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算性扭曲、结构性通缩与制度性障碍——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性障碍论文,制度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之谜：通货紧缩伴随经济增长
2000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8.2%，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开始由降转升，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降幅缩小。看来，经济增长下滑和通货紧缩的趋势得到遏制，中国的经济运行走到了周期波动的拐点。
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都进入了正常区间，1997年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同年10月零售物价水平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从通货膨胀的高峰跌入通货紧缩的低谷，这一趋势持续到2000年。尽管人们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存有分歧，但价格持续下跌和通货紧缩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经济增长率连续7年下滑，并在通缩期间经济的实际产出水平低于潜在生产水平，但仍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长，即使最低的1999年，还达到了7.1%的增长率，属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可见，近几年的中国经济运行既不是有增长而无通缩，也不是通缩为实、增长是虚，而是呈现出一种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相伴随的态势，即通缩型增长或增长型通缩。
宏观经济的运行始终是一个动态过程，其态势取决于总供求的状况及其力量对比的变化。当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时，就会出现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当总供给的下降速度超过总需求的下降速度时，就会出现滞胀；当总需求的下降速度超过总供给的下降速度时，就会出现古典型通货紧缩；当总供给的增长速度超过总需求的增长速度速度时，就会出现经济增长和通货紧缩伴随的现象。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古典型通货紧缩经常发生，而增长型通缩并不多见。英国在1814—1849年，美国在1883—1892年曾经出现过价格持续下跌、经济持续增长的态势，这主要是由于科技革命的缘故。本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走强，但是价格一直走低，也主要是得益于信息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这种现象均出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肯定不是新技术革命的起源地，不可能出现技术革命引起成本快速下降导致物价下跌伴随经济增长的情况。从世界范围来看，作为经济制度和二元经济结构双重转型的国家，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而其他国家都是通货膨胀。无论是发展转型国家，如拉美发展中国家，还是制度转型国家，如前苏东国家，甚至双重转型的，如越南，都或多或少发生了通货膨胀，有的国家通胀率还相当高。即使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也没有发生通货紧缩。
从世界看中国，中国不仅出现了通货紧缩，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了一个难解的中国之谜。本文试图揭示这个谜底。其结构和逻辑是这样安排的。第二节将围绕本文的论题回顾和评述国内外对中国通货紧缩问题的分析；第三节将讨论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双重扭曲，揭示中国之谜的谜底；第四节将进一步分析国民经济核算造成的结构偏差；最后是理论反思和政策结论。
二、文献评析：对中国通货紧缩的解释
凯恩斯创作《通论》是以30年代的大危机为背景，所要解决的是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的问题，因而被称作“萧条的经济学”。前不久，克鲁格曼还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写下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2000)。但是，80、90年代，由于实际经济状况的变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际经济工作部门，都对通货膨胀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当政府还在坚持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着眼于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通货紧缩突然降临中国大地。于是，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一下子调转方向，开展了对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广泛讨论。从需求方面到供给方面，从微观机理分析到宏观政策调整，乃至通货紧缩的国际比较和外部冲击，都有所涉及。然而，几乎所有的讨论都没有从上述的角度提出问题，并给予一个有效的解释。
樊纲教授(1999)比较早地提出和讨论了通货紧缩问题，其分析角度是从需求出发，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主张实行宏观扩张政策，刺激和扩大总需求。由于他是从总量态势来观察问题，未能发现增长结构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制度障碍。同时樊教授认为，体制问题是个长期性因素和紧缩性因素，不仅远水难解近渴，对短期的宏观运行不起作用，而且其作用还是非扩张的。从而给人一个强烈印象，即只要坚持宏观扩张政策就能解决中国的通货紧缩问题。
余永定教授(1999)是从供给方面讨论通货紧缩问题的，他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加总推导出相应的总供给曲线，构造了一个宏观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有别于一般的分析思路。即把生产成本上升所导致的企业亏损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作为分析中国当前通货紧缩的起点及其动态过程中因果关系链条的关键环节，进而明确指出，解决中国的通货紧缩问题，关键在于解决供给方的问题，即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改善企业经济效益，其中包括让经努力仍无法扭亏为盈的企业退出生产，而刺激需求的政策也应同改善供给的结构和质量相联系，而不是简单地为刺激需求而刺激需求。余教授提出了退出障碍问题，但没有讨论进入障碍问题；提出了改善供给结构和质量的问题，但未考察供求之间的结构差异及其引致的问题，而这是本文的中心议题。
