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党”思潮的历史与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全民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全民党”思潮的历史演变
究竟什么是“全民党”(All Peoples Party-APP)，各种政治学辞典、有关政党理论的经典著作并没有专门下过定义。从一般对这个概念的运用及自称是“全民党”的党的主张看，所谓“全民党”主要是指相对于阶级政党的、具有全民性质的政党，思想组织上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它对社会结构的基本判断是“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已经消失”，党的社会基础是全体国民，成员来自社会不同的阶级、阶层。第二，它声称其纲领反映全体人民甚至是全人类的利益，即主张要实现“全体国民的价值”或“全人类的价值观”。第三，它的指导思想是多元的，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强调所谓的“思想民主”。第四，它的组织是松散的，主张把政党变成松散的政治俱乐部。
在历史上，最早提出建立“全民党”的是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全民党”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的基本观点。19世纪60年代末，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相继诞生了独立的工人政党，它们大都称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苏黎世“三人团”（因赫希伯格、施拉姆、伯恩斯坦联名发表《德国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得名）鼓吹“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该成为“‘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这是“全民党”的最初提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经过相对“和平”发展时期，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策略也有所改变，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成为可能。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发生分裂，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相继出现。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合法斗争和改良主义道路，实现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告成立。但由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俄国各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在1989到1902年期间，俄国群众的自发斗争不断高涨，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迫切要求有一个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而当时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却处于混乱、分散和动摇的状态。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某些社会主义派别就把党同阶级混为一谈，甚至主张每一个罢工者，每个示威者，每个教授、中学生都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认为党员的称号散布得越广越好。列宁在批驳这些错误观点时，提出了工人阶级政党应当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原则。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都不能包括整个工人阶级，何况党组织。他也坚决反对把党和群众混为一谈，指出，“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473页），如果把党扩大到每个参加工人运动的“罢工者”或每个靠近党、同情党的人，就必然会把党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由于修正主义思想的泛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纷纷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在党的建设上，伯恩斯坦就曾要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叫嚷党不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成为“和平的党”、“民族的党”、“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同它们实行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决裂，抛弃了被它们玷污和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号，恢复了共产党人这个称号。而社会民主党右翼和中派则坚持反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主张取消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使党成为具有“人民性”、“民族性”的改良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彻底脱离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成了国际社会民主党激烈反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纲领。1951年，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的纲领，继承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基本理论，公开用民主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在党的性质上，社会党公开否定党的阶级属性，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宣布自己代表“全人类的利益”，是“容纳一切人的党”，不再坚持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正式宣布：“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接着，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都先后改成了“全民党”、“人民党”、“民族的党”、“群众的党”、“领薪者的党”等等。
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也开始强调共产党是“全民党”、“群众党”、“同胞党”和“民族党”，否定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1961年，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打出了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旗号。他宣布用所谓“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苏共纲领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声称，苏共已经“成为全民政治组织”。赫鲁晓夫提出全民党的目标后，遭到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反对。为此，在1963年7月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和苏联报刊上，赫鲁晓夫再次论证了把苏联共产党建成全民党的几条理由。赫鲁晓夫说，把苏联共产党改变成为“全民党”，是由于：第一，苏联共产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第二，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目标——建成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民的目标。第三，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苏共在自己的队伍里联合着全国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第四，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
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台后，坚持“党本身要进行改革”。1988年，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把他的新思维概括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要求把它作为苏共的目标。这样，就形成了新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彻底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1990年苏共2月中央全会以及苏共28大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写进了苏共纲领，宣布“苏共的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不再是共产主义。从此，改革发生了质的变化。根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苏共28大决定“结束意识形态垄断”，实行“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允许“各种所有制自由平等发展”。在党内“抛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以使党真正成为全民党；取消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改掉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苏东剧变，原苏联东欧国家在进行政党制度变革中，有许多政党宣称自己要建立“全民党”。东欧一些共产党相继正式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宣布抛弃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抛弃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党的理想——共产主义，抛弃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抛弃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条件。
