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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3)02-0045-08
修订日期：2012-12-25
1 引言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是20世纪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以来率先在法语哲学界崛起的一股学术思潮，是二战之后欧洲大陆哲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本质上来讲，后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解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论，同时亦是进行社会分析与文化分析的一种重要的视角与方法。理解后结构主义，必须要从其前辈即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谈起。结构主义的概念本身是极为宽泛的，但是其基本的分析视角是将任意的一个社会、文化或语义的单元，看作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结构。这个结构由若干独立的元素按照一定的秩序与规则组建起来，每一个元素在这一结构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扮演一定的角色，通过一定的规则与其它元素发生协调合作的关系。结构本身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要素的总和。相反，结构具有其内在的整体性(totality)，具有超越元素总和的意义与功能。而这一整体性的实现，则依赖于不同的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决定这些关系的内在规则。在结构主义的视角之下，不同的元素之间虽然有着复杂的联系，但是元素本身的概念、属性及意涵是内在(intrinsic)的与本体性(ontological)的。首先，任何元素都独立于其他的元素而存在，其概念、属性与意义是先验的，且独立于关系而存在。换而言之，结构主义对于要素以及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僵化的，而非流动的。其次，由于结构主义需要对任意的元素以及元素间的关系限定其内在的意义与属性，因此结构主义对于社会与文化过程的认识往往局限在既有的概念与知识框架之中，而无法捕捉复杂的社会过程如何改变元素与关系本身的意涵。最后，由于结构主义的视角下元素具有其独立的本体性，因此一个元素的改变并不会在本质上改变其它元素的属性与特征。换而言之，元素之间不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建构以及相互生产的关系[1]。
在西方哲学体系中，结构主义视角在社会研究与文化研究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最经典的结构主义社会研究的案例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对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划分。在语言学领域，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不同的语义要素在语言中占据特定的位置，通过一定的语法结构组织起来，从而形成具有一定的整体意义的语句[2]。在文化研究领域，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认为任何一个符号(sign)都是由两大要素构成。其中，所指(signified)是被指征的事物本身，而能指(signifier)则是可以用来指征所指的事物或者意义，例如玫瑰指代浪漫，埃菲尔铁塔指代法国，红白蓝三色旗代表革命精神等等。这两大要素的存在本身是彼此独立的，但却能形成一个整体的符号体系。至于为何特定的事物能够自然而然地指代特定的意涵，巴特并未做深入的分析，而是简单地认为乃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3，4]。而正是这一缺乏实证严谨性的观点，使得巴特经常为后结构主义文化学者所诟病。在人类学领域，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将文化看作是大量的要素组织起来的一种结构。这些要素共同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文化意义，而这一文化意义超越于任何单独的要素之上[5]。有趣的是，虽然结构主义人类学长期以来被奉为经典社会理论，但由于其过于抽象，即使是列维-斯特劳斯自己亦不能清楚的解释具体是怎样的要素，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形成怎样的文化整体[6]。这事实上也呼应了结构主义分析中普遍为学者所批判的一个难题，即对于要素之间的关联，以及结构本身的合理性的理解，往往带有研究者明显的主观判断，而缺乏对于社会现实与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
在这一背景下，以法语哲学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开始尝试深化结构主义的视角，以进一步提升其解释力。需要指出的是，后结构主义并不否定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存在，因此后结构主义并非对结构主义的颠覆，而是对其分析视角的补充与修订。事实上，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法语世界的知名学者在其研究之中都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视角并用的。但与结构主义观点不同的是，后结构主义哲学家虽然承认社会与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但并不关心这些要素是否可以形成一个超然的、普世性的整体意义。相反，后结构主义认为，社会与文化过程本身即蕴藏在结构的要素之中、蕴藏在丰富与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后结构主义的任务，即是分析这些联系本身如何生产社会关系与建构文化意义。在后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之中，有两大基本的观点值得关注。首先，后结构主义坚持解构的观点，即否认结构主义中的二元对立。结构主义往往将一组对立的概念作为基本的结构进行分析，这一对立结构中的两个元素，分别代表社会现实的不同侧面，而其中的一个侧面往往被认为具有更加关键的意义。以文章稍后将详细介绍的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这一二元结构为例，在传统的康德哲学与笛卡尔哲学中，社会关系被认为是更关键的维度，而空间关系仅仅是社会关系被动的容器与载体。但列斐伏尔明确指出，空间关系是由社会关系所生产的，而空间关系的形成本身亦是维持社会关系的不可或缺的维度(详见下文的论述与文献[49])。
