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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的情节剧
杨远婴
好莱坞是美国的象征，刮痧是中国医学的象征，以好莱坞的技法表述刮痧在美国的遭际，自然便是一部好看的情节剧。更何况有东方“情人”梁家辉领衔，老而弥坚朱旭、正在佳境蒋文丽帮衬。导演郑小龙曾以《北京人在纽约》蜚声中国，其“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亦是天堂亦是地狱”的主题概念令许多身临外国的移民们折服。《刮痧》好似姐妹片，叙事空间承传北美景观，情节结构却由贫富冲突转入文化冲突；人物生存环境从陋室移入摩登家居，但男主角性情不改，依然是愤怒的公牛。这愤怒主要是来自有理说不清。
影片正是于此建立了情节结构的中心点。西方的理念和东方的情致，其本质就是一个巨大的张力场。抓住两种文明的差异，刻画同样认真的个性，在对恃和斗争中产生环环相扣的人物矛盾和戏剧冲突：颁奖仪式上有中国儿子和美国儿子的不和；家庭中有北京爷爷和移民媳妇生活习惯的不同；医院里由刮痧引发了虐待事件；法庭上由孙悟空爆发了拳脚之战；随后孩子的监护权问题成就了夫妻分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差异制造误解，误解招致烦恼，烦恼生产愤怒，愤怒导致粗暴，粗暴愈加令人误解，凡此种种，周而复始，主人公仿佛堕入永无解脱的怪圈。《刮痧》情节紧凑、节奏快捷，故事饱满而富于弹性，就是因为编剧将差异作为了戏眼。影片中的冲突由于刮痧的科学阐释得以化解，现实中的不同却无法根除，举凡中西差异，蕴含无限涵义，倘若愿意，还能制造说不完的话题。
《刮痧》中的功能性情景空间有三种：家庭、医院、法庭。家庭体现伦理，医院体现规训，法庭体现法理。这三类场所是社会血脉流动的中枢，是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神圣权威的指称。编导将差异设置在此类无可躲避的生存空间，自然产生剧烈冲撞的戏剧性。如同好莱坞经典范式，最具论辩性和争斗性的法庭戏在影片成为重中之重。一场关于孙悟空形象代码的辩论将辩论双方的对立推到了白热。在中国人眼中，孙悟空的无法无天是被压迫者的壮举，但让美国人看来，大闹蟠桃园或偷吃太上老君金丹不过是市井的顽劣。许大同把孙悟空塑造为软件英雄，律师却视之为暴力倾向。西方工具理性和东方文学浪漫的误对使许大同最终败北。在美国的法律和法官面前，他的辩解无济于事，他的愤怒愈发加重事态。
《刮痧》的人物关系的结构，颇以李安当年的《推手》：北京爷爷和移居儿子一家。但人物情绪的处理，又很不同于《推手》：北京爷爷多了温婉，美国儿子少了隐忍。确实，许大同从始到终都是自负而激烈。换言之，许大同有自己的主张并决不轻易让步。他面对大家的愠怒当众教训儿子；他藐视法庭的威严挥拳讨还公正；他不顾处境的艰难将一份优厚的待遇拂之即去；他甚至在失去工作和家庭的境况下也不告饶，而像反叛的西方人那样以酒渲泄不满。当他勇猛地回击圣诞夜的勒索者、当他义无反顾地攀向自家的窗口时，观众蓦然感到这已不再是旧侨民怯懦的形象写照，而是一代新移民奋争的精神肖像。
然而，不论新移民在异国的职业身份怎样改换，也依然无法以隐去从老移民承传的“七寸”——绿卡诘症。许大同所有的麻烦都源自父亲为儿子治病的刮痧，而他无法将老父推出的理由就是其正在办理中的绿卡。绿卡如同一张索命卡，于此亦难免英雄气短的许大同陷入真正的两难，毅然归国的父亲嘱托他以实力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即使精湛的IT技能使他早已堂皇跻身软件高手之林，年深日久的文化隔膜仍然无休止让他蒙受类似误读孙悟空的羞辱。身份认同和种族差别就像无形的紧箍咒，时时悬在许大同们的头上，让人烦躁，使人难受。影片结尾是一组颇富象征意味的亦情节亦情绪的镜头段落；许大同假扮圣诞老人，冒死爬上自家窗口，想给儿子一个意外的惊喜。然而儿子面对身着红袍、腮带白须的他漠然处之，只当他是一个普通的节日圣诞老人。这里的悖论是：彻底洋化将失掉原本的形象代码，坚持容颜不改又无法融入异族群落，作为一个另类的他者，哪怕是技术精英也难免精神或心理文化的困境。
《刮痧》借用了好莱坞家庭戏的结构和法庭戏的节奏，因此它情调温婉而进展快捷。而梁家辉、朱旭、蒋文丽的出镜，又为其蒙上明星制造的光环。在2001年电影中，《刮痧》独特地以商业包装表达文化感受，算是一个制作个案。
