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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
——邓小平
引言
公元1992年8月8日，一个精心选择过的吉祥日子，中国首次将科技成果推向拍卖市场。在深圳举行的首届高新科技成果拍卖会上，沉寂了许久之后，随着拍卖官历史性的一声槌响，第一宗科技成果交易告成。成都中国电子科技大学研制的高频高速调制调解器被深圳华强新力电器公司以40万元买断。但整个拍卖会最终只有八宗交易。
而与此同时，在另一些拍卖会上，正以巨款成交着“吉祥号码”，一个尾数连续4个“8”的电话号，几次易价，被某公司老板以8万元高价抢下，如获至宝，还连连声称便宜。
一串串毫无意义的阿拉伯数字与一宗宗饱含心血和智慧的高科技成果同时角逐在拍卖市场上，反差却如此强烈：一面是门庭冷落生意清淡，一面却场面火爆，强手如林，一掷千金。
中国的市场忽然变得这么幽默滑稽：一边成交着科学，一面又拍卖着迷信。而往往倒是后者更加炫耀夺人，亲爱的同胞，您想过这其间的奥妙原由吗？
就在80年代初，一个叫陈春先的研究员，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这个国家科研机构的宝塔尖中走出来，创办了中国首家民办科研机构——北京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经过几年脱胎换骨般的创业拼搏，他学会了经营、学会了管理，练成了在商海中沉浮的好水性。他，成功了。但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陈春先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脱落了几乎全部的牙齿……
就在新闻媒介把陈春光炒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就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胆略和才干，对这位敢于头一个摘去乌纱帽、抛掉铁饭碗、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 科技商人赞誉不绝的时候，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位献身于尖端科技的英才痛下决心，撑船下海，甘心饱受创业煎熬的呢？
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没有太多的乳汁滋养科学技术，导致了它发育的先天不足。我国一年所能提供的科研经费才几十亿人民币，而美国一家大型计算机跨国公司——IBM，一年科研经费就达44亿美元，我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去八成，而1993年全国农业科研经费只有十个亿，美国占全国2.4%人口的农业，每年可得到联邦政府700亿美元的科研经费。
想起来，这点经费对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而更可悲的是，由于国民素质的偏低，价值取向的错位，加上金钱和享乐主义对知识文化的排挤，以及一部分人的贪婪、愚味，同时导致了观念上对科技认识的“后天失调”，据统计，每年光是用在“灰色消费”上的钱，就白白花掉1000个亿，这1000个亿假如投给极度贫血中的科学技术界，陈春先还会离开他曾为之呕心沥血过的科技前沿吗？
如今“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后天下之富而富”的现象俯拾皆是；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发育健康的市场，和一个共同的度量衡——对科学的共识。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是这杆度量衡上的定盘星。可惜的是社会上那些唯利是图者，那些急功近利的人和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却能轻而易举地移开这颗定盘星，致使一遇到科学教育和人才问题就给你缺斤短两大打折扣。早在1983年，杨振宁就在著名的“三项建议”中，鲜明地提出：建立对知识分子贡献评价的新体制这一命题，但直到如今，这个评价体制还在“月朦胧，鸟朦胧”之中。社会只有具备了市场和度量衡，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起钩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最文明、最古老的民族所陌生的东西。
然而，陈春先这位不简单的汉子毕竟不简单地走了出来，或许他要象电影《秋菊打官司》中满身倔犟的秋菊，为科学讨个说法，或许象商人那样在市场上替科技讨价还价，让成果“物有所值”。或许，他还有更深的心思，他是想在科学与经济两岸间架起一座桥，一座梦寐已久的金色的桥，这是一位科技商人的梦，也是中国的科技中兴之梦。
寻找坐标
据新华社华盛顿1995年2月28日电：美国费米国立加速器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威廉·卡里瑟宣布，他们已经实际探测到了作为宇宙最基本构成材料之一的基本粒子——“顶夸克”。科学家利用重达5000吨的一万亿电子伏加速器捕捉到这个衰变期不足几十亿分之一秒、物理尺寸远远不足头发丝的万万亿分之一的“小精灵”后，将对维护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和宇宙成因理论的完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科学已经进入了高速发展和高度发达的时代，它正象一组马力强劲的水泵，在洪荒未知的宇宙中日夜不竭的排干愚昧的泥淖，呈现给人类一片光昌文明的湖泊。
就信息技术而言，计算机已经进入从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第四代向具有广泛用途的智能型第五代过渡阶段，超巨型计算机速度已经超过100亿次，美国克雷公司制定1200亿次超巨型计算机目标正在实施。1兆位的DRAM已闯入市场，16兆位的也已研制成功，64兆位的技术问题正迎刃而解，100兆位的DRAM预计在下世纪初可望商品化。美、日、英等国还在研制第六代计算机——神经计算机，它的智商将与人脑相媲美，具有思考、分析、判断意识和模糊信息处理功能，有人称它为“最后的科学革命”。