胡鞍钢博士(1999)也许是最先注意到中国的通缩问题，且取供给分析。但与余教授不同，没有构造理论框架，只对中国的通缩实际作了较全面的描述。他认为“生产能力过剩是造成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是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的根源。”其政策结论是限产提价，这虽与当前的政策操作相合，但未作出理论上的开拓，也未触及本文的论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对通货紧缩问题作了较多的研究，并编辑出版了《1998—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2000)一书。为了开阔思路，寻求借鉴，他们不仅考察了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而且分析了很多国家通货紧缩的历史；不仅提出了通货紧缩集中表现为“‘两个特征，一个伴随’，即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通货紧缩通常伴随着经济衰退”，而且具体讨论了物价指数的变化。作者虽然明确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与历史上发生的经典通货紧缩有所不同”，但不同在何处，没有说明，因而刚刚触及到问题的边缘却又退了回去，而且由于用词的缘故，给人以中国只存在通缩压力而不存在通缩的印象。至于对物价指数的讨论，虽然具体计算和分析了各类价格指数（消费品、投资品、行业产出品、按生产过程分类产品）的涨跌，并对它们的涨（跌）幅作了比较，但由于局限于价格指数本身，减弱了这一研究的意义。
钱小安先生出版了《通货紧缩论》(2000)一书，认为中国的通货紧缩“具有三大特点：即制度性、结构性和输入性”，并作了一个一般的描述，由于缺乏必要的分析，理论上尚未取得进展。需要指出的是，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华而诚先生(2000)触及到了本文论题的实质。他发现90年代中国服务业价格的增长快于总价格水平的增长，但服务业的发展却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华先生称此“令人迷惑不解”。国家统计局核算司许宪春先生对此提出一个解释和回答(2000a)，虽未提出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讨论本文的论题。
三 谜底揭示：结构性偏差和结构性通缩
3-1 价格指数分析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物价指数能够真实地反映消费品和服务的供求关系及其结构的变动，消费物价的涨幅大于全部物价的涨幅以及某类消费品和服务价格的涨幅高于消费物价的涨幅，说明消费品和服务或某类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大于供给，其生产增长就会加快；反之，亦然。然而，在中国，消费物价指数却无法真实地反映消费需求及结构，也无法反映供求关系及其变动，其主要原因在于服务品和住房（特别是在城市）都存在着明显的价格补贴或垄断性因素，因此，中国居民现金支出的消费结构严重扭曲，它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物，也符合当时采用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即MPS）。但是，当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之后，这种情况就变得离奇而无法容忍，因而，在全面采用SNA体系以后，如何调整服务品价格和住房价格，就成为国内外争论最多的问题。
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的编制方法是根据报告期消费结构中的商品消费量加权计算的。在传统体制下，由于中国的服务品和住房实行的是低价格高补贴的制度，这种制度至今尚未根本改变，其影响所及使得中国的消费结构一直是偏向吃饭和穿衣。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比较可以看出，在住房价格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食品、居住、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衣着、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等，而在收入相对较高的城镇地区，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的顺序却明显不同：在1995年，其由高到低依次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及服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而包括居住等在内的服务项目支出均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直到1999年，住房支出仍处于食品、衣着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之后，占不到居民消费支出的10%，比农村地区低近5个百分点。服务价格长期抑制的结果是，虽然在享受到的实质性服务方面，城市居民远远多于农村居民，但在服务项目的支出方面却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消费结构的严重扭曲（参见表1）。
表1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单位：%
年份地区
生活消费食品衣着居住 家庭设备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讯
文教娱乐其他商品及服务
支出合计及服务用品及服务
1994城市100.00 49.89
13.70
6.778.82
2.91 4.65 8.794.47
农村100.00 58.86
6.9214.00
5.45
3.15 2.36 7.391.87
1995城市100.00 49.92
13.55
7.078.39
3.11 4.83 8.844.28
农村100.00 58.62
6.85
13.915.23
3.24 2.58 7.811.76
1996城市100.00 48.60
13.47
7.687.61
3.66 5.08 9.574.35
农村100.00 56.33
7.2413.93
5.36
3.71 2.99 8.432.02
1997城市100.00 46.41
12.45
8.577.57
4.29 5.56 10.71
4.44
农村100.00 55.05
6.7714.42
5.28
3.86 3.33 9.162.12
1998城市100.00 44.48
11.10
9.438.24
4.74 5.94 11.53
4.55
农村100.00 53.43
6.1715.07
5.15
4.28 3.82 10.02
2.07
1999城市100.00 41.86
10.45
9.848.57
5.32 6.73 12.28
4.96
农村100.00 52.56
5.8314.75
5.22
4.44 4.36 10.67
2.1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根据当年价格计算。
表2
居民消费物价增长率及其构成
年份
地区
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食品衣着居住
家庭设备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和通讯文教误乐其他商品
用品及服务
及服务
1996
城市
8.8
4.101.111.39
0.25 0.30-0.100.98 0.78
农村
7.9
4.630.521.04
0.26 0.32-0.020.86 0.28
1997
城市
3.1
0.000.651.37 -0.01 0.25-0.240.07 1.01
农村
2.5 -0.330.391.27
0.16 0.34-0.140.21 0.60
1998
城市 -0.6 -0.60
-0.050.16 -0.06 0.04-0.10
-0.15 0.15
农村 -1.0 -0.81
-0.02
-0.07 -0.02 0.05-0.06
-0.14 0.08
1999
城市 -1.3 -1.06
-0.160.16 -0.11 0.02-0.18
-0.20 0.22
农村 -1.5 -1.18
-0.09
-0.01 -0.06 0.02-0.12
