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山路与意识形态日常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山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民国论文,路与论文,日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6；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0583—0214（2007）12—0108—10
民国时期，全国从大都市到小城镇出现众多的中山路以及以三民主义名词命名的道路，这些道路改变着原有的城镇空间结构。对此，学术界没有专门进行深入研究。笔者认为，道路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的血脉网络，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道路系统则是一个城镇空间结构划分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是城镇文化与记忆的载体。中山路与三民主义道路系统的广泛建立，是国民党国家权力向空间与社会渗透的结果，它改变着城市的记忆系统，影响着生活在这些城镇的人的观念意识。因此，对于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化国民党统治技术的研究。
一道路命名与中山符号空间化
地名的形成受山川地势、地理位置、地貌特征、风俗习惯、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影响，政治地名则直接体现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地名作为人类生活中最早出现的空间符号之一，承载着人类的文化印迹，并通过空间化而代代相传。因此，地名是社会记忆的空间载体，而地名内在政治及文化内涵影响着人们对空间的感受及对政治文化的认同。在传统中国，纪念著名人物的地名极多，但因国家控制力量无法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因此，地名的命名一般由地方自行操办。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命名地名兴起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它随着国家力量的渗透而逐步进入各个城镇。以孙中山名字统一命名地名，是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的产物，中山路成为全国各地重要而普及化的空间纪念形式。
民国时期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衣食住行，为生活要素……一县之道路，犹人身一部分之血脉耳”。[1] 城市化进程加快，修建道路成为各地市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本人就积极倡导修建道路，并对道路与国家兴衰、文明进化间关系进行精辟阐述：
道路者，文明之母也，财富之脉也。试观世界今日最文明之国，即道路最多之国，此其明证也。中国最繁盛之区，即交通最便利之地，此又一证也。故我人欲由地方自治，以图文明进步，实业发达，非大修道路不为功。[2](p222～223)
修建道路成为孙中山发展民生的重要内容。民国官员对此也有深刻认识，王正廷指出：“观路政之良窳，可以瞻国势之盛衰。与夫人民自治之能力，学术文明之进化，尤息息相关也。”[3](王政廷．序)建筑学家也认为：“交通利便，裨益于人民生计”，将来各地均将道路修缮，就可以与欧美相媲美，归根结底，道路是“一国富强之基”。[3](自序p6，正文p1)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对于道路建设尤为重视。
随着国民党宣传孙中山崇拜的推广，许多城镇的主干道被命名为“中山路”，希冀达到永久纪念孙中山的目的。早在孙中山逝世后5天，有人已经提出“纪念中山之法”，应该“名其路日中山路，垂誉后世，永矢弗谖”。[4] 而且，修建道路、关注民生就是实践总理遗教，修建道路并命名为中山路可以更好地表明，国民党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因此，民国时期全国各地出现统一的中山路名称，是国民党政权统一控制、实行有效统治、传输孙中山崇拜的结果。
