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新时期论文,经济结构论文,农村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热门话题，对此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文章发表。很多人根据这些文章的认识进行农业和农村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在调整的过程中，政府干预过多，重复建设，农民负担加重，结构调整的效果不太理想，农业和农村中的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由此看来，应该特别重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总体思路、重点问题及相关政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一、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总体思路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总体思路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虚实结合，“三论”起家；第二句话是抓中间，带两头；第三句话是重点突破，配套改革。
1、虚实结合，“三论”起家
“虚”讲的就是战略性结构调整要有理论，要从提高认识上开局。“实”讲的就是实践，要有可以实际操作的政策措施。这两方面的结合点就是要从“舆论”、“理论”和“策论”方面起家。“舆论”起家，就要从宣传“内忧”、“外患”入手。所谓“内忧”，就是要紧紧地抓住九亿农民的问题，强调新时期农民增收的困难，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用农民收入问题来总揽社会各阶层对农业和农村很多的认识问题。“外患”讲的就是加入WTO后，我国农业、农民、农村面临的严峻挑战，用历史的教训和国外的经验证明，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重犯近代史上的错误。“理论”起家，主要就是理论创新，主要是关于农业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及农业产业化经营三个方面的理论。集中学术力量在这三个方面有所突破，新的思想观点会起到创新理论的支撑和保障作用。“策论”起家就是要讲究对策，要把理论和舆论形成的很多认识和观点变成能够具体实施的政策，促使决策层在体制上、机制上、政府的职能和机构上作出深化改革的决定，大胆、果断地制定出许多有操作性的、能够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
2、抓中间，带两头
所谓“抓中间”就是要抓住产业、区域的中观问题。“带两头”就是要以此带动解决微观问题和宏观问题。我们现在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三个层次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微观层次的问题，主要是农户的问题、土地的问题、企业的问题等；第二是中观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的问题、区域的问题；第三是宏观的问题，主要是政府管理体制、宏观政策等。在现在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是像80年代初期那次战略性结构调整那样，由微观入手，宏观配合来解决吗？显然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已有明显的不同，微观农户的问题已经有了一定的解决，家庭承包经营写进了宪法，如果我们现在动这个基础，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另外在意识形态上也难以接受。如果像许多专家学者所说，先从宏观入手呢？动宏观时，如果微观、中观的问题没解决，宏观问题的解决也缺乏依托，解决起来相互纠缠，理顺也很困难。同时，由于要牵扯到很多阶层和集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也是很难发动的。因此，先动宏观现在看来也不现实。那么比较好的办法还是从中观入手，也就是从产业和区域入手，尤其是从产业入手。这些年地方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也说明，抓产业化经营，从优势产业及优化区域布局入手，是推动战略性调整的好办法。首先，经过近十年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对它的认识逐步深化，有很多相应的理论，许多已成为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共识，在意识形态上便于接受。第二，现在各地都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和典型。第三，在产业化经营这个平台上操作，实践证明也比较平稳，既可以带动微观基础的再造，同时也可以促进宏观体制的变化。第四，抓产业化经营也符合各国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由传统社会转入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它又照顾了中国的国情，适合政府参与。所以，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抓手，在新的历史时期，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纲。
3、重点突破，配套改革
回顾前几年，农村改革重点不突出，制定的一些改革措施相互之间也不配套，于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对比之下，80年代初的那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之所以在实践中势如破竹，成绩巨大，就是重点突出、配套合适。那次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重点突破”，就是紧紧抓住了农户经营这个关键，采取大胆果断的经济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确立了农户家庭经营这个基础。当时的“配套改革”主要就是为农户家庭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取消统购统销、解散人民公社、允许农户办企业带来乡镇企业的兴起等。同时，城市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放开副食品的购销，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农业人口的流动，打破城乡隔绝的局面，促使农村改革找到了新的支撑。如果当时我们没抓住重点，或是抓住了重点但没有进行相应的配套，都不会取得良好的成效。现在总结80年代初那次战略性结构调整的经验，也要反思后来我们在农村改革当中的一些失误，重新确立“重点突破，配套改革”的思路。所谓“重点突破”，就是要像过去立足于农户经营那样，这次就是要牢牢地立足于产业化经营，要以大力鼓励企业家经营为重点，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为关键。“配套”就是要打通国内外市场，不但是产品市场，而且要使要素市场发育起来。在管理体制上，要实行农、工、商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内外贸结合。同时，要让企业家、农户参政，结合县乡行政、事业机构改革，配之以税费改革等等。城乡关系也要作出调整，使产业化龙头企业起到衔接城乡的作用。只有这样，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才能够全面展开。