-0.18 0.1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
根据消费结构的这一特征，我们计算了影响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清费物价指数与食品价格的变动是高度相关的，直到1999年，消费物价指数大约一半的贡献来自食品支出。食品价格下降及其权重过大，会使通货紧缩程度高估。在城乡同样处于重要地位的衣着支出贡献也与价格总水平变动方向一致。但是随着以提高房租和出售公房为主要特征的住房改革的进行，住房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住房支出的比重从1994年的6.77%提高到1999年的9.84%。在医疗保健和服务业中，逐步提高的服务价格与住房一起成为阻止1998—1999年消费物价指数大幅下滑的重要力量。
把消费物价指数(CPI)和零售物价指数(RPI)加以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对于说明这里的问题很有帮助。二者构成成份的主要差异在于，前者包括而后者不包括服务项目，因而传统计划体制和MPS体系重生产轻消费的特征及其影响，也就通过CPI和RPI的差异表现出来。今年上半年，CPI由负变正，而RPI却仍然保持了一个不小的负值，这种差异甚至成为今年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争议所在。从历史上看，中国从1985年开始公布CPI，最初几年，RPI与CPI的差异不足1%，1992年开始出现较大差异（相差1个百分点），以后不断扩大，这主要是由于以房地产业膨胀为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发展所致。二者共有的一些分类指数基本一致。由于总消费中居民消费占80%，若以CPI中物质资料消费项目作为总体来计算物价指数，其趋势与RPI基本相同。
据此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首先，随着服务业体制改革的推进，无论是在价格指数的增长方面，还是在对GDP的贡献方面，服务业都将有迅猛的、超过平均水平的变动，并令这种背离继续扩大。其次，RPI实际上是对物质生产部门，即第一、二次产业市场销售价格变动的计量，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反映这两个部门生产和经营中的问题。
3-2 生产法GDP分析
中国的GDP核算以生产法为主，物质生产部门采用生产法，服务部门采用收入法，这既与重生产轻服务的计划传统有关，也与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有关。不管怎样，对生产法GDP进行分析，是进一步解开中国之谜的重要一环。
当按照生产法计算中国的GDP时，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图景（见表3）。1993年以后，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接近50%的水平(47.4—50%)，第三产业的比重稳定在稍高于30%(30.1—32.9%)，而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的比重则降到20%及其以下。考虑到农业生产低速增长的实际，我们得到一个初步印象：在GDP增长率的贡献中，农业的份额是相当小的。
以上是按现价计算的。目前，中国GDP的实质化是使用不变价格进行缩减的，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构成与按现价计算的名义GDP构成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见表3）。尽管如此，二者的变动趋势基本相同。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且实际值更基于名义值，1999年分别为15.8%和17.3%。但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却发生差异，根据名义GDP估算，1993年以后，各自的比重基本稳定，第二产业比重在波动中稍升，而第三产业比重则在波动中基本未变。但根据实际GDP估算，情况却明显不同，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且升幅较大，从1993年的48.6%上升到1999年的55.7%，而第三产业比重则出现下降之势，从30%下降到28.4%。第二产业的实际值上升而名义值下降，正好说明该产业一方面发生了生产增长，另一方面出现了价格下跌和通货紧缩；而第三产业实际值下降而名义值上升，也说明该产业的价格在上升。
表3 名义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比较
根据现价计算的GDP结构根据不变价计算的GDP结构
GDP构成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1991
100.00 24.5 42.1
33.4 25.443.4
31.2
1992
100.00 21.8 43.9
34.3 23.346.0
30.7
1993
100.00 19.9 47.4
32.7 21.448.6
30.0
1994
100.00 20.2 47.9
31.9 19.851.1
29.1
1995
100.00 20.5 48.8
30.7 18.852.6
28.6
1996
100.00 20.4 49.5
30.1 18.053.8
28.1
1997
100.00 19.1 50.0
30.9 17.254.6
28.2
1998
100.00 18.6 49.3
32.1 16.555.2
28.3
1999
100.00 17.3 49.7
32.9 15.855.7
28.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1999年数据源于2000年中国统计摘要
根据GDP缩减指数我们计算了各个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和贡献率，具体结果见表4。
表4 GDP产业构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贡献率
年份
实际GDP增长率
第一产业贡献 第二产业贡献 其中：工业贡献 第三产业贡献 各产业贡献率合计 第一产业贡献率 第二产业贡献率 其中：工业贡献率 第三产业贡献率
1991 9.2 0.6 5.85.3 2.8100.07.06
62.9
57.9 30.0
1992 14.2 1.2 9.28.2 3.9100.08.35
54.5
57.6 27.2
1993 13.5 1.1 9.18.2 3.3100.08.07
67.6
61.0 24.3
1994 12.6 0.9 8.98.2 2.9100.06.77
70.5
64.8 22.7
1995 10.5 1.0 7.16.4 2.4100.09.40
67.4
61.0 23.2
1996 9.6 1.0 6.45.9 2.3100.010.01 66.4
61.8 23.6
1997 8.8 0.6 5.65.5 2.5100.07.14
63.962.1 29.0
1998 7.8 0.6 5.04.4 2.2100.07.72
64.756.9 27.6
1999 7.1 0.5 4.54.3 2.1100.06.53
63.360.5 30.1
最近几年由于农产品价格连年下跌，农业的增长已经开始出现衰退，尽管GDP增长速度较快，但农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很小，且不断下降。1999年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只有0.5个百分点，其贡献率为6.53%，只有工业贡献率的10%。整个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工业和第三产业较为快速的增长，在1996—1999年，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基本保持稳定。其中来自第二产业的贡献占绝对重要的地位。在1997年全年和1998年上半年，受到出口拉动的影响，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增长依然很快，因此，近几年人们观察GDP增长时，仍然主要关注工业增加值的增长。
