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清议及其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议论文,作用论文,张之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具有多方面影响的重要人物。同治二年（1863年），他进士及第后，授职翰林院编修，在京师渡过了近20年的词臣学官生活，以清流党人著称。从光绪七年至宣统元年（1881—1909年），张之洞由巡抚而总督，由总督而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一般的词臣言官上升为对朝廷内政、外交颇有发言权的显赫人物。在这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于仕宦前期养成的清流特色是保持终生的。因此，具体分析他的清流党时的各项政治主张，以及他对国家内政、外交问题的实际态度，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的理解和研究，并能从一个侧面窥见当时政坛的面貌。
一
“清流”，是中国封建时代负有时望、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的称呼。晚清的“清流”，又称清流党或清流派。清流党继洋务派之后而起，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慈禧太后为了垄断朝政，于1865年底把内阁学士李鸿藻派入军机处，对奕欣进行牵制。李鸿藻则利用自己军机大臣的身份和门生故旧众多的条件，“引荐端士”，把大批新的御史、翰林、文人学士结纳在自己的周围。时人记载说：“李鸿藻好收时誉，诸名士皆因之而起，光绪初年，台谏词垣弹章选上，号为清流，实皆鸿藻主之”。[①]清流派自视清高，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一般都大胆敢言。他们不断评议朝政，纠弹权贵，抨击奕欣、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政策，“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全国”，[②]形成一股很大的社会势力。慈禧为了扼制奕欣和李鸿章等人势力的发展，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③]的权术，暗中放任“清流”议论时政，裁量人物，捞取“清议”的拥戴和舆论的支持。自己则居高临下，随意操纵各派政治势力，巩固自己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张之洞之所以参加清流派，是由其教养和经历所决定的。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自幼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封建正统思想的熏染，从小对功名怀有强烈的追求。由于他聪明好学，所以13岁就成为秀才，15岁中头名举人，26岁中探花。时人说“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张香涛。”[④]此后，张之洞在京则官翰林，外放则点学政，过了近20年的翰苑言官及学官的生活。这段经历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和朝廷中的清流人物接触，促使他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观点日益和清流派接近。1877年，已是“不惑之年”的张之洞，从四川学政任满回京，再度充任教习庶吉士这个冷差。他面对的现状是国势日衰，个人官运蹇滞，拮据，两袖清风。凡此种种，张之洞莫不感慨系之，心怀抑郁。恰在此时，京师清流派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国子监司业宝廷、詹事府左庶士黄体芳等掀起上书言事的高潮，他们尖锐地评议朝政，抨击时弊，论文风发，引人注目。张之洞深感同调，正式参加了清流派的政治活动。他既同张佩纶订交，“究心时政、不复措意考据之学”，[⑤]“以喜言国是、弹劾大僚为贵”。[⑥]又与黄体芳、陈宝琛、宝廷等十数人“常于松筠庵为会，讨论朝政，一时殿陛风生。”[⑦]张之洞“遇事敢为大言”，针砭时弊、不遗余力。加以他才华横溢，思虑周密，所上奏折都很有份量，不能不令人叹服。所以，张之洞很快便崭露头角，成为清流派的一员健将。他和张佩纶被时人称为“青牛角”（清流谐音）“尤为李鸿藻所器重。”于是，“二张（张之洞、张佩纶）一李（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以为重，李则饵张以为用，窥探朝思，广结党援。”[⑧]组成一个颇有影响的政治集团。
