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青少年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少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青少年研究的历史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62年来，青少年研究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个视角看，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政治时代(1949～1978年)，特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个时期，整个社会表现为：社会政治化、政治一元化、领袖万能化，没有今天意义上的青少年研究。基本状况就是共青团组织一家独打天下，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线，研究的着力点是如何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把青年塑造成红色接班人。
第二个时期为经济时代(1980～2009年)，特指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正式的青少年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在团中央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团中央双重领导，《青年研究》随之由该研究所创办。1982年4月，团中央不再参与对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的领导。198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青少年研究所建制，将其归入社会学所并设立青少年研究室，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1981年，上海社科院也成立了青少年研究所。1991年，团中央成立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这一时期的青少年研究，以社会转型时期青少年的社会发展问题为重点。比如，青少年政治社会化问题。在政治社会化进程中，青年如何参与，社会世俗化对青少年价值观有哪些影响，主流社会该如何积极应对等。再如，经济多元化、理念贬值化引发的青年诸多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等。青少年研究的功能与青少年工作的功能基本接轨，研究成果主要为共青团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年合法权益服务。
第三个时期为福利时代(2008年至今)。最近几年，在执政党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引导下，我国青少年研究开始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青少年研究历程一样，逐渐进入一种后工业社会的青少年福利时代。青少年研究更注重与青少年成长相关联的人文关怀、社会公平、政策安排、系统服务、矛盾化解等方面。青少年研究既要为执政党教化青少年群体服务，又要承担青年与社会关系的听诊器、助推器、安慰剂、改良剂、缓冲剂等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与青少年社会热点和潮流的发展变化相比，青少年研究已远远落后于社会生活，除了社会资源投入不足，社会对青少年研究的重视不够之外，也与青少年群体最近20年相对稳定有关。社会加速经济转型，市场经济迅速推进，打破了原有的按部就班、论资排辈的格局，青少年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过去20年，因青少年群体自身诉求原因引发的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频率与规模大大低于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今天青少年的工具理性追求超越了价值理性追求，重物质、轻理想，重个性、轻共性，重实践、轻理论，重小家、轻大家，重眼前、轻未来，务实求变，张扬自我已成为新一代年轻人初登社会舞台的基本写照。这也是大学校园为什么相对平静，中国社会为什么相对稳定的基本原因。
当初中生、高中生忙着中考、高考，大学生忙着寻找在未来社会中的位置，农村青年忙着进城务工，城市青年忙着休闲娱乐，网络青年忙着社交游戏，消费青年忙着“集采”、“团购”，御宅青年忙着淘宝开店，“白骨精”青年忙着职场晋升，青年教师忙着赶场评职称，大龄青年忙着相亲结婚，“高富帅”忙着寻找“白富美”，中国社会转瞬又是20年，轻舟已过万重山。当下青少年研究的人员素质、理论水平、方法技术、经费支撑，无疑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但是研究成果的学术认知度、社会影响力、投入产出比、政策转换率、激励示范效果却不容乐观。
二、青少年研究的主要问题
纵观近二十年来我国的青少年研究，大体可概括为“十多十少”。
一是论证式研究多，发现式研究少。发现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发现不了问题，何谈解决问题?青少年研究本身应该有一种预测、预防功能，以往的青少年研究往往是主题先行，所有的研究数据多是为了论证某一先验主题。目前，青少年研究对青少年群体发展的透视，社会思潮对青少年群体影响的后果，青少年群体事件的预警机制等社会性问题的研究严重缺位，过去10年波及全国的青少年反日游行，分别于2005年、2010年、2012年发生了3次，情绪越来越激烈，规模越来越广泛，影响越来越巨大，而青少年研究领域对此却鲜有涉及。青少年研究者个个好似独行侠，没有形成必要的合力。换句话说，青少年研究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究其原因是：需要有影响力的时候，青少年研究工作者在第一时间发现不了问题，自然也不能挺身而出。
二是表层文化研究多，深层文化研究少。近年来，青少年文化研究一度成为青少年研究的重点领域，因为青少年在这个领域展现得最多，互动的频率最高。但相关的研究，包括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多停留在表面。一些青少年族群的分类研究，也浅尝辄止。缺少在与青少年成长关联性较强领域的纵深研究，比如，日本动漫产业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研究臼井仪人的《蜡笔小新》为什么风靡中国近二十年，有助于我国青少年动漫产业的良性发展；研究宇宙英雄奥特曼为什么成为中国儿童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偶像，有助于对青少年文化影响力的内在探究。奥特曼自1993年登陆中国的电视荧屏后，杰克奥特曼、艾斯奥特曼、泰罗奥特曼、迪迦奥特曼等系列接踵而至，电视形象带动了奥特曼与小怪兽的玩具市场，文化影响力与经济影响力双管齐下，难怪80后曾经流传这样的幸福观：“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专打小怪兽”。多年来，尽管有国产动画片特别的文化保护政策，但除了喜羊羊系列外，国产动画片的水平差强人意。为什么在青少年眼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为什么许多国产动漫产品，青少年不感兴趣?为什么韩国鸟叔的“江南style”风靡世界?我们致力于创意中国文化产业复兴的社会人士，难道不应该反躬自省吗?