作为孙中山奉安大典的迎梓大道，南京中山路成为不同凡响的政治象征，而且完全改变了南京原有城市空间格局。迎梓大道由三条中山路构成：自下关码头即孙中山灵柩抵达地至鼓楼为中山北路，鼓楼至新街口为中山路，新街口至中山门为中山东路，出中山门直达紫金山中山陵。中山东路与中山路、中正路、汉中路在新街口街心花园处交汇，由此形成一个中心，这个以中山路为中心呈辐射状的空间布局成为南京城市新的中心格局。为突出中山路至高无尚的政治地位，国民政府在设计中山路时，完全从迎梓需要出发，将中山陵作为设计原点，忽略保护明故宫遗址的完整性。虽然孙中山生前对朱元璋极为推崇，将明孝陵视为政治合法性的象征资源之一，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去谒陵，但南京国民政府却无视这一历史事实，将中山路凌驾于明代文化遗址之上，让“中山东路及其延伸出城的陵园大道，无情地从明故宫遗址和明孝陵神道中穿行而过，人为地将这两处重要的史迹一分为二，破坏了它们的完整性与唯一性”。① 南京原来城市格局历经明清两代及民国初年500多年未改，但却因中山路系统的建立而彻底改观。
作为迎梓大道，中山路原定全程宽40米，后因“沿路有应拆民居，一时无从迁移”，才改建20米宽，在没有房屋的地方仍均建40米。[5] 40米宽的中山路是当时国内最宽的马路，也是当时最长的市内道路之一，贯穿大半个南京城。1928年8月12日，南京市举行了隆重的中山路破土典礼，市长称，修建中山路是“扫除封建工作”的开始，强调中山路“大道成功，始渐完成总理民生主义中行的问题……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诚以道路为人人所共有，其在国家，则犹血脉之在人身……南京而无完善大道，不惟无以利行者，又何以慰总理在天之灵，此次共筑大道，实秉承总理遗志，建设艺术化之南京，故即以中山名之，示尊崇之意，亦使行此道者咸知先知先觉惠我于无穷也”[6]。
中山路既是市政工程，更是政治工程，修建过程中因拆房引起许多居民不满，要求改线，但南京市政府明确中山大道是迎梓大道，“不能不牺牲少数人的利益”。[7] 由于奉安大典时间已定于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即1929年3月12日举行，中山路修建工程必须于1929年2月完工。但因拆迁困难、气候恶劣等原因，工程延期，奉安大典也随之延期。尽管工程延期存在客观原因，但国民党视中山路工程延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首都特别市政府遂以工务局长“玩忽职守，以致延期”为由，将其免职。[8] 最终，中山路于3月底完工，南京市政府举行庄严隆重的开路典礼。[9]
南京因为中山陵的存在，自然会建中山路，其纪念孙中山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中山路也成为南京城市空间最重要的政治景观之一，它与中山陵共同成为南京城的政治文化象征。
二 各地中山路与城镇空间重组
南京中山路是最著名的中山路，但并非最早的中山路，最早者出现于孙中山逝世的当年，安徽芜湖将主干道——芜湖大马路改名为中山路，以纪念1912年孙中山莅临芜湖大马路大舞台演讲。[10](p281) 1927年后，各地中山路增多。上海特别市政府议决：“将闸北中兴路改为中山路，并延长路线北至吴淞南接龙华，以纪念总理”。[11]1928年，北京将最初孙中山灵柩从中山公园移至香山所经过的街道定名为“中山街”。同年初，“为使民众对于党的信仰普遍起见”，河南省通令“省县各城，均须择一大街，改名中山大街，借以表现革命精神并坚民众信仰”。[12]
由于许多城镇原有道路基础较差，各地政府遂利用修建中山路而达到建设新兴道路系统的目的。新建中山路最早竣工的是镇江中山路，早在1928年已经完工。[13] 同年3月，上海再次延长中山路使其成为贯穿申城南北的主干道。26日，上海举行开工典礼，典礼台正中悬挂孙中山遗像，路两旁张贴标语：“中山路是纪念总理的路”，“筑路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市内的街道，是全市的血脉”等。市长在讲话中又特别强调：“我们建筑中山路，是纪念精神不死的总理”，建筑中山路，就是“秉承总理政策”。这条贯通整个上海城区的中山路建成后，中国人“不须假道租界，开上海市交通的新纪元”，而且中山路“环租界半周筑成，至少可以减少外人越界筑路的觊觎”，因此，在国人眼中，中山路能够阻止列强进一步越界筑路，其意义非凡。[14] 显然，中山路已经不仅仅是一条纪念孙中山的路，它也是一条民族谋求独立与平等的自由之路。
虽然道路改造是包括拆迁、安置、规划与修建在内的繁复工程，但各地均积极投入建设。1929年7月，江西南昌建成全城最高级道路——中山路，全市市民反应热烈。[15] 地处偏远且为纳西人聚居古城——云南丽江，尽管现代化力量对此触及不多，但中山路、中正路却也成为这里道路的新名称。[15](p38) 另一偏僻的侗族聚居地——湖南省通道县，同样也建有中山路。[17](p15) 孙中山符号具有民族统一的象征意义，因此，中山路又代表着各地对中央的认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为向蒋介石表明心迹，特地将天全县始阳镇的一条街命名为中山街。[18](p23)
笔者根据民国方志、报刊文献及新方志、文史资料等初步统计，民国时期全国拥有中山路（街巷）共计532条，虽然因资料局限，统计未必全面，但已经显示中山路在全中国城镇的覆盖率之高，详见下表：
全国各地中山路（街、巷）一览表
省份 城市(县乡镇)
合计
特别市
南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青岛
