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市农业现代化的驱动因素：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顺德论文,技术进步论文,制度创新论文,因素论文,农业现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顺德农业现代化的历程表明技术进步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创新改进资源的配置效率是同样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率提高改变了资源的稀缺性和产品要素的相对价格，并对制度变革产生诱因压力；而另一方面，农民对新的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又依赖于对制度环境的认知以及制度为他们提供产权保障和支持。在此。我们将首先讨论顺德市农业制度革新的内在机理与过程以及农业技术创新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的内在联系及其对顺德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意义。
一、制度不均衡中的经济诱因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珠三角一带人口规模及其对农副产品的需求急剧扩张。尤其是淡水（养殖）鱼类与畜牧产品的价格上升幅度很大，从而对淡水养殖业与畜牧业的规模经营产生需求，另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对土地要素的需求也增加。于是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顺德农业土地要素的价值存在上升的压力。但在“均田式”的农业家庭承包制下，不均衡的潜在的土地要素收益却难以实现。主要表现在：其一，按人均分田的农地制度使得土地极其细碎与分散，无法实现规模经营。其二，家庭承包还制约土地的流转与集中。其三，由于耕地存在流转与交易的刚性，“均田分包”的农地承包制难以形成合理的“土地租金”，不能反映土地要素的实际收益率。不均衡中的潜在土地要素收入流对顺德农地制度的变革产生了强烈的诱致需求。
制度不均衡凸现的第二个经济诱因是社区集体资产收益权与控制权的模糊制约了农民对集体经济效益的获得，由此产生了对集体资产产权明晰的需求。
制度不均衡中第三个重要的经济诱因是引进优质（鱼苗、花卉）良种等技术进步的潜在经济收入流的实现，对市场中介组织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非市场制度的诱致需求。当面向市场从事专业化经营时，农户面临的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农户在选择引入新的优质鱼苗或花卉品种时，农户对信息、技术服务的需求就十分强烈。此时，政府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通过制度建设帮助农民规避风险（朱玲，1996）。
二、三元变迁主体的形成与制度供给的变化
1.三元变迁主体的形成
顺德农村制度变迁是由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参与推动的，具体来说，有以下行动主体：
（1）农户的分化与种田能手形成制度创新的主体。随着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留在农村继续务农的农户逐步分化成两类，一类是所谓“3860部队”（老人与妇女）型的农户对农地进行粗放式经营，甚至丢荒、弃耕；另一类是具有较丰富经验，愿意务农，并且试图扩大经营规模的种田能手。粗放型农户经营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很低。作为种田能手的农户在农副产品价格上升的诱因下有扩大经营规模的经济刺激和冲动。但是，农地分散细碎化及其产权集体所有的性质，严重限制了土地流转交易的可能性。于是，农户既然不能以支付租金率和市场交易的方式获取耕地，就只能转而发出变革农地制度的“呼声”。作为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农户首先将要求变革的“声音”传递给社区土地的所有者代表村委会与经济社。从类似的分析可知，农户对经济社集体资产的控制权和剩余收益权的模糊和管理低效率、分配的平均主义显示“不满”；同时，对提供公共物品的非市场制度和市场中介组织产生需求，因而，农户同时是股份合作社组织和市场中介组织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
（2）村委会和经济社成为制度变革的主体。应该说，对农土地制度的变革，村委会和经济社的态度和行动上都是十分积极的，原因在于：一是作为社区土地法律上的所有者，村委会和经济社不愿意看到大量耕地被丢荒弃耕，或被低效率地经营；二是从增加经济社集体租金收入的角度看，村委会和经济社也具有收回集中被弃耕或粗放经营的土地，并再发包的强烈动机。但是，对股份合作制的创新和区域设置的改造，村委会和经济社的态度就复杂多了。除了少数特殊原因外，大部分村委会和经济社成员或对改革具有抵触情绪，或设法在改革中寻找好处（租金）。因为针对经济社集体（经济）产权明晰化的改造可能会削弱部分经济社成员对集体资产的控制权，甚至包括寻租的能力与机会。而农村区域设置的配套改革更有可能使相当一大批干部失去职位而被精减掉。但是，对确有能力并能预期到成为改革受益者（如被提升或就任股份合作社的主要经理、董事长可享受股份奖励等）的村委会、经济社成员却可能积极支持、推动制度创新。
