑面而来的现实气息备受嘉奖。它展示的是1979冬到1980年冬中国城市的改革情况，小说第一版则在1981年12月出版，反映现实生活的速度之快为新时期长篇小说之最。与当时流行的改革题材往往环绕对立双方“权力之争”不同，张洁深入探索与大胆张扬的是要用科学管理方式促进工业改革。其关键在于重视人的价值，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充分发挥人的才干。小说细致描绘了副部长郑子云，厂长陈咏明，生产组长杨小东在工业改革，促进生产发展等方面的鲜活作用，在文坛上高高举起一面改革必须尊重人、关心人的旗帜。鼓吹“人的觉醒”是张洁及同代人早期的中国社会革新理想之歌。但她并不从此陶醉，而是清醒意识到阻挠人们觉醒的障碍重重，单是那套已成规范的僵硬教条、注重形式、嫉忌偏狭的政治思想工作就难以突破，“沉重的翅膀”，“艰难的起飞”是张洁敏锐的概括，也是中国现实的写照。不着重事件的铺叙而注重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即着力描写人的精神世界，也是小说优于同类改革小说的地方。张洁善于描摹人物心理的创作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两位部长的性格及内心精神范畴的差异，不仅形象醒目，也隐含作者希望中的忧伤。改革中勇往直前，奋力拼搏的副部长郑子云，不懂得防范而常被暗箭击中，关键时刻中箭落马。而老谋深虑，精通官场圆通法的部长田守诚，善谋私利却不易被人抓住把柄，是一位善弄权术身居高位的政客。还有那位体现张洁特定时期女性审美意识的女记者叶知秋，外貌丑陋特别是那坚硬的面部线条和“又粗，又多，又硬”的黑发，与她内心的智慧、人情、特别对朋友显现出的母爱般的温柔，反差鲜明，同时也让人过目难忘。作者对人物的描绘并不囿于狭窄的工业改革场所，而是普通百姓都能感受到的宽阔的都市生活，尤其是各类不同的家庭生活，这也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如果说，不讲究情节编排而潜心于各类场景描写并注重场景中的人物心态，既可看作张洁的特长，也透露张洁结构长篇能力的弱点，那小说中不少长篇累牍的议论，则无疑是小说的大忌，当然其中不乏精辟言辞。《沉重的翅膀》是张洁用文学表达对“尚未实现的理想渴求”的重头戏，对中国改革的期望、焦虑、忧愁莫不坦露于此，却也成了她正面思考社会改革问题的压台戏。
二
确如张洁一再表白，她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以往众多以超性别意识呼吁人们道德理想重建的创作是佐证。但她以“爱”为话语的婚姻题材小说虽目的依然是承担社会责任，其视角及思想内涵浸润着女性独特的个人经验，是创作中别具一格而又最为动人心弦的篇章。艺术实践表明，张洁是80年代最具敏感的女性意识、最富才情的女作家。她是一位勇敢的探索者，无论是对“婚姻要以爱情为基础”的文明婚姻的呼唤，还是对历史因素与现实环境中阻碍中国女性解放种种积弊的尖锐批判，都给作品带来激情，有着开启人们心智的艺术效应。《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波希米亚花瓶》、《七巧板》、《红蘑菇》可以看作是这类创作的系列篇。其思想内涵可视为昭示“一个女性的话语由想象向真实的坠落”（注：戴锦华：《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4期。）； 艺术选择则是以展现人物内心世界为主的表现方式。张洁在创作这些小说时，用情之诚，心灵卷入之深，感情色彩之浓，是同类小说少见的，开创了中国当代婚姻伦理小说的新篇章。