世纪之交，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运动、生态运动、人权运动、女权运动等新的社会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党魁党、阶级政党、团体性政党等传统政党逐渐向所谓“全民化”方向发展。西方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在组织制度、政治纲领等方面进行改革后，其成员构成极其复杂，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过去鲜明的阶级特色逐渐消失，“全民化”趋势明显。这不仅仅是西欧左翼政党的一种竞选战略，而且体现了一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传统政党试图迎合新时代的利益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反映，这在西方具有普遍性，是政党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同时，西欧各国各类政党都在寻找新的发挥作用的途径，它们的政策调整也有其实务性，即着眼于国内，以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为重点，政策灵活务实。这一特点表明，政党政治的兴奋点已经从过去单一的政治斗争目标拓宽到经济社会发展这些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上，政治与经济并重，政党作用发挥的空间比以前更为广大，政党的“全民化”倾向化以前更浓了。
二、“全民党”思潮再次兴起的原因
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政党政治便逐渐成为政治体系的主流。在当今世界，政党的存在几乎是各国普遍的政治现象，以政党为主角的现代政治已经成为世界上普遍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积极分子为维护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围绕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或影响政府而结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政治组织。既然政党是阶级的产物，始终有一个阶级或阶层作为其阶级基础，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政党主张建立“全民党”呢？分析“全民党”思潮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全民党”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以下深刻的原因：
第一，“全民党”思潮是部分政党为争取选民，谋求上台执政或执政后巩固其地位而提出来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西欧的左翼政党以巨大的冲击，社会主义不论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运动都跌入了低谷，西欧各国的工党、社会党威名扫地，一落千丈。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西欧的左翼政党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新的替代战略和新的理论支点，进行理论重建。在理论重建过程中，西欧左翼政党很快也意识到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瓦解对自己的崛起是个大好机会，他们不仅可以把苏联作为批判的反面教材，而且可以彻底突破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分法，突破国家内部左右政治之分，在实践上采取更务实的措施，在社会政治变化中获得更加现实的支持和动力。为了赢得选票和保持执政、参政地位，绝大多数政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纲领和政策，在代表本阶级根本利益的同时，积极协调全社会的利益，通过大力拓展本党社会基础，以作为更广大民众的代言人。20世纪90年代部分政党重建“全民党”就是以此为背景的。
第二，“全民党”思潮是部分政党对产业结构变革带来的阶级阶层结构变革的反应。20世纪下半叶，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变迁和人类认识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技术的发展首先造成了传统产业结构的变革，第一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在有些国家稍有上升，而有些国家（如美国）也有所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显著提高。在第三产业中，信息产业发展最为迅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就业结构的新变化又引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言的那样，随着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主被排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从而这一队伍不断壮大，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事实是，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和阶层结构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第一、二产业所占比重不断缩小，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小企业主阶层整体保持稳定的前提下，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蓝领”工人在减少，而从事非物质生产的“白领”队伍日渐扩大，掌握信息技术的“白领阶层”在社会生产中的影响不断提高，一个庞大的以知识分子、高新技术人才为主的、包括企业主、经理、管理人员、医生、律师、教授、工程师等在内的“中间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力量不断增加的“知识工人”相对的是，没有技术和技术水平低下的工人的经济地位的下降，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传统意义上的终身就业越来越少，临时工、小时工等就业方式会增多。阶级阶层结构的这种变化对以第二产业为基础的工会冲击很大。工会成员数量减少了，原有工会组织内部的和谐一致关系也逐渐被分化。传统的工人阶级过去一直是西欧左翼政党的主要依靠力量，“全民党”思潮的倡导者观察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新变化中“中间群体”日益扩大这一事实，开始意识到他们依靠的主要力量——传统的工人阶级——人数在不断减少。要想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就必须重新确定依靠力量，而他们建立全民党的企图也正是为了迎合占人口多数的中间阶层选民的支持。
第三，全民党思潮是部分政党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解决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的需要。9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世界经济生活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经济全球化步伐大大加快，无论是资本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还是生产与销售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种全球化发展一方面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国际社会的和谐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也有其负面效应：国际竞争的白热化，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炒作，跨国界的走私、贩毒、集团犯罪，人口爆炸、难民狂潮频生，精神颓废、道德沦丧等问题同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内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民族矛盾的凸显甚至激化，分裂主义、排外主义与经济的不景气状况混合在一起，威胁着国内既有的秩序以及民族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全球生存危机的出现使全球忧患意识和现代观念也在快速形成。曾经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直接推动者和最大获益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时也疲于应付。全球问题的出现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单单靠民族国家本身以及冷战时代建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各种国际组织和机制无法解决充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全方位问题。要解决包括国际游资投机、国际犯罪、环境保护、人权保护、消除贫困等在内的跨国界问题，不仅需要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机制，调动民族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组织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协调各种利益要求，而且要超越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差异，克服因自身眼前利益差别造成的分歧，培养所谓维护全球利益的全球价值，以推动全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这也是全民党的倡导者主张建立“全民党”以实现“全体国民的价值”或“全人类价值”的重要原因；
第四，全民党思潮也是不同的党派利益相互磨合，其政策主张相互吸引、趋同这一客观趋势的必然结果。虽然欧洲大多数国家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但长期以来，其政治格局一直在左、右翼两大派别之间摇摆，可以说是“多党两极格局”。如果从执政风格和具体的方针政策看，两大派别仍具有不同的特点，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即使在两派尖锐对立的时期，他们各自的阵营内部也存在温和、保守、自由派别之分。而长期的政党斗争实践已使他们认识到：没有一种单一的政策可以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复杂问题，在保留本党特色的同时，必须借鉴他党行之有效的政策为己所用。90年代西欧左翼政党之所以能够东山再起，他们的“全民党”主张之所以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就是西欧左翼政党适应政治多极化、民主化发展进行自我调整的一种结果。
三、“全民党”思潮评析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告诉我们，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
