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妤[1]2018年在《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文中认为随着21世纪初―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提出,外宣翻译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当前无论在外宣翻译实践领域还是在外宣翻译研究领域,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外宣翻译实践中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甲型病状‖和―乙型病状‖,或源于语言错误、或源于文化差异。而研究领域虽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的不足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多集中于翻译技巧研究、地域、行业或专题研究,存在选题重复、研究领域分布不均等问题。这意味着多数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针对具体问题开出处方,缺少宏观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拟通过历时研究,以翻译规范和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论指导,既进行表层的翻译现象描写、又挖掘现象背后的社会成因(系统运动),并从国家形象建构视角对外宣翻译实践中呈现的规律性进行审视,最终抽离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宏观性原则规范。规范与翻译规范的定义说明,翻译规范既是价值和观念,也是翻译行为的现实体现。换而言之,翻译规范具有双重特性——翻译行为的规律性和社会期待的规约性,这为翻译的文本(行为规律性)研究与文本外的社会因素(社会规约性)研究建立了连接。而多元系统理论为社会影响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系统的、运动的视角。描写译学的先驱者列维将翻译视为译者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中的选择过程,译作则是社会规范与译者态度(遵循或背离)的交织产物。从译作中观察译者实际选择的规律,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进行解读,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系统与译者选择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本文首先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外宣翻译经典文本《今日中国》(China Today)为译文研究对象,尝试归纳不同时期外宣翻译实践的规律性特征(外宣翻译―实然‖规范),并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外宣翻译的根本使命——国家形象建构进行解读。但翻译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我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也是为了建立普遍性的原则去解释现象和预测(部分的)现象。因此本文还将基于案例中―实然‖规范的解读,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各子系统对于外宣翻译的普遍性期待和要求,并立足于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目标,预测今后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规范(外宣翻译―应然‖规范)。案例研究中,本文以图里所提出的翻译规范划分类型(预规范、操作规范和元规范)为分析框架,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China Today所遵循的―实然‖规范进行观察和梳理。鉴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本文研究重点为第二阶段。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的源语文本选择体现出服务政治需求、突出自我立场的稳定性规律,并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刊物经历了―真实报道‖规范的确立与背离的变化。而在第二阶段,China Today在翻译选材上恢复了―真实报道‖规范的遵循,具体体现为微角度选材以展现真实中国,同时将选材视角从自我转向读者,寻求文化共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真实报道‖规范,报道选材呈现由表及里、由全到精、由内而外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文本操作规范层面,第一阶段的外宣翻译实践更倾向于保留源语文化特征;而第二阶段的外宣翻译更多考虑受众的阅读惯习和思维特点,译者通过增译、删减、改写等手段对篇章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词句进行调整。这一编译行为体现在段落划分、逻辑重组、信息明晰化、语言平实化等多个层面的规律性操作。因此本文认为在元规范层面,第一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循源语文化规范,而第二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守译入语规范。将译者的行为还原至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本文认为,国家策略层面的形象建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选择,从而塑形―实然‖规范。建国初期,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的社会主义政权形象的建构目标,决定了以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翻译选材规范和以―异化‖策略为主的操作规范。改革开放时期,―开放、发展‖的经济大国形象建构目标,决定了经济话语在外宣翻译选材中的突出地位,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受众‖概念促使翻译操作倾向于遵循译入语文化规范,以获得读者市场的接受。进入新世纪,国家形象更突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意味着追求国际社会的接纳并参与国际社会的规范建构。因此我国外宣翻译选材更具针对性,突出―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发展理念。而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为本、―异化‖并存,尝试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争夺话语权以参与建构国际社会的规范制定。另一方面,本文对于国家形象建构效果与建构目标的对照研究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显示,我国外宣翻译在内容选择、话语尺度、表达方式以及译者主体方面曾经存在或者至今依然存在不足,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浓厚、经济话语过量、用语过激以及译者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为今后外宣翻译―应然‖规范的预测和建立提供借鉴。基于案例观察和国家形象建构视角的社会历史解读,本文进一步从具体的、历史的翻译现象分析上升到理论的、普遍性原则的讨论。立足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从政治、意识形态、语言、翻译、传播和经济六个系统剖析了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相互交集的系统元素在外宣翻译系统中所生成的普遍性规范,包含期待规范、关系规范、交际规范和义务规范。