江苏 徐州、镇江、盐城、无锡、常州、丹阳、昆山、靖江、句容、苏州、宜兴、宿迁、高淳、如皋、松江、溧水、沛县、洪泽、常熟、 32
宝应、高邮、江阴、苏州、南汇、崇明、吴江、睢宁、涟水、武进、南通、金山、连云港
浙江 杭州、鄞县、嘉兴、椒江、金华、东阳、兰溪、宁海、建德、临海、江山、台州、嘉善、丽水、宁海、泉州、玉环、德清、云和、 32
天台、浦江、萧山、恫乡、镇海、乐清、开化、龙泉、衢州
广东 广州、汕头、汕尾、湛江、梅县、清远、佛山、番禺、茂名、深圳、中山、惠州、廉江、江门、徐闻、遂溪、揭阳、饶平、海丰、 57
台、翁源、河源、紫金、潮州、湛江、四会、罗定、韶关、新兴、梅县、三水、澄海、云浮、郁南、博罗、潮阳、平远、和平、
恩平、普宁、南雄、化州、增城、潮安、连县、连山、鹤山、阳山、东莞(石龙镇、横沥镇、长安镇)、龙川(老隆镇、佗城)、
吴川(县城、黄坡镇、塘掇镇、吴阳镇)
广西 南宁、桂林、北海、防城、贵港、河池、柳州、天等、百色、全州、武呜、大新、崇善、同正、奉议、梧州、钦州、恩隆、兴安、 31
东兰、鹿寨、田阳、东兴、荔浦、昭平、灵山、合浦、田东、蒙山、思林、龙州
海南 海口、琼山府城镇、琼东、儋县4
福州、厦门、建瓯、南平、华安、惠安、南靖、光泽、邵武、建阳、龙岩、泉州、永安、长汀、云霄、永春、漳平、泰宁、平和、
福建 永定、宁化、建宁、长乐、沙县、宁德、连江、周宁、清流、屏南、福鼎、上杭、武平、三明、光泽、连城、漳浦、顺昌、长泰、 54
诏安、泉州、漳州、崇安、古田、柘荣、同安、浦城、南安、德化、明溪、莆田、晋江(龙湖、安海)、安溪(湖头镇、凤城镇)
江西 南昌、赣州、安远、萍乡、上饶、宜春、吉安、信丰、新于、弋阳、兴国、湖口、都昌、石城、寻乌、高安、龙南、宁都、万安、 26
崇义、祟仁、上犹、高安、余干、广丰、景德镇
安徽 合肥、芜湖、芜湖湾沚镇、屯溪、蚌埠、阜阳、界首、蒙城、凤台、泾县、歙县、宿县、萧县、郎溪、宣城 15
湖北 武汉、宜昌、沙市、襄阳、恩施、襄樊、利川、黄陂、巴东、石首、公安、咸丰、应山、枝江、谷城、孝感、孝吕、钟祥、安陆、 22
沔阳、黄冈、老河口
湖南 长沙、湘潭、衡阳、新田、永州、新晃、涟源、醴陵、沅陵、辰溪、道县、通道、祁东、沅江、黔阳、洪江、邯县17
河南 郑州、开封、通许、尉氏、西华、襄城、唐河、社旗、镇平、安阳、淇县、商丘、杞县、永城、方城、泌阳、磁县、焦作、新乡、 42
鹤壁、偃师、吲始、登封、潢川、正阳、博爱、舞阳、兰考、南阳、商城、汜县、灵宝、内乡、伊阳、夏邑、漯河、商水、睢阳、
巩县、信阳(罗港镇、明港镇)、驻马店
河北 石门(即石家庄)、曲周、深泽、正定、霸州、满城、昌平、定州、通州、顺义、元氏、东明12
山东 威海、青岛、平都、肥城、临沂、临晌、商河、即墨、潍坊、高唐、淄川、夏津、定陶、郓城、充州、费县、临淄、巨野、东阿、 21
鄢陵、金乡
山西 永济1
陕西 西安、宝鸡、米脂、子长、城固、华阴、礼泉、泾阳、成阳、三原、彬县、蒲城、沔县、眉县、南郑、韩城、洋县、洛川、瓦窑堡 19
甘肃 兰州、泾川、民乐、永昌、陇西、定西、武威、清水、榆中、平凉、岷山、金塔、武都、西和、夏河、固原、平凉、秦安、礼县19
宁夏 银川、隆德、中卫、原圃 4
绥远 归绥、察素齐镇、凉城、陕坝、五原5
新疆 迪化、哈密、昌吉3
四川 重庆、成都、广汉、永川、兴文、自贡、合江、乐至、黔江、内江、宜宾、德阳、简阳、武胜、綦江、丰都、涪陵、巴塘、筠连、 21
犍为、苍溪
西康 康定、会理、巴安、天全、荥经5
贵州 贵阳、遵义、安龙、毕节、绥阳、桐梓、江口、金沙、三穗、龙里、修文、长顺、贵定、思南、开阳、德江、玉屏、平塘、黔西、 24
三都、平坝、兴义、晴隆、天往
云南 武定、昌宁、个旧、楚雄、富源县、泸西、弥勒、丽江、潞西 9
青海 西宁、同仁、都兰、湟源 4
辽宁 沈阳、鞍山、大连、丹东、黑山、锦州、朝阳、西丰 8
吉林 长春、四平 2
黑龙江
哈尔滨、佳木斯、庆安3
台湾 台北市、台北县(新店市树林镇、三峡镇、板桥市、永和市、中和市)、台中(沙鹿镇、潭子乡)、高雄市、高雄县(凤山 38
市)、嘉义市、宜兰市、台东县(台东镇，里垅镇)、花莲市、花莲县(玉里镇)、南投(埔里镇、竹山镇)、新竹市、彰化市、
彰化县(员林镇、溪湖镇、北斗镇)、台南县(新营市、永康市、盐水镇、麻豆镇、白河镇、新化镇、归仁乡、佳里慎)、屏
东县、澎湖县(马公市)、云林县(北港镇)、基隆、桃园
总计 534
修建中山路并不是单纯的路政工程，而是与整个城镇空间重组密切关联的政治工程。中山路在城市中的空间定位首先必须体现政府对孙中山、总理遗教及三民主义的尊崇，因此，中山路几乎都位于城市的中心，不少与政府及国民党党部相邻，一般都构成城市的中心分割线，且路况最好，为当地最为繁荣的街道。1929年建成的厦门“中山路为最宽最直之市路”。[19] 次年，湖南长沙建成中山马路，“横亘城中”，“平广整洁，有沪汉风，为本市之新式街道”。[20](p301) 当时风行的《旅行杂志》对此亦有报道，[21] 中山路俨然成为长沙城市现代化的象征。一般县城也是如此，安徽省界首县的中山路“各业均备，系三镇之主要街道”。[22](p17) 即便是少数民族区域内的城镇，中山路也是主干道。西康省会康定的中山路“为康定最繁盛之街道”。[23] 汉口的中山路则绵延数十里，贯穿整个武汉三镇，成为主宰这个城市空间的灵魂道路。
