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会计与世界会计的接轨及其文化层面的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计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层面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探讨
（一）中国会计革新与现代化的基本指导原则
对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会计的革新和现代化，我们必须从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一问题，要求时间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空间上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据此，我认为，前国家经委袁宝华副主任于1983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借鉴外国管理经验座谈会”上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十六字方针，[①]将其中“博采众长”的含义扩展为既包括“洋为中用”，也包括“古为今用”，可以作为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会计实现革新与现代化的基本指导原则。这十六字方针，实际上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意思：[②]
1.“以我为主”，是我们学习、借鉴所研究领域古代与外国经验、成就的出发点。也就是学习、借鉴古代与外国的东西，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绝不能照搬、照抄。
2.“博采众长，融合提炼”，是正确的学习、借鉴方法。为便于借鉴，我们必须对所研究的领域中古代和外国的经验和成就学通、学透。在这个基础上，才能通过分析、鉴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集百家之长，融合提炼，为我所用。
3.“自成一家”，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学习、借鉴所研究领域古代与外国的经验和成就，其目的，归根到底，是为在这一领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服务。
（二）影响会计模式形成、发展的基本因素
1.经济因素是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
（1）经济因素与政治、法律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会计的影响
会计应同客观的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因而一个会计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受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或制约，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们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经济是基础，包括政治、法律等在内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在影响会计模式的诸因素中，经济因素起着主导作用，不同国家会计模式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主要是由其经济体制之间的共性与特性所决定的。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各国通用的经济模式，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正在迅速地发展和完善中，这就从经济上为我国会计与世界会计的接轨提供了客观可能。法律因素对会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现代国家的经济都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企业依法经营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从而对企业会计产生相应的影响。不同国家（特别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法律当然会有所不同，会不会由此而形成不同国家会计之间的重大差别呢？我看不会。这是因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包括会计）直接施加影响都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如企业法、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等），这些法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总体上都属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法律化，我国也不例外。由此可见，就经济法规而言，不同国家只要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其立法原则和基本规定也会有其相通之处，不会由此而影响我国会计与世界会计之间的接轨。至于政治因素，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集中表现的原理，政治与经济应协调地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与世界大市场经济体系的融合，政治因素也不致成为中国会计与世界会计接轨的障碍。因为面向二十一世纪，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配套地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历史的必然。
（2）我国国民经济“民营化”的发展可为中国会计与世界会计的接轨提供现实的客观经济条件
众所周知，会计文献上有一个广泛流行的说法，认为“会计是商业活动的语言”。这是对会计本性所作的简明而又通俗的概括。会计作为“商业活动的语言”，在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的条件下，是沟通一个国家的市场与国际大市场的重要媒介。因而就会计的本性而言，是不存在我国传统观念上所谓的“社会主义会计”与“资本主义会计”的根本区别的。财政部于1992年颁布、1993年7月1日起实施的官方文件《企业会计准则》也隐含了这个意思。但这里说不存在社会主义会计与资本主义会计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从大的方面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公有还是私有上。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为什么不会形成社会主义会计与资本主义会计两个对立的体系呢？这是许多人的思想深处仍然存在着的一个疑虑。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民营化”的迅速发展，以产权主体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广大“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作用的不断提高，对消除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对会计的影响这个深层次的思想疑虑，可能会有较大的帮助。