以优雅笔调写成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娓娓动听地向人们叙述了一则温柔而伤感的爱情故事，女作家钟雨与老干部之间一场可望而不可及的刻骨铭心的爱。造成这种相爱者之间不能获得“爱的回声”的是漠视无爱婚姻痛苦的传统道德和社会习俗。作者则在当代文学中首次以反叛姿态对不管有爱无爱婚姻必须从一而终的道德规范提出质疑，大力张扬婚姻必须有真爱为基础。这种真爱不受世俗观念影响，“渴求精神的高度和谐、丰富与统一”。即如小说中的钟雨与老干部，虽然他们不能结合，精神却明明白白，日日夜夜相守在一起。作者以极具个性特征的心理描写，展示了女主角钟雨对爱情的强烈感受以及为着承认历史现实、恪守道德情操而造成的巨大的心理痛苦，令人惊叹张洁对于爱的真诚渴望竟能达到如此传神的显现。小说的弱点也随之暴露，男主角老干部的形象虽说完善、理想，却显出观念化的毛病。这是一位有着坚定成熟的政治头脑，战争年代不计个人安危出生入死，工作有魄力，文艺修养高，对人体贴细致的老干部，显然是作者理想中的男性。但老干部形象的凸现，主要是通过女主角的叙述。这与作者对女主角几乎涵盖生活各个层面的爱之渴望的种种生动描写形成巨大的反差。两人几十年来绝少单独接触的悬空式相恋方式也难近情理。人们不由担心，这段镂骨铭心的爱，会不会过多夹杂作者当时脑海中的幻想。以后的创作表明，这种生死相依“不能忘记的”爱，其时不仅已被张洁写到极致，似乎也可看成绝笔。
《爱，是不能忘记的》掀起的轩然大波，无疑是对作者鼓吹理想婚姻的一种棒喝，风浪推动着她面向严酷的生活现实。此后的创作张洁虽仍在不懈地探索爱情婚姻中的种种真谛，寻觅“爱的呼应”，倾心描绘了陈咏明与郁丽文，园园与莫征（《沉重的翅膀》），尹眉与袁家骝（《七巧板》），简与梧桐（《波西米亚花瓶》）等纯洁的爱情与美满的婚姻，但这些往往又是同一小说中不幸婚姻的陪衬。在两人相爱独立成篇的《波西米亚花瓶》中，作者让一只象征纯洁爱情的信物——花瓶碎了，虽几经修复，但裂痕难以复平。这不能不看作张洁对爱情本身的坚固性已产生怀疑。对于造成不幸婚姻缘由的探讨，作者已在外在环境与人物自身思想两个思维层面同时寻找。对那些现实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男权中心；弥漫于空气中的漠视妇女人格、庸俗、低级的社会风气，张洁一如既往地喷射出炽烈的怒火，显示出不屈不挠的勇敢精神。同时重视男女双方自身因素的考虑。她痛心地发现，爱者与被爱之间常常为表面现象所蒙蔽，女性则尤其会醉心于表层的甜蜜或耽于自我幻想。如梁倩与白复山（《方舟》），新婚之夜梁倩被白复山的温柔与音乐才能倾倒，以为找到了真爱，然而“衣服还没等穿旧，他们就互相看穿了”。曾令儿（《祖母绿》）爱得更为真诚且轰轰烈烈，总在关键时刻为心爱的人作无私奉献，却也显出偏执与盲目。她真切地期望听到“爱的回音”，而不是交换，但她错了，“把那交换，当做了回音”。这种冷静、理智的批判，显示女作者已从充满浪漫、幻想的期盼中抽身走向现实，并以众多才女的坎坷的遭遇和沉重代价，形象地演化了这一人生经验。《红蘑菇》的发表，预示张洁对理想婚姻，即灵魂相契合的婚姻能否实现表示深深的失望。梦白与吉尔冬的婚姻已无浪漫的恋情，相亲时已经相互窥视与防范。梦白为什么嫁给他，“迷信知识分子，迷信所谓的共同语言”，看上他“社会主义低级阶段的文雅”，即“西方绅士”的行为教养。婚后吉尔冬真面目暴露，梦白清晰地看清了自己婚姻的本质，恰似迷人外表下散发毒汁的“红蘑菇”：文明家庭掩盖下的几乎将人逼疯的“心智较量”；面带微笑的亲情关系下的仇恨；单个人的光彩外衣与相互间演戏般的生活。
从《爱，是不能忘的》到《红蘑菇》张洁经历了对理想爱情倾心呼唤到痛心失望的过程。小说中一些富有才情的知识女性，他们对于爱的强烈渴望，失望后的钻心伤痛，由此而造成的人生旅途的艰险，以及这些不幸女子面对现实自强不息的风采无一不被作者描绘得栩栩如生。这些女子与5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者一样，身上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爱的呼唤难以寻觅回声，女性自强不息就是摆脱困境，实现自身价值的先决条件。张洁以启蒙姿态对此命题不绝呼唤，与婚姻必须等待“爱的回声”似是女性题材中的两大旋律。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女性的自强自立是何等艰难。不错，我们处在解放了的时代，宪法男女平等的条例保障妇女的人身选择自由，但我们仍有许多急切问题仍需解决。