单一的中山路无法充分实现政治教化，而国民党各地政府将整个城镇道路系统“中山化”，才能透过彻底分割、重组空间而实现道路的意识形态化。山东东明、广东罗定县城均建有中山大街、中山南街、中山北街。② 广东省四会县城则建有中山东路、中路与西路。[24] 此外，广西柳州等城镇也都是由多条中山路构成道路干线系统，空间得到重新分割与重组。河南省西华县城由东、南、西、北四条中山街构成主干道，中山街将县城分割成四个区域，且县政府与县党部均与中山街相邻，由此突显中山路在两县城市空间中的至尊地位。[25](p351)
在城镇空间重组过程中，有的地方中山路虽然只有一条，但它与其它相关空间场所进行组合而实现“中山化”。如河南开封中山路与中山门、中山公园相配套，中山门外护城河上还建有中山桥，而中山路的尽头就是中山公园。[26](p1) 人们生活在由中山路重组的空间里，其日常出行时必然会受到潜在的符号影响，“中山”符号及其联想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人们的脑海中。
三 中山路与三民主义道路系统建构
中山路的命名使国民党宣传孙中山崇拜的功利目的昭然若揭，然而，国民党并未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前进，将三民主义名词贯穿于城镇道路中，形成以中山路为核心、辅以三民主义名称化的道路系统，将城镇空间彻底改造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充斥的空间。
南京国民政府注重从整个系统进行道路规划，早在《首都计划》中已经展露无遗：“道路规划之中，以系统一端为最要。”[27](p64) 道路系统既是从城市交通、功能的角度去考虑，同时也是从空间意义的角度去定位。1930年10月，国民政府第96次国务会议议决，南京中山门外设立中央政治区，区内及明故宫附近各条干路均以三民主义名词命名，有民生、民权、民族、博爱、大同、和平和自由路等。③ 重庆成为陪都，道路系统也须中山化与三民主义化。1939年，重庆市警察局重新命名道路，出现中山、民族、民权、民生与和平等路名。[28](p33) 全国各地有许多城镇都建有以三民主义关键词命名的道路，特别是以民族、民生、民权、三民为多，同时还有民主、博爱、自由、平等、五权、民享、民有、民治、共和、民国等名称。这些道路命名完全由承担市政建设工程的政府控制，各地在道路命名上均达成共识，将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透过道路的命名而向社会各界传达。
河南省襄城整个城镇由四条十字交叉的中山路主干道分割成四个区域，然后又由共和、民治、民享、民有等街进行辅助性分割，形成了三民主义道路系统。[29](p360) 走在襄城的街道上，人们都会与三民主义名词遭遇，久而久之，人们的观念必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民国时期许多城市都建立起三民主义道路系统。武汉特别市作为贯通南北的通都大邑，又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自然以三民主义名词命名街道。早在1927年至1929年间，武汉就在市政府南侧建成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和三民路，这扩建的4条马路，与中山路一起成为是当时汉口最宽最好的马路，[30] 以中山路、民生路为中心的区域成为城市新的商业中心。[31](第一编·地理p29) 因此，新的道路系统改变着城市原有的空间结构。1932年，浙江宁波在江北慈城分别建成民生路、民权路与民族路，与城内主干道中山路相呼应。[32](p1647) 贵州省会贵阳，配合主干道中山路而建民生路、三民路、民族路，同时城内还有三民巷、中山门和中山公园。[33](p51～53，67) 全国其他城镇也同样如此。安徽界首除有中山路之外，另有博爱街、三民街、五权街、至公街、民权街与民族路，并有一座民生商场。[22](p17～20) 广西邕宁、北海、广东韶关、贵州天柱、安龙县城都有中山路、民生路、民权路、或民族路、三民路，并有中山公园，有的还有中山纪念堂。④ 中山路与三民主义道路系统建设不仅盛行于内地城镇，也盛行于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西康屯垦使署宣慰员格桑泽仁是一位爱国的藏族政治领袖，主政西康省巴安县时，将原街名更名为中山街、博爱街、自由街、平等街等。[34]
30年代中期，由于国民党强化意识形态宣传，三民主义名词进一步深入日常生活空间，三民主义道路系统更为普及。河北省石门市将升平街改为三民街，同乐街改为民族街，还有的改为民权街、民生街。[35] 1938年，福建省会迁至永安，随即省政府对永安原有街道进行修整、改名，以中山路为中心，辅以中华路、中正路、国民路、民权路、复兴路、民族路、建国路、三民巷、民主巷。次年，又将城墙拆除，修建中山纪念堂。[36] 这已不是原来的永安城，空间完全被重组，俨然是另一座新城，而人们在重新熟悉这座城镇的过程中，熟识了三民主义的概念，并会对复兴民族、振兴中华产生全新的认识。
