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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8-2107(2001)04-0062-04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迅疾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过程，机制的引进和创新是个异常艰苦的过程。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由于缺乏市场经济这一历史环节对传统社会经济基础的根本改造，往往总在无意识层面上向传统社会模式及其文化复归，其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微观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表现为人格化的契约关系，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直接或间接受行政机构的控制，企业管理者由行政任命，当市场因素进入经济肌体，企业便衍化成商品货币关系与行政约束性经济组织，经济运行具有明显的反市场倾向。显然，这样建立起来的微观经济组织不需要也无法产生推动经济发展的企业家，当然也就不会有其动力源——企业家精神的生成，这不利于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更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实践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创造性转换，阻断负面传统的文化基因，构建市场经济这一人类社会特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不可逾越的经济组织形式，促进企业家市场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根本使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可回避的历史选择。而企业家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越企业家个人的价值取向、性格、气质和作风的范畴，甚至超越经济组织，影响并渗透到社会各种组织当中，成为一个国家商业精神的主流，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研究它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生成的文化动因，对于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培育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 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考察经济发展的实践不难发现，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之所以能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除外在的原因，诸如良好的贸易条件、特有的自然资源或稳定的政治环境外，其内在因素，即导致他们利用机会、获取有利的贸易条件去自己创造命运的价值观念和动机是至关重要的。熊彼特开创的创新理论对此有精辟见解。他认为，企业家作为创新主体，其动力来源有二：一是对利益的追逐，二是独特的理性精神即企业家精神，而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是“企业家精神”。熊彼特对此下了几个定义，其主要含义包括：(1)企业家的“首创精神”(2)企业家的“成功欲”。企业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它求得成功不仅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从这一意义上看，利润和金钱是次要的考虑，而“作为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受到重视”。正因为如此，企业家经常“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朝”(3)企业家甘冒风险，以苦为乐的精神。企业家“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做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能力和智慧的欢乐。这类似于一个无所不在的动机……这类型的人寻找困难，为改革而改变，以冒险为乐事”，是典型的“反享乐主义者”(4)企业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5)企业家的事业心。企业家固然重视“个人的声望”及其家庭的地位，但他更注重事业，注重“实际领导，即吸引其他的生产者进入他的生产部门”，注重取得信任和计划的可行性，以“说服”银行家提供资本事实实行生产方式的新组合。企业家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刺激中才取得创新成功的。首创性、成功欲、冒险和以苦为乐、精明与敏锐、强烈的事业心，构成了企业家精神的五大财富，其核心是企业家的成功欲。这就是19世纪后期产生于西方并被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当然包括亚洲国家）广为推崇的企业家精神。
事实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论观点，企业家精神的产生与市场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共性，是一种共有的商业精神，尽管它的文化底蕴不同，其特质有别，但与社会制度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市场经济造就了企业家精神，特别是激发了企业家的成功欲。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麦克里兰读到韦伯描述的作为企业家和工人的基督徒区别于虔诚教派的主要特征不在于创立了资本主义或商品生产制度，而在于他们是带着一种新的至善论的精神从事自己的工作时，麦克里兰说：“我就得到一个结论，这些人一定有很高的成就需求。也许可以说，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恰恰就是对成就的高度需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成就需求就成为西方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为了说明成就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麦克里兰组织研究小组作了大量的历史和现实研究，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与这个国家和民族对于成就的需求强度成正相关，至于成就需求导致经济发展的联接点，麦克里兰认为，就是企业家。的确，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创新的企业家都存在一种追求成功的冲动，金钱的增加、财富的积累也确是企业家成功的标志，但在西方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企业家彼此联合起来利用各自的资源，建立新的生产单位，进行新的生产活动，获取超额利润，这种现象只用许多经济学家阐述的“利润动机说”来解释是不够的。