剪短了的电视剧
北北
《刮痧》还在未公映前就遭到很多媒体的“爆炒”，溢美之辞不绝于耳，套用一句滥俗的话就是“好评如潮”。于是就买票去看。于是就看出满腹失望。据说本片导演曾拍过一些很有名的电视剧，看过《刮痧》就知道，此言不假。因为整部电影就活生生是一部剪短了的电视剧。不客气地说，影片的整体印象是节奏缓慢、镜头呆板、音乐俗套。
影片以刮痧为切入点来展现中美文化、大而话之也即中西文化的冲突。由中国爷爷给美国孙子刮痧引起一个严重事件，最终闹上法庭。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事情在美国却变得不可理喻，这原本可以很深刻地探讨下去——想必导演也带着这样的初衷，可惜影片每每在即将深刻处就在那些所谓“好莱坞商业片”模式中被偷换了概念。
在影片二分之一地方出现的法庭一场戏在全片所占篇幅最大，竟有15分钟多，仅从长度这一点来说对于一部商业片就不啻是一个灾难，而且它出现的位置在全片中过于靠前，算不上矛盾积累最后爆发的高潮，破坏了整体的结构均衡和节奏张弛。可能导演认为这段戏是全片的重中之重，集中代表了中西两种文化观念正面的冲突与激化，所以不惜篇幅地铺陈，可是在漫长的法庭申辩过程中（单调的正反打无休无止，搞得人腻烦透顶），主要人物中方——许大同，西方——控方律师分别是在各说各话，缺乏富有震撼力的正面冲突——虽然在这场戏结尾两人富于象征性地撕打了几下。矛盾的焦点并没有集结在由“刮痧”而可能引发的文化冲突上，更没有将这种文化冲突放在一个相对公平的语境下进行剖析，而是极尽能事地展示控方律师的卑鄙伎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愤懑代替了应有的对中西方文化背景、文化传统差异的审视与反思。这样的处理结果消解了中美文化冲突的深刻性，使影片沦为好莱坞二、三流电影闹剧式的情节剧。
影片的失败之处还在于它最终没有提供一个足以托住主题的解决方法。文化生活观念的冲突，置换为颇具煽情意味的拯救——被冤枉的爷爷，原来的“罪魁祸首”黯然神伤地回到北京，冲突被调和？被悬置？或者干脆成为一次投降与皈依。最后为了和儿子团聚，许大同冒险爬楼的场景，在中国观众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不过类似的形象场景在美国主流电影中却是屡见不鲜（比如金·凯瑞主演的《说谎者》），这是美国梦中所谓“核心家庭”观念的图解式外化，而且这一事件被安排发生在最具西方文化符码意义的圣诞节之夜——许大同还身穿了一身圣诞老人的行头。这场戏和影片开场许大同在获奖后，那段对于八年美国生活近乎谄媚之辞的讲话遥相呼应，使他在整个影片中的遭遇更像是一次迷失后的复归。影片结尾套用了好莱坞商业电影常见的大团圆结局，一场激烈的观念冲突、文化冲突最终被颇具人情味地宣布庭外和解。可能是导演感到这最后高潮的价值取向太过西斜，所以在镜头推向星空的尾声加入了夫妻教儿子说中文的画外音——典型的“爱国主义”词汇：中国、北京、长城……不过这小小一笔恐怕并不足以将整个影片缝合成导演所希冀的“大同”状态，相反倒令人觉得是略带滑稽的不和谐音，成了一个有点荒诞的拼贴，抑或导演始料未及的反讽。
影片中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有些表象化。许大同在法庭上屡次不够理智的行为多多少少有些削弱了观众对他的同情；至于在国内刚刚“火”了一把的蒋雯丽在剧中只是一个“花瓶”。电影中有一场戏给人印象颇为深刻：中国爷爷坐在去世不久的老友墓前，喃喃地诉说自己在异国他乡的孤独苦闷（导演没有忘记煽情的音乐）……且不说这种设置的矫情和电视剧化，这种表达方式也不像是一个中国老知识分子所为，倒不如一个农村老大爷做来更贴切些。
许大同夫妻之间的矛盾与和解也缺乏合理的过渡和深度的挖掘。大同与简宁（妻子）之间其实存在很明显的观念冲突：一个固守中国传统，一个认同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这些差异只是以一场冗长的夫妻对饮来化解，使得影片缺少电影应有的内容涵量和张力。
听说《刮痧》还会改编成电视剧，想必应该比电影好看很多。一则这的确是一个好题材，有很好的发挥空间；再则导演可能更熟悉电视荧屏的语言规则，做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