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背景下新企业战略实验、创业能力与竞争优势关系的实证研究_创业能力论文

转型经济背景下战略试验、创业能力与新企业竞争优势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竞争优势论文,能力论文,战略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转型经济背景下，创业成为推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新兴市场持续涌现和制度环境快速变化的情境下，新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同时也需要应对高度的不确定性(Dixon等，2010；Webb等，2013；蔡莉和单标安，2013)。在此情境下，新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如何快速识别和理解环境变化进而构建有效的竞争战略。对于具有新生劣势的新企业而言(Stinchcombe，1965)，在持续变革的环境中倘若将全部资源投入到预计可行的商业模式中，很可能会由于判断失误而面临创业失败的风险。战略试验反映的是通过试错学习以构建有效竞争地位的过程，其有助于新企业在高不确定环境下持续增进对自身行为与环境关系的理解，以较低的风险和成本形成可行的竞争战略(Nicholls-Nixon等，2000)。具体而言，战略试验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新企业对多样化商业理念的探索，有利于新企业基于客户以及市场反馈逐步发现最有价值的新机会以创造新的竞争优势(Gruber等，2008；Andries等，2013)。此外，战略试验促进新企业与持续变化的环境间的交互作用，通过迭代学习和渐进式资源投入以降低不确定性，进而充分利用和保持现有竞争优势(Nicholls-Nixon等，2000)。然而从现有研究来看，战略试验通常被作为成熟企业相对低成本的一种探索方式，但对于新企业的创建和早期成长而言，战略试验的关键作用尚未得到学者们的充分关注(Chandler等，2011)，更鲜有研究基于转型经济背景对战略试验与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战略试验向新企业竞争优势的转化也并非是自然产生的，需要通过特定的转化路径。战略试验促使新企业在战略维度下进行小幅试错学习从而获取相关知识以提升自身的创业能力。由于创业的本质在于机会的识别和利用(Shane和Venkataraman，2000；Ardichvili等，2003)，学者们普遍认为创业能力是新企业识别和利用机会的能力，其核心体现为机会探索和利用的双元逻辑(Ireland等，2003；Teece，2007；Zahra等，2011；Abdelgawad等，2013)。一方面，战略试验促进新企业在商业模式的试错过程中获取有助于快速感知市场、政策和技术变化的知识以提升机会识别能力(Shane和Venkataraman；Ardichvili等，2003)。另一方面，战略试验有助于新企业在渐进式资源整合过程中积累相应的隐性知识，从而有效满足现有市场需求，提升机会利用能力(Ireland等，2003；Hitt等，2011)。而机会识别能力与机会利用能力作为两类创业能力是新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驱动力(张玉利和李乾文，2009；He和Wong，2004)。因此，创业能力作为新企业创造和获取价值的关键在于战略试验向新企业竞争优势的转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转型经济背景下，面对技术的快速变革和激烈的市场化竞争(Tan，2005；Gedajlovic等，2012)，新企业既需要在机会之窗打开的时期内充分利用已有机会，也需要快速预见市场和技术的发展趋势以识别新的机会。可见，经济体制转型为检验创业能力的中介作用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室。然而，鲜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和实证检验。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旨在基于转型经济背景，深入挖掘战略试验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其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结合转型经济背景从战略试验入手探讨新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取，有助于从动态过程视角阐释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并推动战略试验这一理论构念的情境化研究。其二，本文将创业能力即机会识别和利用能力作为战略试验向新企业竞争优势转化的重要路径，有助于弥补相关机理性研究的空白，为分析战略试验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在实践意义方面，本研究为处于转型经济背景下新企业有效应对环境高不确定性以获取持续竞争优势提供理论指导。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的提出