近年一些经济史学家通过研究这些企业家的实际生活，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挣钱并没有太大兴趣，如果说他们只是对钱感兴趣，当他们挣够足够自己花的，会马上洗手不干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企业家非常关心扩大自己的事业，占领新的市场，征服野蛮的大自然，甚至做种种善事。这些人的动机与其说是为了挣钱倒不如说是为了成就，说得明确一些，赚的钱不过是他们取得成就的一种标志，成就需求永远也不可用金钱来满足，但金钱可以成为他实现成就需求的一种手段。因为具有强烈的成就需求，企业家将他的冒险建立在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判断的基础上，如果后来的发展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就会有一种个人的成功感，就有一种追求目标达到以后的满足与快乐。这样，他就要找到一种具有一定失败风险的场所，在其中从事自己的事业，从风险中寻找机遇，在竞争中进行创造，通过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尽量避免失败并力争获取成功。正因为如此，企业家精神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放光彩，企业家因而敢为人先、勇于拼搏，以敏锐的眼光和睿智的胆识开拓创新，带领企业走向成功。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取得伟大成就，各种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很大程度得力于那一大批勇于追求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按照市场需求进行产品创新和市场开拓，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大显身手，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譬如在计算机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北大方正、联想集团、四通集团、巨人公司等一大批企业，有的虽只有三四年时间，但他们凭着最新的科技、高质量的产品、积极的市场开拓、优质的用户服务、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速度，使我国的高科技产业从无到有，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虽然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离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还相差很远，但它毕竟在大有希望地发展中。这些企业成功的关键就因为有一批成就需求极高、极富进取精神的企业家，他们善于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机会，善于发展具有市场潜力的新科技产品，敢于开拓别人没有开拓的新领域。由此可见，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家精神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是创新的精髓。
二 企业家精神生成的文化动因
从经济根源上分析，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息息相关，但企业家精神何以在19世纪后期出现以及它的社会文化根源等问题，经济学家们的探讨并不深入，作为管理大师的德鲁克也只是简单且不肯定地说：“原因似乎在于价值观、观念和志趣的改变，人口结构的变化，机构与制度的变化以及教育的变化。”对于企业家精神生成的文化根源，颇具权威的解释者首推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精神”，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目标、奋斗目的等，以及每个时代对此赋予的特殊性质。它表现为人的社会心态以及时代精神的发展，虽然也取决于社会的技术、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因素，但与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与其他学者不同，韦伯特别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所谓韦伯命题：企业家及其精神（或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或至少两者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关系。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虽然不能简单地将企业家精神与韦伯论述的资本主义精神等同起来，但由于韦伯论述资本主义精神的主体实际上是放在“现代企业的经营领导者和资本所有者”上的，所以毫无疑问，企业家精神诞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传统的宗教文化因素是孕育这种精神的温床，企业家作为资本所有者或资源使用的主要决策者最集中地体现着资本主义精神。可以说，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源泉的论述从实质上揭示了企业家精神生成的文化底蕴。不仅如此，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即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儒家思想，虽然可以视之为一种伦理体系和社会功能意义上的宗教，但由于其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因而无法开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无法提供企业家精神。这里姑且不论韦伯对新教伦理和儒教伦理估价的得失或偏颇，但他却揭示了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的生成既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又必定打上了一定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的烙印。