传统、习俗，乃至渗透到男性、女性心理深层的意识，无不似一道道钳制妇女解放的枷锁。张洁在剖析这些社会的人性的缘由时，十分贴切地抓住我们这时代女性遭受歧视的特点：“真正使人感到疲惫不堪的，并不一定是前面将要越过的高山和大河，却是始于足下的这些琐事：你的鞋子夹脚。”（注：李子云：《我的船》，《方舟》第285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好一个“鞋子夹脚”，精辟的人生感悟！因为“妇女能顶半片天”，“男女都一样”似乎已深入人心，但“鞋子夹脚”，男尊女卑，鄙视女性人格独立的传统观念，维护男权利益任意摧残女性才情的思想言行的道德规范，或隐或现于社会各个角落。女性，特别是富有才情，期望为社会作贡献的女性，常常敏感地为生存中遭遇的莫名困窘与尴尬地位而痛不欲生，张洁对此作了精彩的描绘。《方舟》被人称为“愤世之作”，“泣血之作”，写尽了三位勇敢地舍弃无爱婚姻的中年妇女寻求自立道路之艰难。梁倩、柳泉、荆华各人的人生片段都是精彩的，但通体观察却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小说从单位写到里弄，从亲人交往写到同事相处，凡是她们生存的空间，无不在“堂皇”的理由下给他们制造种种麻烦，她们受尽委屈却无法也无处申诉。金乃文（《七巧板》）是脑科“一把刀”，医技之精湛所在医院无人相比，却被同为医生而人格低劣的丈夫用上不了“公堂”的种种家庭琐事折磨为“准疯子”，小说在痛心地批判金乃文自身的封建意识同时，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曾令儿在定性发配边疆后的遭遇更惨，人生最低下的衣食住行，都在人们的侮蔑中求得，但这遭遇却与当时套在她头上的帽子相连，人们对她的种种侮辱与刁难常常是与保护集体乃至国家利益的理由联系在一起的。张洁将这些被压抑女性的情感、渴望、心情细致加以描写，并为此大鸣不平，为妇女解放之艰辛作出独到的思考。
社会是由男女共同组成的，女性解放的话题决不能孤立于男性行动之外，特别在封建意识长期盘踞的中国土地上。张洁的创作始终关注着男人，其结果是爱的理想的坠落与对男性失望同步相背显现。早期那些略带沉郁而生气勃勃重建理想的小说中，显示力量与希望的往往是些富有正气与人格力量的男性，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共产党人，张洁曾经用一种近似崇拜的心情描绘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完美的人性素质。随着理想的日益失落，张洁小说叙述的基点倾斜为刚强而富有才情的女子与孱弱、萎琐男子的交量。到《红蘑菇》、《上火》、《他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等小说，更是掩饰不住“上了男人的当”（王蒙语）的怒火。在这些阳刚之气日益剥落面目愈趋萎顿的男性中，最让人回味的并不是那些将女性当作性工具的无赖流氓，而是以女子为猎物，在爱的幌子下谋私利的怯弱以致卑劣的男人。白复山（《方舟》）、左葳（《祖母绿》）、吉尔冬（《红蘑菇》）的形象喻意深刻。白复山不肯与妻子梁倩离婚，是因为他看中老丈人那块“像英国人可以传代的贵族头衔一样”的高干金字招牌，这能给他换来旁人无法替代的权利与好处。左葳则是一个徒有潇洒外表，平庸、懦怯在人生紧要关口极为自私的人，他一生的平安及头上那顶表示身份的专业帽子，一靠父辈的余辉，二靠女友及妻子或痴心或精心的保驾。身为大学教授而经济拮据的吉尔冬，他为掠夺妻子梦白的外汇及家庭经济控制权所进行的“心智较量”简直达到惊心动魄的程度。透过对这三位男性的考察，读者可以领略张洁对于男人的失望、鄙薄与愤慨程度，与其早期作品对真正男人，倾心推崇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照。这种爱之弥深、恨之彻骨，期望越高，失落越烈的描写，固然有解构男子中心社会秩序的作用，对于男子的批判，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批判，但也让人咂摸出“恨铁不成钢”的味道。同时还暴露了张洁女性观念中潜在的诸多矛盾与不足。