（3）作为制度变革主体的地方政府。顺德市政府（包括地方乡镇政府）是1993年至1994年农村改革的创新者和具体实施者，成为制度创新的主要“制度供给”者和创新主体。其积极性来源于：无论是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与集中，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土地要素的配置效率的农地制度的改革，还是明晰集体经济产权的股份合作组织创新以及培育市场中介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非市场制度创新都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一方面既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租金），同时也增加了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集体经济收入，这些有利于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福利的改善；另一方面，也符合地方政府创造政绩，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目标。所以，地方政府对制度创新的支持和策划是十分积极的，而制度供给其他方面的变化不仅进一步激励地方政府主导改革的意愿，而且也大大地降低政府主导制度创新的交易成本（温思美，1999）。
2.制度供给其他方面的变化
首先，制度环境的松动。家庭联产承包制取代人民公社以后，农村土地制度并没有随之改变，而仍然继承了原有的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这一制度安排通过宪法的确认而成为农村最基本的制度的环境。这意味着顺德农村任何制度创新都必须在现有土地的集体所有的框架内进行。制度环境刚性决定了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孙良媛等，2000）。但是，1989年修改的宪法允许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这为农地制度或者说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的创新提供依据。而在80年代，中央赋予广东一系列特殊政策的刺激之下，广东省政府在全国率先推出一系列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举措，对顺德的制度创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与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上方面极大地放宽和减少了顺德市政府在推动农村制度创新方面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和各种思想阻力，从而扩大了制度选择集合的范围。
其次，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可以减少地方政府（政治企业家）为制度变革动员集体行动的成本（速水、拉坦，2000）。顺德人思想活跃、作风务实、商品意识浓、富有创新精神；而且还具有开放的心态。至今，顺德市已有四十多万祖籍顺德的华侨、港澳台胞，同海外具有广泛的联系。随着工业化进程中二、三产业的发展，大部分顺德农村人已不再以土地为谋生的手段。因此顺德人以其开放的思想观念，强烈的商品意识，大部分都能领悟和意识到农村改革将会带给他们实在的经济利益，从而积极地参与并支持农村的制度创新。这种广泛参与式的集体行动改善了改革的环境，并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制度创新的交易成本。”
三、制度创新的过程及表现形式
1993年下半年至1994年，顺德市政府正式在全市农村全面推行以完善土地承包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同时到位的综合改革，其核心和重点是完善土地承包制，同时推行股份合作制和改革村委会建制，调整区域设置。这是一场政府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其手段却具有强制性，由各地方（镇）政府和新组建的村委会（管理区）和股份合作社组织实施。农地制度创新的核心是以股权形式确认村民对股份合作社土地的承包权以及由此派生的收益权长期不变的基础上，实行土地承包“三改”：
1.改按人均包为按需投包。一部分从事二、三产业的承包户按一定程序和规定把土地交回集体，由集体统一重新发包，公开竞投，让种养能手集中更多耕地，扩大经营规模。据统计，全市已转移二、三产业而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农户有7.5万户，占农户总数44.8％，交回集体的耕地23.8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4.5％。全市由平均分配式承包改为投标承包的土地为34.7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5％。
2.改分散承包为连片承包。农户把土地交回集体后，由集体统一做好农田保护区、工业开发区和商业住宅区“三区”规划，并对基地进行连片整治，按照标准化、规格化改造土地，实现“三通”（通路、通水、通电）至田头，再向农户连片发包。目前，全市53.4万亩基地，承包户为7.6万户，占农户总数44.8％，平均每户承包7亩地。
3.改长期承包为短期承包。均包改投包后，承包期不再是一定15年或30年不变。土地用于花卉栽培、水产养殖的，新的承包期一般4～5年，林、果作物则适当延长承包期。股份合作社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合理调整投标承包期限和承包上交款（顺德农业发展局，1998）。在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过程中，顺德农村调整区域设置和推行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也同步进行。取消以原生产队为单位设置村委会和经济合作社的建制，原则上以管理区（生产大队）为单位设置村委会和股份合作社，个别规模较大或条件暂不具备的管理区，可按自然村为单位设置村委会和股份合作社，以调整和优化农村区域设置。