3-3 不真实的价格和非均衡的经济结构
将前面所作的价格指数分析和GDP分析结合起来，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中国之谜的由来，而且可以对中国通货紧缩的性质作出新的分析。
近几年来，无论是消费物价指数和零售物价指数，还是生产资料价格指数，都出现了全面走低和持续负增长的态势，到1999年12月止，零售物价负增长27个月，生产资料价格负增长43个月，消费物价负增长23个月。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发生了全面的通货紧缩。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居民物价指数所反映的需求结构和按GDP计算的供给结构是完全不同的。从消费物价指数看，食品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权重为50%左右，而提供食品的农业生产在GDP中的比重却不到20%。因此，农业的生产状况一方面对GDP增长的直接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对消费物价指数的直接影响却很大。近几年来，由于农村政策失误，农村的市场化过程受阻，农村的市场制度受到抑制，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大幅跌落，拉动消费物价下降，农村经济出现衰退，农民收入减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不大而间接影响不小。这是产生中国之谜：物价下降和经济增长并行的主要原因之一。联系到1993年和1994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粮价分别上涨27.7%和50.7%）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也许会对这里的讨论有进一步的理解。
出现中国之谜的第二个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品，特别是工业消费品市场已经放开，在市场竞争规律的作用下，很多工业品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如家用电器。这是技术进步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结果。前者在导致价格下跌的同时，有可能造成供给和需求同步增长的格局；后者则导致竞争过度，进而使价格进一步下跌和生产增长的下滑。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通货紧缩伴随着经济增长。
服务业价格的走高虽然有助于阻抑价格总水平的下降，但由于其在生产和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过低，削弱了它的这种作用。不仅如此，由于服务业方面过多的国家垄断，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均受到压抑，生产供给因准入限制而难以随需求迅速扩张，尽管其实际增长因价格上涨和需求拉动并不太慢，而需求和供给也因管制和补贴而发生扭曲，对中国之谜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见，由于消费物价指数所反映的消费需求结构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所反映的投资需求结构受到抑制造成的扭曲，GDP核算形成的供给结构畸形，使中国无法形成均衡的市场价格机制，对产值的高度重视和对需求的强烈抑制同时并行，引发了物价下降和经济增长相伴的中国之谜。须知，它们所体现的经济结构同时被严重扭曲，而且各自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在没有需求或者需求不足的部门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而在需求旺盛的部门，则供给受到明显的抑制。
无论是供给结构畸形，还是需求结构扭曲，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策略的局限及其实施中的放大。中国渐进式市场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着眼于增量改革，但是，由于大量存在着价格管制性因素和市场准入壁垒，使得中国的结构调整从一开始就相对滞后，且步步滞后，集中表现为增量改革带来的大量资金和财富不能有效配置，只能在工业制造业中过度竞争，从而压抑了中国需求增长最快的服务业的供给和需求。如果我们看一看现实中的事例，也许对此会有更深的理解。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政府开放了房地产市场，激发出了高涨的投资热情，虽然同时出现了一些投机和泡沫。再如，目前火爆的股票市场，也是有关体制和政策调整的结果。可见，增量改革创造的财富是巨大的，但创新财富的配置效率不高也是十分明显的。其根源在于体制因素的制约。
体制制约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也表现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的问题上。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采取了农村工业化和农民非农化的道路。这种方式有利有弊，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优点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转移，并未对城市居民的福利造成突然和巨大的冲击，其缺点是在稳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产业转移的同时，却将大量非农化了的人口滞留在农村。须知，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和农民非农化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却有重大差异的概念和过程。农村工业化相对分散的特性未能造就农村的城市化，而户籍制度的存在，令城乡分割依然很深，非农化了的农民和流入城市务工的农民，其生活方式依然是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其消费需求依然是农民的需求。这就使得发展农村市场无从谈起，农村的收入和需求难以提升，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其消费需求也明显地落后于收入水平。在这种结构扭曲下，国内市场很难支撑，渐进式改革的分层推进受到抑制，出口成为维系结构扭曲的根本。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走向通货紧缩的道路上重重地推了一下，尽管由于外部冲击的滞后效应，1997年和1998年上半年中国仍然保持了出口和净出口的一定增长，但到1998年下半年，出口颓势尽显，今年上半年出口的高速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回升和通缩压力的释放起了重要作用。
国家垄断和补贴导致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相适应，不论运用什么样的价格指数，都不能正确反映中国的供需条件，据此得到的通货紧缩度量远不是真实的。一方面，根据前述CPI和RPI相互关系及其构成的分析，中国当前的通货紧缩实际上是结构性的，即使今后一段时间居民消费物价总水平为正值，也无法消除结构性通货紧缩的阴影，不仅如此，以农产品和竞争性市场产品为主的价格下跌，必然会逐步传递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能作出相应的政策和体制调整，就会导致全面的经济萧条。另一方面，从政策调整看，在通缩期间，政府采取了扩张性宏观政策，竭力扩大投资需求，但由于大多数竞争性部门（主要集中于工业制造业）仍处于生产过剩状态，而在第三产业中的非竞争性部门，存在对民间投资的准入壁垒，民间投资缺乏有良好预期收益的投资方向，迟迟不肯跟进。如果不能强化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和取消对民间投资的准入壁垒，拉动民间投资决非易事。总之，价格和市场准入的限制导致了政策调整的呆滞和扭曲，价格无法真实地反映出结构的变动，只会导致结构的扭曲及其调整的无效。