      战略试验是研究新企业变化和战略形成的概念基础(Van de Ven和Polley，1992；Nicholls-Nixon等，2000)。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基于学习视角，学者们认为战略试验其本质是一个迭代的战略变化过程，其包含探索环境和组织关系的小幅试错学习过程，有助于新企业了解所处的竞争情境并制定相应的战略以应对环境变化(Nicholls-Nixon等，2000)。战略试验将计划与行为相联系，新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通过多种商业模式试验，积极从环境中获取反馈以构建和调整商业模式(Andries等，2013)。当外部环境变化超出企业的控制范围时，成熟企业和新企业均需要通过试验开发新的生存方式，以应对快速变化的需求(Zahra等，2006)。而具有新生劣势的新企业受限于有限的人力、财务资本和社会关系，缺乏对自身社会角色和外部环境的了解而极容易犯错误(Stinchcombe，1965)。因此，新企业的存活更多依赖于他们根据环境中的信息输入和快速反馈进行调整的能力，尤其需要通过战略试验进行学习以调整自身与环境的关系(Nicolls-Nixon等，2000)。手段导向理论也指出，新企业在找到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前需要在市场上做不同的尝试(Sarasvathy，2001；Chandler等，2011)。可见，战略试验是形成新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然而从已有研究来看，鲜有学者对新企业战略试验的重要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特别是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政策频繁变动，新兴市场不断涌现以及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并存造成环境的高度动荡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Atuahene-Gima和Li，2004；Ahlstrom和Bruton，2010；Tan，2005)，新企业很难预先对环境变化做出准确预测，更需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决策逻辑(张玉利和李静薇，2012)。通过一系列战略试验，新企业持续试错学习从而理解行业和自身特点以确定可行的商业模式。因此，为了深入理解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过程，亟待结合转型经济情境对战略试验这一理论概念进行深入挖掘和实证检验。

      在战略试验向新企业竞争优势转化的过程中，创业能力扮演着关键的中介作用。结合学者们对于创业能力的界定，本文认为创业能力包含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Zahra等，2011；Abdelgawad等，2013)。其中，机会识别能力体现为新企业对新机会的感知、发现和创造能力，体现为探索的逻辑；而机会利用能力则强调机会的选择和把握的能力，体现为利用的逻辑(Eisenhardt和Martin，2000；Zahra等，2011)。战略试验所提供的学习机制有助于新企业从商业模式试错学习中获取相应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创业能力。根据组织学习理论，组织能力的构建依赖于一定的学习机制。知识的积累、表达和解码有助于作为组织能力核心构件的组织惯例的构建(Lei等，1996；Levitt和March，1988；Teece等，1997；Zollo和Winter，2002)。McGrath(1995)指出包含一定程度的试错学习的试验有助于能力的构建。Zahra等(2006)也指出新企业若能有目的地试验可能会产生最大的学习效果，在此过程中新企业需要仔细衡量他们在做什么，定义角色以及清晰地沟通结果，从而获取有效的知识以构建自身能力。因此，战略试验为新企业提供了通过试错学习提升创业能力的机会。在战略试验过程中，新企业有目的地积累了必要的创业知识，并在获取市场反馈后对多样化知识进行选择和保留，从而在企业范围内共享这些知识以形成指导新企业识别和利用机会的组织惯例，进而构建创业能力(Zollo和Winter，2002；Levitt和March，1988；Heimeriks和Duysters，2007)。尤其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制度的变革以及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催生了多样化的创业机会，互联网技术更为新兴市场上的机会创造提供了广阔平台(Yamakawa等，2013；Dixon等，2010)。在如此有利的外部创业支撑条件下新企业创业能力的培养更依赖于自身的学习机制。并且，在此情境下快速的市场和政策变化以及技术的变革也为组织学习创造了大量机会(Zahra等，2006；Dixon等，2011)。为了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新企业需要通过战略试验持续地试错学习以更新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创业能力的构建。

      创业能力对于新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和维持具有重要意义(Teece，2007；Zahra等，2006)。具体而言，机会识别能力促进了新企业对多样化新机会的搜索和感知以获取新的竞争优势，而机会利用能力则有助于新企业吸引、整合和利用资源以维持现有竞争优势(Augier和Teece，2009)。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转型经济情境下，新的市场和制度体系将逐步代替原有的体系，新兴市场的蓬勃发展造成竞争规则和格局的快速变化，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更与创业能力密不可分(Dixon等，2010；Abdelgawad等，2013)。综上所述，本文重点探讨转型经济背景下战略试验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将机会识别和利用能力两种创业能力作为关键中介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构建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战略试验、创业能力与新企业竞争优势