但各社会子系统生成的规范并不处于平等地位,系统本身的层级性、冲突性和运动性特点决定了译者必然在这些规范中进行选择性遵循,或者在不同的规范间通过协调和妥协寻找一个立足点。本文基于不同规范在外宣翻译系统中的位置级差,预测了当前及今后外宣翻译在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中需遵循的―应然‖规范。本文建立的规范体系如下:元规范层面,译者遵循―道之存异,术之求同‖规范,采用―归化‖策略在言语层面迎合受众期待视野,但在涉及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时尝试建构自我的话语体系,传达中国独有之―道‖。这一―二元‖并存的策略既避免了源语系统政治及意识形态系统的过度垄断,也避免了一味迎合读者带来话语体系的―西化‖,最终导致话语权的丧失。预规范层面,一方面源语材料的选择首先应当服务于目标形象的建构,关注选材的目标性、民族性和利益性;另一方面,在吻合国家形象建构目标的前提下,尽量考虑读者需求、寻求视域融合,遵循世界性、客观性和渐进性原则,逐步将民族性的异质要素裹挟进入译入语文化系统,逐步获得认同。操作规范层面,―道之存异,术之求同‖的元规范具化为―道之对应‖和―文之乐读‖两条规范。前者要求译文文本必须与原文在理念与观点的传播效果上获得对应,主要体现为译文的语义准确以及构造的形象准确。后者则要求译文符合读者的阅读惯习和审美品味,在词句层面做到清晰、简明、真实,行文组织连贯、逻辑通顺合理,并将受众的情绪感受纳入考虑范围,不仅避免冒犯读者情感而且实现情感传播效应。在以上规范体系的导向下,译者具有高度自主性,可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和手段实现传播效果的对应以及最终达成形象建构目标。本研究始于案例观察,立足于现象描写与解释,最终上升至理论总结,期望从规约译者选择的翻译规范角度给予外宣译者的实践以理论性的指导,并力图为促进外宣翻译描写研究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当然,囿于笔者学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时间精力的限制,谬误及疏漏之处难以避免,尚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改进。
王姗姗[2]2017年在《翻译与游戏》文中提出本论文旨在对翻译过程进行一种理论研究,探究将伽达默尔(并非用于研究翻译的)游戏理论作为一种奠基理论植入翻译过程,建构一种基于"关系主体"模式的翻译游戏过程论的可能性,并进一步尝试在该理论模型下,建立翻译在一般意义上具有的现象学与辩证法原则。"关系主体"模式下的翻译过程实现了由"译者"决定"过程"到"过程"带动"译者"的根本性转变,使翻译过程研究范式从基于"实证科学"思维之上的"译者主体"范式转型为基于"现象学-诠释学"思维之上的"关系主体"范式,向前推进了现有翻译过程理论研究范式。本论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翻译游戏过程论是在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游戏精神"引领下建构的一种处于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具有欧陆哲学色彩的翻译过程理论,它在叁个方面对前此翻译过程理论进行了变革:第一,关于翻译过程的主体。前此的翻译理论大都将翻译过程的主体理解为译者,翻译游戏过程论则以游戏"关系主体"取代"译者主体",即翻译游戏过程论所理解的主体是由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叁方构成的"关系主体",也就是说,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叁方在翻译过程中都是翻译意义能够实现出来的主导方,它们叁方形成一种博弈妥协的辩证"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译者、原文文本、目标语读者均以参与者的身份被卷入游戏之中,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走向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主观操控的视域融合,由此导致翻译过程由"译者心理"决定"过程"到"关系主体"作用下的"过程"带动"译者"的根本性转变。第二,关于翻译过程的核心。前此的翻译理论从语言或文化的单一视角出发解读翻译过程,在具有现象学与辩证性特征的游戏精神引领下,翻译游戏过程主要体现为在"关系"制约下博弈妥协式的意义保留、舍弃与添加。保留、舍弃与添加在语言(语词和句法)以及"伪文本"(节律、韵脚等非语言性)要素两个层面展开,所以翻译游戏过程涵盖翻目标语言核心与文化核心,兼顾科学性与人文性。第叁,关于翻译的目的。较之前此的翻译过程论,翻译游戏过程更加突出强调翻译之原初目的——面向目标语群体开显原本负载于陌生文本中的意义,通过将陌生经验转化为熟悉经验而使目标语群体扩大对生存意义的感知与理解,进而扩大人际间的理解与交流。由此揭示出翻译的本体论意义:翻译映射出人在差异对话中找寻平衡的居间生存状态,翻译是一种有关意义诠释的实践智慧。基于上述观点,本研究的整体结构可以划分为四个相互关联、且具有内在演进逻辑的分论题:第一章构成了本研究的第一论题。该论题对伽达默尔游戏理论引入翻译过程研究之可行性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本论题得以展开的基点是对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进行效用检视。我们必须承认,伽达默尔持有一种"广义"翻译观,其翻译思想具有一定的效用指向和理论阈限。伽达默尔探讨翻译问题的目的在于:以"语际翻译"作为"理解"的特例,从而检视作为人之生存方式的意义理解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伽达默尔之追求"理解普遍性"的理论旨趣决定了他必然弱化语际翻译之"异质语言差异"问题,所以,伽达默尔的翻译思想缺乏关注"语言差异"及"差异语言转换"的问题意识,伽达默尔的"广义翻译观"具有特定的效用指向(指向普遍性的理解),从而致使其翻译思想形成了一定的理论阈限。其次,本论题继而找出用(伽达默尔不直接谈翻译问题的)"游戏理论"构建翻译过程的可能性——游戏中游戏者、游戏对象、观赏者的辩证精神完全可用于描述翻译过程中原文、译者和目标语读者博弈妥协"关系主体"下的语言游戏过程,并对翻译过程中"关系主体"游戏所关涉的核心观念——以间距为代表的时间性概念、文本概念等能否用于语际翻译研究——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初步回答了"能否在本体论意义上谈论翻译"这一问题,以便为后续研究的顺利进行扫清障碍。在证成伽达默尔游戏理可以被引入翻译过程研究之后,本研究进入第二个论题,即对伽达默尔游戏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这一考察由论文的第二章担承。考察从两个层面展开:对游戏理论的前史考察和对游戏理论本身的阐释。游戏前史考察从"伽达默尔对前人游戏概念的理解"以及"游戏概念的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两个侧度展开。其中,就辩证法向度来说,游戏精神离不可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影响。伽达默尔在吸纳了黑格尔辩证思想发展之关键动因——"他者"因素——的同时,摒弃了黑格尔对陈述语言的推崇,重新回到柏拉图早期的对话语言,找到了概念背后的问题结构,并以之为基础,构建本体论诠释学。就游戏概念的现象学限度说,海德格尔在游戏问题上对伽达默尔有着重要的综合性的影响。"关系先于理解者"的游戏正是对海德格尔"语言先于存在"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伽达默尔以海德格尔诗性语言为起点,超越黑格尔的逻辑概念,走向柏拉图对话语言,并以对话的"关系优先性"取代了海德格尔的"语言优先性",构建了"关系主体"模式下的游戏理论。对游戏理论本身的探究是本论题的另一核心内容。伽达默尔对游戏问题的思考并非一蹴而就。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只谈论了艺术的游戏特征,在论及历史科学以及语言问题时,"游戏"字眼甚至很少出现。然而在后《真理与方法》时期,伽达默尔愈发意识到他对游戏概念论述的不充分性,并指出游戏应该从艺术中延伸出去,艺术游戏的现象学与辩证法精神应该体现在历史科学的理解以及语言本身的结构之中,游戏概念理应贯穿伽达默尔诠释学体系始终且体现其诠释学基本精神。