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测度、趋同及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素论文,能力论文,结构论文,地区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13)06—0060—10
一、引言
中部地区地处我国内陆腹地，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战略性作用，是我国的经济腹地和重要市场，在地域分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繁荣和西部大开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下，中部地区经济总量远低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也落后于西部地区，逐渐陷入“中部塌陷”的危机。中部地区的落后，除了历史原因、相对区位劣势与政策效应等客观因素外，根本的原因是内在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落后。工业部门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之一，是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部门，它为自身和其他经济部门提供原材料、燃料和动力，其内部结构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高低，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也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因此，对处于工业化中期的我国来说，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是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工业结构转换的认识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决定了这种推进产业结构演变的速度和质量。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强弱，不仅关系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实现，而且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增长和整体协调发展。
二、产业结构转换与地区工业化进程
产业结构转换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适应市场变化、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使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演进的动态过程，从根本上讲，也就是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过程。因此，有必要从工业化进程的视角来审视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理论逻辑。
国内已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我国工业化进程以及地区工业化水平展开评价与分析。陈佳贵、黄群慧(2003，2009)分别从工业增长效率、工业结构和工业环境三个方面构建工业现代化水平评价体系，具体包括行业效率、技术的先进性、国际化水平、产业组织合理化水平、信息化水平、企业管理科学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七个评价指标。研究发现，到2004年我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已经超过了1/3的历程[1、2]。
吕政等(2005)通过运用人均GDP水平、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工业结构水平等指标，综合评价中国工业化水平的高低，发现“十五”期间我国工业化进程由中期的第一阶段进入到第二阶段[3]。陈佳贵等(2006)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空间结构等研究视角，基于经典工业化理论构建地区工业化综合评价体系，运用AHP方法确定相应指标权重，对我国内陆31个省份的工业化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到2004年为止，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加速工业化阶段，但先进与落后地区间的工业化差距在不断拉大，工业结构升级代替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大部分地区工业化的主要动力。并且，东部地区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前期的后半阶段[4]。
金碚等(2011)从轻重工业比例关系、行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组织结构、要素结构和地区结构等方面，考察“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结构调整与工业化水平提升的进展，研究表明我国工业已经进入必须依靠结构转换升级才能推动发展的新阶段[5]。
因此，工业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明显的产业结构转换活动，而产业结构转换的本质是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即工业结构转换。对于转型经济而言，研究其产业结构转换，离开工业化进程这个大背景是缺乏现实意义的，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分割的紧密联系。然而，现有文献均是从工业化进程的角度评价我国整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状况与工业化水平的高低，很少有学者从能力构成要素的视角测度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高低，进一步研究其影响因素的文献几乎没有。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地区工业结构转换与工业化进程，构建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评价模型，测度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高低以及趋同性，最后建立回归模型探寻其影响因素。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情况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三、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评价模型及测度
(一)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评价体系
一切影响工业部门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因素，最终均会成为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备条件。结合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构成因素主要有供给因素、需求因素、结构因素与可持续化因素。
1.供给因素。
(1)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主要表现为系统的技术进步和创造出新的产出，从而带来新的市场需求，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系统的资源转换作用。因此，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转换的直接动力。通过技术选择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快速增长[9]，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8]。