又如，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使用精神分析的视角，探讨了社会成员对某些行为或属性的“贱斥”(abjection)心理。她认为社会排斥的产生是因为“我者”将内心对于某些行为或特质的厌恶投射到他人，建构了“他者”的文化形象[7]。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者”身份的建构，对于明确“我者”的身份认同有着关键的作用。“我者”和“他者”不是并列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因此，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认为，后结构主义的关键是分析社会结构中不同要素之间相互建构与相互生产的关系，从而探讨更加多元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的形成过程[8，9]。
第二，在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之下，任何社会主体的属性、身份以及认同都不是先验的、僵化的或一成不变的，亦不存在一个固化的概念与知识的体系去先验性地定义身份的社会与文化意义。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传统身份认同理论的批判。例如，早期的精神分析视角认为，人在幼年阶段通过复杂的俄狄浦斯(Oedipus)过程，形成人生中最重要的认同区分，即认清子、父、母的不同角色，并建立不同角色之间基本的社会关系(众所周知，在弗洛伊德笔下，这种关系体现为儿子的恋母仇父情结；而雅克·拉康则认为幼儿通过和母亲的身份区分认清了“自我”与“他者”的区别)[10，11]。这一身份模型虽然区分了“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差异，但是对身份与社会角色的理解则显得较为单一与僵化。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心理学中有关个人以及群体认同的理论，也往往将身份看作是一系列僵化的意涵或定义的集合，似乎有着不言自明的社会与文化意义。例如，在早期的文化研究中，女性与黑人往往被自然地看作是定义明确，且内部同质的群体。而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复杂的社会过程对于身份意涵的重构过程则被研究所忽视[12]。与传统理论相反，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费列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将人的身份认同想象为无穷多的平面的交汇，认同的意义根植于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它可以向无数的方向延伸，而认同的可能性亦是无边无际的[13，14]。
本文的主体部分将对后结构主义的两位哲学大师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及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哲学思想进行简单的总结与述评。这两位学者的哲学思想虽然互有影响，但从实证层面看，他们的研究视角是截然不同的。之所以选择他们，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这两位学者目前在中文学术圈被援引的频率极高，尤其是后者，其空间生产理论近年来在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使用十分广泛。第二，福柯和列斐伏尔皆被公认为法语哲学界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两人都具有著作丰富，理论贡献厚实的特点。第三，与Jacques Derrida，Gilles Delueze以及Félix Guattari等偏重纯理论研究的学者不同，福柯与列斐伏尔的著作与社会学、历史学乃至人文地理学等社会科学的交叉颇深。两位学者的理论与实证的结合更为紧密，因此对于复杂理论的阐述也更为生动直观。
诚然，中文学术圈的人文地理学与空间科学研究中对于后结构主义的思潮已经有了深入的引介和认识，尤其是在都市研究领域已经有了比较多的应用[15-17]。但是鲜有学者对不同理论家的学术思想进行对比研究。同时，中文学术界现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后结构主义的社会理论去分析实证问题，较少有将后结构主义视角看作一种“方法论”或“认识论”，以追溯其思想的根源。本文则力图在这两个方面出发对现有研究做出一定的补充。
2 米歇尔·福柯：话语，权力与身份建构
2.1 话语生产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从某种程度上讲，米歇尔·福柯可算是最为英文学界熟知的当代法语哲学家与社会理论家。2007年的ISI Web of Science的统计结果显示，福柯是所有人文与社会科学刊物中被引用最多的学者。作为后结构主义哲学的旗帜性人物，福柯一生充满叛逆与传奇色彩。他摈弃笛卡尔哲学的身心二元论，认为精神世界不可脱离社会生活。同时，他也反对康德主义的绝对理性与先验主义，不承认存在绝对真实的知识与概念。他的哲学受到黑格尔以及尼采的强烈影响，带有一定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色彩，坚持客观世界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受到精神领域的话语与知识的塑造。同时，作为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也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社会主流的观念与知识对于个体的规训以及管制是无处不在的。他的哲学思想之中充满悲观色彩，但他本人的个性却十分叛逆与抵抗。他人生的末期在旧金山著名的同性恋社区中放浪形骸，不幸身染当时还不为人熟知的艾滋病病毒，最终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学术生命。