二、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九个重点问题
回顾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次战略性结构调整，对比这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有以下9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加深认识，得出正确的结论。
1、农业双层经营体制问题
这是影响农业和农村微观基础的核心问题。上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破除了人民公社的体制，确立了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体制也逐渐显露出它的不适应性。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作为农户分户经营，农户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确立，土地还不是农民自己的，农户进行经营还不断地受到来自“统”的层次的干预，而难以得到这层次的服务。农户经营只是作为双层经营的一个层次，而不是作为一个实体出现，也就是说它受制于统的层次，并没有真正形成市场的主体，它与市场的衔接还受到统的层次的阻挡。第二，从统一经营方面讲，主要是限于社区集体经济，服务的功能方面主要是产中方面，而难以转化成产前和产后等方面，这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显然是不适应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的经济活动已经冲破了社区，但是过去统的层次往往把农户的活动限制在社区内。另外，由于统的层次没有真正受农户的监督，它的运行机制存在很大的问题，不能够真正地为农户服务，反而在很多地方成为增加农民负担的一个层次。第三，统和分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不行，基本还是一种行政的结合，而不是经济的结合，双方不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关系。虽然名义上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但往往是统的层次是借服务来向农户索取费用，而农户对统的层次奈何不得。据有关统计，现在乡村两级负债达3000亿元，过去一直倡导的集体经济难以为继，而一直被指责为集体经济“空壳”的浙江农村经济却一枝独秀，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因此可以看出，这次战略性结构调整就是要彻底解决上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形成的这种体制问题，让以上分析的这三个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让农户成为独立经营的主体，能够直接和市场发生关系；统一经营的层次要发挥自己的优势，真正为农户服务，得到农户的监督，被农户所选择；统和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要由过去的行政关系变为市场的交换关系，实现双向选择，在这种双向选择、市场交换的关系中提高双方的效率。当然这样一种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层次的内涵和外延已经有很大变化，不局限于社区，也不局限于某一个产业，而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无论在平面还是立体上都有很大的扩展和提高。
2、农业产业化经营问题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这次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途径和手段。这样一种经营方式在上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时候还没有出现。但是那次战略性结构调整创造了产业化经营的基础，也就是农户经营。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乡镇企业，培育了产业化经营的企业家，开拓了产业化经营的市场环境，可以说是启动了产业化经营。但是在后来阶段，对产业化经营没有准确的认识，当时还限于专业户、大户等“两户”经营等方面，仅从生产、加工和流通单个环节上阐述农村的商品经济，对其综合和提升作用评价不够。后来产业化经营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后，由于各方面受传统理论的局限，认识不同，长期陷入争论，没有形成政策共识。直到90年代后期，由于供求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面对入世，人们对过去农业政策开始反思。从无数次地挫折和失败中，从一些成功的典型经验中，大家逐渐看到产业化经营培育出了真正能够带动农户的企业家，由他们发挥自己的才能，来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才是最稳妥和可靠的，是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主要抓手。所以，产业化经营在这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中将起到枢纽和核心的作用。另外，人们对产业化经营的意义的认识也深化了，看到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以上讲的为农业现代化开辟道路的体制改革，如双层经营体制的变化，也要通过产业化经营对过去的体制加以改造，对新的体制进行催生。
在新时期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就要解放思想，对农业、对产业化都要有全新的认识。在新的发展时期，要看到农业不仅仅是衣食之源，还派生出农业食品产业、农业纤维产业、农业生态产业、农业文化产业、农业资源产业、农业信息产业、农业科技产业和农业服务产业等多种产业，形成庞大的体系，它们放射状地与国民经济相衔接。在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企业家发挥创新作用，根据国民经济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使农业的多功能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广大农民在经营多种产业体系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换，不但农业和农村有了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推动了国民经济结构的转换。产业化经营与农户的关系也不是像过去双层经营体制的那种关系，而变成一种市场交换关系，是农户与企业家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相互选择，优势互补，并在相互选择中使优势的农户和优势的企业家脱颖而出。优势的农户与优势的企业家结合起来，就能够稳定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3、农民、农村的分化问题