职是之故,本论题尝试对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详细谈论的艺术游戏概念,以及其在后《真理与方法》时期未能深入谈论的关于历史理解的对话游戏以及具有对话结构的语言游戏作出进一步深入分析。因此,本文中谈论的游戏概念涵盖艺术、历史和语言叁个方面,包含艺术游戏、对话游戏、语言游戏。其中,艺术游戏又可根据"是否面向观众敞开"之特性分为竞争游戏和表演游戏。这样,游戏可分为竞争游戏、表演游戏、对话游戏和语言游戏,它们之间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但在最根本意义上,它们都是在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指涉人际理解的动态性过程。本论题将在厘清彼此关联与区分的基础上,对四种游戏过程进行详细描述和界定。需要指出的是,此四类游戏与本研究下一论题"翻译游戏过程构建"有着密切联系:竞争游戏与对话游戏可用于构建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意义理解过程;向观众敞开意义的表演游戏则可用以构建翻译之语言转译过程;而具有辩证结构的语言游戏则是语言转译过程之可能性前提。依据上述对应关系,本研究进入到第叁个论题,也是本研究最为关键的核心论题——翻译游戏过程的构建。本论题包含第叁章和第四章内容。伽达默尔把翻译过程描述为一种"双重化的诠释学对话过程",笔者部分赞同伽达默尔的观点。翻译过程的第一步骤(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过程),无疑可以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游戏来表征。但如果把其第二步骤(语言转译的解释过程)仅仅用"对话"来表征,无疑忽视了 "异质语言转译"过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一步骤故而可用"表演游戏"来表征则更为恰当。语言转译和表演都是"关系主体"下的辩证过程,均以向观众开放意义为目的;不同之处在于,表演需把文字语言转译成话语、情感等新媒介形式,而语言转换则需要把一种语言转译成另一种语言。于是,翻译发生过程应当被还原为游戏Spiel(game-play)的过程,翻译之表演游戏也是意义保留、舍弃与添加的语言过程。如此一来,可以把以"双重化的诠释学对话过程"方式呈现出来的翻译的游戏过程解析为以下两个更为具体的过程:过程一:翻译过程之对话游戏——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重点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第一,翻译对话游戏的动态过程描述。第二,对话游戏何以体现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过程二:翻译过程之表演游戏——异质语言的转换过程。对这个过程的分析重点要解决这样四个问题:第一,翻译之语言转换过程为何是一种"关系主体"模式下表演游戏。第二,表演游戏过程为何是一种意义的保留、舍弃与添加的现象学与辩证法过程。第叁,从语言与文化二重视角,阐明保留、舍弃与添加的现象学与辩证法普适原则:a.保留原则:优先保留面向"事情本身"意义的现象学原则。b.舍弃原则:空间间距作用下,优先舍弃源语语词的震荡意义、句法结构、伪文本要素等。c.添加原则:添加符合目标语境特征的目标语语词的震荡意义、目标语句法结构以及伪文本要素等。第四,阐明上述保留、舍弃与添加过程何以体现现象学与辩证法特征。通过对翻译游戏过程的分析阐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翻译过程的两个步骤直接呈现了伽达默尔游戏(Spiel/game-play)叁重特征:首先,二步骤都是在"关系主体"引领下展开的在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游戏过程。第二,整个过程是语言过程,在对语言的保留、舍弃与添加的博弈中走向原文在目标语境中的意义再现。第叁,通过上述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的语言过程,翻译实现了其"向目标语群体开显陌生文本意义,增进人际理解与交流"的原初目的。综上可知,翻译必然表现为"关系主体"引领下的博弈妥协的辩证过程。翻译游戏过程论必然要求重新定义译者、目标语读者的身份,必然要求重新诠释翻译所以可能的条件,必然要求重新解读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的价值与意义。本研究的第四个论题(第五章)就是要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回答。在游戏视域下,译者是传递意义的表演者,是驻留在文本之中的意义纽带,是隐与显之间的文本要素。在翻译游戏视域下,目标语读者成为翻译过程的参与者,成为翻译由动态"过程"转换为封闭意义"构成物"的中介,成为影响翻译进程的"共在"者。在游戏视域下,翻译是一种介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活动。虽然我们意欲追求翻译的准确性,但完全的翻译却始终不可能。尽管如此,异质语言之间的可译度却可以随着世界的敞开、人际交流的增加而不断加深。由是观之,翻译介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正是翻译具有可译度的差异,才成就了翻译存在的必要性。只有从理解的角度看待翻译,只有使狭义翻译走向广义的理解和解释,翻译的"不可译程度"才能降到最低,这便是伽达默尔"广义翻译观"的积极意义。在翻译游戏过程视域下,本研究最终走向对翻译本体论意义的再思考:翻译不仅是一种有关语言转译之技艺,翻译更是一种有关意义诠释的实践智慧。
范海祥[3]2004年在《实践阐释学视域下文本阐释的客观性对翻译的指导意义》文中认为翻译理论研究与阐释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阐释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哲学思维范式，而不同的思维范式产生了不同的翻译理论。各种翻译理论对翻译的“客观性”的看法不同：传统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客观性就是复制出作者的原意，而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客观性只是一种幻觉，任何翻译都是相对的。在这些理论相冲突的背后是阐释学关于“客观性”的争论。本文在分析了哲学阐释学与方法论阐释学的争论基础上，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客观性”与当今解构主义反理性的翻译观的滥觞加以分析后，运用马克思的实践阐释学理论阐述了文本阐释的客观性问题，即要将观念文本与现实文本相结合，认为阐释的客观性：一在于符合知识的客观性，二对含义的理解要结合阐释者的时代精神，并以此指导翻译研究。
韩梦齐[4]2016年在《伽达默尔解释学视域下的“对话”与翻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理解是解释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西方解释学的最新发展,尤其强调理解的对话性。他认为对文本的理解过程具有对话的特征,表现为文本与读者的对话,读者与作者的对话。翻译作为一门以对文本的理解为基础的学科,必然与解释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介绍了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历程,重点研究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于翻译的影响。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视域论述了理解、解释、对话与翻译四者的关系。作者认为理解的过程就是对文本的解释过程;理解的过程就是读者与文本对话的过程,理解的过程就是读者对于文本的翻译过程(这里的翻译指广义的翻译)。所以,理解不仅仅是翻译的基础,也是翻译得以实现的可能,理解即翻译。解释学研究与翻译研究密不可分。通过解释学的视角对翻译的研究不仅在翻译实践方面能够对译者主体性问题、复译问题和误读问题有更加客观的理解,同时解释学流派也直接促成了西方翻译理论中解释学派的形成。