      (一)战略试验与新企业竞争优势

      战略试验作为寻求商业定位的迭代过程有助于新企业建立有效的竞争地位，同时也是他们保持现有能力和保护现有竞争优势的关键(Kor和Mahoney，2004)。通过在市场上验证不同的商业模式，新企业在产品或市场范围，与外部组织(如供应商、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创业者配置时间和精力等战略维度的多样化得到增强(Nicholls-Nixon等，2000；Andries等，2013)。当一种战略被验证是不可行的，新企业可以尝试其他路径进行市场竞争。战略试验所产生的多样化战略降低了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威胁，从而有效提升了新企业的战略柔性和抗风险能力。战略管理的核心假设是追求组织与环境的一致性(Fiol和Lyles，1985)，在高不确定的环境下，战略试验更有助于新企业从试错学习中积累和运用创业知识并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回应，进而构建新的竞争优势(Nicholls-Nixon等，2000；Miller和Friesen，1983)。根据实物期权逻辑，战略试验有助于新企业有效评估多样化的机会，能够及时将投资从试验失败的商业模式中撤出，从而减小资源损失(McGrath，1995)。Andries等(2013)也指出试验对企业而言并非是资源消耗型活动，而是选择最有价值机会的方式。尤其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快速变化的技术、顾客需求以及市场竞争对手均要求新企业通过战略试验增强战略多样性从而在竞争中生存下来(Larraneta等，2014；Dixon等，2010)。此外，市场和制度的不完善和新生劣势造成新企业获取资源的成本很高(Webb等，2013；Stinchcombe，1965)，新企业亟需将最佳的资源组合投入到最具有潜力的机会上，因此机会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在高不确定环境下新企业很难预先评估哪些机会是有效的，需要通过战略试验对不同的商业模式进行渐进式资源投入和系统性评估，从而确保在获取最佳机会的潜在价值时将资源损失控制到最小，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新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效率。综上，提出假设如下：

      H1：战略试验对新企业竞争优势具有积极影响。

      (二)创业能力的中介作用

      战略试验为新企业提供了迭代学习的机会，在试错学习过程中新企业不断积累和获取多样化的创业知识，并促进知识的明晰化和惯例化进而构建创业能力(Zollo和Winter，2002；Zahra等，2006)。商业模式的变化是以不间断的试错学习作为基础的，新企业在发现一个可行的、可替代的商业模式前，需要投入于迅速的、低成本的试错学习之中(Sosna等，2010)。通过一系列战略试验，新企业根据客户和市场反馈持续地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必要的创业知识并在企业范围内共享和利用这些知识从而提升机会识别和利用的能力(Nicholls-Nixon等，2000)。可见，战略试验为新企业构建创业能力提供必要的学习机制。尤其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新兴市场的形成往往依赖创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客户、战略合作者、投资者等共同的决策，新企业的决策环境具有高不确定性(Knight，1921)，新企业无法在进入市场前具备足够的知识以识别和利用未来可行的机会，而是需要在战略试验中持续学习以提升创业能力进而创造和维持竞争优势(Dutta和Crossan，2005；蔡莉等，2012；Andries等，2013)。

      一方面，战略试验促进新企业积极学习外部环境变化以提升机会识别能力。通过在市场上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新企业需要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持续互动以获取必要的知识从而识别新机会(Sarasvathy，2001；Zahra等，2006)。战略试验包含具有目的性的试错学习过程，基于从探索新机会过程中所获取的新知识重新评估和定义机会。若从商业模式与市场的交互作用所得到的反馈表明试验结果是消极的，新企业初始的商业模式会被重新定义，一个新的试验就会产生(Andries等，2013)。在迭代试验学习过程中，新企业以渐进的可控的方式获取与识别新机会相关的知识如服务市场方式、客户问题以及市场等方面的知识(Shane，2000；Zahra等，2006；Marvel和Droege，2010)。知识的积累是构建组织能力的重要基础(Zollo和Winter，2002；Levitt和March，1988；Grant，1996)。新企业通过战略试验与外部环境(如市场、客户等)发生互动，从中积累了识别新机会所需的必要知识，通过共享这些知识并将其嵌入到组织惯例从而促进机会识别能力的形成。可见，战略试验对提升机会识别能力具有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战略试验有助于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利用机会创造价值，在资源整合过程中所获取的知识是构建机会利用能力的基础。Nicholls-Nixon等(2000)指出创业行为的本质是以创造价值的方式整合资源，而战略试验有助于新企业学习如何发现正确的资源组合。商业模式是机会的利用机制(Amit和Zott，2001)，通过调整不同的资源组合进行商业模式试验，新企业从资源整合过程中获取有关管理员工、资金、技术、市场以及内外部关系等关键资源的隐性知识(Cope，2005；Politis，2005；Sardana和Kemmis，2010)。而这些创业知识将有助于指导新企业将手头资源与外部资源有效整合从而构建为顾客创造价值的能力即机会利用能力(Penrose，1959；Sirmon等，2007；Kyrgidou和Hughes，2010；蔡莉和尹苗苗，2009)。因此，战略试验有助于新企业机会利用能力的构建。