城镇中山路及三民主义道路系统的建立，昭示出国民党力图透过日常空间政治技术的运用实现对民众的教化，而且取得了相当成效。然而，还有城镇将整个道路系统完全中山化和三民主义化。江苏徐州不仅有中山街，而且有三民街、文明街、中正街、博爱街、民权巷、三民巷、和平巷、民生巷、民权巷、民享里、统一街，这些道路与中山纪念堂等一起改变着这座古城的空间结构。[37](p6～11) 河南省尉氏县城由东、西、南、北、中5条中山街分割而成，并辅以博爱街、平等街、新民街、教育街等为衬托。[38](p254) 这样的城镇还有江苏苏州、高邮，福建南靖，四川乐至、合江，甘肃武威，湖南道县，贵州金沙等。⑤ 少数城镇虽未建中山路，但也建立起三民主义道路系统。如四川省苍旺县没有中山路，但有民生路、民族路、民权路。[39](p292) 县城作为国民党基层党政机关所在地，自然要建立三民主义道路系统，但实际上，一些小镇也被纳入这一体系。福建省莆田县笏石镇，曾将原观音亭等街巷改名为自由路、三民路、复兴路和和平路。[40] 三民主义道路系统随着国民党权力的渗透已扩展至全国各地的城镇。
由于三民主义道路系统的建立，一些小城镇的人们日常出行完全被笼罩在国民党意识形态氤氲之中。甘肃省民乐县城主街为中山、中正、维新、复兴四大街，辅街则有民生、民利、民权、民有、力行等巷。[41](p492) 更有甚者，山东省金乡县城仅有20余弯曲、狭窄的土面街路，而全都用中山和三民主义名词命名：中山、民权、民主、民生、五权、自由、平等、博爱、行易、大同、和平、进步、建设、爱国、维新、革新、教育、新民、五三街等。[42](p173) 生活在这个小城中的人们每天出行，他们随处感受到孙中山与三民主义名词的存在，必然会形成深刻记忆。
四 中山路与社会记忆
道路与人们的思想观念密切关联，作为空间形式，中山路与中山公园一样是民族主义的象征空间，因为“中山”本身是民族主义象征符号。抗战之后，各地均将收回的租界或日本占领城市原有道路改名为中山路或三民主义名称，显然是基于中山路与三民主义道路系统具有民族主义象征意义，也是人们对中山路形成社会记忆的具体体现。
青岛中山路旧称山东路，德国占领后改称“斐迭里街”与“大马路”。日据后又被改为“静冈町”和“山东町”，中国收回青岛后再度改为山东路。1929年5月又将其改为中山路。[43] 江苏高淳淳溪镇正义街，日军侵占后被改为和平街，抗战后又被改名中山大街。[44] 改名中山路意味着民族主义空间对殖民主义空间的置换。国民政府收回英国强租的山东威海后，将贯通城区的大街命名为中山路，但日伪统治时又将整条街改称为新威路。[45](p395～396) 日本人深知孙中山符号对于中国人的意义，1938年日军攻陷厦门后，特将中山公园改名厦门公园，并将中山路改名为大汉路。[46] 而中国人不能容忍，抗战后立即恢复原有中山路名称。吉林长春用中山、民生、民权、民主、自由大街置换了日据时期以日语“町”、“通”命名的道路。[47](p291～294) 1946年，辽宁鞍山将日据时的明治通路改为中山路，“九条町”则改为民权路，“吉野町”改为民生路，“青叶町”改为复兴路。[48](p89～93) 类似的还有辽宁沈阳、旅顺、丹东、吉林四平、河北石门等城市。中国共产党同样将中山路视为民族独立的象征，1946年哈尔滨解放后，立即将日据时期的土肥原路（原俄国人占领时称霍尔瓦特大街）改名为中山路。[49](p101)
台湾光复后，许多城镇的主干道改为中山路，有的城镇辅以三民主义道路系统名称。如台中市在光复后，将原有带有日本地名色彩的道路名称“町”全部去掉，改为三民主义化的地名。城中心有中山公园，在公园附近则有中山路、民权路、民族路、民生路、三民路、自由路、五权路、中华路、双十路。台南县新化镇横道以中山路为干道，纵道以中正路为主干，辅以建国路、复兴路街、民权街、大同街等。[50](p59～63，254，258) 台湾彰化1946年建中山、民生、民权路。[51](p10) 中山路及三民主义道路名称在台湾的普及，一方面是宣示主权的回归，另一方面则表明，国民政府对道路名称的意识形态控制已经扩展到台湾。
道路改名中渗透的民族主义色彩，并非局限于英日占领区，全国曾经被其它列强占领的城市也都如此。天津除有中山路外，1945年市政府又将原意大利租界内的马可波罗路、罗马道等三段马路合并，改名为“民族路”。次年，又将意大利租界的乌第纳亲王道、佛罗伦萨道合并改名为“民生路”。[32](p152) 广东湛江在抗战后将原法国占领期间命名的法国大马路改名为中山路，贝丁路改名为逸仙路，英吉利路改为民治路，同时又命名民有路、民享路、爱国路。[52](p7，14，15) 中山路及三民主义道路系成为洗刷中华民族遭受殖民主义侵略与统治的标志，是主权回归的象征。因此，中山路及三民主义名称道路建构起中华民族独立、崛起、奋进的象征空间，这是城市记忆系统的新生。
抗战后期，日伪转向利用中山符号作为伪统治的合法性象征资源，遂在攻占城市中沿用中山路名称。如日伪曾将汉口中山路改为中山东路、中路和西路，保留了原有中山名称。但是，中国人不会接受日伪对中山符号的盗用。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汉口市政府将上述三段路正式统一重新命名为中山大道，并且举行了隆重的命名仪式。[33] 而为进一步彰显中山路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河南襄城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建于贯穿全城南北的中山街尽头，[29](p360) 让人们永远缅怀抗日英雄并将中山路视为民族主义精神象征空间。