随着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双层经营体制的变化，那么农民、农村的分化势在必行。上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中之所以形成了双层经营体制，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是不想使农村农民分化，而是按照一种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人为设定的目标和思路进行，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人民公社时的思维模式。但是后来的发展证明，农村农民不分化，农村的生产力就不会活跃起来，要素就不能得到合理的优化配置，社区的范围就不能够突破，小农为主的传统社会就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当然，一提起分化，很多人就会说这是两极分化，违背了共同富裕的方针。但是我们要反问，如果没有这样的分化，资本不积累，哪来的企业家和企业资产的形成？没有企业家和企业的形成，怎么能够雇佣农民，产生农民的就业机会，进而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呢？又怎么能够在此基础上调整农村的消费传统、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形成城市化呢？农村的分化，农民的分化，并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是在分化中产生差距，在差距中产生动力，在动力的催促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跟着富裕起来，在大家富裕的同时，又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在不平衡与平衡互动的过程中，农业、农村、农民都得到了进步，得到了发展，中国三农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而且只有在农村和农民的分化中，蕴藏在“三农”中的优势才能够发挥出来，才能够产生新的动力和示范，带动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变化，产生出新的需求变化，逐渐与城市打通，使农村的各种要素资源范围流动，与城市资源相融合，形成新的增长点，促使中国的整体竞争力提高，反过来又为“三农”的发展在宏观方面起到催促和带动作用。
4、农村市场体系问题
农村农民要分化，企业家要产生，产业化经营要发展，很大的问题就是需要有要素的重新优化组合。企业家拿什么来进行发展呢？要有土地、资金、信息、科技等一系列的生产要素。经过企业家聚集要素，创造性的劳动，就会产生新的生产力，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村社会才有更大的变化。在上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中，在市场体系方面着重于农产品的市场，当时我们搞活流通，尤其是像经济作物的放开，对当时活跃农业、农村起到很大的作用，对当时的产业结构调整也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一次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中市场体系培育的关键是要发育要素市场。
首先是土地的市场。现在土地还是社区集体所有，改革二十年后还停留在2亿农户均分土地的格局，没有真正的搞活；土地要被国家征用时，农民也不能进入一级市场，很多利益都流失了。更为严重的是，土地不流转，就不能形成一定规模的专业农户，就不能培育出真正能够参与市场竞争的理性的市场主体。由于历史及国情不同，我们是不可能很快形成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那种“大农”格局，但这并不等于就不需要，政策引导农户的重组兼并及与此相联的土地规模经营，因为在一些需要土地资源的产业中，不到一定的土地经营规模，农民兼业经营，以自给自足为主，就不会专业化；而没有专业化，也不可能有竞争与合作等一系列现代市场行为。现在要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就要搞活土地。要在30年承包不变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使土地“物权化”，土地权证可以抵押、买卖、转让等，促进土地的流转。要建立农村土地有形的流转市场，让农民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市场交易中培育自己的土地市场。
其次是企业产权市场。我们要在战略性结构调整中真正优化配置要素资源，就要把遍布农村的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投入市场，使它们既能够进入，又能够退出。现在很多乡镇企业需要扩张升级，同时又有不少乡镇企业不景气，很多资产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建立企业的产权市场，在此基础上实施大范围、多层次的资本运营加以解决。我们应该借鉴过去山东淄博等地的经验，注意形成地方的股票市场，支持柜台交易的发展。因为很多股份制企业都是用股票的交易来实现资产置换。
第三是农村的资本市场。现在农业产业要发展，必须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现在金融市场不发育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瓶颈。为此要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重点是借鉴建国初期允许“借贷自由”（当时著名的“四大自由”政策之一）的经验发展农村的民间金融。此外要以形成农村科技有形市场为主，来盘活农村急需的科技资源。
5、人力资本问题
中国历史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人们的思路总是陷在人地矛盾的现象中，认为土地等资源有限、而人口太多又需要保障，于是总强调“耕者有其田”，在平均分配每户农民的土地上做文章。而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证明，只有发挥人的能动作用，靠企业家经营，才能走出人地矛盾的怪圈。像浙江、广东等省，都是人地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但恰恰是这些地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最快。怎样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农村人力资本的作用呢？在上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中，通过家庭承包经营主要是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这使遍布农村的最广泛的人力资本发挥了作用。发展到现在，这种低层次的人力资本的作用的发展空间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大了。现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目前农村人力资本发挥作用不够有关系。要想充分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必须通过战略性的结构调整，使中、高层的人力资本发挥作用，就是要发挥企业家、科学家、文艺家等各方面有经营才能的、创造性的专家的作用。通过这些专家带动低层次的人力资本，就能够使整个农村的人力资本得以盘活，进而推动整个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讲产业化经营，就是通过一种经营组织方式使这些企业家、科学家、文艺家结合为一体，然后通过市场交换关系来带动广大农户。