技术创新最终导致生产函数的变化，使得部门间生产率存在差异，从而资源从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转移，推动了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国工业未来的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创新，以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基本主题[6]。我国工业行业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7]，技术进步导致工业结构的变化体现在：第一，技术进步导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壮大，旧产业部门不断衰退，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逐步提升，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第二，技术进步推进工业部门的节能减排，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推动工业结构的调整升级[10]。因此，地区间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小构成了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重要因素。
(2)积累能力。供给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提供。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的影响逐渐弱化，人力资源与资金的作用则日显重要[13]。人力资源主要从劳动者素质、知识和技能等方面影响产业结构转换。就我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来说，投资在工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导向性的角色。资金供给主要取决于生产规模、生产效率和累积率等地区积累能力[12]。因此，地区积累能力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物质基础，而部门合理的生产规模和先进的生产效率能够提供较强的积累能力，最终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1、14]。也就是说，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的整体积累能力的差异会影响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高低。
2.需求因素。需求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动力之一[12]。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较低时，人的需求在于解决温饱问题，食品支出比重较大，恩格尔系数较高。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人们逐渐追求高层次的生活，需求层次发生变化，非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加大，对非农产品的需求逐步上升，这就促使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兴起和发展，重工业化趋势明显。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经济较发达，消费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服务需求弹性逐步增加，产业结构向高加工化、高附加值和“经济服务化”的方向转换。
消费水平的变化必将引起生产的变化，通过产业间关联效应带动相关产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工业结构的变动[14、15]。因此，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对现有产业结构造成调整升级的压力，当然需求结构的差异也会造成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不同。
3.结构因素。
(1)工业结构因素。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是以前一阶段产业结构的水平为基础的，因而工业结构的现状也会影响工业结构的转换。工业结构水平是综合评价工业化进程和工业化水平[3、4]，也是衡量工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1、2]。经济较发达地区现有的产业结构水平较高，工业基础牢靠，资金、技术等要素密集，生产条件和能力完善，能够及时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生产结构，促进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从而实现工业结构的升级。相反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层级较低，相应地工业结构转换能力也较弱。因此，处于工业化不同结构的地区，其产业层次高低不同，因而其结构转换的形式与能力高低也不尽相同。
(2)对外贸易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逐步融入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重要的国家之一[3、5]。对外贸易的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起到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对外贸易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带动优势产业的发展和弥补劣势产业的不足；另一方面，劳动、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给国家经济的增长带来了活力。因此，调整外资外贸政策，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提高工业领域利用外资水平，有利于提升工业国际竞争力[5]。所以，地区工业部门竞争力的提升要求更大程度的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工业部门的开放程度能够直接影响地区要素的流向与资源的分配，也就决定了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大小。
4.可持续化因素。考虑资源环境因素后，我国工业的增长属于资源驱动型。随着粗放式工业增长模式的推进，我国工业的发展越来越接近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边界，资源的消费和环境的破坏问题日益凸显，重化工业带来的环境破坏是制约工业结构转型的主要障碍，工业竞争力的提升必须依靠节约资源与技术，而不是依靠耗费资源来支持[5、16]。环保水平的高低成为衡量地区工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2]，尤其是对于资源较丰富的中部地区来说，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是实现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道路。地区工业对资源依赖越小，环境保护力度越大，工业结构转型水平就越高。因此，推动工业可持续发展是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要内容，也是构成工业结构转换的重要因素。
当然，除此之外，构成工业结构转换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产业政策等，由于这些因素难以用统计指标进行衡量，故本文均不予以考虑。以上六个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反映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体系。为此，根据以上四大构成要素可以构建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评价模型体系(表1)。
(二)测算方法
