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浙同乡会”的三份重要资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乡会论文,江浙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浙同乡会”事件是1927年秋至1928年秋发生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虽然完全是根据捕风捉影的材料造成的，但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反革命秘密小组织”，使很多人受到严重的伤害，甚至影响了他们一生的命运，在中共历史上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我和周国全在撰写《王明评传》、《王明年谱》时，都曾提到这个事件。但由于受当时所掌握的资料的限制，说得并不清楚和准确。后来，杨奎松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①、李永昌的《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几个问题》②等文章，都对这个事件说得比较清楚。1995年我到俄罗斯访问时，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复印了三份关于“江浙同乡会”的原始文件。这些文件对于研究“江浙同乡会”有很重要的价值，现分别对其主要内容加以介绍和分析。
一、王长熙1928年8月12日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③
王长熙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是最早提出存在“江浙同乡会”秘密小组织的人。过去的说法一般是，在1927年暑假期间，一些中山大学学生到孙冶方处聚餐，王长熙正巧从窗外经过，听到里面多是江浙口音，因此回到学校后就跟人说，有好多人在孙冶方屋里，像开“江浙同乡会”似的，于是就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追查。但在这份报告中王长熙却说，追查“江浙同乡会”是从炮科学校发现蒋经国的一封信开始的。
王长熙说，1927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野营结束后，由孙逸仙大学(即中山大学——笔者)毕业派到各军事学校的中国同志，全部住在炮科学校第五连。蒋经国离开莫斯科三四天的光景，就给朱茂榛、周策、尤赤、胡世杰、郭景惇、陈启科、刘仁寿、黄中美、刘移山等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信封上写的是朱茂臻，但由于当时朱茂臻不在，岳少文就代收了。岳很希望知道这批同志到校的情形，因此不等收信人回家便拆阅了。信中内容大意如下：我们的组织应该行动起来，虽然你们现在还没有得着薪水，但是我们的章程第一条就是按月缴纳会金，所以你们无论如何应该设法征收会费。岳少文看见同志中产生了这种小组织，非常奇怪，就把这封信给其他两个人看了。他们看到党内发生这种不被容许的事情，都非常惊慌，不知如何处置，既不敢把信隐藏，也不敢把信交给党部。直到岳少文离开炮科学校的夜晚，王长熙去送他们的时候，岳才将此事告诉王。王长熙又很慎重地问了其他几个人，都说是有这封信以后，才转告党部。“自从有几位同志看着他们有这种小组织的行动以后，转相告诉，当时留在炮科学校的各军校未走的同志们，很多都知道了，都留意他们的行动。但是这部分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行动泄露了，所以仍然常常举行他们的秘密会议。”接下来，王长熙便在报告中列举了所谓小组织的人在一起的一些活动。但这些活动不过都是一些正常的活动、交往，或因对生活不满而发的一些牢骚而已。例如，报告中所说的前两个活动，都是有人看见他们8个人在公园围坐谈话。难道围坐谈话就一定是小组织活动吗？
这个报告里举出的所谓“江浙同乡会”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有两位同志在朱茂榛的箱子里“得一封关于储金互助会的会信”，“这封信的内容第一证明这部分人不但平素特别密切，而且有了他们的组织——储金互助会。第二证明有自己必须遵守的会章。第三证明有会员会费。第四证明他们的组织征收会员还要用登记的方法。”报告说这封信是王□等二人写给黄中美、张师、刘移山、甘青山、周策、郭景惇、胡世杰、尤赤、刘仁寿、朱茂榛的，“原稿已交炮科学校党书记了”，“代表团同志已经看见草录的原文了”。可是，经过反复调查，联共(布)中央监委书记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大纲”中说：“关于这个会的组织上之存在是绝对没有确实证明的，也更无材料可以证明它现在仍然存在”，“我敢断定，谁也没有看见章程，章程是没有的……这些同志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许多材料所“根据的都不是事实，而是猜想、谣言和不正确的报告”。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党纲，“原来是1926年党部支部委员会的工作计划”。④由此可见，王长熙报告中所列的证据是不存在的。