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够调动起企业家、科学家等专家的积极性呢？这就要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受到压抑，在国有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有经营才能的人也受到束缚，这与几千年形成的“官民社会”的结构和观念有很大的关系。在传统社会就是用官的等级来衡量人，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向这方面发展，这就抑制了各方面人才的出现和发展。我们要转换这种传统观念，必须有干部人事制度的民主化改革做依托。真正通过竞争，通过民主选拔来任用官员，而且有任期，能上能下。使干部人事制度不再是控制管理企业家，而是为企业家服务。现代社会中，真正优秀的战略性、复合性人才往往是从企业家中产生的，要让他们通过竞争、选举走上领导岗位，再反过来管理企业和农户，这样的干部人事制度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才是最有效的。
同时还要改革科教体制。现在很多农户和企业需要的人力资源大都窝在科技单位和教育单位。这些地方也是采取一种管理官员的、行政的办法来管理这些人，这些人也受传统意识的影响，价值观念向官员靠拢，很难与农户、企业，与经济生活相衔接。我们要在区分公益性和经营性职能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化的方法改革这些单位，采取“激励一头，稳定一片”的政策，优化重组这些单位及其人员，这样就能使其真正和市场经济对接，有效服务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够大范围地盘活人力资本。
6、城乡关系问题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因为城市经济本身就是国民经济在市场作用下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国内外的历史发展都表明，往往是在农村经济中最先萌发市场经济萌芽，产生乡村企业，进而影响城市；而到一定时候，企业发展多了，企业家为经营的需要而聚集，聚集后形成的企业家阶层；以满足其需求为核心而产生多种服务业的扩展，则产生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城市随着企业家在经营中聚集和扩散生产要素，再沿着产业脉络来带动农村。这种互动就促使城乡一体，都得到有序的发展。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化了中国历史所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甚至是隔断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城市里面居住的主要是干部和享受干部待遇的工人，有一套福利制度。农村居住的是农民，没有福利制度，他们只为城市作贡献。改革开放以后的上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调整了这样一种格局，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使工业、农业产品的价格比有了一定的变化，同时，允许农民进城打工，也提高了收入，这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根本的格局并没有改变，首先城市还是由干部及其附属的、为他服务的社会阶层所居住，农民和民营企业家进入城市还是很困难。有时在城市里面经营可以，但很难住下来，更成不了当地参政议政的主人。城市经济中与农村紧密联系的市民社会并没有发育起来，相关的行业协会也并没有成立起来，这样的一种城市从实质上讲，仍然是自古以来的那种以官员居住为主的“郡县城市”，而不像欧洲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那样的由市场形成的城市。
在这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中要调整这样的城乡关系，一方面是要城门大开，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农民企业家进城办企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衔接城乡的流通；另一方面一定要在城市原来的管理体制和福利制度上作大的手术。如果城市仍然是财政支撑下，允许城市里面的干部、行政事业单位享受特殊待遇，它们的家属也依附于此，不能像农民那样投入到市场化的进程中去，形成了不平等的两个社会阶层，城乡之间差距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城市永远是和农村相隔绝的，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也永远发挥不出来。要想解决城乡的互动关系，必须从现在城市区别于农村的财政、金融、税收、干部人事、福利等一系列制度开刀，使农民真正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这里的要害问题是城里人的工资和福利制度问题。城里人的工资应该考虑到农民的收入状况，而不是自己一味的用财政的钱来提工资，这样只能造成县以下单位及农村越来越困难，与城市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时也不能由财政来包揽城里人的福利制度。从现在全国的情况来看，已经有1/3的地区靠财政来支撑这样的福利和保障。尤其是现在正在强化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必须按照中国国情，尽快改革。我们应该汲取过去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通过产权改革，打破各种形式的“大锅饭”，充分发挥社会中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自我保障意识和作用。城乡关系要打通，关键是要形成城乡之间平等交换的关系，这必须打破现在靠财政支持城市经济的格局，财政应该作为一种公共财政，面向城市的同时也要面向农村、面向全社会。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城乡关系才能够真正打通，城市与农村相隔离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自古以来形成的城市与农村相隔离为特征的官民社会才能有真正的突破。