毫无疑问，张洁是鼓吹女性解放的勇士，纯真爱情与文明婚姻的探索者、倡导者。但张洁又是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人物。她女性意识中问题，嵌镶着50年代成长起来的女性知识分子的时代烙印。当时由政府倡导的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其实质是以比较单一的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为宗旨的，核心是鼓动女人像男人一样生存，将女人的地位提高到男人一样，正面效应是激发了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自强自立的现代意识，负面影响则是滋长了抹煞女性特性的偏激情绪。从思想意识层面透析，群众运动式（有时甚至带有强制性）的做法造成了一种虚假现象，表面的轰轰烈烈与女性长期受封建意识钳制的内在思想变化脱节，女性潜意识内对于男子的依赖依然十分强烈，男性依然处于社会中坚的地位。我们能从张洁的小说中，读出这些时代不同的声音来，在女性自强自立的主旋律之外，就以对女性的审美意识而言，其准则往往流露出女性自我价值的追求与女性自身风彩显现的矛盾。她的笔下常常出现女性美德、才情与外貌、物质装扮相悖，自强自立的意志与“女人样”相左，评论界戏称这些女子为“无性女子”或“雄性化”的女强人。细加剖析，这些“女强人”强硬的外表下，包裹的依然是一颗渴望依赖男子的脆弱的心。小说中一些无望获得男子庇护的女性，内心或则凄苦或则怨恨。另一些找到心目中完美丈夫的女性，她们对于男性的依恋、弱柔心态一览无余。如张洁设计的众多理想婚姻模式“老夫少妻”中一些幸福的甘愿做“喜欢胡说八道孩子妻”的有才情，有知识的女性们。
三
对于张洁的小说，读者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她文学风格形态前后大幅度陡变的事实。这个变化是以《她有什么病？》为信号的。长篇《只有一个太阳》、中篇《日子》、《上火》、《红蘑菇》、短篇《脚的骚动》等小说，将一个对现实深感绝望痛不欲生的张洁；一个以尖刻的言语，狂怒的心态，无情嘲笑世间丑类以维护自身脆弱理想的张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人们被张洁自身的反叛惊得目瞪口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价这些小说。
张洁自己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变化。“就是这几年我的脾气才坏起来”而以前自己“只会笑”，“甚至十几年前我也笑得不少，即使在所谓生活作风不好而饱受世人耻笑的时候……”现在为什么脾气坏起来呢？“也许因为我不得不抛却幻想，面对人生的种种缺憾，可又无法回避这缺憾的伤害……”（注：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十月》，1994年第1期。）这段话明白告诉人们，张洁创作前后期的变化，原因主要不是个人利害的恩怨所为，而是社会动因所驱。在她的文学实践过程中，人世间太多的邪恶、鄙陋与缺憾深深地教训了她，使她不得不彻底抛却幻想面对严酷的人生。在她初期的创作中，虽也看到人生的不平，但她怀着淑女般的柔情，“笑着”，契而不舍地追求道德理想的重建，用满怀柔情、激情与淡淡的哀愁的优美笔调创作了一篇篇充满诗意的小说。当她因勇敢地张扬婚姻必须有真爱的命题，个人品格曾被人误解时，仍“笑得不少”写出了一篇篇切入社会理实，交强织着痛苦与沉思，文明与愚蠢冲突，着力刻画人物心绪的优秀篇章。可是近年来，随着对理想的不断追逐与不断碰壁，张洁由期望、失望到绝望。王蒙说“张洁的固执的与洁癖的颇富形而上意味的乌托邦颠覆了，她还没有找到代替或填充这种颠覆的新的激情，幻梦、寄托、平衡”（注：王蒙：《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来点儿葱、来点儿蒜、来点儿芝麻盐》，第38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 文学作为爱的救赎的信心与耐心已失去，转过向来，文学就成了她宣泄愤怒，撕毁假面的工具。既然引起风格形态改变的主要是社会动因，愤怒的矛盾指向必然仍是社会问题，在恶语相向的背后，其实还是50年代理想主义者的不能忘记却又无法不忘记的痛苦。这应该是理解张洁后期创作的关键所在。