中山路不是普通的道路，而是承载着中国人对孙中山崇拜的情感之路，也是激发民众爱国主义的奋斗之路，许许多多抗日的故事就发生在中山路，人们对中山路的记忆深刻。当回忆者在追述往事时，对中山街记忆尤其深刻。1933年孙中山逝世八周年纪念日，甘肃天水秦安中学的同学们植树后就去中山街宣传抵制日货，查禁日货。[53] 抗战时期，人们经常在中山路上举行游行。如广西北海宣传抗日的游行队伍就曾从大南门出发，经过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山公园，再到县政府，然后沿着中山路一直下去。[54](p248)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武汉学生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抗日，他们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沿中山路东进，马路两旁商店的人们倾室而出，加入请愿队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震撼武汉三镇。[55] 中山路与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它与中国人民一起经历、见证抗战，它是中山精神永生之路，也是民族奋进之路。
道路既是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连接，又是空间的延伸。南京的中山路既是空间上迎梓的起点，又是通往中山陵的终点，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南京作为孙中山最后归宿之地，那里的人们更加理解中山路的意义。曹聚仁在《南京印象》中说：南京的“行人指点我：‘这是中山路，在路的尽头，便是孙中山先生的坟墓”’。所以，在他看来，“中山大路上有成千上万的人走着，他们都走向孙中山先生的坟墓”，人们对这条“又宽又长的大路”的认识显然是与中山陵及孙中山联系在一起，[56](p204) 这恰恰是国民党设计中山北路、中山路与中山门的目的所在，即通过中山路，让人们记住孙中山，崇拜孙中山。地名给人的联想是极其自然而深刻的，正如民国时期的人们在旅行时提到：“我们一到了中山，因而就立刻想起孙中山先生。”[57] 正是因为中山路是引导人们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的载体，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为使学生“信仰三民主义，作党治下忠实健全的公民”，特将校园内的道路三民主义化，分别以民族、民生、民权、大公、大同、大成、民智、建设、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等名称命名。[58](p36～37、封底) 在这样的校园里学习，加上总理纪念周及公民教育等课程，学生怎能不对孙中山及三民主义产生深刻记忆？
中山路已经深深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活在每一个有中山路城镇的人们，都知道中山路的纪念意义，加之中山路的重要地位，它往往成为城市繁华街道的代名词，以致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道路名称也是“中山路”。王统照在小说《灰脊大衣》、老舍在作品《丁》中都自然而然地提到中山路店铺，臧克家在《老哥哥》中也提到中山路。⑥ 著名作家张恨水更是对中山路印象深刻，在《西游杂记》中这样描写平凉中山街：“这城仅仅的只有九里长的一条横街，也无可描写。不过这街的中间一段，已改名为中山街，将附近的桥，也附带成了中山桥。”[59](p202) 张恨水还在小说《燕归来》中对于到处出现中山路进行过评论，指出：[60](p321)
“在陕甘两省某一个时代，中山街、中山楼、中山桥、中山门、中山亭、甚至中山树、中山水，每个县城里，都可以找到”……昌年道：“既是有中山西街，必定有中山东街；有了东西街，自然也就有南北的名目。可不知道这个纪念总理的人，对于总理的遗志，多少可能实行一二？”燕秋做笑道：“你二位到西北，也来了这样久了，你看看怎么样？还用得我说给你们听吗？不必多说话吧。”
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张恨水深知中山路命名的政治寓意，并通过主人翁之口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更重要的是对国民党的空间政治与继承总理遗教提出质疑。