“革命”，这个中国人过分熟悉，并且极易引发激情的字眼，一旦被冠在科学的头上，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感觉生疏和夸张起来。
的确，让一个刚刚享受到温饱的民族去跳跃思想和认识发展阶段，满腔热忱地去接受书卷气十足的科学，实在过于匆忙，但是世界发展逼迫着刚刚摆脱贫困的人们去迅速跨跃局限，迅速领悟科学真谛！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就是那么不讲情理和不容迟疑！
“昙花一现”被人们用来比喻怀念美好而短暂的生命。而今，层出不穷的科技新成就、新概念拥挤在科学的殿堂里，许多昨天还曾辉煌地以“第一”、“领先”自诩的成就，说不定今天就会从展厅搬进纪念堂，本世纪末，科技家族正面临着严峻的、自我极限的挑战，每一位科学家及其智慧的结晶，都会面临着一种“昙花一现”的危机。
英国科学家詹姆斯·马丁推测，人类科学知识在19世纪每50年增长一倍，20世纪中叶每10年增加一倍，目前发展到每3年翻一番、本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10年中的科技成果比以往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现在一天就发表4万篇文献，登记800件发明专利，“知识大爆炸”爆发了。
这次大爆炸的气浪，把我们远远地掀了出去，即使如此，我们也未能从强烈的震撼中完全惊醒过来，心理的沉疴、智力的浪费、现实的差距使不少人面对着这个经济和科技高速膨胀的世界竞连张惶和惊恐的表情也罕见起来，变得陌生和麻木了。
美国哈佛大学乔根森教授曾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方法对我国1953年到1990年间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变化进行过精心的测算，在这38年中，年均经济增长率为6.78%，其中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仅为5.46%。这种生产效率极低的现象归结到底，还是由于科技和教育水平落后所致。有多少人能从战略的高度去审视科技领域，俯瞰科学的进程？
当世界拉开了科技大融合、大流通的序幕时。我们却拉大了心理上与科技的距离。观念陈旧，缺乏危机感，目光短浅和急功近利，使我们站在科学的门槛前，时而急不可奈时而莫衷一是。
就在日本索尼公司推出的一个电脑记事簿在我国的市场上卖到两千元一个的时候，我们却还在忙着去捻几美元一公斤的钢钉返销日本。这就是距离。
而我们对这种距离的认识竟是那样千姿百态，一些人为缩短差距所采取的做法也还是那么荒唐和无知。正当南方不法商贩在地下工厂里忙于盗印激光视盘的时候，在北京，中美双方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谈判也正打得不可开交。就在我们几十吨重的执法轧道机忙于在堆积如山的盗版制品身上辗过的时候，美方谈判代表却在谈判桌上出语不逊了，称他们在对小偷谈判。
吴仪，这位国家外经贸部女部长，象一面鲜明的旗帜，插在了美国人面前，她回敬道：我们是在对强盗谈判。不信，去看看你们国家博物馆，里面那么多中国古代文物，哪一件不是你们抢来的？这位杰出的女性以她的睿智和正义捍卫了共和国的尊严。但是细想之下，这场对话也多少隐约着些许遗憾，那毕竟是在同一场景下关于两个时代的对话。
在科学领域，我们还是个穷国，正因为如此，就更不能在志气上输给人家！
举个小例子。
丹麦是最早开啤酒厂的国家，70年代末，日本有个老板也想开啤酒厂。啤酒工艺当时是绝对保密的，很难学到。日本老板就每天蹲在丹麦一家大酒厂门口找机会。终于有一天，日本人把大腿送到了啤酒老板的车轮下，轧断了。他唯一一个要求就是：等我医好腿，就让我在啤酒厂看门吧。这个门房跟所有看门人都不同。人家看门外他看门里。经过三年观察，他对啤酒厂的设备、原料、工艺了如指掌，尔后不辞而别，回国开了一家啤酒厂。
70年代，日本人拿一条腿换了一个啤酒工艺，90年代，一些中国人用外汇购来的电脑算命，利用现代化的声光设备来烘托人造的阴曹地府、神魔鬼洞；用科学来包装愚昧，是我们的一大发明，但不知到哪里去申请专利？
中国科协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具有科学思想的公众较发达国家低得多。
科学的发展在混漫无迹、缺乏全民族认同意识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动力，因而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通常是与迷信杂糅在一起的。许多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苦守在实验室里，为了圆他们美丽的梦，夜以继日，殚精竭虑。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科学仍然是少数人田园里飘扬的阳春白雪，飘缈且远不可及。
当科学还被当作一种玩物的时候，我们就不由得联想到了日本老板那条轧断了的腿，和那种永远压不垮的科学精神。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激励日本一个弹丸岛国卧薪尝胆，在1950年至1970年短短20年间引进和推广了60多亿美元的先进技术，消化了100年才能研制出来的科研成果。60年代的公害问题，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80年代的贸易摩擦和日元大幅升值，使日本经济饱经忧患，而日本不仅闯过了危机，而且在世界经济平台上达到了高屋建瓴的层次。据日本最近发表的《平成元年科技白皮书》称，这种顽强的应变能力，主要来自于科技的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暂时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理的断层，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将无法与真正的科学沟通，更难与世界对话。