整体上，福柯的哲学可以被看作一种反人文主义(anti-humanism)的思想。人文主义是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哲学的主流。这一思想坚持人的理性思维，同时认为人在其主体性(subjectivity)的控制之下塑造社会结构，生产社会关系，同时建构主流文化。而福柯则认为事实恰好相反。他强调，主流的和霸权的社会关系生产了主流的观念、知识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而这些观念与知识的集合建构了社会人的主体性，尤其是我们对于社会秩序与社会伦理的惯常认识。这些观念与知识本身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却往往被社会成员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真理”[18，19]。换而言之，人的精神世界不是先于社会性而存在的，人的主观世界被一整套的知识所塑造，而这些知识又取决于客观的社会关系与历史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在福柯的理论之中，任何的身份认同都不具有先验的、本体性的意义。有关社会身份的概念标签本身是空洞的，没有涵义的。“女性”、“黑人”、“疯子”、“同性恋”这些概念在福柯看来，不过是一些无意义的单词。不同的概念如何被定义，代表了怎样的价值判断，暗示了特定的社会成员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怎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在社会生活的复杂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知识。在这一点上，福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影响，即认为掌握社会权力的社会群体生产出一整套意识形态(ideology)的理念，并将这些观念加诸于其他社会成员之上。而不掌握权力的社会成员，亦接受并认同了这一套知识与理念[20]。由此，社会的权力关系得以建立，而社会秩序亦得以维持。当然，阿尔都塞的理论仅涉及两个社会群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而权力也是僵化地分布在资产阶级一方的。但对福柯来说，权力的分布是更加分散的：只要掌握了知识的生产，任何个体或社会群体都可获得一定的社会权力。
福柯的理论的最大成就在于“解构”了知识/社会的二元结构。如果说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哲学认为真理的认知不受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影响，那福柯则强调知识与社会是两个相互依存的领域。福柯对于社会权力的理解，总结起来非常简单：主流的社会知识确立了不同的社会群体被赋予的社会身份，不同的社会身份之间的文化关系决定了被社会大众所共同接受的社会伦理，社会秩序以及社会关系，而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伦理生产了社会权力。当然，社会知识的生产本身亦是根植于特定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之中的，而社会知识所生产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权力往往反哺于知识的生产。在The order of things与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这两本著作之中，福柯提出，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存在一套不同的知识体系以及对于“真理”的不同理解[18，19]。在福柯看来，历史不是一个线性渐进的过程。同时，没有任何一个概念或者社会身份的标签是先验于人类社会而存在的。即使是“同性恋是肮脏的”这一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真理的“知识”，亦是社会权力运作的结果。因此，White和Flyvbjerg都指出，在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认识论中，历史和时间似乎不是连续的，而是断裂的[21，22]。“现在”往往是对“过去”的遗忘与否定，而福柯所感兴趣的，是不同历史阶段在社会、经济、政治因素上的差异如何生产出了截然不同的社会知识体系。福柯自己亦将他本人的研究方法称为“知识的考古学”，即通过对于一定历史背景的挖掘与分析，不断回溯，以此来确定在时间轴的哪一个点上，特定的知识、观念与社会伦理开始浮现出来。
另一方面，主流的知识总是通过语言来承载的，并体现在我们对于社会“现实”的描述，判断与表征之中。社会知识在语言中的再现即所谓的“话语”(discourse)。“话语”一词近年来在英文和中文社会科学界使用得十分频繁，而其理论根源便是来自于福柯对于语言与表征的社会学解读。The order of things一书法文原版的标题叫做Les mots et les choses，意为“词与物”。在福柯看来，语言的秩序表达了事物的秩序以及社会的秩序。从语言本身的形式来看，不同的语义要素如何通过一定的逻辑规则组织成一个“科学”的、“理性”的表达，不同的概念在语句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什么样的概念可以进入语句的组织之中……这些看似是单纯的语言学领域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由社会规范与文化规则所界定的。在传统的索绪尔主义的语言学中，语义符号的基础被认为是物质世界的绝对现实[23]。而对于福柯来说，人类的知识体系根本无法表达绝对的现实，语言不过是社会关系与社会权力的媒介。