7、生态环境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生态环境问题不明显。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以后，由于当时市场化的改革并没有真正到位，很多资源的产权关系没有明确，而计划经济体制又没有完全破除，政府对资源行政性的配置还依然存在，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政府职能没有建立，于是就在两种体制交错、相持之时，许多外部性行为汇集到一起，集中表现在资源环境问题上。例如，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企业谋求利润最大化，不顾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排污。计划经济体制中行政配置资源不能够充分利用资源，长官意志不能充分考虑人民对资源环境的要求。这两种东西在上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以后，由于体制没到位就重叠起来，使资源环境问题迅速恶化，表现在滥施化肥农药、浪费水资源、乡镇企业污染严重以及滥采滥挖等方面，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在这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中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充分认识到，过去的资源环境破坏是出自两种体制交错，并不是完全因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带来的。所以，现在在战略性结构调整中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首先就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明晰产权，使经济主体从关心他的经济利益出发自然而然地关注他周围的资源环境，在这样基础上来建立生态环境的良性运行机制就比较牢固。同时，要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的行政性地配置资源所带来的弊端，这是使生态环境恶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应该改革行政性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例如对土地问题，现在浪费土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按市场规律办事，通过行政的办法划拨土地所造成的。如果按照市场的价格信号配置土地，就会像这两年民营化的房产价格一样，土地的价格就会适当升高，那么很多的土地不但不会被滥占，而且可以用到更有收益的方面，农民也能得到实惠。好的生态环境如果是在市场条件下形成的，那么它都是有效益的，都会带来投资回报。这样，有关生态环境的产业就会形成。一旦产业成形，产业化运行，相关的生态环境就能可持续发展了。如果不是这样，完全靠财政来支撑生态环境的改造，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人们破坏速度比政府培育速度还快，而政府培育又没有后续的支援，也不能够持久。总之，生态环境牵扯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可持续发展必须在一个良好的体制和政策框架内才能够出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和政策，那么生态环境就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持续发展就是空谈。
8、对外开放问题
80年代初那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解决的主要是国内的问题，因为当时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还很难超过国界，而且当时整个国家的体制也还是相对封闭的。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中国大多数农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希望跨过国界，走向世界。同时，随着这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国外很多管理方式、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等也都进入了国内，我们现在也很难再封闭起来了。再加上现在我国加入WTO，很多方面与国际接轨，更难以用恰当的方式把国内和国际市场隔开。所以现在我们考虑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必须放到国际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虑。
现在的国际大背景就是经济全球化，实际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和资源，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大趋势。世界上的农业大国的发展都必须以国际市场为依托，在国际上寻找发展的出路。我国加入WTO后，国内的农业和农村战略性结构调整如果不与国际的战略性调整相吻合，这种调整必然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因为这时的国内市场也国际化了，直接受国际农业及其资源和竞争走势的影响，国内的调整不与这种国际影响的市场相对接，会造成更严重的产品卖难。此外，在全球化的结构调整中，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研发、金融、文化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利用WTO规则，加强对我渗透，直接影响国内诸多农业产业，形成产业损害，而我们又限于入世时农业谈判的承诺，难以在短期给予有力的抵挡和反击。而如果抓住了国际上战略性调整的动向，跟它合拍，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因为中国在很多方面还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例如劳动力成本低、资源多样有特色，几千年历史演化形成的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遍布全球的华人社会网络，还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都是入世后参与国际竞争时可依托、可整合重组的重要因素。因此现在只有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与这些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诸多分散的比较优势整合提升为符合国际竞争需要的竞争优势，这样的战略性结构调整才是持久的和有巨大的潜力的。