三是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一些青少年研究论文，动辄就冠以“中国青年XXX的研究”，连个基本的抽样调查统计都没有，如何做出中国青年就业观、中国大学生消费观、当代青年婚姻观的研究分析?选题之大，无非是为了更便利地借鉴相关文献，如此研究，意义何在?与其大而无当，不如做“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消费观研究”这样小一些的选题。中国幅员辽阔，青少年群体的城乡、职业、地域、教育等差别很大，不做细致的微观分类研究，空洞的宏观研究有可能又添了些学术垃圾。
四是问卷研究多，个案研究少。客观地说，如果不做定量研究，作者不好意思投稿，更不可能跻身青年研究的最高殿堂。翻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青年研究》，作为全国青年研究的龙头老大，1978年创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来源期刊，多数文章都娴熟运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引用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学术水平不输给国外同行，但是前沿式研究、趋向式研究、预测式研究、青年新群体研究等还是偏少，至于影响青年、影响社会的研究更是无从谈起。现在一篇青年研究的文章，个案访谈能够做到几十个，都会让人眼睛一亮，如果能做到几百个，简直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华中科技大学的刘燕舞，2008年国庆前后在湖北省京山县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此后又先后在湖北省大冶市、河南省信阳市、山西省河津市、湖北省应城市、湖南省岳阳市等地就农民自杀问题进行了累计120天的专题调查，调查以行政村为单位，吃住都在农户家里，每个点的调查时间至少15天。现在有多少青年研究工作者会这样做?在今天这个快餐文化的年代、短平快研究的年代、职称晋升比拼数量的年代、追逐青年时尚变化的年代，愿做类似研究的人屈指可数。青年研究如果不引进学术代表作、社会影响力评价指标系统，做个案访谈研究的人将会越来越少，直至绝迹。社会浮躁情绪已经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五是短线研究多，长线研究少。基于评职称、积累业绩的考虑，许多青少年研究工作者爱做短线文章，都想立竿见影，这个月研究，下个月马上就见成效，但是可能吗?比如，研究中国海外留学生的发展状况，没有若干年的跟踪与积累是不可能得出研究结果的。另外，青少年研究成果应该体现在什么方面?是体现在以学术论文的方式，丰富青少年研究的成果，进入文献数据库的累加价值，还是按照传统认识，理论联系实际，体现在与青少年发展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社会管理、社会发展上?运动式、应急式的青少年工作方式必然导致短线的青少年研究倾向。坦率地说，多年来青少年工作机关与青少年理论工作者有社会影响力的合作少之又少，机关强调一种快速的跟踪反映，学者需要做一种基础性的研究，所以形成了两张皮的矛盾。当然短线与长线的青少年研究都是有必要的，但是与其短线研究成果不受重视，还不如退而结网，打好理论基础，长期跟踪某一青少年现象，如几年前对“蚁族”青年群体的研究，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六是同质研究多，异质研究少。检索青少年研究的文献，很多研究都极其类似。如青少年消费观、青年婚恋观、青年就业观、网络与青少年教育、青少年自杀现象研究、大学生社团研究等。研究文章逐年曾多，学术效应、社会影响日渐衰微。个性化的研究凤毛麟角，让人拍案叫绝、眼睛一亮的深度青少年研究少之又少。去社会化、去政治化的同质类青少年研究在增多，紧扣国际风云变幻、紧贴青少年变化趋势的异质类研究极少。青少年研究领域多年来鲜有争鸣，基本上是专家学者自说自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几乎成了历史文物，近亲繁殖、门第高深，理论晦涩、故弄玄虚、语言繁琐、天马行空，唯恐别人看明白的风气盛行一时，这是一个青少年生活方式追求个性表达的年代，却又是一个青少年研究成果高度雷同化的年代。
七是描述式研究多，参与式研究少。描述式研究指凭观察和简单的外在特征归纳，即推出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如许多媒体曾经炒作的80后、90后、鸟巢一代、蜗居等标签，虽然可以时不时吸引公众的眼球，但无持久性的青少年研究价值。说穿了描述式研究还是走宏观研究、拉大旗做虎皮的老套路。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不分农村城市、不分学生群体与职业群体、不论文化水平高低、不论已婚与未婚，不做分类就统称为80后，实际上是在误导公众，也是一种懒惰式的哗众取宠。参与式研究是要付出代价与成本的。1987年，山东作家贾鲁生扮装成乞丐半年，先后下武汉，上南京，走郑州，与乞丐群体相处了半年多，了解了乞丐的内心世界。1988年贾鲁生饱经风霜的《丐帮漂流记》出版，曾经轰动一时，书中揭开了丐帮组织的文化、等级、架构等，如此纵深的探究与描述，在国内实属罕见。