语言的表征之中，渗透了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以及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意义，而这些观念与意义本身并非是孤立存在于社会关系之外的，而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福柯将任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思维方式与知识体系看作一整套认识论的集合(episteme)，而话语的生产则是深深根植于这一知识体系之中的。在福柯的眼中，探讨绝对真理是没有意义的。社会研究的关键问题，在于理解社会关系的运作之中，如何通过话语的生产，让人们想当然地相信特定的知识是绝对正确、不言自明的。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在评论福柯对于知识生产理论的贡献时指出，福柯的观点让我们意识到，任何话语的表达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表述或发言的行为；相反，因为话语本身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一个相同的话语可以在不同的文本中反复出现，可以引导不同的社会行为，亦可以支持不同的社会制度的运作[24]。从福柯主义的视角出发，社会语言学学者Norman Fairclough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话语”这一概念做了如下的定义[25]：
“不同的话语代表了认识世界的不同视角。话语和不同的人群与世界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而这又取决于不同人群在社会中的位置、他们的社会身份与认同以及他们与其他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话语不仅仅被用来表征一个看似真实的世界。话语是主观世界的投射，是一种想象，它被用来营造一个和‘真实’的世界未必一样的世界。它更加可以被用来以特殊的路径和方式改变这个世界。”[25]
2.2 福柯主义的权力观与社会分析
在福柯的理论之中，知识或话语是社会权力最根本的源头。与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不同，福柯没有将权力看作是某些特定的社会阶级所独占的财富或是资本。权力不是一个“物体”，也不总是通过暴力强加在社会群体之上。相反，权力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知识的集合，是在复杂的社会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权力通过毛细血管般的微观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个为话语所统治的社会，人的思想、意志以及行为是通过知识来进行道德判断和规训的。因此，知识就是权力。任何人只要占据了一个生产主流话语与主流知识的位置，都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权力，亦可对其他的社会群体进行控制与规训[26]。也因为如此，权力是无所不在的。权力不仅仅体现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这样的二元结构之中。它同时渗透于家庭伦理、性别伦理、法律原则、经济秩序、医学知识、文化传统，诸如此类。因此，任何一个社会生活或社会交往的场域都可能是知识与权力运作的空间。例如，在The birth of the clinic一书中，福柯描绘了医生与病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从传统的社会学视角来看，医生并非一个有“权力”的群体：他们既不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也未必来自统治阶层。但是在医学诊断这一特殊的社会情境下，医生占据了生产权威话语与权威知识的位置。病人的身体在诊所的空间之中被彻底地审查、检视、判断与规训，简直可算是达到了尊严扫地的境地。在诊所这样的社会情境，权力关系与社会关系是通过知识生产的模式建构的，而与惯常生活中的阶层、种族、性别等社会身份无关[27]。
与很多主流的社会理论家不同，福柯的哲学分析是深深扎根在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之中的。福柯最重要的研究兴趣，是探讨那些所谓的“不正常”的，甚至是“肮脏”的、“邪恶”的社会群体的文化身份如何在主流的话语和知识体系中被生产出来。例如在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书中，福柯发现，“精神疾病”或“疯子”这一概念在人类历史中并非是一以贯之的。在早期的欧洲文明中，所谓“正常人”的对立面，即“不正常”的“他者”是麻风病人，而心智与行为并非是进行身份判断的维度。而在十五世纪之后，随着麻风病逐渐在欧洲消失，“精神病人”逐渐成为了社会主流人群的“他者”。特定的思维方式与行为特征被系统地梳理出来，并被贴上了精神失常的标签，以此建构一套主流的知识体系。被划入精神失常行列的社会成员，并非绝对失去了社会生活的能力。但是只有通过建构一个“他者”群体的社会身份，才能使得社会主流人群的“我者”身份得到稳固与增强[28]。又如，在长达三卷的巨著《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福柯亦详细回溯了不同的性别身份在社会话语中的建构过程。福柯发现，古希腊的公共文化之中充满了性欲望的表达，性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加是社会秩序的建构之中的关键元素。同时，在古希腊与古罗马“同性恋”亦非一个带有负面色彩的性别身份。在古希腊，几乎每一个男性都与其他男性发生性行为，而同性之间的性行为甚至被认为是男性身份的形成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仪式。在那个历史阶段，并没有专门的概念来严格区分“异性恋”与“同性恋”。相反，到了欧洲中世纪之后，随着宗教伦理，尤其是家庭伦理的不断深化，不仅同性恋行为成为了社会的禁忌，甚至性本身也被贴上了不道德的标签[29-31]。当然，古希腊与古罗马也绝不是没有压迫的人间天堂。著名的文化学者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认为，古希腊独特的性别文化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女性被严格地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因此公共文化的男性色彩显得更加浓烈。换而言之，无论是怎样的主流文化与思想体系，其根源都是具体且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历史背景[32]。