奇突的篇名，碎片式无序的片段排列，速记式的勾勒方式，愤激而嘲讽的语言，这是张洁风格突变第一篇小说《她有什么病？》给人的印象。整篇小说宗旨却不难理解，排列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一个个或是非不分或颠倒黑白的事例，将中国百姓在各种场合无可奈何的压抑情绪泻泄于世。飞机晚点，“处女膜”毁人，收购棉花开后门，外科大夫无法睡觉等等。办事无规则，弄虚作假，钱权交易事例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更可悲的是中国百姓中的大多数似醉非醉，似醒非醒，麻木到习以为常。少数清醒者被周围混沌世界搅缠得失去自我，偶有反抗行为则被公众视为“有病”，而那些真正“有病”的人却成了各种场合受重视的人。作者愤激难平的情感渗透在各个速记式的片断中。这可以视为作者“在治疗痼疾顽症方面，以毒攻毒不失为一种良策”（注：张洁：《鱼铒》，《来点儿葱、来点儿蒜、来点儿芝麻盐》，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的第一个尝试。
用尖酸刻薄的语言，“以毒攻毒”的审丑，是张洁后期小说的主要形态。如果说《她有什么病？》只是一个散点透视现实较为浅显的一种生活审视，《只有一个太阳》则在碎片式“闹剧”的勾勒中加进一个科技代表团“西域之行”的主线，使小说在全景式扫描生活的同时增加了某些沉重感，在“只有一个太阳”光环照耀下，作者敏锐地捕捉东方与西方某些人群的秘密与丑行。他们打着国际交往的旗号各自在对方国土上攫取自己私利。那些一无一技之长，二无一纸文凭的万国骗子，操作着各种卑劣的手腕，利用某些中国人愚昧而又贪婪的弱点发洋财，重新视中国国土为“冒险家的乐园”。小说第一个闹剧就把嘲弄的锋芒直指靠一本《中国当代女名人辞典》发洋财的“老外”。曾经令张洁那么迷醉的，那充满人情、人性、人道的19世纪西方小说描写的世界不见了，裸露的现状是那样令人失望。当然小说重点落在对同胞丑行的鞭鞑上。有位评论家指出，“在全篇中，最为精彩的、令人作呕的段落，是‘她’的成功的表演与成功的‘西嫁’”（注：戴锦华：《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载《文艺争鸣》，1994年第4期。）圆熟、老练的笔法， 入木三分的灵魂剖析，证实了张洁的宣泄心中悲愤时依然保持着动人的艺术魅力。全篇中最能引起人们沉重思索的是一群国家公务员的西行。国内司空见惯的弄虚作假的所谓国际交流中的恶俗行径，在张洁笔下原形毕露，顶着桂冠的人不学无术，交流目的无非是开洋荤、捞洋货，其灵魂的卑劣令人羞于描述，真正的业务骨干则成了翻译与随从，鞍前马后，烦心乏力。小说中国际学术会议的真正主角司马江南在会议前夕因身心累乏不慎溺水死亡，成了东西方交流中权力游戏的牺牲品。司马江南的死亡是偶然的，但在东西方沟通最初历史时刻中国人的命运格局却是必然的，张洁用的虽是闹剧手法，内涵却是生活的实录。西方洋骗子“东渡”，东方女性“西嫁”，东方官员“西行”，仅是小说描写的比较醒目事件，作品还写了“西行”气功大师的剥削者嘴脸；中西人员合办的“文化交流中心”的骗局；所谓海外侨胞聚财之道等等，这些现实社会中生命力特别旺盛的人群。他们被出国潮、移民潮涌来挟去，其欲望的中心是相同的。“只有一个太阳”，东方西方都一样。嘲讽、调侃的叙事语调，明白无误地表述了张洁冷眼向洋考察世界后对世事的彻骨痛心。
