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社会风俗演进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风俗论文,贡献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开国以来，西俗东渐是我国社会风俗演进的主要方向。虽然从经济、政治角度讲，西方势力的入侵将中国带入了经济的畸形发展和政治不独立的状态。但从社会风俗演进的角度看，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政治的日趋民主化，尤其是资产阶级进步价值观的逐渐传播，使得我国社会风俗的西化进程，基本上是沿着文明、进步的正确方向向现代化迈进的。
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往往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最有可能最先接受西方进步的价值观念，并以此为标准重新审视我国的传统社会风俗，批判和否定其中的封建落后成分。其次是因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中上层知识分子在开国的过程中与西方的接触最多，对于西方的社会风俗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深切的体会。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留学热潮，使得中上层知识分子多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回国后很自然地将西方的社会风俗带回来。再次是因为近代以来西方代表着中国前进的文明进步的方向，仿照西方改造中国是广大知识分子的理想，因此崇拜和模仿西方的社会风俗也成为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行为之一。五四时期社会大变革过程中知识分子猛烈批判旧礼教倡立新风俗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风俗向以西方社会风俗为主体的文明进步社会风俗的演进。他们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五四知识分子对我国传统社会风俗的封建性、落后性展开猛烈批判，为传播文明进步的社会风俗扫清了道路
我国传统的社会风俗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与以农耕为主的小农经济形态、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儒家思想为主的封建意识相一致。儒学思想是其理论基础，封建礼教是其表现形式。五四时期这种封建的社会风俗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严重阻碍着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风俗的传播，并且如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一样，北洋军阀为了恢复和维持封建统治，再次掀起了尊孔复古、制礼作乐的老把戏，封建意识和封建礼俗一时甚嚣尘上，四处弥漫。尊孔、祭天、修仙、信鬼等封建迷信活动盛行，烟赌娼等社会恶习再度泛滥，受封建节烈思想毒害的妇女殉夫殉节的悲剧不断发生。
面对这种状况，接受了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希望以资产阶级个人本位的道德观和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来摧毁封建专制迷信思想，扫除社会陋俗，达到唤起民众、改造国民性，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社会风俗的改革运动。五四知识分子创办各种报刊，撰写了无数文章，广泛讨论各种社会问题，对封建礼俗的各个方面展开批判，大到伦理道德，社会礼仪，小到穿衣戴帽，言谈举止，内容无所不及。
首先，他们对以“忠孝节”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摧毁了封建社会风俗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五四知识分子指出：“中国的礼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闲，是礼教的大精神），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丧礼最甚）、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现象（君对于臣的绝对权，夫对于妻、男对于女的绝对权，主人对于奴婢的绝对权），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注：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独秀文存》第565页，转引自严昌洪著：《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290页。）