与农地制度变革同时进行的股份合作社组织制度创新也是十分关键的。在改革村委会建制的基础上，各村组建股份合作社，将全村集体资产进行清算，并折股量化到个人。在广泛征询意见的基础上，制订好股份合作社章程，经股东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报地方政府审批实施。然后依据章程选举产生股份社组织机构，包括股东代表大会与股份社理事会，同时成立财务监督小组。股份合作社章程明确规定股份社内部各项具体的管理制度，确定了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调整和改善了农村内部各种经济关系，初步建立了股份合作社内部的效益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
除了上述“三位一体”的制度创新外，地方政府与社区股份合作社主导下的农业科研及其推广组织体系的发展，专业市场等中介组织以及行业商会专业技术协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也是顺德十分重要的农业制度创新。
四、农业技术创新的过程特征与创新机制
顺德市是华南著名的花卉产地，也是国家级（淡水）渔业现代化示范区，具有优越的花卉种植和淡水养殖条件。作为顺德现代农业的两个主导产业，花卉种植和淡水养殖业过去十多年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农业技术创新带来的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顺德花卉产业与淡水养殖业完全改变了传统的小农生产与“桑基鱼塘”模式，广泛采用工厂化生产、企业化管理和专业化销售的运作方式，花卉品种与优质鱼苗的培育和生产技术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1.市场开放与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
8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粮食、棉花等少数农产品的收购和批发仍由政府垄断经营之外，渔、花卉、畜牧等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和交易逐步放开经营，农业生产的经营决策逐渐从政府手中转移到以农户为代表的生产者手中。市场开放具有两个效应：一方面产生了以利益最大化为特征的具有经营决策权的农业技术创新主体即作为生产者的农户；另一方面形成了以自由交易为基础的市场价格，而正是（产品）市场价格能够有效地识别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并为技术创新提供以节约稀缺要素的经济诱因。
但是，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与市场规模的扩张还有赖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在这方面，地方政府积极转变职能，利用其组织动员能力，为市场培育提供资源和服务（温思美，1999）。可以说，顺德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这些市场中介组织的建立和运作。以顺德市陈村镇为例，为了开拓国内外的花卉市场，镇政府自1981年起，每年举办大型春节花市，吸引了大批海内外客商云集陈村，花市期间的销售额约占全年该镇花卉销售额的1/2。1998年陈村镇划出667hm[2]土地，设立集生产、科研、销售、信息、服务于一体的中国最大花卉交易市场——陈村花卉交易世界，该交易市场已经接纳国内外100多家著名花商进场经营。2000年花卉交易额已达近7亿元，有力促进了花卉产业的技术进步。在水产渔业方面，顺德已建成乐从、伦教两个水产交易市场（日交易量80多吨）。目前正在计划筹建一个规模大、综合性强和现代化的大型水产综合批发市场。
2.多元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形成
90年代初政府举办的各种研究机构（如顺德农科所、畜牧水产研究所和陈村花卉研究所等）为了适应市场化的环境，开始纷纷实行企业化管理，并逐渐同政府分离。目前，政府办的研究机构大都已转制成为独立的科研生产型企业，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如顺德市有各类优质鱼苗繁育场130多个，年生产各种鱼苗200亿尾。顺德市农科所花卉种苗的开发和培育能力大幅度提高，年组培小苗能力达1000万株，产品有半数销给陈村镇的种花专业户。此外，由民间和外商设立的高新技术公司逐步成为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的重要力量。如渔业有代表性的是顺德市新世纪农业有限公司（加洲鲈良种繁育场），德胜电厂甲鱼场的加洲鲈鱼、中华鳖良种繁育场等。花卉行业有代表性的公司有落户陈村镇的台湾成美园艺公司、由海内外退休教授组成的陈村镇高新技术园艺公司和由种花专业户发展起来的顺峰园艺公司等，这些公司集新产品的引进、技术开发、淡水养殖或花卉种植和推销于一体，给传统的顺德淡水养殖业和花卉产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带动了一大批养殖种花专业户的技术进步。
目前，顺德市养殖渔业与花卉产业已经形成了以地方政府、技术龙头公司（具备新产品开发能力的渔业和园业公司和研究机构）和种养大户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和扩散体系。这些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参与者以市场为基础，逐渐形成了较稳定的分工合作关系，共同推进了顺德淡水养殖与花卉产业的技术进步。
地方政府对新产品的引进、开发和推广工作一般不予干预，但对一些高风险和具有显著外部性的创新项目则由政府提供资助，将研究项目委托给专业研究机构承担。技术龙头公司承担了开发新产品和从国外引进最新品种的工作，培育出的鱼苗或花卉小苗有一部分留在公司饲养或种出成品出售，其余鱼苗或花苗则出售给养殖或种植大户。在每个养殖或种植大户下面，往往还有为数更多的农户，他们从养殖或种植大户、龙头公司手中接受鱼苗或花苗并接受技术指导，将鱼苗饲养或花苗种植出成品后再交由种养大户或龙头公司收购，或直接在市场上销售。
3.多元主体的技术推广扩散体系的形成