中山路是民国时期人们最熟悉最崇敬的道路，一般人对中山路成为替代性空间名称已经习以为常，只要地名有变更，自然想到要用中山路来命名。如浙江绍兴没有中山路，可能对于许多人而言是不自然的，因而当绍兴的望江楼消失后，人们自然想到的是“望江楼自然不再有楼，将来总有望江路或者中山路这类名字来替代”。[61](p438) 而在一些城镇，国民党执政后所改路名有的逐渐为人们所遗忘，只有中山路却成为永久的记忆。1934年出版的山东省《夏津县志续编》有这样的记述：“党国统一后，悉行更易，最著者旧志钱市改为‘中山街’，迎熏街改为‘中山南街’，拱宸街改为‘中山北街’，其它各街虽易名，无人道及，故不备载。”[62]
中山路永远是与孙中山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汉口这样的城市更是将孙中山与道路紧密相连，因为在三民路与民族路交汇处塑有孙中山铜像。“汉口的老人都知道，六渡桥的闹市中心，有一座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如今，这座铜像已成为地名的象征，但凡武汉人一提到铜人像，就知道那是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中心的道路交叉口，孙中山铜像南是民族路，通往汉水边；往东是民权路，往北则是三民路，通往中山大道”，“汉口在1928年1933年期间，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拓宽、修筑民生、民权、民族、三民等马路以外，还有一条为象征祖国统一而修整的统一街”[63]。由此可见，在政府新命名的道路名称中，中山路在人们的记忆中最为深刻，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与记忆中具有重要地位。
结语
城市道路具有规划、分割、重组空间的功能，可以重新定义空间意义。以何名称命名道路可以进一步赋予道路以特定的意义，由此，道路名称作为一种意义载体其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道路作为空间形式的一种，也成为权力操演的场域。在新兴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空间权力操演不仅体现于国家创造一个新的空间进行意识形态的传输，同时还体现于对既有空间进行重组，这种重组是对空间进行重新定义与改造，进而将国家力图传输的意识形态内化为空间的内容，从而影响人们对空间的感观，民众在无意识状态下潜移默化地受到意识形态的隐性操控。中山路及三民主义道路系统的建设表明，国民党成功地通过城市道路改造实现了空间重组，进而将孙中山符号嵌入日常生活空间。
中山路的建设将新的市政建设理念传输至民间，各地城镇交通得到明显改善，对于促进传统城镇向现代城市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山路及三民主义道路系统的建设，是对城镇空间的颠覆性重组，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道路系统与城镇空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国家政权与政党教化向民间社会进行空间渗透的具体体现，拉近了国家与国民日常生活空间之间的距离，有利于整合民众。但是，同时必须看到，中山路具有凌驾一切道路的空间地位，它以霸权形式出现后，导致对原有城镇道路命名中的文化历史底蕴的部分消解。道路名称往往都记载着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轶事、自然风物等，是地方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城市记忆的载体，中山路及三民主义道路系统的建立，必然使许许多多记载当地历史文化的路名被中山路等空间政治符号荡涤殆尽。广东连州原有街名“天街”，意即街有四方井，又通河边，盛暑清凉，取唐诗“天街夜色凉如水”之意，体现出连州人赋有诗意与文化底蕴的特点。又有青石街，因路面用青石铺砌而得名，古朴、自然，韵味十足，而故衣街则因故衣店铺众多而得名。这些街道都是与连州当地人们的历史文化及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但是，这些街道名称均被中山北路与中山南路等替代，[64] 当地特有的文化韵味随之消失。这一现象在全国相当普遍，广东省恩平县的中山东路、中路、西路三条主干道，及民族、民权、民生三路，将传统路名完全覆盖，原有的福宁街、米行等与人们观念及商业相关的街名，都随着国民党政权力量的渗透而消解。[65] 由此，中山路在重组空间的同时，改造当地城市记忆系统、历史文化资源，它使城镇记忆中的地方性文化逐步消隐，而代之以孙中山及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统一的政治文化。这体现出国民党在进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对空间政治技术的充分利用，也折射出各个国家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代性特征。