总的说来，福柯对于社会的理解是悲观的。在福柯的理论之中，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总是被占据霸权地位的知识体系所绑架。而福柯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社会群体如何能够抵抗主流的话语，实现精神领域的解放[33]。因此，尽管福柯学说的理论意义以及对于方法论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其对于社会运动的引导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福柯的早逝使得人们对其学术思想中尚未形成著作的部分有诸多猜测，当然这一切都已经无从谈起。在The order of things的开篇部分，福柯引用并分析了一部中国古书的记事手法(虽然福柯并没有明确指出该书的书名，甚至不能确定该书是否真实存在，但民俗学者刘宗迪指出，该书实为《山海经》[34])。福柯为这部书“混乱”且毫无定规的叙述方式所深深打动。在他看来，这部书所体现的话语形态是一种彻底的自由，彻底地游离在任何的规范与法则之外，给思维、想象与意义的生产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很多人认为，这样的一种无拘无束的话语形态，也许就是福柯对于自由的设想。
另一方面，福柯的研究中虽然对空间有重要的讨论，但总体上不存在一个完整建立的空间观。例如，他对于自由的想象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异托邦”(heterotopia)这一概念中。福柯认为，“异托邦”是一个脱离了主流社会文化规则，并且为多样化的、更加解放的社会生活方式提供可能性的空间[35]。这一概念可算是福柯理论中和空间结合得比较明确且紧密的一个。当然福柯的空间观也体现在医学诊所这一微观空间的社会建构中：任何特定的社会空间都会存在其独特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模式。而他的另一个空间概念“圆形监狱”(panopticon)也表明，管制和规训的实现，和特定的空间关系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36]。
3 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空间生产与社会主义理想
3.1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日常生活的重构
与福柯相比，列斐伏尔的理论更难用一个明确的逻辑线索来进行梳理。他的一生共撰写了72本著作，而为英文学术界所熟知的，不过是他的思想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作为一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关注的研究话题似乎不如福柯那么多元。虽然他极为注重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但他的分析较少涉及具体的文化意义的生产，而是集中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于社会生活的重塑作用。在方法论方面，列斐伏尔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后结构主义者”，他更多的是将后结论主义视角嵌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之中。与福柯在理论分析上的激进不同，列斐伏尔并没有完全抛弃“阶级”、“资本”这些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概念。但他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在于提出社会身份不仅仅是构成一个社会结构的前提。相反，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其身份认同代表了怎样的生活方式、社会秩序以及文化意义，并非是先于社会互动以及社会过程而存在的，而是被社会关系不断重新塑造与重新生产的。在分析的逻辑上，辩证法是列斐伏尔最为依赖的工具。由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汲取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强调社会结构内部的复杂互动，因此其“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分析范式对后结构主义理论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理论视角的指导之下，两大主题贯穿了列斐伏尔的后结构主义分析。首先，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不同，列斐伏尔关注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而是这一生产方式如何重新塑造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但是这一关系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结构主义的因果决定论。相反，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方式是相互依存的。只有通过塑造并维持一定的生活方式，才能反过来支撑主流的经济关系与生产方式。其次，列斐伏尔与大部分后结构主义学者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他的理论十分强调空间在建构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列斐伏尔认为统治阶级只有将一定的空间关系强加于被统治阶级之上，既有的社会关系与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才能得以维系。