他们撰写大量文章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通过理论的分析和现实的批判使人们认识到封建礼教与社会进化是背道而驰的，与民主科学的精神格格不入，从而彻底摧毁了封建社会风俗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其次，对各种封建社会陋习展开批判，指出其封建落后性，使人们明确改革的方向。如指出片面重孝会导致：早婚、七出休妻、纳妾、重男轻女、婚姻不能自主、不能优生等陋习；揭露贞洁观的卑劣，批判要求女子守贞、守寡、殉夫等陋习；批判封建家族的专制、保守、迷信和对妇女的压抑，号召组建民主、平等的新家庭；抨击男尊女卑的社会陋俗，谋求妇女解放、婚姻自由；批评农耕时代遗留的不适应现代生活的落后习俗，如：丧礼的虚伪、糜费、守孝三年的习俗、婚礼的烦琐、社交礼仪的费时，号召以文明的方式来取代，等等。通过批判使人们在思想上摒弃了落后的封建社会风俗，认同了文明进步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并以此为标准重新设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新的社会风俗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五四知识分子对以西方社会风俗为主体的文明、进步社会风俗的提倡和身体力行，直接推动着我国社会风俗向现代化方向的演进
1.以资产阶级进步价值观为指导，更新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追求婚姻自由，推动我国婚恋、家庭等社会生活风俗向现代化的演进。
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批判最深刻的是封建礼教，但讨论最热烈的还是青年人最关心的婚姻家庭问题，“我们试看上海、北京各报纸的社会新闻，每天每个报纸平均至少有两条是婚姻问题的记载。”（注：易家钺、罗敦伟：《中国家庭问题》，上海泰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12页。）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的传统婚姻制度首先遭到了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五四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和反抗。当时人们追求的婚姻自由包括男女社交的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离婚自由等方面。
进步知识分子从人格平等的角度批驳了男女社交公开不合礼法的旧观念。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和各种青年团体的组建，为男女社交的公开提供了契机。男女学生在爱国运动中共同与反动政府作斗争，五四运动后又共同组织各种革命团体和出国留学，实际上已经打破了“男女大防”的习俗。天津学联特意实行男女合室办公，男女互相尊重，责任平等，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毛泽东在组建新民学会时公开征友，吸收了周敦祥、劳君展、蔡畅等19名女会员。1920年开放大学女禁，中学男女同学也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旧礼俗。
有了男女社交的公开才有自由恋爱的发生。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几对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结合，被人称为“五四夫妻”，新民学会中的“蔡向联盟”以及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合已为大家所熟知。为争取婚姻自由，五四知识分子与封建势力展开了斗争，长沙的赵五贞因不满包办婚姻在花轿中自杀，引起全国的关注，毛泽东连写10篇文章批判旧的婚姻制度。胡适等改编的话剧《玩偶之家》公演后，模仿娜拉出走成为流行的抗婚方式。天津觉悟社的郭隆真以智抗争更被传为佳话：成亲之日她穿上学生装到男家，向来宾发表演讲，痛斥包办婚姻，宣传婚姻自由，然后理直气壮地重返天津女师上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震撼。这些都激励着五四青年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的热情，引起人们婚恋观念的变化。
对婚姻自由的追求还包括离婚自由。五四青年掀起的离婚热潮持续了十年之久，到20年代末才逐渐平息，受西方意识影响较大的留学生群体离婚的最多。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也认识到在女子没有独立社会地位的情况下由男子单方面提出离婚，无异于“出妻”，因此许多人主张采取对女方负责的慎重态度。