目前，常用的多指标评价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PCA)和层次分析法(AHP)，由于层次分析法是一种主观赋权法，带有较强的个人主观性，且指标过多时难以确定权重。因此，本文采用相对客观的主成分分析法，以提高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为便于将中部地区与其他区域进行比较，根据上文的评价体系，分别计算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2000～2010年全国30个省份(考虑数据可得性，剔除西藏)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指数。由于不同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级，如果直接进行综合，会造成主成分过度偏重于具有较大数量级的指标，为此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首先，对中部地区来说，以2000年为例，运用SPSS软件根据主成分分析的原理和步骤对六个省份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总方差分解(表2)和因子载荷阵(表3)。
根据累计贡献率达85％和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选取三个主成分。其中，第一主成分信息贡献率为46.967％，第二主成分信息贡献率为23.483％，第三主成分信息贡献率为17.776％，累计贡献率高达88.226％。从因子载荷阵看出，第一主成分中，全员劳动生产率X2、工业资金利税率X5、居民消费水平X6、三资工业企业产值比重X10和单位电力能耗产值X11载荷较大；第二主成分中，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X9和工业废物利用率X12载荷较大；第三主成分中，工业科研支出比重X1和城镇居民非食品支出比重X7载荷较大。
因此，影响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主要因素依次是技术创新能力、需求因素、可持续因素、积累能力、工业结构因素和对外贸易因素。通过SPSS软件我们可以得到三个主成分的系数得分矩阵，然后与标准化后的中部地区各指标进行计算，可以得到2000年六个省份各个主成分得分
(i表示省份，j代表主成分)。另外，为计算最终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需对各个指标加权综合，故需构造各主成分的权重。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
，那么其权重为：
(1)
由于中部地区省份较少，样本容量较小，所以直接用当年的主成分得分和权重计算其工业结构转换能力，不具备说服力。因此，为扩大样本容量，本文采用上述方法计算出中部地区各省2000～2010年的主成分得分和权重，然后用当年和前后两年数据求平均值进行处理①，以此作为当年的主成分得分
和权重
，那么当年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指数为：
(2)
以此类推，我们可以计算出2000～2010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0个省份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指数。
(三)评价结果
在此项研究中，研究对象主要为2000～2010年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其相关构成指标的数据均来自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对于绝对值指标均采用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1.中部六省工业结构转换水平。图1描述了2000～2010年我国三大经济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变化的趋势。总体上看，三大经济地区整体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按照东、中、西的顺序依次递减。2003年开始，东部地区转换能力开始逐年降低，而中部地区反而逐年上升，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这得益于近年来“中部崛起”政策对中部地区的倾斜和中部各省自身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取得的成效，但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地区转换能力与东部地区领先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图1 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变动趋势(2000～2010年)
细分来看，全国平均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先升后降，这跟我国工业结构存在的矛盾日益显现(金碚等，2011)有较大的关系；上海市工业结构转换能力一直处于全国领先，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2010年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不断提高，2000年各省均全部低于全国水平，而到2010年除山西和河南外，均高于全国水平，并且与全国最高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分省来看，2000～2010年江西和湖南转换能力上升幅度最大，成为中部的转换能力领先者，主要由于技术因素和地区积累能力的贡献相对较大。需要指出的是，山西省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处于全国倒数水平，2007年甚至排最后一位，而山西工业占GDP比重高达49.57％，位于全国最大，但由于山西省工业化进程较慢，落后于全国水平，并且产业结构单一、工业增长方式粗放和资源环境的破坏等矛盾比较突出，这严重制约了山西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一步，我们将各省2000～2010年的转换能力指数均值的高低进行归类(表4)。显然，工业结构转换能力较高的均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上海转换能力为全国最高；中部地区各省基本处于中等水平，以湖南最高，山西省最低；西部地区12省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均处于中下等水平，重庆最高。
2.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趋同检验。由于中部地区六省地域相近，且工业同构性较高，那么各省之间工业结构转换能力也可能存在趋同的现象，故采用变异系数进行趋同检验。变异系数的变化能够形象地刻画区域内地区间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趋同性，系数较大说明地区间结构转换能力的趋同性较强，较小说明趋同性较弱；变异系数变大表明结构转换能力趋同性增强，变小表明趋同性较弱。
图2描述了2000～2010年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变异系数。可以看出，2000～2008年，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变异系数一直缓慢下降，到2009年迅速上升，2010年又快速下降，但总体上有一定的上升，这一过程与转换能力变化几乎同步。这就表明，2000～2008年中部地区各省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绝对趋同，而到2009年转换能力发生快速变化，变异系数也快速上升，说明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发生快速上升时不具有趋同性。
图2 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变异系数(2000～2010年)
3.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潜力分析。目前，我国工业结构转换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以国际工业结构转换先进水平为标杆，进行转换能力的国别比较，可以判别我国工业结构转换水平和转换潜力。但是，本文认为工业结构转换的国别差异，根本上说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短期内无法消除，所以难以根据国际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我国地区间工业结构转换差异和潜力。因此，地区间的工业结构转换差距才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可能实现的转换潜力。本文以国家或区域内转换能力最高者为标杆或目标，用各省向最高省份趋同的空间大小表示该省的工业结构转换潜力。趋同存在着两种形式：第一，全国各省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向全国最高值趋同，即绝对趋同；第二，某一区域内，各省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向区域最高值趋同，即相对趋同。因此，需从国家或者中部区域视角出发，分析绝对趋同和相对趋同下中部地区各省工业结构转换潜力。