在探索、发掘和接受科学的宝藏时，需要一种力度，它来源于对待科学的宽广的胸怀，胸怀的博大，则是来自对科学的一种由衷的、发自肺腑的情感，我们所欠缺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对科学百般依赖的感情。
忧患：国之重器
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
——《邓小平文选》（75－82年）第45页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今天在街头巷尾也变得象流行歌曲那样时髦了，但是有多少人真正地理解它、信奉它呢？
据悉，我国科技人员的物质待遇水平总是徘徊在世界第120位左右，还不及印度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然而他们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仍是那样拳拳而眷眷。
近10年来，我国多少莘莘学子飘洋过海，中科大少年班毕业的300多名神童中，仅在美国就有一百多人，他们或读书，或工作。许多人才出国并非为了追求金钱，而为寻找良好的成才环境。中国的人才成长环境究竟如何呢？有人比较美、日、中三国说：“日本人如同下围棋，团队出击；美国人如同打桥牌，分工合作。中国人如同打麻将，看着上家防下家。”这种提法在现实中，不是没有道理。人才环境同生态环境非常相象，哪儿有绿洲，鸟就往哪儿飞。总设计师对此深怀忧虑，他指出：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199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对68家大中型企业4537名科技人员调查表明，在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10个因素中，文化程度仅占0.39分，居倒数第三位；在14种社会职业中，专业技术人员位居第十。
基础研究队伍正面临“网破、人流、队散”的危机。
——天津市近44万名专业技术人员，有2/3未能才尽其用，上海市也有1/3的专业人才被束之高阁。
早在1977年5月，邓小平就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文中强调，发展科学技术，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可至今，某些领导不是一上主席台就架“高射炮”，下了讲台就来“空对空”吗？
我国在改善知识分子地位问题上，不能总处在正名阶段。“名正则言顺”，这是知识分子企盼已久的，但在获得极高声誉的今天，不少知识分子又在本单位陷入了“盛名之下，难以副实”的新一轮苦闷之中。要使中国社会整体发展就必须依靠知识界教育界和思想界这三大支柱。十四大报告中有一段典范的文字：“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被我党赋予了崇高的地位。但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常常遭到物质文明的冷落，而在物质上最先付诸实践的，大概还是从一家企业开始的。
1992年3月9日，珠海爆出了一条震撼全国的特大新闻：“丽珠得乐”研制者徐庆中获奖56万元，并得到4室一厅住宅，及奥迪豪华轿车一辆。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多少年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在珠海付诸实施了。
当文明的使者攀到曙光初绽的窗前，踮起脚尖去扣响蒙昧的丧钟的时候，是多么盼望能有一两块物质的垫脚砖啊。
今年，香港“何梁何利”自然科学奖金重奖钱学森、陈景润等十数位卓越的科学家。金钱是有价的，无价的是香港实业家对科学家的崇敬和对科学独到的眼光。
不过两年前，一位香港歌坛“巨星”在大陆企业家们众星捧月般地出资赞助下，仅在几个城市旋风般地演了几场，就席卷走800万人民币。香港经济巨子将厚爱捧给大陆的科技英华，大陆的总裁、经理也同样一掷千金，用公款捧红香港“大腕”，这样一种逆向选择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据说，几个女学生为了能看到黎明演唱会，不惜到医院卖血从黑市“黄牛”手里抢回几百元一张的高价票。
就是这几个充满狂热和激情的少女，一定能如数家珍地一一道出四大天王的名姓，却不一定能说清中国的四大发明，一定能对明星所属的星座和血型倒背如流，却不见得知道我国东汉有个张衡，以及他的发明。青少年的崇拜与狂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可理解的是，时至今日，还没有听到过少男少女对科学的狂热能敌得上歌星。
我们的社会导向机制是不是出了故障？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优秀的科学家还被当作民族的旗帜而家喻户晓，虽然青年人也崇拜歌星、球星，但在那些金发少年心慕中，作为民族象征的，还是那些伟大的、施慧于人类的科学家。可在中国都市的学生心中，“款爷”、“大腕”、“倒爷”和股海“大户”成了当之无愧的英雄！浮躁的社会风气、多变而低靡的价值取向、随心所欲及至放纵的自由观，严重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更深地贬损了科学的精神和价值。
连宗教还排除功利主义，建起宏伟的寺庙来证实它的存在，广播它的声誉。而现代中国的科技馆、文化馆却日渐凋零，为了谋生而摇身一变成了家俱城和卡拉OK厅。对此，政协委员张开逊尖锐指出：在西方国家，近代生产技术是他们的基本常识，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则全然不同。中国工业人口比例很小，而能够接受科学知识教育的也是很少的一部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公众进行科技教育就显得万分必要。当前，首要的是要全民族了解知识的伟大。树立智慧的尊严！然而，在这方面，正是令人深深忧虑的缺憾……
奋起直追
这是对未来的一种深彻骨髓的忧虑，因为在21世纪，在经济的决斗场上，科技将成为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谁最先拥有它，谁就占据主动和优势。