在对封建家族制度进行批判的同时，五四知识分子对于新家庭的设计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认为“新家庭之组织，与旧家庭不同之点有三：一曰分居。二曰婚姻，成立于男女之恋爱。三曰财产，属于得产之人，以铲除依赖性”（注：邰光典、宝贞：《新家庭》，出自梅生主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上海新文化书社1926年版，第211页。）。易家钺在北京组织了专门研究家庭的学术团体“家庭研究社”。各地的女青年会定期召开家庭问题讨论会。这一时期出版的家庭问题的著作有27部，以家庭和婚姻问题为主的期刊有45种之多。（注：根据齐文颖主编：《中华妇女文献纵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所列1910-1923年的期刊统计。）关于家庭问题的社会调查也大量展开，调查显示，随着人们家庭观念的变化，大家庭制开始解体。1922年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发起人桑格夫人来华，引起节制生育的思潮，知识分子的生育观开始变化，传统的婚姻功能主要在于生育的观点被抛弃。计划生育与性教育开始传播。1922年苏州出现了我国第一个研究生育的学术团体“中华节育研究社”。
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运动形成高潮，争取与男子平等的经济权、受教育权、参政权的运动，争取女子形体解放的天足、天乳、剪发运动，以及废娼运动等都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和“重男轻女”的社会风俗，这是婚姻、家庭观念变革和风俗变迁的重要前提。总之，以独立、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为指导重新确立的婚姻家庭观念和广大青年对婚姻自由的追求，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婚恋、家庭社会风俗向现代化方向的演进。
2.以西方礼仪为参照，简化传统的婚丧礼仪、社交礼仪、岁时礼仪，推动我国社会礼俗的变革。
在反对封建礼仪的基础上，五四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参照西方改革我国传统社会礼仪的趋势。我国传统婚礼要经过六种仪式：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俗称六礼，其中又有许多小的礼仪，非常烦琐。五四知识分子在否定包办婚姻的同时也否定了这些繁缛的礼仪。自由恋爱结合的自然不拘古礼。作为从包办婚姻向自主婚姻的一种过渡形式，五四时期流行一种“同意婚”：“男女相慕悦，禀告父母，请介绍人传述意见，双方许可，定期举行结婚仪式。”（注：《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下），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受西俗影响，结婚仪式出现了坐花车到公园、饭店、教堂举行仪式，换戒指、读颂词婚证、鞠躬等新气象的“文明婚礼”，在知识分子中间尤为流行。像孙中山、宋庆龄那样签定婚约，如蔡元培的两次征婚，以及书信订婚、登报结婚或离婚等方式也在知识分子中出现。
丧礼的改革步伐更大。传统丧礼所体现的封建等级性、浓厚的迷信色彩、宗法观念及其重要的理论依据“孝”的观念都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批判，民主科学的观念渗入丧礼改革中。西方丧礼隆重而简朴的风格，下半旗、佩黑纱的致哀仪式为我国的丧礼改革提供了参照。1916年因黄兴和蔡锷的去世北洋政府制定了《国丧法》，后来又对有功于国家但达不到国丧标准的制定了“公丧”条例，都实行降半旗、佩黑纱、建公墓等仪式。其中最有意义的改革措施是开追悼会。北洋政府礼制馆编定了追悼会条例，程序有：摇铃开会、奏哀乐、献花果、读祭文、行三鞠躬、演说、家属答谢等，与今天的仪式基本相同。政府对含封建迷信色彩的仪仗、停柩不葬、厚葬等陋俗进行了取缔。撰写行述介绍亡者生平，以讣告形式通知亲友或登报通告，书写遗嘱及遗嘱公证等与丧礼有关的形式在知识分子中开始普及。
我国传统的见面礼是跪拜礼，这种体现上下尊卑、封建等级的礼仪民国初年被否定，孙中山临时政府规定用鞠躬代替跪拜。同时，作揖、打拱、请安等见面礼逐渐被西式的握手、免冠所代替。人们在书信中的用语也由顿首、百拜等改成立正、免冠、鞠躬等。与此相关的“大人”“老爷”等封建称呼也被孙中山临时政府废除。人们纷纷改称“先生”，知识分子之间互称“某君”一度非常流行。
人们的节庆观念也随着对封建迷信的批判而淡化，“节令是什麽？节令不是迷信的祀神庙期，乃是工作的休假日。”（注：顾颉刚序言第2页，出自娄子匡编著：《新年风俗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1912年孙中山改历改元，创建了阴阳合历的纪年方式，成为中西文化和习俗融合的典范。在传统节日淡化的同时，一批新式节日和纪念日开始出现，如国庆（10月10日）、国耻纪念日（5月9日）以及国际妇女节、儿童节、劳动节、教师节等，西方的圣诞节也在国内开始流行。
3.以自身的主动选择推动物质、文化生活风俗的西化和现代化。