与经典的康德主义和笛卡尔主义的哲学不同，列斐伏尔没有将时间与空间看作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在他看来，空间并不是社会关系与历史过程被动的载体，而相反其本身即是一个社会的产物。空间关系是社会关系运作的结果，任何一个社会都会生产出一套符合其内在权力结构的空间关系。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一定的空间关系的生产，既有的社会关系才能得以维系。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对于人文地理学的空间观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而他的The production of space也一度成为新文化地理与社会地理研究中的必引文献。80年代以来很多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家，如David Harvey、Edward Soja、Doreen Massey、Neil Brenner等人的著作，都受到了列斐伏尔的重要影响[37-41]。可以说，列斐伏尔的学说解构了西方社会理论中两个重要的二元结构，即权力关系/日常生活，空间关系(空间)/社会关系(时间)，是后结构主义方法在社会学分析中的成功运用。
列斐伏尔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第一层解构，主要是批判其对于日常生活方式的改造与重塑。在大部分经典的社会学理论中，日常生活被认为是平淡无奇的，且游离于社会结构之外，不受权力关系影响。但列斐伏尔则认为，日常生活的塑造，是与宏观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的。在Everyday life of the modern world一书和长达三卷的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中，列斐伏尔将“异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概念引入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讨论之中[42，43]。在马克思的笔下，工厂大工业使得劳动者的劳动与其生产的产品之间不再具有任何社会或文化上的联系，产品的生产不再是通过劳动而达到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劳动者失去了对其劳动的控制，物品的生产对于劳动者本人来说，不再具有社会或情感上的意义。因此，工厂大工业使得劳动与产品彻底地沦为了资本循环的工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异化”(alienation)一词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于人的创造性与能动性的破坏作用[44]。而列斐伏尔认为，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入到二十世纪之后，异化不仅仅体现在工厂的生产环境里，也开始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领域之中。列斐伏尔采纳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于“日常”(德文：Allt
glichkeit)这一概念的理解，认为日常生活是充满了社会与人性的力量与潜力的。因此，对于日常生活的分析，对理解社会的变迁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列斐伏尔提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下，日常生活也逐渐变得缺少创造性与多样性。人越来越难以通过日常生活实现自我价值，达到发自内心的满足。日常生活变得琐碎、无聊，且充满常规与惯例。每晚的例行收看电视、购物，以及对于商品的盲目崇拜，都使得日常生活变得单调与乏味。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日常生活似乎失去了其原有的本真性。列斐伏尔以“被管控的消费下的官僚化社会”(the bureaucratized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这一术语描绘资本主义制度下日常生活的基本状态[45]。他认为，在现代的西方社会，人仅仅是一个消费者，他们被动地消费产品与文化意义，而他们日常生活的轨迹是被生产关系所控制的。他们没有渠道去创造属于自己、真正满足自身精神需要的物质产品和文化意义。他们的消费行为推动了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的流通，实现了资本的循环，但他们自己却并不清楚被消费的产品是否有可以实现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的使用价值(use value)。列斐伏尔认为，这样的日常生活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持是至关重要的。生产关系不仅仅决定了日常生活的轨迹，更依赖于日常生活的惯例对于社会的反作用。当商品关系统治了日常生活，经济价值便可以毫无障碍地通过消费来实现，从而不断推动资本的扩张。由此，既有的生产关系被不断地巩固，且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the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46]。列斐伏尔的观点，不仅阐明了日常生活与经济关系这两大领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生产的辩证关系，更成功地将“异化”、“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引入到了后结构主义的分析之中。
3.2 空间的生产与资本的再生产