向鹏[5]2017年在《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随着后现代主义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对当今翻译研究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秉承了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的策略,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忠实、对等、意义的确定性、作者和原文的权威性等概念进行了质疑和解构。正是得益于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翻译理论的解构,翻译研究才从语言学派的封闭结构中解放出来,走向了多元视角,从而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带来了翻译研究的繁荣。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是当今翻译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中的阐释学翻译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操控学派翻译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等不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己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仔细审视现有的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研究就会发现,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的各个流派往往都是相对独立的,流派之间缺乏交叉与综合。因此,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给人的印象是碎片化的。在众多的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的文献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棵棵孤立的树木,很难对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这片森林有个整体的印象。基于此,本论文在对国内外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的起源、发展和现状进行详细回顾的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进行了一次宏观的、系统的研究,勾勒出了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大致的轮廓。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共有十一章。第一章为绪论,简单地交待了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兴起的背景、现有研究的局限、本论文研究的意义、目标、方法和思路。第二章与第叁章为文献综述。这两章不仅对国内外现有的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的成果进行了详细地梳理和评论,同时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的各个流派在国内外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第四章在前面两章文献综述和历史描述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指出了研究者对后现代翻译思想的偏见和误解。在第五章中,笔者将整个翻译思想史划分为传统翻译思想、现代主义翻译思想和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叁个阶段,并总结出了每种翻译思想的定义、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第六至第九章为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第六章从语言游戏着手,视翻译为一种语言游戏。在这一章中,笔者不仅简述了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德里达、巴特、利奥塔等的游戏观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还从喻说、多义词、新造词汇和不规则语法四个方面举例分析了后现代主义者在翻译论述和翻译实践中常用的语言游戏技巧。游戏是后现代主义用来反本质主义的一种重要策略,视翻译为一种语言游戏就是要消解本质主义的翻译观。第七章从视域融合、互文性、杂合和雌雄同体四个方面消解了二元对立和中心主义的翻译观,提倡一种多元共生、平等互补的翻译观。第八章从权利抗争的视角解构了透明翻译的神话。本章通过分析阐释学翻译研究、解构主义翻译研究、操控学派翻译研究、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等中的权力抗争现象,笔者指出翻译作为一种话语活动并非价值无涉的,透明地再现原文不过是一种神话;翻译是一种权力操控下的话语活动。第九章指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翻译研究者和翻译实践者要解构中心、消解二元对立原因:后现代主义者多为某种二元对立结构中处于边缘的一方,他们是二元对立结构中的边缘人。在这一章中,笔者将后现代主义者分为了觉醒的被征服者、抗争的女性、无根的移民和边缘的同情者四类。第十章总结出了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中的四对悖论:反中心与走向中心、反精英主义与精英主义、译者主体性的张扬与抑制和翻译学的拓展与消解,并对着四对悖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中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悖论一方面是由于后现代主义本身不追求理论的一致性,各个学派的观点比较驳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部分研究者误读了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把解构中心的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理解成了建构中心的活动。第十一章为结论,对本论文的研究观点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并指出本论文研究的局限。
张瑜[6]2013年在《翻译的修辞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翻译研究经历了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与解构主义多元化范式之后,出现泛文化现象,远离了文本和语言。泛文化潮流为翻译研究开启了广阔的空间,但也让翻译研究淹没于其中。我们认为,因为翻译学与修辞学都是研究言语交际行为的综合性学科,具有许多共性和交叉点,所以翻译研究和实践可以借鉴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从而弥补结构主义译学范式的只关注文本内部的误区和解构主义只关注文本外部的误区,使文本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在理论方面,胡塞尔、伽达默尔、巴赫金、哈贝马斯、福柯、伯克、布斯等哲学家、思想家、修辞学家、文学评论家的重要学说对人文、社会科学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因此,它们不仅被当代修辞学吸收为理论基础,而且能够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巨大的指导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兴起了新修辞学运动。哲学家们发现,运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修辞的过程；修辞与思想共生,知识是通过修辞的方式被建构的。修辞现象无所不在——修辞不仅蕴藏在人类的一切交往活动中,而且组织和规范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所以,修辞绝不局限于修饰技巧,修辞是人类固有的行为,人是修辞动物。修辞哲学家肯尼思·伯克对西方修辞学的复兴的贡献巨大,他的主要修辞思想有：(1)人要生存就必须调节与他人的关系,就必须与他人合作。