自80年代末以来，各种专业技术协会和行业商会在政府（有关科研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纷纷成立运作起来，并成为公共科研机构或行业主管部门同广大农户之间进行技术信息服务联系的纽带。如顺德农业发展局通过市优质水产商会和市饲料商会联合一大批进行规模经营的龙头企业，包括水产养殖、加工、销售和饲料生产商组成行业商会，定期交流，互通信息、订立规则和协调价格。1999年顺德市优质水产商会出版简报23期，市饲料商会出版简报22期，形成一个庞大而有效的技术推广扩散体系，辐射带动众多的农业企业和专业户，运用现代先进的农业技术。通过这一技术推广体系，种养大户可以及时便利地获得优质种苗和饲料、技术指导和信息服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顺德市政府及时设立了一个“顺德农业信息网”，大大提升了专业技术协会与行业商会推广扩散农业技术的能力。
包括农业信息网络在内的农业技术推广与扩散组织体系非常依赖于政府的投资与支持。原因在于这类组织体系具有很强正面溢出效应的公共物品特性。私人投资者由于难以依赖收费直接回收投资，而严重缺乏经济激励。如果将农业技术推广与扩散这类技术与信息产品完全交由私人（民间）厂商，那就不能指望获得这种产品的社会最优供给水平（速水、拉坦，2000）。因而，政府对组织体系及网络技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就显得尤为重要。
五、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及其对农业现代化驱动作用
1.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互动机制
顺德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革新与技术进步表明，农村制度创新不仅为农业技术进步提供了产权保障与激励机制，而且还为技术创新创造了组织体系与载体，如公共研究机构、龙头技术企业、市场中介组织与专业技术协会或行业商会等，而另一方面，农业技术创新则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变了资源的稀缺性和产品要素相对价格，从而对制度变革产生诱因与压力。
首先，制度创新对技术进步的产权保障与激励效应。在1993年农村改革以前，顺德农村户均耕地仅有3亩，而且分散细碎，许多农户经营农业十分粗放，资金技术投入水平很低。但是，农地制度改革之后，农田得到广泛的集中、规划与整治，形成标准化与规格化。新的农地制度通过竞标的方式选择最有经营能力的经营者，并且激励投标承包土地的经营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仅要集约经营、投入资金、购置设备，而且还要引进优质种苗（鱼苗或花卉苗等），运用新的技术，以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总之，农地制度的创新有效地刺激顺德农业技术的进步，并且为技术进步创造的收益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次，制度创新也为技术进步创造了组织体系与载体。农业研究的社会化或农业研究中公共机构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生物科学方面，能够被看作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它旨在弥补要不然就可能出现的研究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速水、拉坦，2000）。实际上，不仅在农业研究领域，公共机构占主导地位，是一项制度创新，即使在农业技术应用与推广方面，技术推广与扩散组织体系的形成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90年代以来，顺德市各种（花卉，优质鱼等）专业技术协会和行业商会的发展对农业技术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顺德市已经形成了以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公共科研机构）、专业技术协会或商会与种养大户为主体的农业技术推广扩散体系。通过这一技术推广体系，种养大户可以及时便利地获得优质种苗和饲料、技术指导与培训以及信息服务。由此，这一组织体系最终辐射带动众多的农业专业户运用现代先进的农业技术。
最后，农业技术进步可以成为制度革新的经济诱因。技术进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通过节约稀缺要素的使用，而改变产品要素的相对价格。如一项新的可以降低成本的花卉栽培技术，在市场环境一定的情况下，会诱导龙头技术企业与种植大户之间通过长期契约的方式代替市场交易，新的制度（合约）安排将有助于双方分享技术进步产生的收益。
2.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对顺德农业现代化的驱动作用
顺德农村以完善土地承包为重点的“三位一体”制度创新与农业技术进步，极大地推动并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具体来说，农村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对顺德农业现代化的驱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提高了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业持续而快速增长。
（2）促进了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与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3）实现了土地资源的合理规划整治，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4）精减社区机构和管理人员，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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