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溯源与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经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的艰辛探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文拟就这个问题略陈管见。
当1956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如何建设、如何巩固和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艰难的探索。这种探索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在探索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从一定意义上讲，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前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后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经验借鉴。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前，是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探索期。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理论观点，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在总结中国建国初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国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必须“走自己的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对于试图突破苏联模式确实具有一定的新颖度，在发展战略方向上是正确的。这阶段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探索本来可以成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但由于随后来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左”的思想不断发展、膨胀并占主导地位，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使这个时期的正确探索中途停顿了下来。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9年， 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曲折发展期。他当时由于没有认清国内外阶级斗争状况及客观经济规律，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和他本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不适当地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从而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依据。尽管在经济建设中他根据生产力成长的实际状况，提出过将中国社会主义建成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工业化的“基本实现”；第二阶段是建成“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要求实现高度工业化）的正确理论，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提出了社会主义要保留商品货币、要发挥它们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作用的观点，但由于“左”倾思想占支配地位，不仅政治上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在经济建设上掀起了对“反冒进”的批判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过多地宣传高指标、高速度以及以钢为钢，人为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另外，严重地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尽管他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强调要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尽管他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对指导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终因指导思想发生偏差，他对错误的纠正是不彻底的和有严重反复的。
“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陷入误区、不成功的探索期，他在这个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通过抓阶级斗争，不断批判右倾，来推进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所以，“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中断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必须指出，否定“文化大革命”，决不意味着应该或者可以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因为它们通常是和毛泽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必须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积累了一些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譬如， 毛泽东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1958年他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尽管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在领导全党在纠正这些错误的时候，仍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主张以农、轻、重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第一次较完整地表述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从1964年底到1965年初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起，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成了我国人民为之奋斗的根本任务。概括地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贡献突出反映在如下五个方面：第一，指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第三，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第四，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第五，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总之，毛泽东生前十分希望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能像在民主革命阶段一样，对中国的新经验有所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发展和创新。
然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基本上未能摆脱以高度集权、高度集中、行政计划管理经济为主的苏联模式的束缚，他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失误都同斯大林的失误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为“加速发展生产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发动的。它以全民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为中心，以盲目的高速度、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特征。它出现的原因之一就是照搬苏联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从1958年8月起到1960年7月全国城乡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组织，毛泽东把人民公社视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试图实行单一的全民公有制，取消按劳分配，消灭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阶级差别，实行人的全面发展等。可以说，“三面红旗”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实际，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重大失误。1966年毛泽东发表“五七指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蓝图，即主张把全国办成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试图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尽管这也是一种探索和尝试，但它明显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又一大失误，就是错误地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引入党内，把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和某些具体做法上的不同意见等同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开展“反修防修”斗争，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直至中央领导核心；把阶级斗争的焦点集中到政权问题上，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就把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推到了极端。自1966年春爆发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大跃进”和10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思维轨迹和逻辑推理是同一的，它们都是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实际而空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错误地用“政治斗争”来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失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奋斗的一生。毛泽东的失误首先不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搞不清，而在于他没有探索出把产生于西方、基于发达资本主义之上的这些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必然产物，是同我们党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与认识能力密切相关的。譬如，他在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正值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政策的时候，毛泽东之所以宣布新中国在外交上奉行“一边倒”（即倒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边）的路线，目的就在于寻求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加之在“一五”建设期间，也只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可供借鉴。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运用。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强调要“技术革命”，但终因没有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现实，教条主义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而错过了大发展的时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他对商品经济的理解：从动摇发展为怀疑，最后是彻底否定。因而他强调小生产会自发地、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在经济领域，他赞成“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扩大公有制规模，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强调阶段矛盾，扩大阶级斗争。加之他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复杂和激烈程度，制定了一系列不正确的城乡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从而使自己的实践犯下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做出过卓越的贡献。
刘少奇是一位既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深知中国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早在新中国诞生前的1949年6月， 他就提出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为建国3 年后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作了理论准备。1956年9月， 他代表党中央在党的“八大”上作政治报告，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生产力上的战略决策，对如何处理好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工业建设中平时与战时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单一化弊端，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灵活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并从实际出发，对搞活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一些富有改革和建设意义的主张或设想。196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他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及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等方针和措施。他甚至在为选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模式上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在我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上，刘少奇认为必须使工业化建设和兼顾人民生活水平大体一致，必须考虑积累与生产、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不能发生比例严重失调；必须协调好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不能牺牲农民的利益。在发展农村经济问题上，他强调从实际出发，反对过早地采取否定私有制的步骤；60年代他曾积极支持“包产到户”和实行“责任田”，顶住了所谓“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压力。在分配问题上，他主张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实行多种分配形式，改革劳动体制，推行合同制。总之，刘少奇的这些难能可贵的探索，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迫害他致死的“罪状”，但历史终究还其本来面目，它成了我国管理体制改革的先河。
当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建设时期，周恩来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极力强调要稳妥、综合平衡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党的“八大”上，他就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较均衡地发展。1956年1月14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 周恩来首次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倾向。他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指出科学技术是关系我国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建设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1963年1月29 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周恩来的这些探索，直至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中，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陈云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重要观点。在我国60年代初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经济调整中，陈云的这些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子恢等有关同志也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探索性的理论与实践，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邓小平也是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曾参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性探索并作出过贡献。如他在“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强调革命和建设都必须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应该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扩大企业民主，监督行政，克服官僚主义。1957年3、4月间，他由太原到兰州再到西安， 一路反复强调“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1962年7月他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 引用四川的一句俗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明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取哪种形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我党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发挥了承先启后的历史性作用，成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可以说，新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和提出的新理论，是与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不只是一般地承续了毛泽东未竟的事业，而且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错误总是在事后才能被深刻认识的。直到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到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人民终于在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之后，才再一次提出“走自己的路”。而这个由“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及其经验教训，则成了产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背景。邓小平晚年的探索克服了毛泽东晚年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非理性、非系统性和严重的摇摆性，尤其扬弃了在经济建设上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某些空想因素和成分。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基本特征看，它具有实践性、时代性、继承性、开放性和科学性特点；它既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又阐明了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别国模式，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二，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第三，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第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第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它是立国之本。第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第八，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不断加强和改善领导。第九，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完成了毛泽东后半生艰辛探索而未竟的事业。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挫折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不断地为解决实践问题而提出方针、政策、措施并进行总结概括，上升为理论的过程，可大体上划分为三个具体的发展期：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的萌芽期。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端点。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认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了正确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农业政策，并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与高度的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曾经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因此，它实际上结束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停滞不前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起点往前追溯，把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进行全面整顿，视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的直接酝酿，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当时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改革的尝试和前奏曲。《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从1975年开始，正是反映了这个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
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是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期。党的十二大以后的主要内容是全面改革，开放政策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在1982年9 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郑重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84年1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编辑出版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它表明这个理论在全面改革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标志着我们已经开始寻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对这个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86年9 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阐明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的战略意义，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和论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首次鲜明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认为这是时代的大趋势。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12个方面，这是对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具体化、系统化，较完整地回答了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基本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
从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到1994年《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系统出版，是邓小平理论的成熟期。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从理论体系和具体观点上深化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改革开放14年来经常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的认识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是以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为灵魂的，它承担起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作历史结论的庄严任务。而且十四大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会议，是由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持召开的头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场合，对于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所开创的事业及建立的理论，作出一个科学的历史结论，有利于把这个既成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十四大报告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提法，提出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报告还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发展，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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