首先，要明确：“民营化”并非“私有化”。因为“民营”不是所有制范畴，而是经营方式的概念。凡不是官办、官营的经济，都可称之为民营经济。它又可分为“民有民营”和“国有民营”两类。“民有民营企业”包括个体与私营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外资合资和独资企业等，其特点是由个人或民间企业直接占用并经营其资产。而“国有民营企业”，一类是国家不控股的企业，国家把一部分国有资产以股份制的形式进行投资，这类企业中虽有部分财产属于国家，但经营方式也民营化了；另一类是国家把一部分财产在保持其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合资、联营、租赁和委托经营等方式交由民间经营。[③]
我国的经济改革要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那么，为什么又要把一部分国有资产交由民间去经营呢？在这里，我们应把“主体”和“主导”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前者是指数量上的多数（占总量的比重较大），后者是指其影响力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控制”和“导向”的功能。[④]因此我们所强调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对关键产业和部门的主导，不能仅看各个行业和部门各类经济成份的简单比例关系。国有资产即使仅占社会资产总量的30%，只要能控制关键性的产业部门，就基本上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反之，如果国有资产广泛分布在一般的加工工业中，即使占全社会资产总量的80%，但失去了对关键部门的控制，也很难起到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⑤]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为搞好国有经济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必须适当收缩国有经济运作的战线，除关系社会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垄断性、公益性、特殊性（如核工业、军工工业）产业应实行“国有国营”及能操纵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的产业应由国家控股经营外，其他大量的竞争性、盈利性产业，都可以放开，鼓励和转移给非国有经济去经营，以优化国有资产的配置，使它集中在关键性产业中发挥最大效用，[⑥]并借以有效地促进“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民营经济”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产权关系明晰、所有权约束机制强、政府的行政干预少、经营机制灵活、经营者必须按照市场的需要进行决策，以争取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因而它能最好地体现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可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及其健康发展必须以“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其必要条件。因为它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现代企业制度的创建起示范作用，对政府职能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起促进作用，它所形成的市场环境又可对国有国营、国家控股经营的企业施加竞争压力，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转和经济效益的全面提高。
民营经济固有的优越性使它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最活跃的力量，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国有经济，并呈不断加速发展的势头，是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框架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鲜明表现。由此也可看出，一个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主要不是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而是取决于其“经营方式”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而我国的“民营企业”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种形式的企业从经营方式上看，基本上是相同或相似的，它们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企业产权主体的多元化。由此也可以看到：在这些企业中应用的按照其经营方式进行运作的企业会计也不会因企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而产生重大差别。由此可见，那种认为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不同，就会形成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会计体系，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望文生义的想法，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实践上也是无法证实的。
2.文化因素具有超时空的长期效应
以上较具体地分析了经济、法律、政治诸因素对会计的影响，从而从大的方面论证了中国会计与世界会计之间的相通性及其接轨的可能。但以上的分析，还只停留在物质与制度层面，尚未分析到层次更深、境界更高的文化层面。而超时空的文化因素对会计的影响，却最能显现根植于中国文化沃土、闪耀着“东方智慧”灿烂光芒的中国会计文化层面的重大特色！
会计的文化层面也可称之为会计文化，它是企业文化（或称企业管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精神的升华，其核心是以“人”为中心形成的价值观和相应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它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内在的规范、激励、凝聚和导向作用，是促进企业繁荣昌盛取之不尽的强大精神力量。由于会计信息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信息，会计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企业管理文化相互重叠和交织在一起的。因而本文从较宽的视角来探讨与会计文化有关的问题。
值此世纪之交，我们应怎样来创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包括会计文化在内的企业管理文化呢？我认为，主体性和开放性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世界管理学界正在兴起一股“东方热”。以中国儒家思想为内涵的日本式管理和新加坡式管理日益成为世界管理学界关注的焦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探讨东方管理文化的渊源、应用与体系，将是21世纪世界管理主流之一。[⑦]日本和新加坡都是当代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研究和吸收我国传统文化成效卓著的国家。而我们是在中国国土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有其得天独厚的巨大优势。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我们应当加强民族自重、自信、自尊，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精华，在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这就是我所说的主体性原则。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扩大视野、放眼世界，对西方伴随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管理（包括会计）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共同财富，也应积极地加以消化和吸收。这就是我所说的开放性原则。把以上两方面结合起来，通过古今融汇、中外融汇，就可博采众长，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