必须指出，结构扭曲有两个方面：一是核算性偏差，二是体制性压抑。前者需通过改进核算方法和调整统计数据解决，后者只能通过市场化改革消除，且核算性偏差也有体制根源。这也反映在下一节的分析中。
四、进一步的讨论：国民经济核算缺陷与结构偏差加剧
前面的讨论所依据的是现行统计资料，由于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也处于转型过程中，既有很大的改进，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既有高估，也有低估，从总量上看，即使高低相抵，长短取平（许宪春，2000b），但在结构上却是一个比上述发现更为严重的问题，更何况总量上也有问题。因此，进一步的讨论必然要触及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及其改革的问题。
关于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国内外争论的焦点是高估工业增长率和低估服务业增加值的问题。
4-1 工业增加值及增长率的高估
过去国内讨论GDP核算问题，工业增长率高估几乎是惟一话题，基层部门虚报似乎是高估的惟一原因。其实不然。有鉴于此，以下的讨论集中在导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高估的“非虚报”因素。
工业增长率高估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国实施的可比价格制度。它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计算不变价工业总产出的方法，其主要内容是：由国家统计局定期（一般为5年或10年）制定工业品不变价格，工业企业在向有关政府部门提交报表时，除上报现价总产出外，还必须上报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出。工业总产出的增长率就是根据不变价格计算的，实质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也是据此计算的。具体地说，首先由现价和不变价工业总产出之比求得工业总产出价格指数，然后用此价格指数缩减现价工业增加值，求得实质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可比价格制度导致工业增长率高估的途径是：第一，企业，尤其是新兴乡镇企业的会计部门对不变价格制度不十分了解，常常将现价混为不变价格。第二，每当新产品出现老产品淘汰时，仍以老产品计算工业增加值，这样就会夸大实际的工业增长。
对工业增加值增长率高估的研究较多，其中有些研究提供了较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更为可靠的结果。这是由于人们对工业的关心程度明显地高于服务业，这一点在其他国家也不例外。人们普遍和强烈的关注是推动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动力。不仅如此，与服务业相比，工业统计资料较丰富。在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数据从1952年起可以利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从1978年起可以利用，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量也有时间序列数据。这就为学者用来估算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创造了条件。
在试图修正被官方统计高估了的工业增长速度的研究中，Wu（伍晓鹰）(2000a)，Szirmai and Ren（任若恩）(1995)和Adams and Chen (1996)具有代表性。他们没有停留在讨论官方数据高估上，而是通过仔细分析和精心测算，各自给出了我国工业增长率的独立估计。例如，为了免除扭曲了的相对价格对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影响，伍晓鹰通过数量指数来测算实质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工业产品产量来自《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建立数量指数使用的权重主要来自于中国投入产出表，其后根据可利用的价格对权重不断改善，最新版本是Wu(2000b)。伍的估计相当于官方数据的80%左右。
与此同时，我国也存在对农业增加值增长率的高估问题。根据许宪春(2000b)文章，牧业中有高达20%的水分，导致1991—1997年间的GDP统计对农业增加值高估14%，以及对GDP每年高估0.8—0.9%。其实，农业高估不仅有畜牧业，而且有水产业，就是存粮也存在高估。按理，在计算GDP时，农户存粮只应计算增加额，即年末余额减年初余额，但统计中，很多按年末余额计算。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以伍晓鹰和许宪春的估算为依据，估算近几年的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率。
4-2 服务业增加值及增长率的低估
相对工业增长率高估的研究，对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研究较少，其测度更难。因而需仔细讨论。
4-2-1 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原因
首先，核算范围不全。核算遗漏人所共知，但无人能够列全这些服务的清单，其中主要遗漏是企事单位为职工提供各种免费或低费服务（如幼儿园）以及农村服务业（注：对农村服务业低估的问题参见World Bank(1994)和许宪春(1999a)第25章。）。
其次，某些服务计价过低，其中房地产业最为严重。在市场健全的国家，住房租金占工资收入的比重很大，但我国过去住房近乎免费，即使住房商品化取得一定进展的今天，情况尚未根本改观。
再次，核算体系的缺陷。按收入法估算增加值应当包括四个方面：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本折旧。其中，前两项占绝大比重。有些行业如教育和医疗等由民间和政府同时提供，且目前以政府部门为主。由于政府提供服务不是盈利行为，不存在营业盈余，而劳动者报酬的核算又存在着严重缺漏。教师收入除国家支付的固定工资外，还有兼职收入、讲课收入、项目收入、办班收入、基于学生收费而增加的收入等，这些收入通常不少于固定工资。现行统计只能把握由国家财政负担的教师工资和由教师承担的国家研究项目收入，其他收入一概无法计算。至于以盈利为目的的民办教育，除劳动者报酬外，还有营业盈余，由于缺乏相应的统计，其增加值基本上不予计算。医疗行业的情况基本相同。
现行统计对金融、保险和证券业增加值的计算也很不完善。对国有银行和保险公司，现有统计可以掌握其产出、中间消耗，以及用收入法计算增加值的各种原始资料，但是，对于非国有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以及几乎全部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则缺乏必要的统计。
律师、会计师服务、因特网服务以及其他新兴服务业，由于没有相应的统计，其增加值尚未计算。
歌厅、酒巴、游艺、娱乐等行业，由于具有零星、分散、甚至非法等特征，现行统计不予考虑。但联合国1993SNA与1968SNA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要求对非法的地下经济也要估算其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低估的直接后果：一是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偏低，造成产业结构扭曲；二是造成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绝对水平低估。这种低估及其所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按不变价计算的结果比按现价更严重，区别在于核算上的低估使这种扭曲进一步加剧。
