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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 －3316（2000）04－0049－05
在以往的翻译理论研究中，大部分工作主要集中于翻译标准的探讨，“从严复的‘信、达、雅’到钱钟书的‘化境’说，都集中于对翻译导向的总体把握，而很少甚至不涉及翻译过程中具体的操作技巧”[1 ]。60年代初由美国翻译理论家Eugene Nida （尤金·奈达）博士提出，现在仍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热点的“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概念也是对翻译导向的总体把握。翻译导向的总体把握固然重要，但从源语到目的语之间，或者说在翻译活动中，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如果忽视这一过程的研究，过份强调整个翻译活动的起点和终端，那么，翻译理论的研究就不够健全，甚至会在一定的程度上脱离译者，从而造成“翻译理论脱离译者，译者当然也远离翻译理论” [2]的结果，这样，翻译理论的研究在指导翻译实践上的作用就要打上一个折扣。为了使翻译理论在指导翻译实践上充分发挥作用，为提高翻译水平服务，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必须考虑翻译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办法。本文拟从语言转换、文化内涵的翻译以及译者的心理活动三个方面探讨翻译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讨论对这些问题的可能处理办法，旨在对翻译过程研究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语言转换过程
古今明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是把一个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活动，它包含着一个对原文含义的理解逐步深入，对原文含义的表达逐步完善的过程”[3]。表面看来， 这一定义不难理解，但仔细推敲起来，“理解逐步深入”和“表达逐步完善”这十二个字中隐含了在翻译过程中可能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先分析原文含义的理解过程。理解是翻译的第一步，是翻译的基础，对原文含义的理解深刻程度直接关系到翻译结果的质量，即译文的质量。在把外语译成汉语时，译者往往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仔细推敲原文的意义，但在把汉语译成外语时，往往存在对汉语原文不求甚解的现象，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汉语是我们的母语，而对母语的理解当然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如何表达。“但正是这种优势，往往导致译者在理解原文时不求甚解，容易受重直觉、重具象、重整体这一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忽视汉语词义一般较笼统，表意较模糊的特点，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或错误”[4]。汉语是人文文化中的语言， 它重意会、轻言传，不仅词义较笼统，而且句子的含义、各句之间的关系等也往往是隐含的，要靠读者自己去体会。我们生活在这一文化中，长期受它的熏陶，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方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受着直觉的影响，抓住表象，对原文所表达的深层含义不去仔细推敲，这无疑会影响表达的质量。这是一个译者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译者必须仔细推敲、理解词的含义、句子的含义、各句之间的关系等，而且这种理解不能只是字面上的，更为重要的是隐含于字里行间的深层含义。
理解过程中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语言所表达的深层含义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作者对该社会的认识和态度以及作者本人的背景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文学文本中尤其如此。因此，要深刻、透彻地理解原文，就必须深刻、透彻地了解他对该社会的认识和态度，深刻、透彻地了解他的背景。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是在拿起笔来开始翻译活动前必须经历的过程。如果跳过这一过程，则所理解的只能是原文字面的意义，隐含于字里行间的深层意义就无法理解，在翻译时就会失去。这样的译文只能是肤浅的。正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结果，许多严肃的译者在开始翻译前先行研究原文作者的社会背景及作者本人，这实在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对原文的理解过程还包含对新知识的学习过程。译者的知识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但在翻译过程中，他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其中有些知识可能超出了他原有的知识范围，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译者既懂天文又懂地理，既懂医学又懂土木。如果他所翻译的原文中的知识超出他的知识范围，他就必须去学习。这种学习不是要求非知其所以然不可，但最少要知其然，否则翻译是无法进行的。“译学是‘百科学’和译者是‘杂家’的比喻，是一点也不过分的”[5]。
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也就是对原文含义的理解逐步深入的过程。只有在深入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才能着手用目的语对原文的含义进行表达。下面来分析原文含义的表达过程。
对原文含义的表达过程也是一个复杂而艰苦的过程。现在翻译界不少人在热烈讨论60年代初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博士提出的“动态对等”概念，这里的“动态”本身就意味着翻译中的表达是一个复杂而艰苦的过程。1999年7月25日， 奈达博士在南京师范大学作了有关翻译理论的学术报告。在他被问及他所提出的“动态对等 ”在翻译实践中能否达到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NO”，他指出，这只是一个目标。尽管这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但它是在翻译实践中大家都尽力追求贴近的目标，这本身就意味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付出的艰辛劳动。