1.文化传统的特质孕育企业家精神。从理性上分析，以儒家伦理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及行为层面上均能提供丰富和升华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文化源泉。例如，溶入民族文化血液的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激励着我们民族“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刚健自强，勇于创新；革故鼎新，创进不息的变易精神使中国文化千百年来高峰迭起，源远流长；兼容并包，开放整合的博大胸怀，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使之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在多元文化的交融、整合中，不断获取综合创新的活力，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而心系社稷的忧患意识则表现为对主体社会辨证的否定精神，对现实一种理性的怀疑，对传统的批判和对未来的发展与重构，其思维方式涵盖了肯定与否定的辨证过程，在怀疑、否定、批判的过程中，表现出创造的萌动与生成的欲望。中国传统文化上述特质及儒家伦理中还蕴涵的崇德重义、修身自律、宽恕谦敬、勇于奉献、勤俭节制等精神品格都是孕育以苦为乐甘冒风险、积极进取勇于开拓、敬业乐群追求成就的企业家精神取之不尽的宝藏，它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合，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找到与企业家精神一致的契合点。
然而，正如韦伯对中国儒家伦理惰性及落后一面的分析，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对企业家精神的生成是有极大制约性的，其消极的一面更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在以下方面表现尤为突出：(1)竞争与反竞争。“中庸”观念在儒家伦理中占有突出位置，它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的简单协同的道德观，极易造成个人创造性的萎缩，抑制竞争性观念的生长。这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质无疑是对立的，与企业家精神中蕴含着的敢于打破现状、敢于走在别人前面赢得竞争胜利的赢家性格是有冲突的。(2)保守与变革。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安土重迁，安贫乐道，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这同游牧民族骑走家移、长期奔波和频繁迁徙所带来的勇敢、强悍、变革、进取的精神形成很大反差，同开放的沿海自然环境带来的擅长贸易、不满现状、追求财富、勇于冒险的海派文化也有不同。这不能不说是阻碍中国企业家精神生长的消极因素。(3)人治与法制。与封闭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关，儒家伦理本质是讲人伦的，是人格化的宗教，人治观念较强，法制观念淡薄。而用儒家伦理建构的封建宗法制更以人治为核心，“礼”就是法，难以超出人治窠臼。儒家这种非理性的人治传统制约着理性主义的、遵从法制原则的企业家精神的发展。(4)崇古与创造。儒家推崇崇古，言行循规蹈矩，凡思考问题或做事之前先看看先哲们是如何教导的，有无先例。而企业家精神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创造性、创新性，如果一味崇古，凡事都要看有无先例可鉴，由市场经济启动起来的善于推陈出新的企业家精神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上述这些冲突和矛盾，无疑构成了企业家精神形成及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障碍，或者可以说，儒家文化传统虽然孕育却不能启动企业家精神。不过在市场经济的角斗场上，在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冲撞中，儒家伦理中消极、保守的一面会受到冲击、遏制，而积极、进步的一面会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合，可以说，这种经过冲突、筛选、整合过的传统文化虽不会启动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却能以它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由此产生的巨大道德力量去完善它、升华它，使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2.经济文化环境的改变催生企业家精神。纵观历史，无论哪一代企业家出现，除了共同的文化基础，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条件，只有具备足够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条件，才会创造出良好的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文化氛围，才能激发企业家精神。
(1)小农经济环境遏制企业家精神。中国传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为社会的主要经济活动组织形式，分工和交换始终处于低水平，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经济上的分散性使社会成员疏离、隔膜，使社会日趋封闭。因此，社会很顺畅地实行以政治为中心的宗法一体化的整合机制，人们的血缘关系构成一切社会关系的枢轴，自然生长的宗族血缘人伦秩序充当了政治和法律的功能，君权神授的观念深入人心，国家财政被视为国君的财产，各级官吏都是皇帝的家臣，家国同构，人治重于法治，而儒家意识形态的许多说教实际上只是使家国同构的政治形式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获得义理上的根据。这样，政治力量强加于经济领域理所当然，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便是最显著的例子。商贸活动造成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对稳固而封闭的血缘关系具有消解作用，重农抑商的目的是打击商品经济的发展，削弱商业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阻遏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的出现。商人遍走各地，携带各种信息，传播不同文化，他们有一种潜在的把社会联系成一个整体并以新的方式改变它的力量，重农抑商的政治政策可使其无法发挥如是功能，从而使政治统治愈加稳固，社会愈加封闭。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商业虽然起源很早，但商品生产在中国社会始终未曾获得充分市场化和社会化，商人作为小农经济的腐蚀剂和离心力的社会角色始终没有发挥其作用，商人也从来不能摆脱士绅及官府的控制而独立自主——他们没有独立存在的物质基础。商业精神包涵积累基本、追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冲动和内驱力，但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本身从来不企图通过生产来谋取最大利益，反而常以获取的利润买官贿官，或者修缮祖坟、置地进产。那些皇商、官商从经营方式到观念心态都是封建政权和封建经济的有力维护者，至于为数众多的小商贩，本小利微，在日常的集市贸易中只能起到自然经济的附庸和补充作用，无法形成真正的商人观念。如此一来，文化的深层中没有真正的商业精神，社会不存在使商业发展的大环境，当然更不存在企业家生存的土壤，社会的稳定性、封闭性、静止性始终不能被新兴的文化意识、新兴的阶级力量所动摇。可见，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宗法一体化的政治体制所制造的社会文化环境强制性地遏制了企业家精神的生成。