4-2-2 对服务业增加值低估问题的现有考察
1)世界银行(1994)的估算
1994年，世界银行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作了多方面的调整，涉及第一、二、三产业，但由于调整方法的原因，我们很难从中分解出服务业的调整幅度。
2)《中国统计年鉴》1995年版的调整
90年代，我国对第三产业作了普查，普查结果对第三产业增加值低估的程度提供了重要数据。国家统计局根据普查结果对第三产业现价增加值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调整结果反映在1995年版《中国统计年鉴》上。商业增加值上调60%左右，非物质生产部门上调10—20%。
3)迈德逊(Maddison,1998)的估算
1998年，迈德逊对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进行了重估和调整。在缺少原始数据的情况下，他采用比较简单的方法。首先将SSB and Hitotsubashi(1997)中的1997年非物质生产部门增加值(根据第三产业普查已经上调了的数据）上调1/3，然后用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人数增长率外推1997年以外年份该行业的增加值。该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只能估算不变价增加值，不能估算现价增加值；二是假定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变。如果劳动生产率是变化的，当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时，将高估1978年以前和低估1978年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反之，则反是。这一研究和估算虽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但却缺乏充分的可信度。其估算结果表明，中国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在1952—1978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在改革开放以后明显下降，显然，这是不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的。
4)许宪春的研究
既然对整个服务业增加值进行全面的估算和调整缺乏基础数据，对服务业某一行业进行较为精确的估算调整则难能可贵。其中较典型的是许宪春和李文政对房地产业增加值的调整(1999)。
4-2-3 对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程度的重新估算
1)估算方法
对低估第三产业增加值进行修正的最好方法是，搜集第三产业各行业的基础数据，在分行业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加总，求得整个第三产业的增加值，进而得到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在目前情况下和短期内，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据GDP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和人均GDP相关关系，来讨论第三产业增加值低估问题及其对GDP总水平的影响。具体方法如下。
在第一、二产业增加值一定的条件下，GDP将由第三产业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来决定。即
式(1)中，GDP[,12]和S[,3]分别表示第一、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以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GDP[,12]一定的条件下，S[,3]的变动对GDP水平的影响可通过把(1)式两边对S[,3]求导得到。
式(2)表明，在第一、二产业增加值一定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的提高会增大整个国内生产总值。换句话说，如果第三产业增加值低估，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会低估，最终导致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低估。第三产业增加值 (GDP[,3])可由下式求得。
2)估算依据
前述的估算方法既然以第一、二产业增加值的准确估计为前提，我们以许宪春和伍晓鹰的估算为依据。许宪春讨论了农业和农村工业的高估问题，并对1996年的数据进行了调整，得到的结果是，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3233.2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为31101.2亿元，二者合计为44334.4亿元。这是按现价进行的估算，是我们估算现价GDP及其结构的基础数据。伍晓鹰讨论了工业增长率的高估的问题，为了按不变价估算GDP的结构，我们以1996年的数据为基础，用伍的估值调整计算第二产业增加值，作为估算不变价GDP结构的基本依据。
如何估计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一个关键问题。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是与我国收入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的比重。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我国属低收入国家，1996年低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的平均值为37%（包括印度和中国）或42%（不包括印度和中国），我们按此进行估算（注：此外，可根据收入水平与服务业增加值所占比重的相关关系来确定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具体办法是，首先对世界各国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对人均GDP单回归，然后把我国人均GDP代入回归式中，求得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回归所用样本按照低收入国家和世界各国，以及是否包括我国分为四组，进行四次回归计算，计算结果是：从世界各国回归分别为45.9%（包括中国）和46.0%（不包括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回归分别为46.6%（包括中国）和48.4%（不包括中国）。）考虑到1996年我国和印度的比重分别为29%和43%，1997年我国提高到31%，我们按其比重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估算。
4-3 结构偏差的进一步实证
根据前两个小节的分析，我们对我国GDP核算的结果作出进一步的修正。现将按现价和不变价计算的GDP及其结构分列于表5和表6之中。
表5调整后的产业结构（现价）
年份
国家统计局国内生产总值许宪春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121617.8 22288.021813.1 23.4
39.6 37.0
199226638.1 27197.5 26764.2 20.9
41.1 38.0
199334634.4 34980.7 35886.2 18.4
42.6 39.0
199446759.4 46946.4 49620.0 18.3
41.7 40.0
199558478.1 60700.3 67804.4 16.9
42.1 41.0
199667884.6 67884.6 76321.6 17.3
40.7 42.0
199774462.6 74921.9 84356.3 16.1