当然要与国际接轨，首先是在体制和制度上的接轨。因为我们只有和别人是同样一种游戏规则，我们的主体才能在游戏中与别人竞争，才能实现其他方面的接轨。我们国家的足球赛如果与其它国家的足球赛不是一个规则，这样的足球到国外去比赛是肯定要输的。而这些方面我国显然是远远落后的。这里面有个观念的问题，更有主体和利益格局的问题。很多原有长期封闭格局下产生的主体，他们不是不知道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但是他们出于对主客观条件和自身短期利益的考虑，不愿承受，难以实现这样的接轨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变化。在入世形势下，相关主体、利益格局与入世所需的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是我们现在最需要重视的问题。我们不但要在一般层面上加强WTO的培训。重视适应WTO要求的竞争主体的培育，还要注意改造、提升传统小农及其管理者，这更要在相关的政策制度上大胆改革。
9、管理体制与政府职能问题
结构调整的核心是体制和政策的调整，落实到现实中就是运行着的政府机构和职能的变化，主要是做为制度、政策、法规的制定者、执行者、监督者的各级行政官员及有关事业及社团的干部，这些社会阶层及日常行为是结构调整中最后要落实的地方，是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上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中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解散人民公社，在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上有了重大的变化，把过去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大的缺口，所以促使农业生产力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官民社会，尤其是历史形成的传统观念、社会阶层和利益格局，通过计划经济又变换形态重显了。比如像管理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官员的问题，计划经济赋予其中很多人更大的权力，掌握更多的资源，就很容易形成一个与三农脱节的社会阶层。由于没有彻底破除旧体制，没有转换机制，这样一个阶层在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就会很快地回归。尤其是上一次战略性结构调整以后形成的小农为主的农村社会结构，和过去历代的小农社会的社会结构有很大的类似之处，这些农民往往希望的是由一个有效率的官僚机构来行政管理，而不是一个由企业家来参与社会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传统体制下收益巨大的社会主体就会形成一种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违背的力量，这种力量表现在社会形态上，就是管理农民的机构越来越多，只管理，少服务，而且管理就是“管卡压”，服务就是滥收费，而且往往打着为农服务的旗号，同时还利用中央政府加强农业的过程不断地自我强化。
对待这些结构和体制，很多人的看法没有从原来的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总认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调整要靠外在于农业和农村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的机构去行政推动，其实恰恰是缘木求鱼。经过几年的演变，现在看得非常清楚，农村结构调整缓慢，农民收入上不去，负担重，很大的原因就是目前的管理体制、政府机构职能本身存在问题。所以，现在要进行新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归根结底就是要对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由它规定的政府机构及职能进行彻底的变革。只有把从上到下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管理机构及与此相关的政治架构作根本性的变化，战略性结构调整才能够真正展开。
在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调整中，关键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基层组织，一个是县以上的管理机构。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就应该按照市场化、民主化的要求，以产业化经营培育出来的优秀农户及其中产生的企业家为骨干，来重组农村的基层组织，由他们的积极参政来形成农村基层社会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因此，村民自治应该与产业化经营紧密结合，由产业化经营中的优秀分子来主导，这样的村民自治才在经济上有合理性，才能够在政治上持续下去。形成了这样一种合理的微观政权结构，其他经济社会方面也就随着这个结构产生的决策而不断地得到调整，这反过来也成为产业化经营的推动力量，在基层重建了结构调整的指导主体和有效方式。县以上的机构也应该有根本性的变化。县本级要强化，事权和财权要统一，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起枢纽作用。县以上机构应该按照现代发达国家的大的管理框架进行改革。要减少、压缩、合并有关层次和部门，符合产业化经营的要求，使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相互衔接；立法、执法相对综合，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利形成制衡，相互平衡。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架构，基层很多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很难进行，这在基层就叫做“下动上不动，越改越被动”。要想改革就应该自上而下，有整体性的设计和联动。
总之，这次农业和农村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所有的重点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把农业、农民、农村等“三农”问题联系起来，做整体考虑；把农村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融汇贯通，作整体性的考虑；把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整合到一起，做整体性的考虑；把农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串联起来，做整体性的考虑；把农村的问题和城市的问题联系起来，把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联系起来，做整体性的考虑。这样考虑和把握中的战略性结构调整，才能有整体性的统筹安排和谋篇布局，才能从根本上取得突破。以上分析的这些重点问题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整体布局里的点位，按这些点位深入进去，然后再把它们综合起来，具体操作时就可以找到农业和农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整体架构和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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