(2)计划经济模式排斥企业家精神。在我国五六十年代，受前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计划经济成为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由于从自然经济直接演变过来，没有经历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阶段，计划经济浸染着自然经济封闭保守、分散经营的种种要素，家庭、地域的界限并没有由商品来打破，其经济运行模式在所有制结构上力求单一化，在管理体制上高度集中化、行政化，在经营方式上以粗放经营为主，经济形式上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至于国民经济生活的展开，无论是生产、流通还是分配、消费都必须按照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计划是实现资源配置的基本形式，政企合一、等级隶属成为其组织构造上的显著特征。这种以纵向政治压力和强制性服从为基础的行政约束体制，忽视、排斥市场机制，使得横向的企业之间缺乏以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约束和市场协调，企业作为政府机构的附属物，束缚在一个复杂的行为规则体系中，缺乏必要的经营自主权，厂长经理具有“行政级别刚性”，只需按指令性计划使用国家调拨的物质，生产不知去向的产品，很少参与生产、经营、管理的决策，也不承担生产经营的风险，而且其日后是否能得到升迁，完全取决于管理行为对行政配置规则的服从情况。因此，在政府行政可察觉的范围内，厂长经理将放弃自身本该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牺牲个性、灵活性和创新精神，避免寻求和采用与规则不一致的最有效率的行动方案，始终遵循个体服从整体、地方服从中央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制度条件下，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无法形成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相适应的现代生产经营观念，平均主义、等靠要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非但没有发挥出真正的计划经济那种高昂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反而形成恶性循环——生产效率低下、经济效益差、普遍贫穷，社会出现经济迟滞现象。这种社会经济环境形成的因循怠惰、崇尚均平、压抑个性、惧怕创新的文化氛围，提供不出企业家成长必须的条件，排斥企业家精神，当然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出现。
3.市场经济体制催生企业家精神。当代中国正进行着社会转型，经济驱动，渐进改革，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及与之相配套的观念变革是其主要特点。新的经济规范体系以市场经济为组织形式，讲究效率优先，要求产权明晰化、竞争平等化、管理结构分权化，它不仅要求生成民主政治的政治形态，而且要求社会拓展一种真正的个体主体性的文化意识，以实现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的匹配协合性。市场经济体制与其它经济制度（如自然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它内在地包含了一套促进企业家精神生成的文化设计方案，例如：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为经济活动提供客观化了的统一尺度，使竞争机会均等、竞争规则平等，这种公平竞争增强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市场经济的平等、自由原则要求在政治上享有民主权利以保障经济上的平等，要求信用规则与法律约束以确保经济有序、健康地发展，这有助于独立人格、平等意识的形成和民主法制观念的强化；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作为强有力的动力机制驱使劳动者焕发极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强化了主体的开拓创新意识，使人们勇于打破自己既有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实现对自然的超越和重建。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使市场主体在机遇与危机并存、成功与失败共生的竞争中，强化了冒险意识，从而可能敏锐地抓住机遇，赢得效益。市场经济的这些基本要素，在全社会营造出一个平等、竞争的文化氛围，这正是引发和启动企业家精神的催化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产品性质，其风险由自己承担，而他们的成功却往往全社会受益，因此，国家采取一些措施并使之制度化来保护企业家的创举，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奋进与升华。近几十年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韩国，60年代经济起飞的前夜，政府实施压制政策，企业家阶层无论如何也难以形成。但韩国总统及政府官员很快意识到，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必须有庞大的企业家队伍来行使企业家职能。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对那些确信有能力做政府期望之事的人提供许多财政支持，激活企业家精神；第二，用特别奖金和奖章奖赏成功的企业家，通过这种办法逐渐提高企业家在韩国民众中的威望，弘扬企业家精神；第三，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扶持其发展。例如在某些领域与企业共担风险，或在政府推动下成立一个工业协会，使企业家减少冒险的后顾之忧。此外，韩国政府还特别注重扶持大型企业和大企业家，立足国际竞争。1991年，美国《幸福》杂志公布世界排名前500家企业，韩国占13家。韩国企业家的成功，离不开历届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得益于宽松的制度环境。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条件与制度变迁的突破性进展，带来非正式制度即文化体系的变化，从而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传统樊篱，实现了意识形态对新的社会经济要素的适应性和创造性转化。它表明：文化因素可以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提供精神支柱，它是促成企业家精神生成和经济发展的动因，但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制度条件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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