修辞的基本功能是用话语诱发同一、达到合作、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修辞活动的本质就是“认同”、即“同一”。(2)各种话语形式的背后皆有其动机。一切话语都带有“说服动机”,亦即都具有修辞性。语言是象征行动,语言本质上是修辞性的、劝说性的。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了现实。(3)伯克修辞理论的核心是“戏剧主义的语言哲学观”。伯克认为,整个人类行为是戏剧。现实世界的人都是演员,人的言行举止都有象征意义。他用“戏剧主义”来论述人类动机。戏剧的五个基本元素是“表演／行动”(act)、“场景/情势”(scene)、“演员／行动者”(agent)、“道具／手段”(agency)、“目的”(purpose),它们的互动构建了话语的不同动机、观点、态度、价值观等。由此可见,修辞实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语境,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及其它文本,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社会行为。修辞活动最重要的因素包括：行动者(修辞表达者和接受者)、修辞目的、修辞方式、修辞情境及修辞效果。如果我们从修辞学的视角看翻译活动,可以得出：翻译活动的实质就是一种跨文化的修辞活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言语交际行为,涉及到很多因素：译者既是原文的修辞接受者,又是译文的修辞表达者；译者必须考虑“为何译”(翻译目的,即修辞动机)、“译什么”(原文文本,即修辞文本)、“如何译”(翻译策略,即修辞方式)、向谁译(译文读者,即受众)、语境(原文和译文的修辞情境),翻译效果(译文话语的修辞效果)。因为翻译活动涉及两种语言和文化语境,叁个交际者(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翻译的复杂性不言而喻。我们认为,西方修辞学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从理论上说,有助于我们把握翻译过程的实质,深化对翻译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活动的认识；从实践上来说,有助于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作出综合的考量和调整,也有助于翻译批评者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翻译批评。除了西方修辞学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实质,当代汉语修辞学同样对翻译研究极有价值。当代汉语修辞学正在进行着从狭义修辞学向广义修辞学的转型。广义修辞学是语言学、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的结合部,包括3个层面：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从广义修辞学视域看,文学文本的本身交织着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的叁重话语,所以蕴涵了语言层面与文化层面两方面。因此,译者如果能够运用广义修辞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即从话语建构开始,逐层向文本建构和主体精神建构延伸,就能拓展阐释深度,更深入地理解原作的内容和语言形式；然后选择准确的翻译策略和贴切的译语修辞表达方式。同时,广义的修辞分析方法能为翻译批评家提供一种新的评价译文方法,并帮助读者提高欣赏能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多年来,关于翻译与修辞的比较研究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就研究成果而言,论文多而论着少,具体语言层面的比较多而理论思辨层面的探讨少。本论文是翻译研究领域里第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从修辞学的视角对翻译进行的理论探索。论文借鉴中西方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对翻译进行跨学科的吸融性研究；在阐述翻译学与修辞学的共性与特性的过程中,注意语言层而与文化层而相结合和微观的具体文本研究与宏观的文化研究相结合。因此,本论文从修辞学视角研究翻译,深化了翻译活动的实质,使翻译研究做到语言层而和文化层而相结合,有助于推动翻译研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
赵常玲[7]2017年在《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为视角,对《中庸》的陈荣捷译本和休中成译本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两个译本意义体现形式的特色,并从语境视角对产生译本差异的原因进行阐释,以期为以《中庸》为代表的典籍翻译理论与实践带来新的启示。语境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因而被广泛应用于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无论是功能语境理论自身还是其与翻译研究的结合,都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从功能语境理论自身来看,关于情景语境的语域与语言功能耦合关系的讨论居多,而对文化语境的探讨明显不足。而翻译中的语境研究主要围绕原文与译文在语境各层次之间的对应关系展开,尤其是原文与译文情景语境语域组成要素及其体现形式的对应与转换关系,但对产生译本差异的语境要素作用机制关注较少。为了更好地对《中庸》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本研究对功能语境理论进行了再思考与拓展并对翻译研究中的语境转化机制进行了初步地探讨。基于功能语境理论框架,本研究对《中庸》原文及其两个英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两个译本均较为忠实地传达了原文意义,但在具体体现形式上仍存在一定差异:首先,从概念意义体现形式来看,陈译小句过程类型与原文更为接近,休译关系过程比例高于原文和陈译,而心理过程少于陈译,且被动结构大于陈译。从逻辑语义关系来看,休译的嵌入小句比例明显高于陈译,逻辑意义层次及所涉及参数较多,说明休译解释性内容较多,句式较为复杂。其次,从人际意义体现形式来看,在语气上,陈译较忠实于原文语气结构,而休译祈使句多于陈译,感叹句少于陈译,说明休译与读者互动较多,但减少了原作者个人情感表达与评价性内容。从情态词来看,休译情态表意愿的义务情态词高于陈译,而意愿情态词低于陈译和原文,表明译者受到译入语思维方式及宗教文化的影响,认为在实践中庸之道的过程中,人们应履行适当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评价性资源来看,休译消极意义词汇比例高于陈译,说明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译入语宗教因素的影响。最后,从语篇意义体现形式来看,宏观层面上,陈译注释较少,原文语篇题材完全采用朱熹注释本,而休译增加了对原文段落的划分、设定各部分标题并增加大量文内注释及开篇引言。语篇微观层面上,休译特殊主位较多,语法词汇等衔接手段也高于陈译和原文,说明休译为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对原文语篇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角度对产生两个译本意义体现形式差异的原因进行了阐释:陈译忠实于原文的情景语境配置,"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相互关联又互动统一的整体,人通过社会活动、自身内省过程以及家庭生活、政治活动等方方面面来践行"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整体来看,陈译较为忠实地再现了原文情景,语言凝练,句式简洁。休译构建的译文语篇中,为使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对原文情景进行了适度调整,强化了客观情景的描写,并增加了参与者与读者的互动,译文语篇阐释性内容较多,句式较为复杂。