以下拟对企业管理（包括会计）文化的核心部分——价值观和相应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作一些较具体的论述。
（1）人本观
现代管理科学中的行为科学派，主张企业管理应由传统的“事”为中心，发展到以“人”为中心，强调“人”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和我国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古代“皇权至上”的历史条件下，孟子也敢于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它说明在任何一个社会或组织中，如果广大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智慧和创造力被当权者所压抑而无法充分发挥，则将一事无成。在现代会计领域自然也是如此。
（2）人和观
在人际关系上，儒家思想的突出特点是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应怎样实现“人和”？又可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
a.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上：
任何一个单位，对于领导者来说，首先必须正确树立人与人之间地位平等的观念，绝不能动辄以权（势）压人。要“为政以德”，实行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相结合的方针。“为政以德”的关键是提高领导者自身的素质，率先垂范。因为从根本上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好了，“不令而行，不禁而止”的风尚可望自然形成，并使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类的不良倾向失去滋生的土壤。这样，某些领导者为追名逐利，“以权扰数”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也就不会发生了。从另一方面看，在现代化的大生产中，领导者肩负着总揽全局、协调局部的重任，对下属的失职严肃执行相应的纪律也是完全必要的。但也应“晓之以理”、“罚之有度”，不能“不教而诛”。这样，就可使被处分者感到口服心服，以实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而不致心怀怨望。
b.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而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如是，在企业内部就会形成一种互敬、互爱，真诚合作的良好气氛。且共同的价值取向可使会计信息得以正确地被理解和传递，使信息的行为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否则，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尔虞我诈中难免导致会计信息严重的歪曲与变形，使其无法产生应有的效果。
（3）利义观
儒家思想中的利义观反对“见利忘义”，主张“见利思义”、“君子生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些思想和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利义观，实际也有其相通之处。
现代市场经济具有逐利性，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利益驱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动力。但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也必须遵循严格的市场规则。任何人的逐利，必须在自愿（不能强买强卖）、诚实（不能弄虚作假）、平等（不能搞市场垄断）和崇尚承诺、信誉等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就会因为悖于市场运行规则而受到法律、法规的严肃惩处。
由此可见，“君子生财”，可以看作是现代市场经济关系中对人们逐利行为的一种肯定；但现代市场经济同时也是法律经济，其逐利行为必须严格限制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取之有道”。任何人如果违背正常的市场规则，各行其是，就必须要受到相应的制裁。这是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所必需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尚处于其初级阶段，所存在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是其不成熟性的表现。这是今后必须通过加强并深化配套改革来加以消除的。
（4）荣辱观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礼义之邦，把名节看得很重，向有“舍生取义”的明训。因此，我认为，在任何历史时代，怎样看待是非、得失和荣辱，对每个人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古语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因此，作为领导人，绝不可因小失大，为谋私利而损大节。被领导者也应坚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精神，恪守职业道德规范。能如是，会计人员又怎么会屈从于某些领导人的“长官意志”去篡改会计数据，搞什么“厂长成本、书记利润”，而导致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呢！
总之，包括会计文化在内的企业管理文化是一种内在的自律因素，也是一种“看不见的手”，它对人们内心的约束，比外在的他律性的制约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中更好地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而遵循主体性与开放性原则相结合所形成的鲜明特色的中国管理文化，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将日益显示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使我们能借以进一步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重要贡献！
引文：
注释：
①袁宝华在“借鉴外国管理经验座谈会”上的讲话，《经济参考》1983年1月22日。
②余绪缨：《现代管理会计的“洋为中用”》，《福建会计》，1983年第6期。
③晓亮：《中国的民营经济》，《中国改革》（月刊），1995年第9期。
③李德伟等：《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状况》，《中国工业经济》（月刊），1996年第6期。
④、⑥杨松堂：《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与改革趋向》，《中国改革》（月刊），1996年第2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有制结构与公有制实现形式》课题组：《对我国所有制改革理论与实践中若干问题的再认识》，《经济管理》（月刊），1995年第12期。
⑦苏东水：《东方管理文化的探索》，《当代财经》（月刊），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