实际上用“闹剧式”（或称“碎片式”）随意渲泄情感的后期作品并不很多，《日子》、《红蘑菇》、《上火》很快又恢复了张洁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但那“审丑”的心态与语调以及由对社会人生的极度失望而引起的难以抑制的哀痛伤情贯穿始终。《日子》从普通百姓居家过日子的角度，写一位已经小有名气的数学家无可奈何的人生悲剧。他的日子中积聚了太多的烦与累，大至与妻子人生价值的分歧，小至邻里间代收水电费，都无法摆脱使人身心疲惫的纠缠，而这些大大小小磨擦的发生，无不都与当今社会风气影响有关，个人奈何不得，只能如此这般恍恍惚惚地对付下去，小说通过反讽与调侃的语言，产生了让人欲哭无泪的感受。《红蘑菇》的女性审视意识已越过造成婚姻失败的外在环境的命题，深入到家庭内部男女主角人性弱点剖析。男主角有知识，有教养，有地位，曾是张洁早期创作倾心呼唤的人物，但高智高外衣遮盖下的心灵却是卑劣的占有欲；女主角是一位解放了的知识妇女，但她内心盘桓着的依然是脆弱的依赖性，即通常人所称的“贱”。小说笼罩全篇的鄙夷与哀伤构成的双重艺术氛围将张洁对理想爱情婚姻的绝望心绪和盘托出。“婚姻可能是人生最难、或许根本就是无法破译的谜”（注：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十月》，1994年第1 期。），《上火》则是对社会丑类的无情戮穿。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原本是不学无术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或是依凭自己钻营的本领，扯起一面面学术大旗，成立起五花八门的学会，召开种种“学术”会议，其目的只有一个，攫取名利。小说以“猛犸研究会”的书记、会长、秘书长种种卑鄙活动为视点，无情撕破了这群伪学者拉大旗作虎皮，弄虚作假，勾心斗角，贪婪无耻的嘴脸。小说内蕴虽浅，却是社会丑行的一个展览会。
从后期创作的巡览中，你能感受到张洁对那些媚俗的从众人物特别痛恨，一写到他们，笔尖立即喷出怒火，从“西嫁”的东方女性到“西行”的会员，从到日本“寻根”的王一黛（《日子》），到扯起学术团体的唐炳业、武耕新（《上火》）。有一篇名为《脚的骚动》的短篇，用一个非常巧妙的角度，冷眼旁观一些人出席宴会的动态。女主角是因洋人起哄而偶然走红的演员，作者观察的视点集中在她想方设法被人赏识的浮躁心态；宴会桌上，女主角的视点则为同桌想巴结洋人的丑态，宴会厅内年轻美人儿“紧箍箍”地捆住领导的媚态所吓然，心情反而坦然了。媚俗如此盛行，这与张洁所要追逐的隐藏在童心中的“梦”相去太远，她的创作力图超越世俗，世俗观念却泛滥在生活各个领域，这怎能不使她悲痛欲绝！
张洁火山爆发式的文学宣泄期因其母亲去世而倏忽中止。当我们在文坛再见张洁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长篇纪实作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长篇散文《哭我的老儿子》。前文是一种回忆性记录，透过其母亲生前死后各种琐碎事情的实录，读者能体味其间张洁失去世界上唯一能无条件依赖，唯一能够包容与慰托她的亲人后大悲大痛的深情，它超越生死界限抒发了张洁对母亲的全部恩爱。前不久文坛上那个狂暴尖刻的张洁不见了，柔情而忧伤的张洁似乎又再现文坛。《哭我的老儿子》是哀痛作为母亲遗物的小白猫去世，“母亲去世后，正是这白猫的离去，“我好像又一次失去了妈”，凄迷的氛围中浸润着世间最珍贵的情爱，柔柔的哀痛之情力透纸背，是火山爆发后宁静中写出的哀思之作。张洁心中的深情与挚爱只献给亲情，以往她奋不顾身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重建，连一丝火花也难觅。
附记：
正当人们十分婉惜这位充满才情的女作家近几年沉寂于文坛时，笔者读到了张洁近年发表于《小说界》的长篇《无字》第一卷。这是一部一扫浮躁心态、严谨而丰富的纯文学作品。作者多年表面的沉寂原是在精心笔耕。读完《无字》，惊喜于张洁的笔墨依然饱含着出自内心的深情。题材的扩大与视野的开阔，显示张洁创作反思历史层面的升华，这是作者创作生涯中值得庆贺的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