二
考察张之洞的清议活动，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他不仅对清廷的内政外交问题直抒己见，而且还提出许多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和措施。试举其荦荦大端。
一、抨击吏治腐败，弹劾贪官污吏。
这主要表现在他为四川东乡（今宣汉县）“诬民为逆案”平反昭雪及与陈宝琛联名上疏抗争“裁抑奄官”。四川东乡冤狱发生在光绪元年（1875年），东乡知县孙定扬勾结支应局劣绅对农民敲诈勒索，违例苛敛，农民不服，聚众闹粮。孙定扬恼羞成怒，居然诬民为逆，具禀请剿。当时署理四川总督文格不问青红皂白，饬批各营痛加剿洗。提督李有恒率兵到东乡，大举烧杀抢掠，“将一村一寨不分善恶男女老幼而尽杀之”。[⑨]事后，文格有意包庇肇事凶手孙定扬、李有恒，反而诬告东乡农民“叛逆”，构成冤狱。1876年，东乡农民代表袁庭蛟赴京控告，反被刑部拘押，后解回四川。都察院御史看出蹊跷，纠弹文格等人。清流派配合御史的纠弹，奔走呼号，为无辜受害者伸冤，结果是“事无真是非，刑无真罪名”。[⑩]首恶者逍遥法外，受害者含冤九泉。
张之洞在光绪二年（1876年）视察四川期间，对此案已有所闻。当时，他对“川省赋敛之太重，民力之困竭，诬叛之奇冤”就深表同情和愤慨。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一日，他乘朝廷改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赴州查办覆命之机，以《重案定拟未协》专折上疏，指出“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诬叛请剿，诬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11)]接着，他详细列举了四川官吏横征暴敛，鱼肉乡民的情况，为农民抱不平。张之洞指出，国家要长治久安，惟民心可恃。要赢得民心，首先要做两件事：“一曰赋剑轻，一曰刑罚平，赋轻则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强烈要求平反冤案，严惩罪魁，以谢东乡千百之冤魂。张之洞的专折有理有据，痛快淋漓地把东乡农民冤案的真像揭开，引起部分朝臣的共鸣和支持。慈禧太后接受了张之洞的建议，诏令刑部议奏平反。肇事主犯孙定扬、李有恒等被判处死刑，文格被革职查办。恩承、童华亦因复查不实，欺上瞒下被充军。蒙冤多年的东乡农民终于得到昭雪。张之洞的“清议”显示了作用，赢得了“直谏”的蜚誉。
光绪六年（1880年），张之洞和陈宝琛抗疏李三顺案，再一次显示了清议的一定作用。李三顺为慈禧的侍奄，一次奉命往醇王府送礼品，因违例直出午门，被值班护军阻挡，双方发生口角。李三顺狗仗人势，盛气凌人，护军亦是满洲贵族，一气之下就揍了李三顺一顿。李三顺向慈禧诬告禁御藐抗懿旨，慈禧大怒，面谕刑部尚书潘祖荫处死护军。奕欣、李鸿藻等虽持异议，但怕得罪慈禧，不敢公开表态。这么一件小事，一时竟成“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的局面。[(12)]张之洞和张佩纶、陈宝琛等密商，决定根据张之洞的意见草拟奏折，由他和陈宝琛二人联名上疏抗争，指斥李三顺违反宫廷禁例，咎由自取；惩罚护军，既违祖训，亦有悖情理，要求宽免护军裁抑奄官。疏上，慈禧对清议有所顾虑，同时觉得为此杀掉几个满族护军也有点太过，遂改下懿旨，从轻发落，并将“李三顺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罚首领太监月银六个月”。[(13)]
二、关心百姓疾苦，敦请朝廷救患兴利，采取措施解除民困。
考察张之洞这个时期的言论、行状，可以看出他对于贪官污吏横行不法，侵害百姓，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安、清王朝统治不稳的行为深表不满。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他有时也能为民请命，要求统治阶级关心民瘼。