采用PCA方法构造出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指数主要反映各地区转换能力的大小关系，但由于指数正负性不一，为便于进行转换潜力分析，本文对国家或区域内各省份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方法为：
用目标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与实际转换能力差距作为转换潜力，不仅反映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实现的潜力，而且能够在提升整体转换能力的同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绝对趋同的转换潜力分析。表5计算了2000～2010年中部地区各省向全国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最高省份(上海)趋同的潜力变动趋势。2000年中部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最高的是湖北，2010年江西变为最高。若以全国最高者作为目标，中部地区均低于全国最高水平，2006年以前中部各省转换潜力均高于50％，到2010年江西和湖南转换潜力维持在36％左右，表明中部地区转换能力有一定的上升，且与全国最高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值得注意的是，山西省工业结构转换潜力一直位于中部最高，且均高于80％，工业生产方式亟待改善。如果将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目标改为全国平均水平，2000年中部地区均低于全国水平，而到2010年除山西和河南外，其他四省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相对趋同的转换潜力分析。表6计算了2000～2010年中部地区各省向中部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最高省份趋同的潜力变动情况。如果以中部地区转换能力最高者为目标，2005年以前，安徽、湖北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稳居中部前列(2001～2004年安徽中部最高)，到2005年，安徽和湖北与最高者差距开始扩大，而江西和湖南突飞猛进，分别位于中部前两位；山西省的转换能力一直是中部最低者。若以中部平均水平作为目标，2000年只有江西和山西低于中部平均水平，2010年变为仅河南和山西低于平均水平。这就表明，中部地区领先者之间差距不断缩小，而落后者与领先者的差距不断扩大，存在“两极化”的发展趋势。
四、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在研究全国或区域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差异的同时，能力变动的影响因素也是重要的研究内容。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并且各省之间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各省结构转换潜力也不尽相同。那么，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呢？又如何推动能力水平的提升呢？中部地区工业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这导致了部分省份结构转换能力较弱。对于资源丰富、区位优势相对明显，而工业化水平较落后的中部地区，在分析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影响因素时，需要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3、4]、产业组织特征[10]、产权结构、环境污染[10]、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等因素。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在此项研究中，研究对象主要为2000～2010年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以及影响因素。转换能力数值由上文分析得到，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2001～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部分统计口径的变化，《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2004年部分数据缺失，从《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中补充得到。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对于GDP指标，用以2000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其他与工业相关的绝对值数据，均用以2000年为基期的CPI和PPI均值构造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二)变量设计与模型设定
(三)分析结果
1.变量的描述统计与Pearson相关系数。表7提供了变量的描述统计和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总体上看，自变量之间绝大多数相关系数没有超过0.5，表明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各因变量与人均GDP有较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与工业集中度、产权制度和环境污染有显著的负向关系(p＜0.01)，这为我们后面分析影响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因素提供了启示。
2.回归分析。本文利用2000～2010年中部六省各项变量的数据，通过面板回归(Pooled Least Squares)，分析了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结果如表8所示。模型1分析的是中部地区原始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模型2测算的是不同因素影响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向全国最高者趋同的程度(绝对趋同)，模型3度量了在中部区域内各省相对趋同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与中部地区最高者接近程度)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总体上看，三个模型拟合效果较好，调整的
均大于0.73，F值较大(p＜0.01)，基本通过检验。
从上述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九点初步结论。
第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人均GDP水平的上升有利于各省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Model 1，β=0.637，p＜0.05)，以及缩短与全国最高水平的差距(Model 2，β=0.637，p＜0.1)和中部最高值的差距(Model 3，β=1.17，p＜0.01)。人均GDP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考核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其对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推动作用可归纳为“政策诱导效应”。
第二，中部地区各省之间工业的同构性没有显著影响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变化，并且对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绝对趋同与相对趋同的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虽然中部各省之间工业同构现象得到一定的缓解，但由于历史原因，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各省自有资源和生产力优势无法有效发挥。