王长熙报告中最有力的反驳，是对于“江浙同乡会”成员所谓自己是“开玩笑”这一说法的驳斥。报告说：
事实证明他们有储金互助会的组织不成问题，但是这部分有过不承认的同志，很滑头的，拿开玩笑三个衍饰一切，这完全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的态度。开玩笑这三字从那[哪]里说起，一封信开玩笑，两封信都是开玩笑吗？两封信开玩笑，三封信都是开玩笑呢？一封信是向这些同志开玩笑，三封信都同样的仅仅限于这一部分同志开玩笑，不多一个别的同志呢？一个地方来的信是开玩笑，几个地方来的信，都开一个问题的玩笑呢？同志间日常生活可以开玩笑的事件多着哩，为什么端端只是不同的学校，相同的名姓，三番两次讨论唯一的东西？这些滑头的外交的手段，失丢了党员对党的身分。⑤
这种批驳看似理直气壮，但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毕竟还是苍白无力。其实，王长熙自己所说的前后两封信的名单，就是不一致的，所谓“仅仅限于这一部分同志”、“相同的名姓”等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左权、陈启科1928年7月15日写给中共代表团的信⑥
左权是湖南醴陵人，后来曾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5月牺牲于抗日前线。陈启科是湖南长沙人，1930年夏回国后被派往江西苏区任红三军团参谋长，途经武汉时被捕，10月5日在武昌惨遭杀害。他们这两个与江浙地区不沾边的人，却被说成是“江浙同乡会”的成员，而且都被苏联格伯乌列入12名骨干的名单。当他们得知参加中共六大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便马上写信给中共代表团申诉，说“在上月十九日学校(指他们当时所在的陆军大学——笔者)即无形的不说原因的停止我们的学习，停止学习到今天已将近一月了”。关于“江浙同乡会”的由来，他们在报告中做了详细的说明，并一再申明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江浙同乡会”，更没有参加这一小组织：
我们去年……野营学习是孙大东大⑦在一块，在那时的学习上和物质上均没有不同的。到了八月完后，我们(全体孙大同学)即要分派到各军校去了，(一部陆大，一部列宁格拉政大，大部在步兵工兵和炮兵)因此在物质上就发生了不同的差别。在陆大和政大者每月薪水百元以上，而在步炮工者，只是二元半(在当时)之多。在未分派以前，我们同一块儿回莫的，住在炮兵学校(除工兵步兵已抵校外)，静候军事委员会的分派。在这闲居无事之时，每日就是谈天说地的开玩笑，当时有同志说：“被派到陆大和政大及航空的的同志，每月薪饷比我们多(即比步炮工兵的同志多)，而我们二元半的卢布买白面包和零用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应访孙大办法，组织‘储金互助会’，请他们(陆大和政大的中国人等)来做名誉委员，由他们每月每人拉出一部的薪饷来，给我们吃中国饭……”这些话在当时每天开玩笑中，是时时可以听到的(自然公开的)。约经半月之久，就各人分散了，各人到自己的学校去了，我们也来陆大了。这个“储金互助会”之玩笑声在我们耳里也听不到了。同时在步兵炮兵工兵的同志，生活问和薪水问题，也得到了改良，(初是二元半后来决定每月三十元，这是特别对于中国人的，本来学校是没有规定这三十元的)以上这些事实是我们亲耳听，本人所知的一段□□。
但是到后就有人说，“吃中国饭不是简单的，是有政治意义的！”也有人说“储金互助会”在当时确是开玩笑的，但以后就被野心家利用了，变成了“江浙同乡会”的组织。也有人说“‘江浙同乡会’与‘储金互助会’是没有关系的”。这种种的花样的说法，是数不清写不尽。我们也不管人家怎样逻辑，我们始终是承认我们曾参加过那时之开笑的事外，我们是绝对不知道有其他的任何小组织。致于说吃中国饭有政治作用，在我们每一个明了的共产党员看来，自然可以说他们是神经过敏。说到“储金互助会”被人利用了，这我们没法知道知的，因为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有人利用了，也没有法证明谁人利用我们。总之对于“江浙同乡会”这名字，我们连笑玩也未开过，所以怎样变成的，我们也无从知道。若是说“江浙同乡会”就是我们也在内的呢？那我们肯定说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组织过。我们不独是保证自己没有参加过组织过任何小织，将来我们也不会有这党外行动。致于我们叙述上面关于“储金互助会”之历史玩笑的故事，乃因我们亲身参加过这场的开玩笑，而误成今日之大冤枉……
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是否存在过，或现在还是存在着，我们是不能判断的，因为我们没有事实可以证明他没有，也没有事实证明存在过或现在还存在着，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任何人没有小组织，同时我们也不能证明人家是小组织者，我们只是自己保证我们自己绝对没有组织和参加过任何小组织的。
信中还说米夫、向忠发在中山大学做了关于“江浙同乡会”的报告后，在中国留学生中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和严重的后果：“在他二位同志报告以后，一般同志之关系和同志之信任，可谓完全破裂，怀疑者继续怀疑别人，宣传者更加扩大逻辑，不说张三与某人有关系，便说李四加入了小组织，在这种满城风雨之下，不独各军校之同志，寄了一套军服到孙大被人疑为小组织者，就是孙大江浙籍之同志亦被指以为是。”