40.9 43.0
表6 调整后的产业结构
a)1996年第三产业按37%计算b)1996年第三产业按42%计算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0
25.7
36.837.5
23.6
33.8
42.5
1991
24.4
37.737.9
22.4
34.7
42.9
1992
22.9
39.038.1
21.0
35.8
43.2
1993
21.5
40.637.9
19.8
37.3
43.0
1994
20.1
42.737.3
18.5
39.3
42.3
1995
18.3
46.635.1
16.9
43.1
40.0
1996
18.8
44.237.0
17.3
40.7
42.0
1997
18.3
44.137.6
16.8
40.5
42.7
将表5与表3和表1的相关数据加以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纠正了统计核算中第一、二产业高估和第三产业低估的问题以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及其决定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偏差就更大。即使低估和高估的数量可以相互抵销，GDP总量基本不变，如1991年和1992年的情况，第一产业的比重比现有统计资料显示的要低1个百分点左右。如果进一步调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仅GDP的总量会增加，当1996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2%时，GDP总量将增加12.4%，而且其结构偏差和扭曲更为加剧，第一产业的比重将比现有统计数据低3.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更大，从比原统计数据低2.5个百分点(1991)扩大到8.8个百分点(1996)。可见，核算偏差造成的结构扭曲是非常严重的。
将表6与表3的有关数据加以比较，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校正了工业增长率高估和服务业增加值低估的偏差以后，按不变价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及其变动趋势也有很大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改变了原来的下降态势，基本不变。如果1996年第三产业比重按37%估算，第一产业的比重上升0.8个百分点，其他年份的升降幅度均在1个百分点左右(-0.5～1.4)，而第二产业比重的降低幅度则较大，1996年为14.8个百分点，其他年份最小为4.8个百分点(1990)，最大为17.5个百分点(1995)。如果1996年第三产业的比重按42%估算，第一产业比重的降幅加大，1996年降低0.7个百分点，其他年份的降幅为0.4～3.5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比重的降幅相对缩小，1996年下降13.1个百分点，其他年份降幅最小为7.8个百分点(1990)，最大为14.1个百分点(1997)。这进一步证明了核算性偏差加剧了结构性扭曲，也说明了正确的国民经济核算是进行经济分析的基础性条件。
五、理论思考和政策结论
从1997年起，本课题组选定了一个特殊角度，从事宏观经济分析，至今已有七个报告在《经济研究》发表，这些研究围绕着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和制度障碍探讨中国经济运行的态势和机理，特别是从《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发表以来，集中考察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和通货紧缩问题，在结构调整、金融体制、财政政策、汇率机制和外部冲击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并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索。本文作为上述研究的继续和总结，主要分析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价格扭曲和核算失实所反映的结构偏差和体制障碍，以期解释中国独有的经济增长和通货紧缩相伴随的问题。
上述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里只能就与本文有关的问题加以讨论。
首先，关于货币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问题
80—90年代，货币化曾经是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货币化程度的测度到货币化的影响，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杨仲伟等，1988；易钢，1996；谢平，1996；张杰，1997），但在货币化的内涵和货币化进程的分期问题上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把货币化局限于实物产品的货币化，因而就出现了把货币化的顶点定在1985年（易钢），还是1992年（谢平），或者1988年（张杰）的争论。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货币化包括了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内容和过程，一个是传统自然经济的货币化和市场化，另一个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市场化和货币化，上述争论均立足于二者重合的部分，既忽视了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服务领域存在着更强的国家垄断，也忽视了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以增量改革带动和化解存量改革的特征。我们认为，市场化和货币化既包括物质产品的市场化和货币化，也包括服务产品的市场化和货币化，既包括流量资产的市场化和货币化，也包括存量资产的市场化和货币化，因此，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既没有达到顶点，更没有结束，只是走过了和完成了第一个阶段，即物质产品和流量资产的市场化和货币化，才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即服务产品和存量资产的市场化和货币化。相对于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不仅需要的货币量更大，而且其市场化和货币化的难度也更大。只是由于交易方式的不同，有些交易不直接使用现金货币支付，而是用货币的替代物交割，才掩盖了货币化和市场化的实质，使得人们产生了货币化已到顶点或近于完成的错觉。
由于对市场化和货币化的认识出现偏差，对货币量的多少也发生了问题。易钢把货币量的增长分解为流通速度下降、货币化程度提高、GDP增长和通货膨胀四个因素，既然货币化已基本完成，货币量增长率超过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就只能用流通速度减慢来解释。但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为负，货币量增长大大超过GDP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之和，仅用流通速度下降是解释不了的。于是有人将此看作通货膨胀的信号，有人认为货币供应过多。其实，只要对市场化和货币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这样的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在市场化和货币化的整个进程中，货币量增长率大于GDP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之和，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