      面对多样化的客户需求和快速增长的市场空间，新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对未被满足的或潜在的新市场需求的把握能力(Kyrgidou和Hughes，2010)。机会识别能力对于新企业能否在机会之窗开启的时间内，快速准确地评估和识别可行的机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较强机会识别能力的新企业能够快速搜索到行业内外的可行的新技术或商业模式，这为构建战略多样性以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提供基础(Zahra等，2011；Teece，2012)。尤其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新兴市场的不断涌现以及技术的迅速变革创造了大量的盈利机会(Luo和Hassan，2009)，机会识别能力是新企业创造新竞争优势的源动力(Dixon et al.，2011；Gedajlovic等，2012；Yamakawa等，2013)。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机会识别能力在战略试验与新企业竞争优势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机会利用能力有助于新企业实现内外部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从而增强现有竞争优势(Liao等，2009；蔡莉和尹苗苗，2008)。凭借较强的机会利用能力，新企业能够以较高的效率和优质的产品或服务满足现有市场客户的需求，巩固市场领先地位，并获取相对稳定的客户资源以维持现有竞争优势。尤其在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商业信任相对缺失(Atuahene-Gima和Li，2002)，由于缺乏合法性和绩效记录，新企业很难获取关键资源(Stinchcombe，1965)。机会利用能力有助于新企业依靠在既定市场的竞争优势上建立良好的声誉以获取合法性和外部组织的信任，从而吸引和整合外部资源实现优势资源互补以维持竞争优势地位(Hite和Hesterly，2001)。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b：机会利用能力在战略试验与新企业竞争优势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数据收集和样本

      根据多数学者对新企业的界定，本研究将成立时间8年内(McDougall，1989；Zahra，1996)的企业作为调查对象。本文采用访谈式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数据，派出的调研人员均接受过培训，对问卷内容及访谈技巧比较熟悉，从而保证了调研结果的有效性。由于采用的量表多来自国外文献，为了确保问卷语言的准确性，我们请第三方将中文问卷翻译成英文再与原始的英文版本进行对照进而对中文问卷进行反复修正，直至两次翻译不存在明显差异。此外，我们还对新企业高管进行试调研，根据他们对问卷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正，直至无法再从调研中得到新的反馈为止，最后共有12名新企业高管参与了试调研。

      根据差异最大化的样本选取标准，样本差异越大，分析结果更具有效度(Strauss和Corbin，1990)。为了确保样本数据的效度，本文将调研地点选择在北京和吉林长春两个城市。这主要是由于这两个城市的创业活跃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根据全球创业观察中国报告统计，北京属于创业活跃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而吉林省属于创业不活跃地区。此外，根据吉林省2010年统计年鉴，北京的GDP收入在14413.6亿元，而长春市的GDP仅3329亿元，仅为北京GDP总值的23.5%。基于上述工作，我们面向长春市和北京市的创业园和创业大厦的新企业进行大规模访谈式问卷调研，数据收集时间为2012年5月到2012年7月。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90份，回收率达63.33%。能够取得较高的问卷回收率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我们与被访者进行面对面访谈后，确认企业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后，再请其填写问卷，并对被访者在填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解答，这有助于确保问卷的回收率和内容的完整性。其二，调研问卷内容较为简洁易懂，便于回答。其三，这项研究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

      从样本企业的基本特征看出，成立时间在3年内的企业占67.9%，员工数在200人以内的企业占94.1%，表明绝大多数的样本属于中小企业。企业行业分布中以制造业和IT业为主，分别占25.5%和29.3%。其中高科技企业占比58.4%。

      (二)变量测度

      1.因变量为新企业竞争优势，本文借鉴朱秀梅等(2011)、Wu等(2009)所采用的6个题项(CA1—CA6)进行度量，具体包括：“生产效率很高”、“产品质量很高”、“创新速度很快”、“市场反应速度很快”、“在顾客满意方面更有优势”、“在创造技术诀窍方面更有优势”、“具有成本优势”六个题项。变量的度量采用Likert 5点式量表，受访者根据与同行业主要竞争对手的比较，在“非常不符合”、“不太符合”、“一般”、“比较符合”、“非常符合”之间进行选择，分值为1—5。