第三，地区工业集中程度与结构转换能力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中部各省工业集中度的上升限制了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Model 1，β=-2.905，p＜0.01)，并且有扩大与全国最高水平的差距(Model 2，β=-1.172，p＜0.01)和中部最高值的差距(Model 3，β=-3.059，p＜0.01)的趋势。工业集中度提升1％，会导致工业结构转换能力下降2.905％，而且与东部和中部领先省份的差距分别扩大1.172％和3.059％。如果一个省的支柱工业产值过度集中在某几个行业，该省必然形成一个工业产业的“行业垄断”特征。这种区域行业集中度的高低往往与该省行业内垄断性企业相关联，这个集中度越高，新兴产业进入支柱产业序列的难度就越大，进入壁垒较高，竞争性较弱，工业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就越低；反之，有利于工业结构转换升级。因此，控制支柱工业过高的集中度，能够推动行业竞争性的增强，对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具有“竞争活力效应”。
第四，各省特色工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三个模型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值，但数值较小。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中部各省的特色工业在区域产业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的调整，依然维持着原来的历史结构特征。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中部各省在原有特色工业范围之外，并没有发展出足够的新兴产业，来调整、转换本省的工业结构，这形成了明显的结构惯性或路径依赖趋势。此外，可能的一个原因在于，中部各省特色工业产品主要是资源类的，尽管正在从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向集约式方向转变，但长期以来围绕资源类产业的经营模式并没有明显改观，不利于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制约地区工业结构转换升级的因素。我们可将其称为“结构惯性依赖效应”。
第五，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有利于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会限制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Model 1，β=-0.614，p＜0.05)，也不利于缩短与东部地区领先省份水平的差距(Model 2，β=-0.586，p＜0.01)。中部地区2000年工业行业中国有经济比重高达65.63％，到2010年则降为34.49％，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因此，产权制度的改革和私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打破国企垄断的局面，从而最终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也就是说，产权制度的完善对中部各省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具有“制度改进效应”。
第六，工业污染问题不利于工业结构转换。三个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值，表明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与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呈负向关系。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引发了工业发展的能源约束与环境破坏等结构性矛盾。虽然加强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力度，有利于实现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但这种约束对所有工业都是硬性制约因素，在约束传统工业的时候，也对新兴工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可能会影响新兴工业的发展速度，进而制约一个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快速提升，从而形成了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环保约束效应”。
第七，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利于中部各省缩短与工业结构转换能力领先者的差距。中部地区运输里程的建设与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提升关系不显著，但制约了与全国最高水平的趋同(Model 2，β=-0.132，p＜0.01)和中部最高值的趋同(Model 3，β=-0.25，p＜0.1)。我国体制上的弊端导致了地方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和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等问题(江飞涛、曹建海，2009)，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承受能力的降低。要素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表明，当某一生产要素使用量达到一定的数量后，便会打破原有各要素最佳生产比例，反而导致边际生产效益的降低。即使考虑到基础设施投资的时滞效应，然而更为严重的一种可能是，相对于工业投资，这类投资活动对GDP指标改善在更短时间内可以见效，从而有利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也就容易成为政府决策者的首选，这无疑影响了对转换工业结构所需的投资规模，形成了一种负向关联。可能正是这种机制导致了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未能推动工业结构转换升级，我们可将之归纳为“投资结构失衡效应”。
第八，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发挥城市集聚效应，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能够正向推动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Model 2，β=1.805，p＜0.01)，更快地赶上全国最高地区(Model 2，β=1.046，p＜0.01)和中部最高省份(Model 3，β=1.465，p＜0.01)，这显著支持假设6。中部地区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可能加速了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过程，从而对区域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形成“空间集聚效应”。