通常，市场化主要是从体制方面来考察，城市化主要是从发展方面来讨论，而二者都兼有两方面的内容，货币化在一定程度上正好反映了这一点。这里之所以提出城市化的问题，并将其与市场化和货币化联系起来加以讨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进一步说明，农村工业化和农民非农化并不等于城市化，前者虽然促进了分工的发展和交易的扩大，但却局限于农村的范围，因而其深度和广度都是有限的，难以带来制度规则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也不利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深化和扩展。事实上，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市场化和货币化的过程。
其次，关于潜在生产能力或潜在总供给的问题。
潜在生产能力或潜在总供给是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有效工具，国内有学者对此理解不当，并多有忽视，因而造成不少混乱。其实，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离不开潜在总供给的讨论。在通货膨胀情况下，实际总供给不仅小于总需求，而且会大于潜在总供给；相反，在通货紧缩情况下，实际总供给不仅大于总需求，而且小于潜在总供给。因此，如果说通货紧缩的主要标志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下跌，那么，其必然伴随着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出现（注：我们曾指出，判断通货紧缩的标志是“物价持续负增长和经济实际增长率持续低于自然增长率”。参见《回升未稳，持续可期，协调为要——199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中国证券报》，1999年4月29日。），而不一定是经济衰退的发生，也可能是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这样，不仅可以解释古典型通货紧缩，而且可以解释中国的特殊情况。
对潜在生产能力概念的轻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计量上的困难。通常，人们使用一个较长时期内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近似地作为潜在经济增长率，我们也曾这样用过。这样做的好处是比较简便，但却不够确切。如果我们把潜在经济增长率看作是通货膨胀为零时的经济增长率，那么，这时的总供给及其增长率就与总需求及其增长率相等，这样，就可以通过一个回归方程来求解经济潜在增长率。以下是用1979—199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
π=-0.0515+0.5644(dy/y)
(-1.409) (2.919)
R[2]=0.6344, F=6.36
式中，π为通货膨胀率，y为名义总需求，dy/y为名义总需求增长率。令π=0，可求得对应于零通货膨胀时的总需求增长率为9.1%。当总需求增长率超过9.1%时，就出现通货膨胀；当总需求增长率低于9.1%时，就出现通货紧缩；如果能维持这样的增长率，物价水平将保持不变，经济运行将处于均衡状态。因此，9.1%可以看作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也是通货紧缩的一个参考性指标。从1979—1999年，只有1981、1998和1999三个年份的名义总需求增长率(dy/y)低于9.1%，其所对应的商品零售物价上涨率分别是2.4%、-2.6%和-3%。
再次，关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问题
本文一开始在提出自己的论题时，曾经指出，英国和美国出现过价格持续下跌，而经济却不断增长的现象，并将此归结为发生新技术革命的缘故。同时指出，中国不是新技术革命的发源地，也不是发达国家，却发生了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现象，进而对这种令人迷惑的现象作出了解释。其实，如果把制度创新看作是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同样作用的事情，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
在总供求分析模型中，总供给是由生产函数决定的产出量，其数学表达式是Y=F(K,L)，其简单的C-D形式是Y=A(t)·K[α]L[β]。当假定资本产量和技术水平因子都不变时，自然失业率水平就决定了总供给曲线的位置。由于通货紧缩表现为价格水平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当随着技术创新而发生投资行为时，其要素生产率就会提高，总供给曲线就会右移，于是出现价格下降而经济增长并存的现象。尽管中国没有发生新技术革命，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结构调整，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从未停止过，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因而从时间序列来看，资本存量在不断增加，技术水平在持续提高，要素生产率也在提高，所以，中国的潜在总产出在不断提高，总供给曲线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右移，从而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如果说技术创新降低了生产成本，那么，制度创新则节约了交易费用，一旦经济运行态势因故发生变化，总供给的增长超过总需求的增长，同样会出现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相伴随的现象。因此，中国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与技术变革和技术创新一样，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最后，结论：关于长期和短期、结构和总量、体制和政策的关系
在传统宏观经济分析中，通常不考察长期、结构和体制问题，或者以此为给定前提，集中讨论短期问题、总量问题和政策问题。因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的长期态势、经济结构的变迁和体制因素的调整几乎是不变的，因而在理论分析中可以给定。但处于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上述情况不仅是可变的，而且直接制约着短期因素、总量态势和政策选择的变化。因为，中国经济是在一种结构失衡和体制扭曲的条件下运行的，这必然使短期的经济运行和总量关系发生变异。如果不能充分认识这一点，对于形势的判断和政策的选择都将会发生失误。因此，我们的结论有二：
一是在宏观政策选择和政策操作中，必须兼顾短期和长期，协调总量和结构，着力于政策和体制联动。这样才能保证宏观调节的及时和有效。至于具体的政策建议，很容易从上述的分析中得出，如取消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让各种经济形式自由进入目前还受到管制的服务领域，改革国民经济核算办法和调整被扭曲的核算数据，修正消费物价指数的构成权重等。
二是在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既要充分借鉴现代经济学的丰硕成果，又要从中国市场化的实际出发，确立自己独特的分析角度和构造不同于一般的分析框架。这样才能有所创新和有所前进。
标签：宏观经济论文; 物价水平论文; 中国城市gdp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生产价格指数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物价指数论文; 通货紧缩论文; 经济学论文; 消费结构论文; 第二产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