从概念上看，“全民党”(All Peoples Party-APP)这个提法本身是不成立的。首先，我们从“党”这个概念来看。在西方，Party（党）是由Part（部分）演变而来的，来源于拉丁文的Pars，意思是部分而非全体，故“党”与“派”(faction、gang)大抵相同，最初都是指一部分意见或利害相同的人的结合，其所作所为，无非是党同伐异，这和我国历史上“朋党”概念的意思是一致的。其次，我们再从“政党”这个概论来看，政党是部分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团体。从理论上讲，如果在全体国民中，每个人对政治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则无结合政党之必要，相反，如果每个人对政治问题的意见都不一致，亦无结合政党的可能。所以政党必须是部分对政治有兴趣，而且政治主张相同的人所结合的团体。“全民”和“政党”这两个词是联系不到一起的，“全民党”这个提法是不能成立的。
从政党属性来看，“全民党”理论不符合政党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告诉我们：政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任何政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阶级基础之上，反映一定阶级的本质特征，体现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以实现其阶级经济和政治理想为奋斗目标的，因而都是阶级的政党。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政党就一定是阶级的政党。恩格斯指出：“阶级对立，……是政党形成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192页）。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的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151页）。这表明，政党是阶级的一部分，又是阶级的政治核心，组织者和领导者。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一旦阶级消灭，政党就不存在了，共产党也不例外。政党的消亡是与阶级消亡相联系的。“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468页）。因此，有阶级，就谈不上是全民党；如果是全民的，政党就会消亡，所谓超阶级的“全民党”是根本不存在的。
从政党的指导思想看，主张政党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依据也是不对的。世界各国政党政治发展历史证明，任何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主张或指导思想。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没有思想灵魂，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就会归于失败。从政党政治的发展来看，政党原来就是一批有主张有理想有政治目标者组成的政治集团。因此，政党应该有其主义作为指导。孙中山先生曾说，“政党以主义而成立”。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23页）“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4卷，380页。转引自《斯大林选集》上卷，200页）一个政党如果不标明其理想与主义，则必然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的政党都十分明确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都特别注重强化自己的意识形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伟大旗帜。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39～40页）这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苏联共产党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用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改变了“主义”，搞乱了共产党内部的思想意识，使党丧失了先进性和凝聚力。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江泽民：《论“三个代表”》，165页）
从政党发展史看，自政党产生以来，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全民党。当今世界，由于阶级并没有消灭，因而没有真正的全民党，但有自称是全民性质的政党，也有把政党名称叫做“全民党”的政党。如1962年成立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在1989年召开的“五大”上改名为“全民党”。该党之所以更名为全民党，是因为根据莫桑比克政党法规定：各党派必须遵循维护国家统一、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巩固莫桑比克民主三项原则，各政党必须具有全国性质，不得以个别地区、部落、宗教为基础；必须有利于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不得谋求通过暴力改变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不得搞分裂主义；每省至少有100名党员方能登记，其总部必须设在首都。因此，所谓莫桑比克全民党，实际上只是相对于地区性政党而言的全国性的政党，类似于西欧社会民主党。此外，尼日利亚第二大党——全民党，实际上是一个地区性的政党，因为主要成员来自西部约鲁巴族聚居地区。此外，还有加纳全民党，也只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在评析“全民党”思潮时，还有两点我们是必须明确的：第一，明确党的阶级性和允许不同阶层出身的人加入党组织是两回事。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以外，还包括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并不是作为其他阶级的代表来参加党的。他们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如果有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有人说，把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都吸收到党内，就意味着把我们党变成了“全民党”。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能把面向社会各阶层吸收党员和“全民党”等同起来。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党就对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向他们开门”。我们通常把社会民主党叫做“全民党”，主要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向社会各阶层开放，而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为了把选民群众吸引到自己身边，赢得更多的选票，强调任何人不分世界观，不分宗教信仰，只要愿意，都可以成为党员。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并不等于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人都可以入党，就如同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不等于所有工人都可以成为党员一样。我们要吸收的是这些阶层和群体中的优秀分子。这和所谓的“全民党”毫无干系。第二，党的先进性和党的社会基础的广泛性既有联系，但也有区别。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有人据此认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也就自然变成的“全民党”。这是曲解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社会基础的广泛的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但同时必须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先进性本身就要求党同时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通过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来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即做到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统一，党才真正有资格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起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党的性质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但党的性质并不是“全民的”。也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始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全民党”的依据也是不对的。有的主张将中国共产党更名为“全民党”，其中一个理由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它的对立面——工人阶级也就随之消亡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再宣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就没有必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告诉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规律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同时产生和发展的，但不能因此简单地理解为这两个对抗阶级一定同时消灭。资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行剥夺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失去其占有的生产资料而被消灭，无产阶级则将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随着阶级差别的消失而消亡。当前，我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工人阶级队伍在数量上、质量上和内部结构上都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不断发展。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虽然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有时还可能激化。因此，主张建立“全民党”的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世界政党史的全部经验，包括苏共所谓“全民党”的破产，反复证明，只有全国性的政党（相对于地区性政党而言）、国际性的政党（相对于民族政党而言）和自称为“全民党”的政党（实质是阶级性的政党或民族性的政党），而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全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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