五四时期的服饰改革内容颇多，主要精神是删繁就简，学习西方。女子服饰方面，时人号召去除服饰的奢侈之风，废除取悦男子的各种装饰，激进者主张女子着男装，湖南长沙影珠女校校长朱德裳倡立女子崇俭会，入会者踊跃。受男子剪发的影响，女子剪发一度成为革命和时髦的象征。湖南成立了“女子剪发会”，知识群体对女子剪发问题展开讨论，女学生中剪发的逐渐增多。五四时期白衣黑裙成为女学生的典型装束，反映了人们衣着色彩观念的变化，因为白色曾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的丧服颜色，而黑裙在清代为寡妇特有的装束。社会上通行的礼服在民国初年为上袄下裙，20年代初旗袍开始流行并吸收欧美服装的特点，突出了女性的曲线美，成为中国对世界服装文化的一大贡献。欧美进口女装也开始流行，西式女帽，尤其是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实业部部长陈鸿璧创立的爱华公司制作的“爱国女帽”风行一时。
男子衣饰方面，时人号召废除长衫，改穿西装等便利、说明的服装。孙中山对男子服饰的改革作出很大贡献，他以西式服装为基础设计的中山装，首先在青年学生中流行，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礼服。男子的发式多为西式短发，西式礼帽、怀表、手杖（俗称文明棍）等也很流行。我们看几张当时的照片：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合影，宋着西式套裙，孙中山着西服套装，带手杖。1916年在日本集会声讨袁世凯时孙中山着中山装。1924年孙中山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时，穿西式长大衣，戴礼帽，持手杖。在革命领袖的影响下，洋服热经久不衰，“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草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无足异。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注：《论维持国货》，《大公报》1912年6月1日。）
五四时期的饮食出现了崇洋和中西兼容的局面。官绅宦室“器必洋式，食必西餐”，吃西餐大菜已成为买办、商人、政客交往应酬的手段。随着城市西餐馆的增多，一般知识分子和市民吃西餐也是平常事了。鲁迅在北京任教时就曾在“宜昌”西菜馆包食午餐。洋酒和洋饮料逐渐为国人接受，1915年创办的北京双合盛啤酒厂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啤酒厂。西式糕点、糖果被越来越多的人青睐，丰子凯曾记述了买巧克力给孩子分享的乐事。从西方传入的纸烟替代了旱烟和水烟，吸烟也成为时髦女士的一种标志。
五四时期西洋式的建筑已不局限于外国人的住所。北京的长安饭店、北京饭店、国会会场、北大红楼、协和医院、清华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礼堂等都是有名的西式建筑。上海的西式建筑发展最快，一般中上人士的住房都是西式的花园洋房或西式公寓。西式家具和装饰成为时尚。
北洋政府国会议员每月有500元车马费，造成北京西式马车的黄金时代，后来汽车开始流行，“昔者汽车马车尚如晨星，今则月入三、五百元之人物，无一不有汽车。”（注：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1919年北京出现全国第一家长途汽车行——燕京汽车行。出租车、长途客运汽车、有轨电车、火车、轮船成为人们常用的交通工具。
外来语不断丰富着中国人的语言，新词汇主要来自留学界和通商口岸，日本人翻译西洋事物的用语大量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并流传开来。说外国话成为时髦的标志，上海曾一度流行用中国字表述英文音的“洋泾浜话”，如“密司脱”（先生）、“三明治”（夹肉面包）、“摩登狗儿”（时髦女郎）、“也司”（是）等。“文明”、“改良”虽非外国话但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体现了在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出现的万象更新的局面。
娱乐方面，观话剧、看电影、跳舞、逛公园游乐场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娱乐方式。电影业繁盛一时，先后建立的制片公司有近百家，摄制的影片上千部，第一部中国人自拍的电影是黎民伟创办的“民新电影公司”的《庄子试妻》。当时的影片内容涉及社会、时事、言情、侦探、武打等方面，记录片有上百部。西方人的舞蹈和跑马、板球、足球等体育活动成为高雅的运动方式。
此外，在宗教信仰方面，五四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大力提倡、对封建迷信思想的猛烈抨击极大地改变了我国传统社会风俗在各方面的迷信活动和迷信色彩，促进了社会风俗整体的科学化。另一方面，西方宗教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我国的传播日益广泛。但有的知识分子如冯玉祥也尽量发挥西方宗教“向善”的功能，甚至把它作为对士兵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
当然，在物质文化生活风俗方面西化程度较高的只能是知识分子中经济状况较好的中上层，尤以政界和工商界人士为主。至于广大青年学生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由于经济力量所限，尚无很多的选择权力，但也通过舆论和选择的倾向性等共同推动着我国物质、文化生活风俗的西化和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