就在20世纪的最后这几年间，美国正将它的“硅谷”堆砌得日臻完备，北卡罗莱纳州三角地带研究园也正精心培育着它的高科技“剑麻”，而日本的筑波科学城正与法国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城形成鼎足之势，英国剑桥科学园已成为国家级“科学森林公园”，九州的硅岛也冉冉航出太平洋，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科技航空母舰。
六七十年代，爱好和平的中国人面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保持了自己的从容和缄默；八九十年代，面对新一轮的世界科技竞赛，中国再没有理由沉默下去了。1993年6月，中国首批兴建的27个国家级科学工业园区中，已有高新技术企业5000多家，开发新材料、生物技术、电子技术、新能源和其他高新技术项目10000余项，成为中国科技大军中虎虎有生的急先锋。
科技上的差距一时间绷紧了中国人的神经。站在科学的台阶前，我们忽然又变得焦虑不安和急于求成。于是，匆匆上马，处处栽花。同样令人焦虑的是，心急如焚的科技商人们在开发高科技产业时，已经出现到处开花，盲目立项的苗头，全国建成的近30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总收入虽然可观，但人均起来，创利不到一万元。就显得相当可怜了。对此国家计委前科技司司长蔡大烈告诫说：科技产业切忌一哄而上，因为发展高科技离不开雄厚的工业和人才基础。
在科技的竞技场上，这个经济刚刚恢复元气的国度是那样英姿勃发，但它是那么年轻，至多还只是个轻量级选手，在能征惯战的对手面前也还是显得那样缺乏经验和力不从心。
统计资料表明，我国“七五”期间研制开发的14.4万项科研成果中，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仅占1.5%。这一切都在警告我们：
在科学面前，务必要有科学的态度，一切浮华和矫饰、目光短浅和急功近利都是危险的、徒劳的和有害的，提高科技的总体水平是需要长远的规划，要下决心做大的投入，那种“矮篱笆、开小花”，平常时“守株待兔”、着起急来就“拔苗助长”的短期行为给我们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我们必须扎扎实实耐下性子去愚公移山和蚂蚁啃骨头，因为我们缺少的正是发达国家所炫耀的三大优势，基础、金钱和时间。
中国的城市经济大多还摆脱不开传统工业阶段。产品生产大都在低技术、低工艺水平、低附加值上重复兜圈子，伴随着的烟雾、粉尘、酸雨、污河这些高耗低能的环境污染的出现，更给人们心中罩上几重阴云。现有企业更新改造速度迟缓，低层次的同类项目一再上马和扩大给整个经营圈和经济圈带来了一块“鸡肋骨”——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于是，市场疲软了。劣质廉价的产品背后，是劣质廉价的心理自负与自卑，以致科技严重贫血的企业，还没来得急迈出国门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就拿三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来说，曾经创下多少全国第一，诞生了中国的第一块手表、第一台电视机、第一辆自行车……在经济的赛马场上它曾一路领先。
当时间越过90年代，或许是条件太优越了，以致于人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天津的产品不仅在外地，就是在自己的商场里也成了“凤毛麟角”，打开电视，外地家电、轻工产品扑面而来。1991年公布全国十大驰名商标时，多少人瞪大眼睛、使劲地找，从头至尾，竟没有一件天津产品。
国有大中型企业这匹忠实地为我们服役的赛马，如今已经老骥伏枥了，设备陈旧、质量下滑、产品过时、利润低下……人们苦苦地寻求着摆脱困境的出路！有多少企业家在逆境中苦苦支撑，又有多少职工默默地离开了心爱的岗位，不得不拿60%的工资回家，有的干起卖早点、补胎等行当。不能不说，我们的企业由于长期慢待科技和在人才问题上漫不经心，已经同科技进步疏远了，陌生了。
一位胶片厂长报怨说：“为什么同样用彩卷，进口卷拍坏了，人们只怪自己技术差，国产卷拍坏了，便一口咬定：什么胶卷，质量太次！男女青年约会拍照、一看用国产卷，女的就撇嘴：照不起甭照！
怪不得人们对使用国货总是忧心忡忡的。国货的“优势”就是以“差不多”的成色，去卖“差很多”的价格。企业把“便宜”当作一张与外国精品相抗衡的“王牌”而沾沾自喜，孰不知，就是这个：“差不多”就再也没能迈过去，因此也永远卖不出跟人家差不多的价格。差的这一点究竟在哪里呢？科技含量！每一位企业家，你们的头脑中科技含量又占有多少呢？
一想起“入关”，民族工业就象是要出笼的飞鸟，可哪里想到，外国的产品正虎视眈眈地蛰伏在我们的家门口。
在这样一种逆境之中，我们多么需要强烈的危机意识。我们呼唤那一种惕厉的、自觉的和振奋的民族科学精神早日到来！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革命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大合奏，这里每一位乐手都有他的用武之地，我们呼唤全民族尽快奏出那种振奋的、齐整的、向上的尊崇科学热爱科学的世纪大韵律来。
希望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入手。
——《邓小平文选》（75年－82年）第45－55页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嘹望》杂志记者访谈中，谈及90年代科技发展趋势及对策时意味深长地说：“中国其他资源不很理想，但是人的资源是世界第一位的，在以科技发展为标志的时代里，高素质的人的资源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第12亿个小公民于今年2月15日贸然闯入了这个稠密的世界，欢欣、忧虑和希望同时浇铸在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希望是美好的，希望也是沉重的！一方面，人口的基数过大，自然增长率仍象一匹脱缰野马不可遏制，《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预测，中国2000年人口将近13亿，但实现零增长时的人口峰值总数将达到18.90亿，那时要超过中国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人口”近3亿！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开采过度，环境恶化，住房拥挤，劳动生产率低，社会就业成为维持生计的头等难题。