“动态对等”属于翻译等值论。所谓等值，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文体等值、社会文化等值和语言等值，其中语言等值又可进一步分为语用等值、语法等值和语义等值”[6]。从这里可以看出， 在用目的语对原文含义进行表达时很难面面俱到，很难做到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达到等值。因此，在表达过程中就存在一个奈达博士在南京师范大学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如何在“maximum level of translation”（最高水平翻译）和“minimum level of translation”（最低水平翻译）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这一选择过程就是对各种等值进行权衡的过程，译者很难做到一蹴而就，他可能要几易其稿，使表达逐步完善，尽最大努力贴近最高水平翻译。这是一个动态过程，而最终的译文就是这一动态过程的结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过程中，包含着对原文的理解、对原文作者所处社会的了解、对作者对该社会的认识和态度及作者本人背景的了解、新知识的学习以及在表达时如何尽可能地贴近“等值”等一系列的过程。这一系列的过程只是反映了翻译过程的一个方面。下面讨论翻译过程的第二个方面——文化内涵翻译过程。
二、文化内涵翻译过程
奈达指出：“Language and culture cannot exist without each other”[6]。（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的。）正是这种语言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只考虑语言的转换是不够的，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不可能的，必须考虑文化内涵的翻译。王宁甚至提出“必须对翻译（translation ）这一术语有着全面的和全新的理解：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7]。在某种意义上， 文化内涵的翻译过程比语言的转换过程更为复杂。文化内涵的处理比文字的处理更为艰难，因为在这一种过程中“不可能简单到将源语文化介绍和纳入到译语文化当中去就算大功告成，译本还要接受译语文化相应的改造，从而适应译语读者的阅读视野”[8]。 这就给译者提出了一系列必须认真考虑的严肃的问题：哪些源语文化需要尽量不变地翻译？哪些可以改造？哪些必须改造？要改造到什么程度才能适应译语读者的阅读视野？这些问题的处理涉及文化内涵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的诸多因素。
第一个问题的处理涉及源语中文化的捕捉。如前所述，语言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在语言中反映出来，同时这两者又总是在不断互相影响着。这两者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就使得从源语中去捕捉文化成为文化内涵翻译过程中必须走出的第一步，而且这一步走得好环直接影响到文化内涵的翻译质量，如果捕捉不到源语中的文化，就谈不上源语中文化内涵的处理。奈达认为，“A failure to capture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in a foreign culture stems largely from the fact that people have
no
mentalframework into wihch various traits of a culture can fit”[9] 。（之所以不能捕获外国文化中一些基本要素，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们没有一个可以把文化的各种痕迹归入进去的思想框架。）为了给译者提供一个捕捉文化的思想框架，奈达把文化这一大概念具体化，分成五类，即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从源语中捕捉文化就变得比较容易操作了。
在捕获到源语中的文化以后，在处理前必须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化在源语中的重要程度。这种重要程度的判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大家都能接受的、通用的标准来衡量某种文化的重要程度，或某种文化现象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的重要程度。没有人可以绝对地说这种文化重要，那种文化不重要，这种文化现象重要，那种文化现象不重要。但在文化内涵的翻译过程中，文化内涵重要程度的判断是必须进行的，因为这涉及处理方法的使用。虽然文化是一涵盖面很广的概念，但也不能看成是一个无所不装的大箩筐，至少不是装在这个箩筐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同等重要的。虽然没有一个标准作为判断的依据，但在判断中有一些因素是应该考虑、权衡的，比如说源文的种类、源文的目的、源文中文化的严肃性、源文中文化在该国或该地区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要由译者个人来综合、来分析、来衡量，并作出判断。这种综合、分析、衡量、判断的过程，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过程，最终的判断结果总会影响到译者对源文中文化内涵的处理方法的使用，并在译文中反映出来。
在捕获到文化内涵并对其重要性作出判断以后，译者就面临着具体处理问题，即哪些文化内涵不应改造或不需改造，哪些可以改造或必须改造，又改造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采用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还是采用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属的归化。异化和归化是文化内涵翻译的两个终极办法，是处于一系列可选择方案两端的方法。在确定哪些文化内涵不应归化、哪些可以归化、又归化到什么程度的过程中，除了考虑上面讨论的文化内涵在源语中的重要性外，译者还须考虑两个因素：翻译的目的和译文的潜在读者群。
就翻译目的而论，介绍源语所在文化在翻译目的中所占份量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有些翻译的主要目的与源语所在文化关系不大，如科技翻译；有些翻译的目的主要是介绍源语所在文化，如介绍源语国家社会文化一类文本的翻译；还有处于两者之间的，如文学文本的翻译。从翻译目的这一角度考虑，介绍源语所在文化在翻译中所占份量越大，留给归化的余地就越小，翻译中所选方案就应越贴近异化；换言之，可改造的余地越小，可改造的程度就越低。