光绪五年（1879年），山西、陕西、河南、直隶等省虫灾旱灾持续了好几年，而且日益严重，百姓困苦不堪，“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14)]张之洞连连上疏言事，敦请朝廷“速筹荒政”。他说“北方苦旱既已连年，今岁偏灾不止十省，以后天时人事，正未可知，奇荒不可预料”，[(15)]要求朝廷严饬各地督臣，凡拯救灾黎的一切抚恤事宜都要急为筹划，万不可缓。“其不尽心荒政之官吏，严加参劾”，激切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能够减少灾区人民的苦难，帮助百姓渡过难关，张之洞提出几条办法：一曰借款平粜，一曰分地劝贷，一曰井工代赈。救荒备荒兼而顾之。张之洞认为，要解决燃眉之急，解民于倒悬，为今之计唯有国家出钱，官买官运，大举储粮平粜。因为灾荒以来，奸商乘机囤积居奇，粮价暴涨，灾民叫苦不迭。若不迅速设法，“饥寒交迫，难保无匪徒窃发，煽惑滋事”。他建议朝廷下旨命令“直隶督臣李鸿章于天津库款无论何项经费借拨银二三十万，再借洋款数十万，共凑百万，派员分领，南赴上海收买洋米，北赴牛庄收买奉天杂粮，兼于东昌收买山东杂粮”，然后火速由滦河入口运津，在天津设立平粜运总局；“所购之粮，随到随运，北发京师，南发晋豫，查照市价，减值平粜。”[(16)]这样做，纵使国家“略有耗减，终是润及于民。”所以，“此时无待探求，总之为北数省增无数之粮，自然暗裕数百万饥民之食，赢亦利，亏亦利，事理昭然。”[(17)]
张之洞考虑到消极救荒终究无助于根本问题的解决，主张积极备荒。他提出“井工代赈”的办法，认为北方宜兴修水利，才能根治旱灾；因地制宜，唯有挖井吸水，溉灌农田一法，在直晋豫等地可以推广施行。挖辘轳井一口可溉田10亩，水车井一口可溉田50亩，这显然是备荒的善策。但挖井工本费较多，贫苦农民没有资金，只有劝导富户出资，贫民出力，广兴井工，大兴水利，这样，“今年固可养无数之穷民，来年即可得无数之沃壤，有雨则丰者益丰，遇旱则歉者不歉。”至于出资挖井的富户，由官府派员验收，查实钱数，比照捐办官工，给予优奖。张之洞提出的上述救灾措施，大部分奏准施行。虽然不能从全局上根除灾民的疾苦，却也能够在局部消除人们的少许苦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符合人民的利益。
三、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抨击洋务派对外妥协投降的外交政策。
张之洞在中俄伊犁交涉中一再反对接受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主张拒约惩崇，抵抗沙俄侵略，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爱国热忱。
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昏庸的崇厚在沙俄的胁迫愚弄下，擅自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中国名义上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却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还要赔款500万卢布。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清政府碍于舆论的压力，拒绝承认和批准条约，并将崇厚革职问罪，改派曾纪泽为钦差大臣，赴俄重开谈判。
围绕《里瓦几亚条约》的准驳问题，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争论。李鸿章为崇厚辩护，认为“其曲在我”，明确主张接受这一不平等条件。时任司马局洗马的张之洞不畏权要，反对对俄妥协。他在《熟权俄约利害折》中，慷慨陈词，逐条分析《里瓦几亚条约》对中国的严重危害，力陈“俄约有十不可许”，“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要求朝廷立即将“误国媚敌”的崇厚“拿交刑部，明正典刑”，以为后来者戒。[(18)]他主张将沙俄的侵略行径和中国改议条约的缘故“布告中外”，同时“急修武备”，准备自卫战争，防御沙俄的侵略。最后，张之洞在奏疏中写道：“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户庭，悔何及乎？”[(19)]张之洞这份说理透彻的奏折，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和中下层官吏中广为传阅，影响甚大，对带动朝野反对接受《里瓦几亚条约》起了一定的作用。
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清廷屈从于列强的压迫，主张宽免崇厚之罪，张之洞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他在《敬陈经权二策折》中愤然写道：“自冬春以来，俄事初起，臣屡次上疏，大意不外修备筹防，以为操纵之地。悠悠数月，军容阒然。今者俄人恫吓，英法居间，首以赦免崇厚为请，而南北洋大臣张皇入告，权臣不再计，廷议无深谋，既无能战之人，安有万全之策。睹此时局，不胜愤惋！”[(20)]为此，他指斥李鸿章、刘坤一毫无切实战备措施的作为，指出“李鸿章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21)]抨击李、刘“身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战以解君父之忧，但恃曲赦以为侥幸之计……何以为心，何以为颜。”[(22)]建议“将南北大臣立加严谴，仍责令戴罪急修水陆防务。”刘坤一即因他参奏而丢官。