接着，信中还谈了他们多次申诉都无效的情况，恳切地要求中共代表团尽快查清事件真相，还他们以清白。
把这封信和所谓“江浙同乡会”其他成员的申诉加以对照，可看出他们的说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态度是很诚恳的。因此，这封信的内容是可信的，是能够说明“江浙同乡会”事件真相的一份重要材料。
三、胡世杰、尤赤、郭景惇1928年7月16日写给中共代表团的信⑧
胡世杰、尤赤、郭景惇三人，也都是被苏联格伯乌列入“江浙同乡会”12名骨干的成员。他们在听说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以后，也立即写信申诉。他们的信与左权、陈启科的信不同，一开始就说明关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纯粹是出于误会，而由于党的领导处理不当，最后变成了重大的误会。信中说：“关于莫斯科中国同志中因小的误会而涉及到党发生了重大的误会之经过，这问题误会的本质，开始是十分简单的，因为党对这问题解决的同志，没有经过切实的考查，根据事实，很正确的在党的工作观点上彻底解决，向中国同志报告，致引起同志间相互的猜疑，由猜疑而传播许多不合事实的谣言，致使问题的本质被遮掩了，而党对这个问题负责解决的同志，因之从这里得到现在不适合实际的解决办法。”
接着，信中指出关于“江浙同乡会”的谣言为什么会越传越广，原因就是由于向忠发和米夫的报告。信中说：
今年二月间，中山大学有几个同志传出一个谣言，说莫斯科中国同志中有一个“助金委员会”的组织，其组织的分子，是以军事学校同学为基干，在当时同志间对这个谣言是很少注意的，仅仅认为只是同志间相互的开玩笑而已。事后不久，向忠发同志出席中山大学党大会上，便说“在莫斯科中国同志中有了‘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其组织分子就是所谓‘助金委员会’的人，其势力散布于莫斯科中大东大军事班及列宁城海参崴等地，其主要分子是军事学校”。当时向忠发同志在大会上，并未指出任何事实做证明，却推说有会章、名单、党费的证明。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同志中的猜疑与谣传更其扩大了。然而在当时有许多同志怀疑，在大会上请求宣布名单及事实证据，而向忠发同志则说“党组织有调查委员会负责解决，不久便要向中国同志宣布”而推托。这时候怀疑的同志非常之多，而谣传的声浪也愈大，甚至有说与蒋介石勾结……过后不久，向忠发同志在中大党大会上，更说“此组织事实照然，会员名单，证据俱有，而且说是与第三党有关系……过两星期，党即要宣布解决经过，重则枪毙，轻则开除”，以恐吓所谓犯有“江浙同乡会嫌疑”的同志向党部声。这样一来，使同志恐慌的余地也没有，而向忠发同志的结论便武断的说了两句对党负责的话：“谁要是怀疑的，便是反革命”！是时再加上中大校长米夫同志也说“事实俱在，无容怀疑”，以恐吓同志因怀疑而必然发生要求事实证据的质问。结果谣传愈扩大，而怀疑者则不敢说。因此在当时竟至闹出不少的笑话，把过去与我们较接近的同志，不论其是否籍隶浙江江苏都害怕起来，甚至有同志借给了一个同志一个卢布乘电车，也□吓而向党部声明。这完全是当时的实在情形。
那么，关于“江浙同乡会”的谣传是怎么来的呢？信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认为“同志们相互的拿钱用，及常聚一块儿玩是很平常的”，根本没有什么“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并不点名地批评了向忠发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信中说：
现在我们写给你们的信上，再简单的向你们报告关于这个开玩笑的经过……共产国际决议将中大毕业同志遣派到红军野营受军事训练以后，分配于各地军事学校学习军事，各军校的经济生活不同，我们当时听说莫斯科炮工步三校比较最苦，火食远不及中大，每月只发两个半鲁布，当时被派在莫斯科三校的同志，便各自想法，以期能够在火食上改善(自然不是说要什么好的饮食，只是免强可以受就够了。当时三校所吃的每天就是黑面包、开水，同时还要购买自己研究的书籍杂志)，因此便向派去列宁城政治军事大学飞机学校及陆军大学的同志们敲竹杠(当时听说他们有月薪百鲁布的希望)，要他们节省点钱给我们吃饭买书，在当时纯粹是同志间相互敲竹杠的玩意儿，因此便有同志称之为“助金委员会”，这是毫无其他意义的。后来他们各自进校了，我们曾经写信要他们(当时在莫斯科比较相识的同志)寄线。过了不久，列宁城政治学校卢贻松同志写信给朱茂榛同志说到寄钱的事，这完全是同志间比此相互的拿几钱用，私毫没有涉及到党的任何组织上的危险。刚到九月中旬，军事委员会派管理中国学习军事的俄同志……对我们谈话，宣布关于我们学习的情形，及饭食秩序水薪等问题。当时他说军委将来发给我们每人每月三十鲁布。后来我们立即写信给同志们报告关于我们经济“独立”(当时说笑话)的消息，而这个开玩笑听说的“助金委员会”从此无形消灭了。
党对这问题负责解决的同志，没有注意从各方面搜集这问题谣传的起因，及这问题的事实经过，以求正确的解决，只是扑风捉影的找寻些不合实际的谣传，以期证明他过去在党大会负责说的话，故说出许多可笑的话出来，“江浙同乡会”的人时常聚集一块儿吃中国饭……拿来做做解决党的政治问题底根据，这是我们认为革命的政党——共产党——里面是不应当的！