一方面由于农村重男轻女陈旧观念的作崇，许多育龄妇女仍然超生，造成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同时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我国人口素质近年来下降趋势仍未被遏制，权威数字表明：我国人口素质指标仅居世界第57位。上百万儿童因为家境困难而失去学习的权力，受教育人口的比例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赶不上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至今文盲人数已接近2亿，相当一个美利坚的人口总和。
中国人口资源数量上的优势，恰恰烘托了劳动力资源的潜在劣势。它表现为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特殊性人力资源奇缺，这种对立将是中国在未来三五年内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人口国情。人才流失，教育萎缩，将使人口素质更加恶化，“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将在庞大的一般性人口基数前失去效力，高素质人才改变低素质人口的愿望有可能化作“精卫填海”的梦想。
当今中国，教育发展落后，严重制约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综合发展，它所产生的后果是至今国家拿不出足够的钱来养活教育。许多地方竟连续拖欠教师微薄的工资。那厢据说，全国一年吃喝浪费够修几座三峡大坝的，可这厢，老百姓却几元、十几元地掏自己的腰包去捐助希望工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享受人间烟火的教育，在饥馁中也不得不将本末倒置过来。
——湖南益阳有所小学搞“创收”，学生买学校一个面包可免作一篇作文，买一根冰棍，可佩戴一朵小红花……我们的义务教育被挤兑到这步田地，真是叫人心碎。一说搞市场经济，教育也要推上市场，也要断奶。然而教育就是教育，怎能掐断它的奶，搞“羊毛出在羊身上”呢？除非你不要科技人才，又除非你不要未来。
炙手可热的利益再分配，打破了教育界固有的宁静，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浮燥情绪，最终激励着老师们把工厂办到学校里，家长则成了理所当然的业务员。
一想起办教育，人们总爱走两极端，就在贫困地区家长领着孩子拾煤核缴学费的时候，贵族学校的花园里早已准备好钢琴，电脑、铁门、警卫和看家犬来欢迎他们的贵族学生了。
1994年7月，国务院法制局派员赴广东考察，得知贵族学校向每位学生一次性收取储备金15至30万元，这类学校的典范是广东从化的“中华英豪学校”。该校1993年9月开学，小学部招生近千人，收取每生25万元，当年集资2.3亿元，目前仅广东就有这类学校31所，广州的“南洋英文学校”、“俊慧学校”，顺德的“碧桂园学校”、惠州的“超能国际学校”都是贵族学校的佼佼者。
举国关切和资助的“希望工程”在南方林立的贵族学校面前显得那样寒酸，以致有人将信将疑，中国当真没有钱办教育吗？
中国的教育究竟要走向哪里？
当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学生走进市郊幽静的“富人学校”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孩子走出校门之后，我们社会所接纳的是一批学生呢？还是一批贵族？
于是，周光召院长的一番谈话在今天听起来就显得格外深忧远虑和震聋发聩了。
他说，90年代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人的资源不是朝着提高素质，掌握科技的方向，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读书无用，知识无用，追求高消费，倒买倒卖、相互欺诈等，这是最危险的倾向，素质不高的队伍，不仅不能走在世界前列，反而会破坏环境，破坏道德，使社会走向混乱和毁灭。
总工的警告
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邓小平
一位微型汽车厂的总工程师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现在一提起国产化率就让人胆战心惊，如果有人告诉你，汽车国产化率达到50%，也就等于告诉你产品质量下降了一半。
我们那种依样画葫芦和生存活剥式的盲目引进难道还会带给我们的乐观的微笑吗？我们不是常常一边在培养着人才的同时，一边又把巨大的堕性心理包袱塞给他们吗？
依赖锈蚀了智慧的头脑，也就很难启动技术人员去消化和研制换代产品，这样的引进，即使是最先进的仪器和生产线，从踏进国门的那一天起，就已注定它的落后。
1985年我国机床进口用汇4亿美元，其中国内可以生产的占75%；更荒唐的是，在进口机床中竟有近千台是国内出口又被自己买了回来。这种“骑驴找驴”式的引进，不单证明我们对自己技术力量的严重信心不足，而且也说明，对于技术引进的理解已近乎愚昧的程度！
宝钢用日本的技术，日本人安装。建厂时，日本人连无料钟炉顶都不给，首钢自己研制，搞成了。无奈，日本人第二期工程才给宝钢无料钟炉顶。
国际间技术出口一般都在过了市场占有额峰顶回落的后期，日本对中国技术出口一般拉开15年左右的差距。因此，一位美国专家才敢于藐视而坦率地说：“当你们的技术水平与我们差距很大时，我们很愿意帮忙，当你们的技术水平与我们很接近时，我们是绝不会帮忙的。”
如果把我国技术发展完全搭在外国的肩膀上，势必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