两个译本的差异取决于两位译者的文化身份及认知倾向,陈荣捷是美籍华裔,对中国传统典籍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家思想有较深刻的理解,深谙原文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所植根的中国传统儒学"天人合一"思想,因而较为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思想内容与哲学内涵。而休中诚为海外汉学家,受到西方"主客对立"哲学观和理性思维的影响,在译文中增加了客体参与者要素,相应减少了主体参与者要素,并减少了主体参与者的评价与判断,但增加了与译文读者的互动,从而使叙述更加客观;同时译者从译文读者阅读的期待出发,对译文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与修改,并增添了大量的背景信息和评述性内容。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对《中庸》及其两个英译本经验意义、人际意义以及语篇意义的体现形式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比较与分析,并从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以及译者主观能动作用等角度对产生两个译本差异的原因进行了阐释,从而避免了以往研究中主观判断、点评式的分析方法所带来的片面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庸》及其英译研究。其次,本研究将微观的语言分析与宏观的文化语境阐释相结合,并将译者主体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构建出一个翻译功能语境模式,能够较全面地考察翻译中的语境要素及作用机制。最后,本研究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功能语境中文化语境的相关内容,从而更好地指导语篇分析与翻译实践。
张晓梅[8]2013年在《翻译批评原则的诠释学研究》文中认为诠释学作为理解和解释的一门学科,与翻译(实践和理论)有着紧密联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作为特殊学科——神学和法学——所需要的诠释方法与实践技艺的特殊诠释学,伴随着诠释对象由特殊文本到一般世俗文本的转变,其诠释战略也由个别片断解释规则的收集转变为建构系统的诠释规则体系,并于19世纪中后期广泛渗透到文学、历史学等精神科学诸领域,成为一种为人文科学提供普遍方法论原则的普遍诠释学。普遍诠释学经由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改铸,在伽达默尔那里发展为更宽泛的哲学诠释理论。当代哲学诠释学为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改变了人们以往理解人文科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哲学诠释学所建构的理解与解释理论对于翻译的性质、翻译的标准及翻译批评的研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改变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传统思维定势,拓宽了文本意义的理解维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的新的视野。近年来,在翻译研究的热潮中,许多学派和学者都在着书立说,打造各自的理论框架,从而使翻译研究进入了空前活跃的阶段。但是,不管学者专家们的理论多么标新立异,从翻译现象上讲都没有离开诠释学范畴,即翻译本质上都是一种文本理解和解释活动。20世纪80年代,随着哲学诠释学进入中国学术界,哲学诠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的有关完全的前把握、理解的历史性、理解的对话模式、前见理论、视界融合、效果历史等的论述,已被中国翻译研究者广泛论证和引用,“翻译即解释”也已为我国许多翻译界学者所接受。诠释学派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就是解释,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与文本(包括原作者)的主体间性,强调译文读者在翻译文本意义生成中的参与作用,对传统的“忠实”和“对等”的翻译标准提出大胆的怀疑与挑战,使我们改变了对翻译本质的看法,改变了传统的翻译理论所采取的非好即坏、非对即错的定向思维模式,使我们能够用宽容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翻译。近年来,翻译界的理论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对翻译标准从单一向多元达成了基本的共识,翻译批评方法的研究也出现可喜的成果,从传统的挑错式、随感式到现在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动态理论无不显示着多学科翻译批评研究的重大进展,理论成果也从原来的散论逐渐发展为系统的研究。但是,翻译批评研究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仍然很多。围绕翻译标准、翻译批评的方法、原则等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许多问题的探讨主要停留在方法的层面,翻译界的专家学者们历尽各种努力,期待一种更深邃的视野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翻译批评是翻译研究的组成部分,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翻译批评。翻译批评的使命是为了保证翻译的价值得以实现,使原作和译作的意义能得到拓展、完善和延续。有鉴于此,翻译批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得到有效解决。在本文看来,有效解决翻译批评中所存在的理论及实践问题,最佳进路就是将哲学诠释学的实践智慧及其诠释原则应用到翻译批评中去,形成诠释学视域下的翻译批评原则,并进而建构哲学诠释学的翻译批判理论。当然,建构哲学诠释学的翻译批判理论是哲学诠释学视域下翻译批判研究所欲达成的最终目标,而本文所做的工作是试图为这个宏伟目标奠下一块坚实的基石。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将哲学诠释学的实践智慧和诠释理论应用于翻译批判之中,探究翻译批判的原则,以为翻译批评开辟新的理论思考和研究领域。依照哲学诠释学必须按照对“事物本身及其存在方式的描述来分析”的观点,本文首先分析了作为翻译批判对象的翻译文本问题。笔者通过对文本的基本概念、文本意义的本质内涵、理解和解释的本质等问题的细致阐述,逐步揭示出翻译批评与文本理解及解释的内在联系。在此之后,笔者将关注目光投向文本意义的理解问题,通过将伽达默尔关于文本概念、类型以及文本的语言性和开放性等哲学诠释学核心概念及思想应用于翻译批评,从理解的角度考察了文本翻译的生成及其性质,分析了翻译的意义实现途径,强调指出,翻译文本的意义是通过批评者与文本的对话而产生的效果历史意义,具有时间性和境遇性,是被批评者(包括原作、原作者和译者、译作)与批评者之间视域融合的结果,具有意义的不确定性特征,因此,对翻译文本意义的评价就不存在单一的标准,翻译批判的标准必然是多元动态的。面对翻译批判标准的多元动态性,在进行翻译批评时就必须拒斥独断态度。这样,如何保证对翻译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做出合理的且普遍认可的评价就是翻译批评的主要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步骤就是要确立一种可用于合理批评的评价原则。本文作者依据在哲学诠释学所具有的宽容品格中所发现的基本线索,提出建立哲学诠释学视域下的翻译批评的宽容原则。基于这个原则,翻译的批评的研究,就必须强调对话性,充分考虑到作者、译者、读者和理论批评者的理解和解释的境遇。这一原则不是翻译批评的方法论原则,而是为翻译批评的理论建构指出哲学诠释学的向度。这一向度甚至可以延伸至翻译批评理论本身,也就是说,对待翻译批评理论也要有宽容的态度。翻译批评原则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宽容原则是理解交流得以理性进行的必要条件,是翻译批评理性发展的前提,坚持翻译批评的宽容原则是促进翻译事业繁荣发展的保证,对宽容原则的探讨必将为哲学诠释学的翻译批评理论赢得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