就译文潜在读者群而论，在文化内涵翻译过程中首先应对他们的外来文化的理解能力有一个尽量正确的估计，因为对源语文化要否改造和改造到什么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此为根据的。他们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力越强，归化处理的必要性就越低，翻译中所选方案就可以越贴近异化；换言之，对源语文化改造的必要性就越低，需改造的程度也越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内涵的翻译最少包含了两个过程：一是捕捉文化并判断其在源语中的重要性，以决定哪些文化内涵可以改造；二是考虑翻译目的和估计译文潜在读者群对外来文化的理解能力，以确定源语文化改造的容许性、必要性和改造程度。
三、译者的心理活动过程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思路自由发挥，用自己的方式充分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体会文本的含义，他可以根据自己的体会自由地对译文文本进行赞扬、抱怨、批评甚至批判。但是，与作者和读者不同，译者不是一个自由人，在翻译过程中，他受着各种因素的制约。“译者既要忠实于原作者，又要服务于译文读者，所以有人说译者是‘一仆二主’”[10]。仆人要看主人的眼色，按主人的意志行事，看一个主人的眼色已经不容易了，看两个主人的眼色就更不容易了，尤其是看一大群素养不同、品味不同、眼光不同的读者群的眼色。在广大读者群中不乏各种能人、各类行家、各种评论家，还有善于“吹毛求疵”的批评家。这些读者会有一些人去研究源文，同时研究译文，去剖析、去推敲，按理论上的翻译标准或实际阅读的可读性需要来判断、来评议译文是否达到了“形似”、“神似”和“化境”，是否达到了“信、达、雅”，是否做到了“忠实、通顺”；还会有人去研究源文中文化内涵的处理，去剖析，去推敲，以不同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去透视文化内涵是否阐释了，阐释得是否贴切、清楚、易懂，“异化”或“归化”处理方法的使用和“异化”或“归化”的程度是否得当。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都意识到这些因素，都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因此，整个翻译活动过程都伴随着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会像一条锁链一样束缚着他，解之不开；会像一个幽灵一样纠缠着他，拂之不去。这种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伴随着整个翻译活动过程，作用于翻译活动，对包括语言转换和文化内涵翻译在内的一切活动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必然会在翻译活动的结果——译文中反映出来。
首先，在语言转换过程中，译者所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而两种不同语言的后面是两大片不同文化中所产生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译者清楚地知道他应该用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把源语译成目的语，以适应译文读者的习惯，但源语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在不停地影响着他。他想摆脱这种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断萦回于他的脑际，似乎在不断提醒他必须在源文意义、源文文体、作者风格等等方面忠贞不二。从自身安全考虑，译者很不愿意越雷池一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把外语译成汉语时不少译文总是带有外国腔，而把汉语译成外语时外语中又带有中国腔的原因之一。
其次，在文化阐释的过程中，这种自身安全意识也一直在影响着译者。即使译者对他所面临的两大片文化都非常了解，即使他在翻译过程中能捕获到源语中所有的文化痕迹，即使他对潜在读者群文化方面的素养有了正确的估计，即使他对“归化”和“异化”有很深的研究，在确定使用“归化”或“异化”手段上和“归化”或“异化”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受着源语文化的影响。源语文化就在译者面前存在着，即使他知道潜在读者群可能不了解源语中的某些文化现象，即使他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应采用“归化”手段，但他也会举棋不定，因为他不可能无视那些文化现象的存在，不在翻译中反映出来，把自己置于一个不安全的位置。因此，即使他知道该有一些“创造性”，但也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把自身安全放到首位。这种心理状态在政治敏感性很强的国家、在碰到的文化问题政治色彩很浓的场合，反映得尤为突出。一般说来，译者所在国家的政治敏感性越强，所涉及的文化问题政治色彩越浓，译者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就越多，就越不愿意使用“归化”。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是一个非常自然、译者自己较难控制的过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在一系列的心理活动过程中，不少会对翻译造成不利的影响。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译者应该抱有两个基本态度：一方面要有‘克己’意识，一方面要有‘创造’意识。这两种意识既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译者必须两者皆有，以便“戴着手铐脚镣跳出令人赏心悦目的‘舞蹈’来”[11]。
翻译理论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但是，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应该包括进翻译过程的研究，因为缺少了这一部分，翻译理论的研究不能说是健全的。但到目前为止，翻译理论研究的状况正如吴义诚所指出的，“译论工作者研究的似乎只是翻译行为的最终结果，即翻译实践的结果，而非翻译实践本身。……笔者认为，将翻译区分为‘结果’与‘过程’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使我们意识到译论研究的偏差与缺陷，同时又能够为我们全面认识翻译的本质提供一种可能”[12]。本文从语言转换、文化内涵翻译和译者心理活动三个方面初步探讨了翻译过程和在此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出这些问题的可能处理办法。翻译过程的研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里的研究旨在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