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的脑瓜，必须有意识地准备扔掉拐杖，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我们仅用了2年零8个月，而前苏联竟花了4年，美国花了7年，法国则花费了8年时间，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实施6年来，安排了1000余项课题，取得成果550项，其中达到80年代中、后期水平的有300项，部分成果已达国际领先水平，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已得到世界的公认。
但智力毕竟是被心理所支配，智力再发达，终究也还是走不出心理封闭的围墙。
甲午风云已经飘缈了100年，可每个中国后代一想起落后和挨打，就没有咬牙滴泪心潮澎湃的，痛定思痛，这切齿的屈辱又该归罪于谁呢？
大东沟海战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据说是一位外国承包商在炮弹里灌满了泥砂！
妄自尊大之后就妄自菲薄，中国近代在科技史上这样一种苦果自食的恶作剧中，究竟是谁捉弄了谁呢？
如果说100多年前日本侵略是出于殖民主义的贪婪和兽欲，那么100年后的今天，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的征服与反征服中，发达国家又将以科技这门重炮来扣响发展中国家的国门了，去冲击那些尚未发育完全的市场了。
科技之争已成为愈演愈烈的另一种形式的生死存亡之争。法国总统密特朗曾微笑地喻之为“现代战争”。而尼克松则怡然地称之为“和平战争”，不管是“现代”的还是“和平”的，均被两位总统冠之以“战争”。这将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经济大国领袖的幽默里，我们隐约感觉到一种实力雄厚的傲视和“以逸待劳”的轻松。
小平同志以政治领袖的深邃语言概括了世界大势，他说：“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而南北问题的核心又在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科技则是促使经济复苏的强心针和发动机。
中国经济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支强心针。
1960年日本的GNP还与我国相当，1980年就高于中国4倍，1990年猛然超出中国8倍，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还名不见经传，80年代出口额却越出我国4倍。
仅在短短20几年间，差距加大了几倍，12亿人口大国，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却远不及后起之秀的东南亚小国和地区。这种情况再恶化下去，有人慨叹：中国将由于技术落后而重新沦为世界的经济殖民地。
曾经在高科技方面一度辉煌过的中国，今天高科技领域却成了我们的弱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早在1986年世界高技术产品总产值已超过9800亿美元，而我国直到1990年高技术的标志产品——机电产品出口额，只占世界出口总额的0.85%。
细想起来，那时的科学技术还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政治的一面旗帜。由于长期“左”的思想误导，科学技术常常同政治效益联上姻缘，直到今天，一些科研布局和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还常常被政治感情所左右，很难平心静气地坐下来研究问题。
四川农村开三级会议，讨论一年是种一季稻、双季稻、还是三季稻，讨论半天，农民就是不吭声。后来，四川领导人到乡下调查才知道，每块地脾气都不一样，该种几季，只有天天与它打交道的农民最清楚。
科学不能听口令，它有它的性格，可叹连农民都知道的事情，一位首长却硬是要板过科学的性格来。
弱化科学的社会功能，强化它的政治功能，是我们难于摆脱的定式，难以走出的怪圈。
中国的文化有自己古老的传统，伴随左右的是封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取向的根深蒂固，并在人们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上还时隐时现着“家长制”的影子，冲突最大的便是在科技领域。
在我们至今还对科技法是否成为一个部门法而在法学界争执不休的时候，日本国早已在30年间颁布了一万多件经济技术法规，美国参众两院受理的法典和文件中有一半以上涉及科学技术的内容。
当一项事业尚未被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时候，它的地位和尊严总是摇摆不 定的。法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规范性、强制性和权威性。这么多年来，科技的生长发育始终没有得到法的支撑，今天在经济的撞击中，正由于缺少法律这只“集装箱”，才使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饱受磕碰之苦！
一个声音由微弱而高亢起来。科学，这颗经济皇冠上的稀世明珠，需要社会各界来共同维护它的尊严。
走出樊篱
西方历史记载过这样一件有趣的故事：
罗马大帝恺撒，穿了一件中国丝袍跑到剧场看戏，并且来回扭动腰肢来玄耀它的轻柔和华丽，以致使全场哗然，王公大臣后妃命妇趋之若鹜，纷纷效法，千古一帝身穿中国新式丝袍作为时髦的象征，这是一种情不自禁的玄耀，在玄耀中，我们仿佛感觉到恺撒对东方文明的那种宽容和笑纳。
大约在1800年后，慈禧太后在70寿辰时，于储秀宫中平生第一次看到了西方进贡的“奇技淫巧”——电影放映机时，还颇为得意，但随着一声爆炸，这位东方皇太后早已惊魂出魄，立即诏命这种“怪物”永远不准进宫，慈禧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居然不及在棺椁中熟睡了千年的恺撒大帝。这是位一生都沉浸在穷奢极侈中的太后，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她将真正的享受拒之门外呢？