罗丹[9]2012年在《翻译中的交互主体性研究》文中指出哲学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指导。交互主体性理论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翻译研究的交互主体性转向从哲学上的交互主体性转向得到启示，同时这也是翻译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翻译史上曾出现的作者中心主义、文本中心主义和读者（译者）中心主义都属于个体中心主义，反映的是一种以“我”为主体、他人为客体的个体主体性。因为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忽略了他人对自我的意义，翻译的主体性研究走入了困境。翻译中的交互主体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场的。西方翻译界对交互主体性的研究不多，主要有诺德的“功能+忠诚”原则，以及罗宾逊的“对话性”理论范式。诺德在“功能”的基础上引入“忠诚”，是对翻译中激进的功能主义的一种纠正，避免了只考虑译文读者而忽略原文作者的偏向。罗宾逊在翻译的路德范式和歌德范式基础上提出了对话性范式。在罗宾逊看来，对话最能反映翻译的本质。对话范式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以及他受到的来自个人身体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国内翻译研究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主体”与“主体性”问题。总结这二十几年的研究，对“主体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译者的主体意识与主体性；2）翻译中的主体；3）翻译中主体性的范围与限度；4）主体性向交互主体性的转向。西方哲学从主体性过渡到交互主体性经历了约两个半世纪，而国内翻译界只用了不到十年。在这段时间内，翻译界对交互主体性的认识形成了一些共识：交互主体性对翻译研究有重大意义；交互主体性体现在翻译中各主体平等的交往互动中；交互主体性是对传统个体主体性的纠正；主体间的交往应该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等。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对交互主体性具体问题的探讨，以及交互主体性对翻译研究的意义等方面。较全面地对交互主体性进行理论阐释的研究尚且未见。另外，目前国内翻译界对交互主体性的认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对交互主体性概念的理解；2）对交互主体性中主体的界定；3）对交互主体性与主体性关系的理解；4）对交互主体性作用的评估。本论文主要沿着“学源考据”、“学理分析”和“实践研究”的思路进行。首先，对交互主体性的缘起进行了探究。交互主体性是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创建自己的现象学中率先提出的概念。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现代主体性哲学的新篇章。把一切可以怀疑的东西全部排除在外，只剩下一个正在思考和怀疑的“我”。因此，主体性研究从一开始便面临陷入“唯我论”的危险。交互主体性是在反思主体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胡塞尔继承了笛卡尔“普遍怀疑”的精神，通过现象学还原，得到一个纯粹的“先验自我”。与笛卡尔正在思考和怀疑的“我”不同的是，这个“先验自我”在认识上先于一切客观存在，是一切客观认识产生的基础。笛卡尔的“我”是一个从属于客观世界的、思维着的主体；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是在整个客观世界出现之前、在主客体尚未分裂之前就原初存在的现象。通过这种彻底的现象学“悬搁”，交互主体性超越了主体性的二元对立。进入经验层面的自我具有构造的功能，通过“镜射”的方式构造出许多与之类似但不等同的他我（他人）。他人同样有构造的能力。自我与他人交互地构造彼此以及他们周围的世界。因此自我与他人互为主客体，他们的平等地位和相互制约便来源于此。主体性哲学中单向、对立的主体-客体关系被交互主体性哲学中双向、平等的主体-主体关系所取代。在此基础上，本论文考察了交互主体性在宗教神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对话论、社会学领域的发展。布伯的“我-你”关系是交互主体性思想在宗教哲学领域的一次重要阐释。海德格尔等从存在论的高度论证了交互主体性的重要性。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从解释学角度阐述了交互主体性在实际交流层面的内涵。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让我们看到对话关系在叁个层面的体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使交互主体性走下纯理哲学的神坛进入实践哲学的范畴。在梳理该理论的发展历程后，我们给予交互主体性一个尝试性定义：交互主体性是对传统主体性，即个体主体性的纠正和补充，它的本质是社会活动中主体与其他主体在平等的交往互动中表现的主体性，包括能动性和主体间的交互关系两层内容，真正的主体性（即交互主体性）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完成哲学领域的学源考据之后，本论文对进入翻译语境的交互主体性进行了学理分析。首先是翻译中交互主体性的理论内涵：它指翻译实践中主体与其他主体在平等的交往互动中表现的主体性，包含翻译中该主体的主体性和主体间人格平等的交互关系两层内容，是对以译者、作者或读者为中心的个体主体性的纠正和补充。因为交互主体性包含了主体性与交互关系两层内容，而主体间的交互关系是大多数人对“主体间性”这个词语的字面理解，因此我们倾向于将intersubjectivity译为“交互主体性”。论文接着提出翻译中交互主体性的四个特征。其中，差异性、平等性与平衡性之间是彼此印证、互为补充的关系，而整体性是更具宏观性和统领性的一种思维。需要指出的是，平衡性不等于平均性。平均是一种绝对的、静态的结果；而平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过程。平等性也不等于平均性。平等要求起点和机会的平等，而平均要求结果的相同一致。交互主体性对翻译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有助于建立主体间的正常伦理关系；有助于翻译研究走出由二元对立思维造成的困境；有助于翻译回归对实践研究的重视。完成对交互主体性的理论研究之后，本论文从实践角度探讨了交互主体性在具体翻译活动中的体现。以杨宪益和霍克斯翻译《离骚》和《红楼梦》为例。根据翻译时期、翻译文本、翻译目的等因素的不同，译者与翻译中其他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呈现不同形态。这表明，虽然交互主体性提倡翻译中各主体之间进行平等交流和对话，并不意味着各主体的利益得到平均分配。翻译是在各主体间维持动态平衡的过程。在《离骚》的翻译活动中，杨宪益和霍克斯都体现了向“他文化”的趋同；在《红楼梦》的翻译活动中，二者都体现了向“我文化”的趋同。这体现了主体从早期寻求他者认可到后期回归自身意识的转变。本论文接着从交互主体性角度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进行了思考。中国古典文化中有一些与交互主体性暗合的思想，如孔子的“仁”和“礼乐说”、孟子的“仁者”和性善论，以及墨子的“兼相爱”和“交相利”等。西方哲学中的交互主体性从“我”出发研究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则更专注于“之间”这个维度。这些思想提倡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睦相处、互惠互利的关系，但更多地依赖于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内在的善良人性。相比而言，西方的交互主体性理论更具理性色彩。交互主体性还有助于建立系统、独立的翻译学科。翻译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独立而成熟的学科，需要有一个统领性的理论为指导，将众多翻译流派在一定程度上整合起来。交互主体性理论提倡各流派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借鉴其他流派的合理之处。通过各流派的渗透整合、多元互补和共同发展，翻译学有望最终成为一门成熟、全面的学科。