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后，张之洞反复上疏，提出许多加强边防海防的办法。他主张“备为主讲为辅”，“无备则不能战，无备则不能讲。”因为我多一分兵威，则敌人少一分要挟。否则，俄人知我实，肆其恫吓，“虽有辩士将不得言，言亦不信。”这些意见由于他“人微言轻”没被清政府及时采纳。1880年8月底，沙俄宣布拒绝与曾纪泽继续谈判，改派布策来华交涉。清政府大为恐慌，妥协派乘机力主早日言和。张之洞苦口危言，敦请朝廷“宜审其缓急，权其轻重，勿再游移，勿再延缓，勿再惜饷，勿再吹毛求疵而弃将材，勿再听督抚惟宕粉饰，勿再持邻国调护遂存侥幸，勿再听敌国甘言遂懈军心。俄人见我实有战心，庶可早成和议”。[(23)]针对朝廷对布策来华的恐惧，他又指出：“布策此来，固是危局，亦未必非事机。……从古敌国交际之事，谋战为本，辩论为末，形势相禁制为上，婉词恳请为下。计其到来，尚须一月，即或决裂，又须兼旬，及此之时惟有急修武备，静以待之。”[(24)]指出倘若甘受俄人要挟，则非但谬约不能推翻，恐怕“不待数年一修约，十八条仍尽许之，再修约而十八条之外又加十八条矣”。[(25)]表现出一片忧国衷肠和谋国苦心。
围绕改订中俄条约问题，张之洞从光绪五年底到光绪六年共上疏19次之多，竭力发挥他出色的清议才能。虽然奏稿中有不少内容难免疏于书生策士之见，但这些奏议也明确地体现了他鲜明的爱国立场和抵御外侮的热忱，反映了他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力争民族权益的愿望。张之洞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对坚持改订条约的理由，对妥协派投降政策的揭露以及对抵抗外敌侵略的政策建议也是比较有远见、有胆识和中肯的。他的言论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曾纪泽在彼得堡的外交斗争，对于推动清政府坚持改约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伊犁事件这场政治风波，张之洞进一步博得朝野的好评，也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在光绪六年前后，被连年擢拔。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张之洞更由阁学外放山西巡抚，官阶由正六品升到从二品，由翰苑谏官变成了封疆大吏。随着地位的晋升，处境的变化，他的清流派生涯也就至此结束。
三
诚然，作为清流人物，张之洞确有不少可訾议之处。他太热衷于仕进，往往“以空言博取时名”。为了升官，他努力接近顽固派，追随权臣李鸿藻，甘愿充当派系斗争的工具。时人指责张之洞“以谏书为捷径，鼓扇浮薄，渐成门户”。又说“张之洞佥壬首祸，李鸿藻要结取名，遂使纤人小夫为捷径。”[(26)]这样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时，张之洞为了开拓政海仕进之途，又十分注意处事的圆通，主张“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相忍为国”。[(27)]如前所述，他坚持反对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要求杀崇厚以谢天下，并对李鸿章等妥协派作了无情的揭露。但当他看到朝廷决定宽免崇厚时，就“当病而止，而不为太过”，[(28)]上疏建议让“崇厚戴罪自效。”曾被他屡加斥责的李鸿章，忽而又说成是“精力犹壮，倘专其责成，当可力图御侮”的“高勋重寄”之名臣了。[(29)]为了获得朝廷的信任，他学会了一套揣摩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意向，看慈禧眼色行事的本领。1879年，同治皇帝棺椁移葬陵墓，吏部主事吴可读以死谏争确定大统，上疏斥责慈禧不为载淳立嗣，是擅改祖制，贪握政权。慈禧大怒，下令立斩吴可读。但吴视死如归，自备棺材在宫门外等待处死。而素敢大言，熟知儒家精义和祖宗之法的张之洞，对慈禧的决定没有抵制、反对。为此连张佩纶都讥讽他“主兼祧而又恐涉于趋时。”[(30)]1880年，他与陈宝琛上疏抗争“裁抑奄官”一案时，张之洞亦认为“惟均只可称引祖制，泛论裁抑宦寺，俾太后自悟，万勿直疏本题发挥，恐后激怒。”[(31)]只敢顺着慈禧的意旨上疏言事，唯恐多所拂逆。