同志们相互的拿钱用，及常聚一块儿玩是很平常的，私毫用不着奇怪，至于说“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问题，更不是因为我们一块儿玩吃中国饭便下论断的。
关于“江浙同乡会”的由来，这封信和左权、陈启科的信说法完全一致。其不同之处，就是这封信大胆地批评了向忠发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为关于“江浙同乡会”的谣言之所以越传越广，在中国留学生中造成那么大的恐慌和混乱，原因就在于向忠发的报告。这种批评是符合实际的。正如杨奎松在《“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一文中所说：“把有关‘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传闻当成重大政治事件，极力鼓动共产国际东方部追查者，实为向忠发，既非米夫，也非陈绍禹(王明)。”⑨如果没有向忠发放炮点火，并极力鼓动共产国际东方部追查，就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
四、几点看法
首先，从上面的三份材料可以看出，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是根本不存在的。不管是过去说的王长熙发现一些同学在孙冶方处聚会，还是王长熙在报告中所说的蒋经国的信以及在朱茂榛箱子里发现的信件，都是捕风捉影，把同学之间的玩笑、经济上的互助等正常的交往，当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
其次，“江浙同乡会”事件之所以闹得那么大，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并不是像过去所说的主要责任在王明，而是由于向忠发鼓动共产国际东方部追查，并在中山大学作了不切实际的报告。左权、陈启科和胡世杰、尤赤、郭景惇的信都谈到向忠发的报告所造成的影响，却一次也没有提到王明，就是一个证明。
再次，从此事可见，莫斯科中国留学生的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是极不正常的。当时派往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其成分本来就十分复杂，加上苏联激烈的党内斗争的影响以及中国留苏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派别分歧，再加上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留苏学生中引起的思想动荡，当一些宗派意识浓厚的人无端猜测并打“小报告”诬陷他人，而学校领导(特别是米夫)、中共代表团(特别是向忠发)又轻信这些传言、诬告并大肆渲染和鼓动之后，就造成了这样一起重大的冤案。
“江浙同乡会”事件后来虽然不了了之，但中共的早期党员、领导干部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等后来都被打成“托派”并被杀害，其他与此有牵连的大批学生后来也受到各种形式的打击和迫害。更为严重的是，中共的领导并没有从这个事件中总结教训，类似的事件后来不断重演，以至冤案不断出现。因此，弄清这一事件的真相，认真总结其中的教训，直到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
注释：
①《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4期。
②《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③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藏，514/1/381/94-100。
④雅罗斯列夫斯基：《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报告大纲》，转引自李永昌《关于“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83、82页；杨奎松《“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续)》，《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231-232、215页。
⑤因引文中错别字及语病较多，为了保持文件原貌，本文对所有引文不作文字上的修改。
⑥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藏，514/1/381/35-41。
⑦“孙大”为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简称，即中山大学；“东大”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简称。
⑧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藏，514/1/381/43-47。
⑨《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