第九，中部各省现有的金融业的发展对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作用不明显，不利于缩小中部各省间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差距(Model 3，β=-0.279，p＜0.05)。这就说明，中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目前仍未能与工业结构的转换形成良好的产业协同效应。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构成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供给因素、需求因素、结构因素和可持续化因素出发，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出2000～2010年各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指数，以评价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高低，并构建回归模型探析其影响因素。通过比较发现，三大经济地区整体的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按照东、中、西的顺序依次递减。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有所提升，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差距，潜力较大。另外，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有其特殊的影响因素。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能够正向推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并且有利于缩小与东部发达省份和中部领先者的差距，分别存在“政策诱导效应”和“空间集聚效应”。中部各省工业集中度提高、优势工业产品的发展和工业污染的排放不利于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高，阻碍了中部地区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且会扩大各省与领先者的差距，导致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存在“结构惯性依赖效应”和“环保约束效应”。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利于中部各省缩短与工业结构转换能力领先者的差距，存在所谓的“投资结构失衡效应”。工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有利于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和缩小各省与东部各省结构转换能力上的差距，存在“制度改进效应”。金融业的发展没能发挥对工业增长的产业协同效应，反而拉大了中部地区各省间结构转换能力的差距。
(二)政策建议
在“中部崛起”政策的推行和“十二五”规划中“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的宏观背景下，中部地区应当如何抓住政策机遇，推进地区工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问题。本文从四个方面尝试为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改善提出政策建议。
1.集中力量发展比较优势工业，缓解工业同构现象。中部地区各省之间工业同构现象严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导致区域产业分工不明确，各省产业比较优势难以发挥，以及大量生产能力和资源的浪费。因此，中部地区各省应当科学地确立自身的主导产业，优化配置资源到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产业上来。例如，集中发展山西省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安徽省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江西省的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医药制造业，河南省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湖北省的非金属矿采选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烟草加工业，湖南省的烟草加工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中部地区各省在发展自身比较优势工业的同时，要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实现中部地区内部产品与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
2.加快推进中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增强中心城市集聚能力。城市化推进有利于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提升和工业竞争力的增强，因此中部地区应当根据《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要求，积极推进城市化战略。中部地区应当加快形成沿京广、京九、长江与陇海“两纵两横”经济带，重点建设好武汉“1+8”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等中部六大城市圈，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规模城市为依托、小城镇为基础的中部城市化体系，实现以城市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同时，以中心城市为纽带，充分挖掘武汉、长沙、合肥、南昌、郑州、太原等中心城市科研院校多、人才集中的优势，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
3.转变粗放型工业发展方式，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结构。中部地区各省工业发展主要依托资源优势，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导致高能耗、高污染，对此需加大资源节约、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尤其是要加强对长江、黄河、淮河、洞庭湖、鄱阳湖等水域污染的治理，重视对水资源的保护。具体来说，首先，建立长效的资源环境补偿机制，改革和完善环境保护体制，出台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加大对中部资源开发进行整顿规范的力度；其次，加大经费投入，引进和研发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技术，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和开发新能源；最后，加强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对破坏环境的违法行为绝不姑息，给予严惩。
4.推进产权体制改革，实行国有经济有退有进的战略举措。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有经济比重较高，是有绝对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若地区经济增长还主要依靠国有经济推动，其弊端必将逐步显现。因此，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应当有退有进：一方面，通过兼并、申请破产和股权的多元化等方式，从那些低水平重复建设、非关键性的行业和领域中抽出部分国有资金，让中小企业进入，提高行业的活力；另一方面，国有经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关键的行业和领域，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部地区食品加工、纺织、有色金属等工业部门的国有资金应部分撤出，转移到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工业部门。
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比，在承接产业转移上有着自身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政策优势，但同时存在着体制障碍、产业同构、产业综合配套设施建设和能力不足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影响中部地区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因素均不同程度影响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而且对于中部来说，未来承接产业转移将是各省工业结构转换的一部分。因此，如何在提升工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同时，准确定位产业转移的承接点和着力点，是中部地区即将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值得学术界进行探讨的重要话题。
注释：
①对数据进行此类处理的好处是，可以综合考虑各指标相近几年的变化趋势，以扩大样本容量。
②根据王玉燕、林汉川(2012)做法计算得到。工业集中度为产值位于前四位的工业部门比重之和，工业结构相似系数描述地区间工业的同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