顽固、封闭、满足和自以为是，上上下下实在相伴了我们太多的岁月。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地区，他在《古兰经》中嘱咐门徒应去中国学习知识技艺。
尊崇科学被写进经典，宗教在弥漫着它恢宏神韵的时候，也并未忘记指点芸芸教徒去感悟科学文化的真谛。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社会对科学的重视和渴求程度，标志着这个社会的开明程度。
而当我们听到宁夏中宁县农民集资十万元，居然把几十米高的佛塔建到一所小学校园里的时候，就蓦然感觉到愚昧落后的撕咬和文明的反抗和呻吟，在由来已久的文明与反文明的较量中，直到今天，前者还没有占据优势。因此，时值今日，科学也还没有在大众心里争得它梦寐以求的理想人格！
中国的文化背景是恢宏厚重的，中国的小农经济是绵延而顽固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把科学掩在门外，而小农经济尤如一叶扁舟，承载不动科学的广阔和渊博，以致一再与之失之交臂！
就在我们的孔子倒背着手，无奈地站在奔流的河川之上，面对岁月的流逝慨叹：“逝者如斯夫！”的时候，欧几里德正埋头在希腊的国家博物院里，聚精会神地书写他那13卷巨著《几何原本》，而阿基米德也在他的澡盆里灵感突发，为亥厄洛王找到了测验王冠的方法，据此创立了浮体定律。阿利克斯塔则首创著名的日心说，并在《论日月大小和距离》一文中，应用几何学方法首次测得和算出太阳、月球和地球直径比例和相对距离。
春秋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出现了孔子、墨子、老子、韩非等哲学巨匠。然而为什么在公元前后没能产生象泰勒斯、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那样的大科学家？原因在于中国没有那样一种产生科学巨匠的文化背景、经济动因和社会机制！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沉浸在无休止的争战、割据之中了。
公元前2000年夏末和商初，冶铜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炼铜术成为战争的催产婆，而青铜鼎又成为权力和等级的婴儿，司母戊鼎就诞生在那个时代。
战国时期的《考工记》使中国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早记载合金性能与成分关系的国家，然而其中主要记载了什么呢？——铸造钟鼎铜锡重量比，制造戈戟兵器重量比，制造刀剑箭簇的重量比，一部《考工记》就是一部连绵不绝的战争叙事诗，而钟鸣鼎食又是封建王权所追求的最高时尚，能把流血、等级和享乐象调酒师一样那么巧妙完美地调和在一部科学著作中，这恐惶只有在中国才能够做到。
朋友们，我们可曾想过，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在唐代达到高峰，而科技在宋代达到了中国古代空前绝后的高度？
农业文明使得这个国度到处都充满熟稔的气息，这种气息将人们的思维包裹起来，退守到口腹的满足之中去了。宋朝则是突破这种氛围的一个开明的朝代，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统治者已经娴熟地用科技去做经济车轮的润滑剂了，并且为中国经济与科技的结合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它能够在汉、唐农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使经济和科技达到空前的繁荣。
这是一个大胆的朝代，从前不准私人冶铁，宋朝准许了。因而刺激了冶炼技术的发展和飞跃，它反过来促使冶铁业的蓬勃发展，在北宋时期全国铁课年额创下800万斤的最高纪录，大约是唐朝的4倍。宋朝的纺织业也出落得丰满起来，在苏州、杭州、成都的三大官办织绵院中，几千名雇拥工人在机台上轻而易举地把纺织技术提炼到登峰造极的水平。
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占去四大发明四分之三的重大科技成果，都是在宋朝应运而生的。那的确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时代，中国科技史上的巨人——沈括也诞生在宋朝，难道那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其实，并非巨人诞生于时代，而是时代创造巨人。如果说汉朝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那么宋朝就是第二个黄金时期，那时的中国是世界最先进的国家，科技则是飘扬于世界列国头上的一面高昂的旗帜。
这两个黄金时期交替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以巨大的经济动因作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了，才有对科技的要求，这好比襁褓中的婴儿，只有嗷嗷待哺的时候，乳汁才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然而这两千年来经济与科技的热恋和接吻，却一直是罕世奇观，中国科技问题归结到底，四个字——“体制问题”。
康熙皇帝特别喜欢天文和数学，他为此还在今天的北京大学西门外的畅春园办了一个算学馆，那大概要算是国家数学研究所吧！然而，就是这位为数学而深深着迷的皇帝，毕竟也没能建立起一种将科学发扬光大的体制。
在今天，科技仍在经济效益和政治效应间颠来倒去，科技成果和经济成效的结合，就象报纸上登广告征婚，成功率低得可怜？
国家科委统计，我国每年有万余项获省部级以上的奖励的科技成果，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且周期长，仅电子行业真正能形成工业性生产的科技成果比例低于5%。即使企业自己开发的科技成果形成商品占领市场的速度很慢，科技成果的鉴定会往往成为这项成果的送葬会和追悼会。
小平同志曾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他讲“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对此，总设计师做了高屋建瓴的概括——