中山路作为空间载体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是国民党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的结果，它是“中山”符号渗透日常生活空间、“中山”符号霸权化最充分的体现。当年董必武即已经对这一现象进行过评述：“孙总理中山先生的崇高博大引起了全国人民普遍热烈的信仰与同情，生前如此、死后有加。于是各省各县城门是中山门、街是中山街、堂是中山堂……”[66](p17～18) 可见中山路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它已经与其他中山符号充斥的空间共同构成人们崇拜孙中山的记忆装置。
道路是社会有机体的血脉网络，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因此，中山路有助于人们形成孙中山记忆。直至今日，许多城镇的道路系统仍然以中山路为中心，它对于人们了解中山符号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成为人们形成城市记忆的重要空间载体。中山路成为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以人名命名的道路名称。生活于今天的人们，谈起中山路都会联想到纪念孙中山，有人曾撰文《中山路上说中山》。[67](p61) 中山路曾经影响着民国时期的人们，又促成当代中国人关于孙中山的记忆，自然也将影响未来的中国人……
收稿日期 2007—07—18
注释：
① 参见韩文宁《对民国〈首都计划〉的一点反思》，南京《晨报》（副刊），2006年7月23日。
② 参见任传藻修、穆祥仲纂《东明县志》卷首·东明县城图，1933年铅印本；钱柏祥、陈翘英《罗定县城和街道的沿革》，政协罗定文史资料委员会《罗定文史资料》第6辑，1984年10月。
③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公路管理处史志编审委员会《南京近代公路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 990年版，第112～113页；《中央路以东道路名称从党义及先烈命名》，《中央日报》1934年2月13日。
④ 参见樊自觉《粤桂视察印象记》，上海：中国生存学社1935年版，第12页；北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海市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梁观福整理《韶关市区街道名称历史沿革》，政协韶关市文史委员会《韶关文史资料》第1、2辑合订本，1986年10月；天柱县志编纂委员会《天柱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5页；安龙县志编纂委员会《安龙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75页。
⑤ 参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苏州市志》（第1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443页；高邮县编史修志领导小组编《高邮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6～387页；黄俊杰《靖城圩的历史变化》，《南靖文史资料》第13辑，1990年；四川乐至县志编纂委员会《乐至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1页；合江县志编纂委员会《合江县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武威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威市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9页；湖南省道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道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482页；贵州金沙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金沙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688页。
⑥ 参见王统照《灰脊大衣》，《王统照》（作品集），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老舍《丁》，舒济编《老舍幽默诗文集》，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346页；臧克家《老哥哥》，袁鹰编《华夏二十世纪散文精编·怀人伤逝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