在他的奏疏里也不乏“媚事孝钦、称颂唯恐不美”[(32)]的谀词。张之洞的这些弱点，都是不容忽视的。他的这种立身处事态度除个人性格上的弱点外，同他当时的政治地位亦有关。因此，张之洞在直言敢谏的同时，又往往在当时政治生活的某些环节上旁顾、趋时，说一些违心的话。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张之洞这个时期围绕爱国忧民的问题不断地发表清议，但是，他的爱国忧民是在一种“忠君报国”的思想支配下所产生的结果。他自幼深受封建儒家思想的熏陶，忠君、尊孔的思想甚为浓厚。后来，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又受到慈禧的青睐，官运亨通，平步青云，这使张之洞对清统治者充满了感激之情，时刻以“忠君爱国”为标榜。他冠冕堂皇地表示“凡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33)]但是，他的所谓爱国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实质上，他是把君和国看成一回事，忠君报国就是忠君报君。
张之洞从清流派的政治活动中赢得了声誉，又在清流派瓦解之前脱颖而出，迈进封疆大吏的行列，并迅速地摆脱封建顽固派的窠臼，成功地完成了向洋务派的转变。不过，在他日后漫长的从政生涯中，却始终保持着清流特色。关心国家命运，“弹奏国家大政”；维持天朝圣教的无限尊严，充当纲常名教的卫道者。另外，从忠君思想以及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愿望出发，他把做清流党时的爱国忧民思想贯彻于他的政治实践中，使他为官比较清廉，尚能励精图治。张之洞曾先后担任过山西巡抚和两广、湖广、两江总督的职务，在任职期间，他实行了地主阶级的开明政治，为当地做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事。而且能做到守身廉洁，乃至于“作古后竟至囊橐萧然，”[(34)]“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35)]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出任封疆大吏后，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都主张抵抗，反对投降，痛斥李鸿章的妥协退让外交政策和卖国行径，以力争主权，反对丧权辱国而名震朝野。正是因为张之洞不仅能清议，而且具有实际的政治才干和魄力，加上他在较长时期保留了爱国的激情，使他能成为晚清地方督抚中最有影响的一个重要人物，被推重为能够“挽回天下大局”的“朝廷柱石”。[(36)]
注释：
①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
②《清代轶闻·清流党之外交观》。
③郑观应《盛世危言》。
④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五年一月朔日。
⑤胡钧《年谱》。
⑥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六。
⑦魏元旷《坚冰志》。
⑧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詹詹录》下，32页。
⑨⑩(11)(14)(15)(16)(17)《张文襄公全集》卷一，17、12、1、27、29、31、32—33页。
(12)《张文襄公全集“抱冰堂弟子记”》。
(13)(31)《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期。
(18)(19)(20)(21)(22)(24)(25)《张文襄公全集》卷二，1—3、5—6、20、4—5、23、30、21页。
(23)《张文襄公全集》卷三，8—9页。
(26)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詹詹录》下甲申二月十一日，五月二十三日。
(29)《张文襄公全集》，卷三，奏议三。
(27)(28)(33)《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一十四、书札一。
(30)张佩纶《涧于集》。
(32)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
(34)《张文襄幕府纪闻·公利私利》。
(35)《张文襄幕府纪闻·廉吏不可为》。
(36)《普天忠愤录》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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