      2.自变量为战略试验，本文认为对于战略试验的测量是多方面的，既可以从过去行动也可以从未来倾向来反映，以确保其是一种持续的与过去保持一致的行为。同时，战略试验产生的效果也可以反映行为发生的程度。借鉴Chandler等(2011)所采用的量表(SE1—SE3)，具体包括：“我们尝试了不同的产品或商业模式”、“我们现在的产品和服务与最初的设想差别很大”、“在找到最佳商业模式之前，我们会进行不同的尝试”。变量的度量采用Likert 5点式量表，受访者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在“非常不符合”、“不太符合”、“一般”、“比较符合”、“非常符合”之间进行选择，分值为1—5。

      3.中介变量为机会识别能力和利用能力，借鉴Chandler和Hanks(1994)、唐靖和姜彦福(2008)的研究，本文采取3个题项对机会识别能力进行测度。具体题项(OR1—OR3)包括“我们能够准确感知和识别到没有被满足的市场/客户需求”、“我们常能发现身边潜在的商机(如新创意、新方法、新技术)”、“我们能捕捉到高质量的商机”。借鉴Zi-Lin He和Poh-Kam Wong(2004)、张玉利和李乾文(2009)的研究以测度机会利用能力，具体题项(OE1—OE3)包括“我们能够提供较低成本的产品或服务”、“我们能够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或服务”、“我们能够有效地满足市场或客户需求”。变量的度量采用Likert 5点式量表，受访者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在“非常不符合”、“不太符合”、“一般”、“比较符合”、“非常符合”之间进行选择，分值为1—5。

      4.考虑到企业年龄、规模、所处行业以及创业经验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本文将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以控制。企业年龄是依据企业的创办时间按照年数计算的。企业规模的度量则参考Eddleston等(2008)的研究采用公司全职员工总数进行度量，根据员工人数的多少分为5级，其中1表示员工人数在20人以下，5则表示在1000人以上。企业所处行业被设定为一个虚拟变量，若所处行业为高科技产业则取值为1，处于传统产业取值为0。创业经验被设定为一个虚拟变量，若创业者创业前创建过其他公司则取值为1，否则为0。

      (三)因子分析和信度检验

      本文对测量战略试验、机会识别与利用能力和新企业竞争优势所采用的题项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在统计上常采用科隆巴赫的Alpha系数进行信度检验。一般而言，Alpha系数大于0.7为高信度，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常用以检验效度水平，一般认为该指标大于40%较好。如表1所示，绝大多数变量的Alpha值大于0.7。各变量的第一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均高于或接近50%，并且绝大多数题项因子载荷达到0.7以上。综上所述，本文所采用的量表具有较强的信度和效度。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如表2所示，战略试验与新企业竞争优势、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均与新企业竞争优势呈正相关关系。这与理论假设的逻辑一致。我们还发现创业经验与新企业竞争优势具有正相关关系，作为独特的、难以模仿的资源，创业经验是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Barney，1991)。此外，企业规模与战略试验呈负相关关系，这与实际相符，随着规模扩大，新企业逐渐形成正式的组织结构和惯例，这将降低新企业进行试错学习的柔性(Zahra等，2006)。通过控制这些变量，有效地避免了其对因变量的直接和间接干扰。

      

      (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如表3所示，本文共构建6个多元回归模型，其中M0是基准模型，反映的是控制变量与因变量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M1反映的是自变量(战略试验)、控制变量与因变量(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为了分析两种类型创业能力在战略试验与新企业竞争优势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本文根据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验证程序，在M1的基础上，通过M2和M3分析自变量(战略试验)与中介变量(机会识别和机会利用能力)的关系。通过M4分析中介变量(机会识别和利用能力)与因变量(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M5和M6则反映自变量(战略试验)与中介变量(机会识别以及机会利用能力)和因变量(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所有回归模型的VIF(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38，表明本研究避免了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三)结果分析

      如表3所示，M1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战略试验对新企业竞争优势具有积极影响(β=0.301，P≤0.001)。假设1得到支持。

      Baron和Kenny(1986)提出中介作用的条件：(1)自变量对中介变量与因变量具有显著的作用。(2)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影响。(3)中介变量加入之后，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β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减弱或者完全不显著。

      M1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影响，M2、M3反映战略试验对机会识别能力(β=0.286，P≤0.001)与机会利用能力(β=0.283，P≤0.001)具有积极影响。因此，数据结果满足Baron和Kenny提出的条件(1)。

      M4表明中介变量两种创业能力即机会识别能力(β=0.411，P≤0.001)和机会利用能力(β=0.391，P≤0.001)均对新企业竞争优势具有积极影响。因此，条件(2)得到满足。