八是主流青年研究多，非主流青年研究少。大家一窝蜂，什么热就去研究什么，这种研究充其量是锦上添花，而社会真正需要的是雪中送炭。以公办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和课题的文章比比皆是，像贾樟柯十多年前涉及社会边缘青年的青春三部曲《站台》、《小武》、《任逍遥》这样的题材，在青少年研究领域太少。比如，民办高校是对公办高校的有力补充，为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做了积极贡献，2011年底，全国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有一千三百余所，在校生近七百万[1]，但许多民办高校在校生的“三无”现象，即“无助学贷款”、“无购票优惠”、“无认证文凭”，却没有青年研究工作者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去探究。
九是职称评定式研究多，介入社会式研究少。青少年研究有越来越小众化的危险，大多数研究文章只能在青少年研究的同行中做有限阅读，既不能转化成社会科学研究库的专业成果，又不能成为政府公共决策、公共咨询的参考资料。研究文章众多，转载引用率低，引起公众兴趣和争议的更是少之又少。研究门槛之低，似乎人人皆可进入。有人一年可以写出几十篇文章，这哪里是在做研究，简直是在做网络文章汇编，原因在于多年来畅行无阻、急功近利的研究方式。主题先行，集体会战，集现状、问题、原因、对策于一体的格式化行文结构，尤其是郑重其事又毫无可行性的应然对策分析，如同文字游戏。如此短平快式的研究，与大学科研机构只重数量忽视质量的评价机制有直接的关联。
十是价值命题研究多，政策问题研究少。青少年研究重理论体系、思潮观念的研究，反映了大学教育的进步。但是理论联系实际，研究青少年的未来发展、研究公共政策对青少年成长的促进作用，更具有未雨绸缪、稳定社会的前瞻性意义。当然政策研究有风险，如果政府相关部门不认可，研究就有可能被锁在保险柜中。1954～1955年美国大学生全国辩论比赛，有一道当时颇具争议性的辩题“美国在外交上是否应承认共产主义中国”[2]。1979年，美国与中国正式建交外交关系，美国大学生提前25年讨论了这个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2005年，中央电视台举办国际大学生辩论赛，决赛的题目为“生之恩重于养之恩”还是“养之恩重于生之恩”。生养哪个更重要，对现实生活中对绝大多数人都不是问题，所以嘉宾余秋雨先生在点评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辩题是伪命题”。需要反思的是，同样在大学学习，我们的同学讨论问题为什么远离社会?同样做青少年研究，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为什么做政策问题式研究的少?青少年研究不仅要研究青少年问题产生的历史及现实根源，进行相应的理论分析，而且应该紧扣中国社会未来的变革，重点转向青少年与未来发展的政策方面。
三、青少年研究的改进构想
第一，参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相关内容，制定我国青少年研究未来10年的发展计划。规划中国青年与社会发展同步的优先领域，如青少年政治参与、青少年网络参与、青少年社区参与、青少年组织参与、青少年文化参与、青少年特殊问题矫正、青年农民工城市化的适应标准、青少年网络文化的边界、青少年自组织的整合、青少年创新意识的培育、青年职场危机的化解等。不仅要考虑短线的青少年研究的社会需求，更要考虑长线的青少年研究的未来发展。
第二，改革青少年研究的成果评价机制，推进“任期内代表作评价制度”与“社会效益评价制度”的有效结合。任期内代表作可建立匿名评审制度，既要看被其他研究者引用的数量，更要看政策影响力与社会效益，鼓励青少年研究成果进入高校教科书，接近政府科学决策和社会大众的现实需求。社会效益评价的确操作难度很大，但互联网的出现使科研成果的社会转换及影响很容易通过搜索引擎检索与统计。此外，电视如今已是第一大强势媒体，科研与教学成果的电视化转换也应该被纳入评价体系。纸媒介发表文章计入科研成果，电视、广播展示(参与)的人文教育类节目，也应通过数据转换计入科研成果，前者体现了同行评价，后者体现了社会评价。唯有这样，才能加速青少年研究成果的社会化过程，扩大青少年研究的社会认知度。
第三，加快青少年研究的专业建设，以专业设置引导青少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探讨青少年研究的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实务理论的系统化。明确青少年研究的主干学科与支干学科的构成标准。创造条件尝试在大学开办青少年研究专业的试点，可率先在硕士研究生的专业目录下开办“青年学”专业，为我国庞大的青少年工作体系培养专业人才。
第四，重组青少年研究队伍，形成梯次分布、类型多样、资源配置合理的青少年研究团队。全国性的青少年研究机构应该面向海内外招聘具有国际视野的青少年研究学术带头人，探讨青少年研究理论的自主创新之路；面向全国招聘具有国内影响力的青少年问题研究首席学者，争取“蚁族”一类的专题研究每年都有新的发现与突破；面向一线的青少年工作场所，聘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青少年工作者作为特邀专家，重点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模式转换。
第五，打造一支青少年社会问题的快速反应研究队伍，扩大青少年研究的社会影响力。青少年研究远离青少年的社会生活，远离公众关注度高的青年热点问题，表明青少年研究仅有同行的专业评价，而缺少必要的社会评价，青少年研究的路只能越走越窄，青少年研究队伍只能越来越萎缩。期望经过不懈的努力，有更多的青少年研究专家走出象牙塔，投入青年研究的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