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第二层解构，集中于分析社会与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亦是他的空间生产理论的精髓所在。这一理论中，列斐伏尔的核心观点是社会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关系，必须通过一定空间关系的生产才能实现与维持。由于主流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权力的分布，因此社会的权力结构亦是在一定的空间关系之中被生产出来的。换言之，空间和空间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关系、社会过程以及政治权力的被动容器，亦是整个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畅无阻的运转以及货币价值的顺利实现，都依赖于对空间的关系进行多种形式的塑造。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空间理性的旗帜之下，对不同的城市空间进行功能的划分。在正统的城市经济学理论里，城市空间功能分异的目的，自然是将经济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以更加可控的秩序嵌入到不同的城市空间之中。但在列斐伏尔的眼中，这种对于城市空间的理性组织仅仅满足了资本扩张与消费的需要，却破坏了社会空间本真性的脉络与韵律[47，48]。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侧重的是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实现，而一个平等、公正、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应当注重的是满足人真实需要的使用价值。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下，社会关系被资本关系所异化，交换价值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城市空间的生产与组织往往以促进消费和资本积累为导向，却忽视弱势群体对于空间的最根本需要。
列斐伏尔通过他著名的空间三元论(spatial triad)，详细阐述了空间关系与社会关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这一理论之中，列斐伏尔虽然承认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受压迫的社会群体看作是被动的且毫无抵抗能力的。相反，他的空间三元论中对于权力的理解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弱者的空间实践同样可以改变空间组织的方式，从而颠覆既有的社会关系与空间关系。简单来说，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包含三个维度，即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表征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与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是权力阶层，例如科学权威、规划师、政治家，通过一定社会权力的行使，而强加给社会大众的空间关系(例如城市规划师脱离实际，利用自身的“技术权威”，营造出来的规划方案便是一种典型的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则是草根社会群体通过日常的社会实践，社会互动而建构出来的空间关系，草根群体的意志与思维在这一空间关系中得到实现，因此表征的空间实际上从权力关系上颠覆了空间的表征。最后，空间的实践是个人或社会群体日常的，微观层面上的空间行为。这也是列斐伏尔的理论中被公认为最为含混的一个概念。一方面，普通社会人的空间实践受制于空间的表征，空间行为往往是主流权力关系的再现。但另一方面，草根群体建构表征的空间的实现，同样依赖于复杂的空间实践。换而言之，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的三个维度之间本身即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49]。与此同时，列斐伏尔又将这三个空间关系的维度转译为三种不同类型的空间，即conceived space(法文：espace con
u，对应空间的表征)、lived space(法文：espace vécu，对应表征的空间)以及perceived space(法文：espace peru，对应空间实践)。这三个概念，构成了列斐伏尔理论中的第二组空间三元论[50]。
与福柯不同，列斐伏尔的论著是深深扎根在他本人积极参与的政治运动之中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是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他的理论本身可以看作他对于社会现实批判的结果。例如，在社会与空间的辩证关系上，列斐伏尔提出，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国家权力与资本权力相互渗透，国家利用政治权力的优势生产出新的空间关系，并以此推动资本的扩张与循环[51]。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城市权”(the right to the city)这一概念，并指出，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必须打破资本与国家权力在决定社会前途和命运上的垄断地位，并将政治权力彻底分散到普通的草根社会群体，实现社会成员自下而上的“自治(autogestion)”[52，53]。只有如此，使用价值才能最终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战胜交换价值的垄断地位，实现社会的平等与解放。有趣的是，这一理论立场也引导列斐伏尔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认为，斯大林主义本质上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在斯大林主义之下，无产阶级政党沦为对工人阶级进行全方位管制的工具。工人阶级被束缚在指定的国有企业之中，以自己的劳动服务国家的工业化，对国家的命运却没有真正的决策权。因此，虽然列斐伏尔认同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夺取国家权力的列宁主义理论，但同时认为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更多地将国家权力直接下放给工人阶级。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所记述的恩格斯遗嘱，显示晚年的恩格斯似乎亦有类似的观点，但伯恩斯坦本人却被斯大林批判为篡改了革命导师的政治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列斐伏尔的思想似乎带有一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而他的学说也挑战了二战后西欧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理论根基，这也最终导致了他和法国共产党的彻底决裂[54]。