谢云才[10]2010年在《文本意义的诠释与翻译》文中认为文学翻译的本质就是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诠释,就是将源语文本的艺术形象移植于译语文本之中,这是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翻译研究实质上就是探索和分析文本意义诠释与转换的过程和结果,就是从理论上描述和揭示运用不同的文学语言塑造同一艺术形象时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和客观规律。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诠释的学科,诠释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实质上也是文本的意义,其根本任务就是探索意义理解和诠释的本质特征。就这个意义而言,当代诠释学所展现出的全新理论视野,理所当然应该视为翻译研究的他山之石。当然,作为不同的理论学科,诠释学与翻译理论针对文本意义的研究在方式和目的上有所不同,各自关注的侧重点并非一样,这也正是我们借助诠释学理论研究翻译问题应该辩证理解诠释学理论内涵的宗旨所在,也是应该具有的科学态度和理论视域。作为主要针对文本意义语内理解、阐释和研究的诠释学究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哪些基本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为翻译视角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诠释带来了哪些思想洞见,翻译过程涉及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如何借鉴诠释学原理予以解释,文本意义的语内诠释与语际诠释有哪些不同,如何才能将诠释学理论有机地运用于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诠释之中——所有这些都是翻译研究应该思考的问题。正是基于上述这些问题,以诠释学关于文学文本的意义理解为理论基础,将诠释学原理应用性地阐释和阐释性地应用于文本意义的翻译研究中,这是本文最重要的表述方式。同时,在诠释学基本理论框架下,根据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借鉴其他学科相关理论进行针对性的探讨,其基本观点也作为本文探讨文本意义翻译诠释的重要理论参照,这是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本文将运用诠释学的基本原理探讨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即文本意义的诠释及其翻译转换,本文始终将文本意义作为核心概念贯穿于本文的论述之中,其中对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方面,譬如意义含义的理解、文本意义的概念内涵以及主客观属性、文本意义的形态结构特征、文本意义翻译诠释的主客观因素、文本意义翻译诠释的合适度、文本意义翻译转换的特点等诸多问题,尝试以新的视角做出系统全面的探讨和阐述。本文共分前言、正文、结束语、参考文献四个部分。“前言”。这一部分简要介绍本文的选题动机、研究任务、研究方法、研究新意、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研究所借鉴的语料来源。第一章“绪论:文本意义的诠释学向度”。本章为本文理论阐述的核心部分。首先简要叙述诠释学与翻译研究的内在联系并回顾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引出本文的选题目的以及研究价值。本章阐述的理论重点在于以下几点,1.从哲学层面阐述意义的多层含义及其基本特征;2.基于哲学层面的意义含义,界定诠释学视角文本意义的概念内涵,进而论述文本意义客观性与主观性辩证统一的本质特征;3.在区分意义与含义异同的基础上论述文本本意与文本意义和作者本意与文本本意之间的辩证关系;4.简述语内诠释与语际诠释的区别,进而提出借助诠释学理论研究翻译问题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第二章“文本意义翻译诠释的客观因素”。本章基于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与未定性,即文本意义的客观因素,运用文本理论中的“图式论”分析文本意义的形态结构特征。本章重点在于从理论上论述文本的意义具有确定与未定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构成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未定性。然后借助语言哲学理论阐述意义结构的语言文化表现形式,结合翻译实例论述文本意义在翻译诠释的理解阶段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从而论证翻译诠释过程中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与翻译诠释有效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第叁章“文本意义翻译诠释的主观因素”。本章基于文本意义既具有开放性同时又具有确定性的辩证关系,从文本意义翻译诠释的主体,即译者角度对文本意义诠释过程中体现出的主体性问题进行论述。本章重点在于运用诠释学理论中所谓“前见”和“视域融合”的观点,结合翻译实例阐述译者视域在翻译诠释理解阶段的表现特点,进而论证文本意义的未定性与翻译诠释的差异性以及文本意义的确定性与翻译诠释的限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第四章“文本意义翻译诠释的合适度”。本章从译者视域差的角度探讨翻译诠释度的问题。本章重点在于从视域差与诠释度之间的关系角度,通过分析诠释不足和诠释过度的原因来探讨实际诠释度与理想诠释度不相吻合的主客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所谓“诠释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进而证明所谓翻译标准的动态性,同时说明传统翻译理论中所谓“忠实”标准并不符合文学翻译的实际情况。第五章“文本意义翻译转换的特点”。本章侧重于翻译诠释的表达层面,即文本意义诠释的译语表达阶段。本章首先从视域融合角度探讨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的辩证关系,通过源语文本、译语文本和译者叁者之间的视域融合,论证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体现为“同源不同像,相似不相同”,然后从语言文化角度阐述形象转换过程中的重塑性问题。“结束语”。这一部分主要对本文所探讨的内容进行概括和总结,指出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理论创新点,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以及尚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主要参考文献”。这一部分列出本文的主要参考书目、论文题目和语料来源。
参考文献：
[1]. 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D]. 胡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2]. 翻译与游戏[D]. 王姗姗. 山东大学. 2017
[3]. 实践阐释学视域下文本阐释的客观性对翻译的指导意义[D]. 范海祥.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4]. 伽达默尔解释学视域下的“对话”与翻译[D]. 韩梦齐. 黑龙江大学. 2016
[5]. 后现代主义翻译思想研究[D]. 向鹏.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6]. 翻译的修辞学研究[D]. 张瑜.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7]. 功能语境视角下的《中庸》英译本比较研究[D]. 赵常玲. 北京科技大学. 2017
[8]. 翻译批评原则的诠释学研究[D]. 张晓梅. 山东大学. 2013
[9]. 翻译中的交互主体性研究[D]. 罗丹. 南开大学. 2012
[10]. 文本意义的诠释与翻译[D]. 谢云才.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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