      M5表明在机会识别能力的中介作用下(β=0.569，P≤0.001)，战略试验与新企业竞争优势间的β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均有所下降(β=0.145，P≤0.05)，条件(3)得到满足。

      综上，数据分析结果满足检验中介作用的三个条件，假设2a得到支持，即机会识别能力在战略试验与新企业竞争优势关系具有中介作用。相似的，M6表明在机会利用能力的中介作用下(β=0.556，P≤0.001)，战略试验与新企业竞争优势间的β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均有所下降(β=0.135，P≤0.05)。假设2b得到支持，机会利用能力在上述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五、讨论与结论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战略试验对新企业竞争优势具有积极影响，假设1得到支持。机会识别能力对于战略试验和新企业竞争优势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a得到支持。这一结果与创业过程逻辑相符，机会识别能力虽然是新企业寻求新竞争优势的基础，但并非是完全充分的，还需要配置资源以利用机会获取竞争优势(Ireland等，2009)。尤其对于中国新企业而言，资源获取成本较高，新企业更需要有效整合手头资源将识别到的机会资本化才能实现竞争优势(Baker和Nelson，2005)。因此，机会识别能力发挥部分而非完全中介作用。此外，假设2b也得到支持，即机会利用能力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这个结果可以在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中得到解释。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制度漏洞的存在促使新机会不断涌现(Dixon等，2010；Webb等，2013)，在此情境下仅仅具备机会利用能力不足以使新企业长期维持竞争优势，还需要抓住新的机会以创造未来成长空间。综上，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利用能力对于转型经济情境下新企业获取和维持竞争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的创业实践提供了指导。战略试验是新企业形成有效的商业模式的重要手段，而在其背后形成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在于创业能力的构建。战略试验所提供的学习机制促使新企业不仅构建了有助于搜索和感知新想法的机会识别能力，同时也形成了将已有机会资本化的机会利用能力。以战略试验为手段构建创业能力是转型经济背景下新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

      本文通过引入战略试验，也为探讨转型经济背景下新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提供了新视角。Nicholls-Nixon等(2000)指出战略试验有助于解释在高不确定环境下为何一些新企业比其他新企业更容易在竞争中取胜，这对分析动态环境下新企业竞争优势来源和创业实践均有启示意义(Nicholls-Nixon等，2000)。转型经济背景下频繁的政治经济变化以及激烈的市场化竞争造成环境的高不确定性(Atuahene-Gima和Li，2004)，新企业难以仅依靠静态的资源基础获取持续竞争优势(Barney，1991)，而战略试验则为转型经济情境下新企业构建和维持竞争优势影响提供了动态过程视角。而从现有研究来看，自战略试验作为解释新企业战略变化的理论构念被Nicholls-Nixon等(2000)提出，鲜有研究将其应用于新企业情境(Chandler等，2011)，对于转型经济背景下战略试验与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研究尚缺乏实证依据。本文结合转型经济情境验证了战略试验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积极作用，这也将鼓励更多学者将战略试验作为转型经济背景下新企业成功的关键解释变量并挖掘相关的权变因素。

      此外，尽管已有学者认为战略试验是新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Zahra等，2006；Chandler等，2011)，但鲜有学者对战略试验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进行深入挖掘和实证检验。近年来，一些学者将试验与组织学习理论相联系以探讨商业模式的开发过程(Andries等，2013；Sosna等，2010)。本文在此基础上，基于组织学习理论，验证了创业能力作为试错学习的产物在战略试验与竞争优势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弥补了战略试验相关机理性研究的空白。创业能力的引入有助于深入阐释战略试验如何促使新企业能够在不确定情境下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机理，深化和拓展了组织学习理论在战略试验研究中的应用。

      当然本文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其一，本文仅从静态的视角分析战略试验、创业能力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然而随着生命周期的不同，战略试验以及不同类型的创业能力的效果也可能存在差异(Miller和Shamsie，2001；Zahra等，2006)。因此，未来研究可采用案例跟踪的方法，探讨核心变量间关系的演化。其二，本文仅将创业经验作为控制变量，由于经验的积累会影响试验的作用效果(Zahra等，2006)，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创业经验与战略试验的交互作用对创业能力及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其三，本文将处于传统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新企业作为整体考虑，难以体现行业的独特性，未来研究可以选取具体行业以剖析战略试验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其四，学者们对战略试验的实证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对战略试验的测量存在不足，未来研究可以结合案例对已有的战略试验的量表进行修正，如纳入战略试验的频率、幅度等测量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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