4 结语：后结构主义与空间研究
从前文的讨论可以看出，福柯与列斐伏尔都将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他们都强调社会主体的行为受制于一系列统治性的社会结构。表面看来，这一观念似乎并无太多新意可言。毕竟，从马克思、尼采以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在投入巨大的精力探讨社会权力与社会压迫的问题。但是这两位学者观点的新意在于，他们没有将社会结构或权力结构看作一个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事物”，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社会互动交织的场域。他们都力图从琐碎的日常生活的层面出发，探求社会权力的源头。正因为如此，许多原先在学者的眼中不值一提的日常的社会现象，都可以成为探究社会变迁的媒介以及窗口。
这两位学者的理论之间亦有着显著的区别。如果说福柯因为其反人文主义的哲学立场而备受同行诟病的话，列斐伏尔则没有彻底地抛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强调社会主体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抵抗霸权性的社会结构。另外，福柯的研究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而列斐伏尔则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应当和其他社会关系放在同一个层次进行讨论，而是应从传统的结构主义角度出发，强调其整体性(totality)的意义。另外，从空间科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看到，福柯虽然提供了后结构主义视角之下最为系统的研究案例与研究范式，但列斐伏尔则更加直接地将这一研究工具引入到了空间的分析之中。
那么，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于空间科学的启示是什么?表面上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我们只需要在后结构主义分析的研究对象中植入空间、地方以及空间关系等维度，并研究这些地理维度与其它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但是这样一个研究范式的转变，要求我们建立一种全新的空间想象。在Poststructural geographies一书中，Marcus Doel将空间想象为一个流体，它不是僵化地存在于物理关系里，而是如液体一般渗透在社会文化过程的肌理之中。它像水波一般向无数的方向拓展，其生产与重构的可能性亦是无穷无尽的[55]。抛开此观点之晦涩不论，Doel的核心主张可以被解读为：空间是一个过程，而非僵化的物体；它被社会过程所建构，而空间生产本身对于社会关系与文化意义的形成亦有着关键的作用。空间与时间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维度，社会过程亦非简单地分布在空间实体之中。相反，空间与时间、空间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的，社会本身即是一个空间化的概念[56]。社会成员通过复杂的社会实践建构空间的文化意义，而这些意义又会反过来引导他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行为。
总结前文所综述的两位学者的理论与观点，三个主要的分析维度似乎可以应用到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具体案例的研究之中。首先，空间关系与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以及权力结构之间有着内在的辩证关系。例如，城市研究学者吴缚龙利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这一空间组织形式进行研究发现，通过一个个封闭的单位空间来组织生产与社会福利的供给，对于维持计划经济下的重积累、轻消费的生产方式有着关键性的作用[57，58]。第二，空间关系与文化意义、身份认同的生产之间同样有着相互依存的逻辑关系。鲍存彪(Choon-Piew Pow)对中国城市的封闭社区进行的文化地理学解读显示出，“封闭”这一空间关系对于维系中国城市新富阶层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认同是极为重要的。只有在空间关系上明确了“我者”和“他者”的界线，精神层面的文化认同才能得以巩固[59]。最后，我们也可以关注话语和知识建构空间文化意义的方式，以及这些生产出来的文化意义如何作用于社会关系的重构。Tim Cresswell曾提出，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存在于一整套话语和知识的规训之下的。空间的边界往往界定了一个地方主流的社会关系、文化准则以及社会行为，而违反这一套文化准则，则是对社会秩序和空间秩序的双重挑战[60]。而福柯的话语理论近年来也被运用到了对于空间管制的研究当中[61，62]。总而言之，本文认为，空间这一维度在社会学分析与文化学分析中有着十分关键的解释力。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允许我们从空间本身出发挖掘丰富的社会意义与文化内涵，进而重构社会与文化地理学中基本的空间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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