“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8页）
把人才和财富统一到一起，还是近十年的事情。1984年8月，上海市建立了“上海科技人才开发银行。”帮助人行人员更新知识，并向缺人单位输送人才。第一次对人才实行保值增值的储蓄。
然而，现实和期望值之间总有那么一段距离。什么时候才能在人才的开发利用上实现层次上的飞跃呢？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拥有象美国“兰德公司”、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和“罗马俱乐部”那样的超级思想库呢？
在科技进步上，知识界正殷切期待着一个现代的、真正健全的体制。体制似水，科技是船，於塞的河道上，科技这只披挂帆桨的孤舟，是无力游戈到经济的入海口，只能面对经济的大海而望洋兴叹。
温州的一位董事长新近以31万元巨资买断了化工工程师鲍家琚，聘为厂长，使企业迅速抢占了新技术产业的阵地，一个公司象雏鸡出壳一样，就那么轻而易举地噬破了一种旧体制。其实，在体制转型问题上，人们大可不必精神紧张。这种关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倒置的——科技服从于体制，而非体制服务于科技！
中科院到1994年已有80%的单位通过工资总额包干，全成本核算手段，进行了包括机关改革、课题调整、人员分流、技贸结合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约45%的机构已初见成效。中科院已日益成为科技前沿与经济前沿的结合部。
而今天，当中国人日益对科技和人才如饥似渴的时候，同时也发现，西方文明也再不拒绝我们的盛情邀请了——
“斯米克现象”就象是个谜，深深吸引着我们的视线。上海一家国营拉丝模厂与外商合资办起了“上海斯米克拉丝模有限公司”，外方的资金、技术尚未到位，仅引进一套科学的管理机制，前后就判若两厂，当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60%，出口创汇增长1.7倍。企业进入了一种全新的运行状态，就象从普通公路开上了高速公路。
斯米克，多迷人的英国姑娘的名字，如果说这种精明的、散发着“夜巴黎”香水气味的西方管理机制是出于某种利益需要而下嫁给中国的话，那么另一则新闻也许会使您更感兴趣。
古木森茂的北京北池子大街有一处雅致的院落，这便是北京专门管理外国人的地方，每到接待日，不同肤色的老外操着不同的语言，与大陆警官们大声交涉，原来在这里久缠不去的外国人都想得到一张中国大陆的“绿卡”——外国人居留证。但岂知，如今想获得一张中国“绿卡”也绝非易事。而在广东，外籍姑娘内嫁中国，以及港澳台地区女子内嫁大陆的数字，1990年比1980年增加了十倍。
国富才能民强，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切都有赖于科技的振兴。现在还不敢说，每个中国人都竭尽心智去圆那个科技复兴之梦，但可以说每个人都已经触摸到了中国富强的序幕，感受到那么一股神奇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不光用事实说服了一部分华裔眷恋别人祖国的强烈愿望，还吸引了大批碧眼丹唇的外国赤子强烈地热爱上我们的祖国。
这股力量就是被邓小平极力推崇的“第一生产力。”
新机遇
90年代，中国已庄严承诺，依照国际惯例尊重知识产权，再不能跟踪仿制他国产品。在科技和经济落后的状况下，中国将如何追赶？
我们的民族至今尚没有扫除文盲、科盲、法盲，社会尚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科学观、人才观，因此也就难以从战略的高度去审视科学的进步、繁荣与发展。现实中的科技问题仍象一团乱麻，让你“剪不断、理还乱！”
比如，科技咨询、情报信息等科技产业虽被勉强推进市场，但常常出现只见卖方不见买方的难堪局面，企业抓信息还沿习道听途说和土法炮制。
科技上了讲台就辉煌无比，下了车间就“路不拾遗”。外行的领导内行的，创造财富的要看把持财物的脸色。咄咄怪事真是司空见惯。
许多城市天天喊破嗓子“要广泛吸引国内外科技人才”，一动真格的，却不见半点实惠，真是“园里不栽花，单等蜜蜂来”，现代的“姜太公”现象多么耐人寻味！
一说提高人口素质，教、科、文、卫、工、青、妇，机关、团体齐上阵，披红挂彩上街撒传单，满眼是“第一生产力”。鸣锣收金，依然故我，同灭鼠、“除四害”宣传一般无二。
提起科技奖励，厂长便搬出艰苦创业的“企业精神”，海阔天空，云山雾罩，最后松了口：“时刻毋忘艰苦朴素、科技奖励不成制度”。而提留的科研经费却常被法人代表甩在餐桌上，码在“城墙下”。
我们对科技内涵理解之肤浅、对知识的敷衍和怠慢，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
在对待科技上，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态度问题，它所折射出来的，是民族的素质、意识和民族的精神风貌！科学，这块民族灵魂的试金石再一次庄重地摆在了每个国民的面前。这是一个沉甸甸的时刻……
我们所经历的经济革命和科技革命，多么酷似临产的少妇，阵痛，对于每一位母亲来说，都是可怕的，却又是富有诱惑力的，同时也是必经的。
没有一位少妇，哪怕是——最孱弱、最胆怯的少妇，会因为阵痛的恐惧，而放弃那一种深切的做母亲的快乐！
300年前，身体健壮性情粗野的彼得大帝非常钟情于西欧先进的技术，为使俄国摆脱落后，曾亲自乔装成百姓到荷兰和英国，深入工场和造船厂，偷偷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回国后，仿照西欧的样式建立和扩充海军，使落后的农奴制俄国一跃为新兴的军事强国。
古老的彼得大帝，你的梦已经做完。而我们正面向世界构筑科技中兴的伟业。
瞻望浩瀚的大海，相继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开创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发展经济的新格局，改革开放十多年，可以说是我们不断捕捉利用先进的科技资源，不断谋求发展的十多年，科技腾飞的机遇之神又一次于微微曙色中轻轻扣响我们的窗子，朦胧苏醒的我们再也不要那份腼腆与矜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