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创世神话与中西科学传统范式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中西论文,试论论文,创世神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80（2006）06—0 085—04
一 创世神话与科学研究范式形成的关联性
神话是人类精神和知识的原点，是文化与科学发展的土壤。创世神话表达了人类对世界、宇宙或存在的整体性追问。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以何种文化手段和以怎样的想象力描述和表达对原初世界的理解与领会，体现着不同的民族与文化的原初差异性。从某种意义说，创世神话是各种文化的核心特征，它长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方式，因此，创世神话构成了各民族文化的“文化基因”，并由此蕴含了各民族文化原初的、潜在的和可能的差异性，影响、制约并规定着各民族文化的内在特征与发展方向。因而当我们回溯历史时就不难发现，中西创世神话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西古代科学研究范式的特点并规定着中西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古希腊与基督教的创世神话对宇宙作出的理解与解释，开发出一条控制自然、追求本源的外在超越之路与不断对世界的本质进行本体论追问的文化道路。中国创世神话则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强烈关注世间性的特性及其人与自然同源的有机连续性的宇宙观。正是中西创世神话在这种原初意义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中西科学发展方向，左右着中西科学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两种各具特色的科学研究范式。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神话既非现代意义的科学，也不是现代意义的艺术，但作为原始文化的综合表现，它既有原始的科学成份，又有原始的艺术成份”[1]，神话不仅是艺术的土壤，也是科学与文化发展的土壤。
二 创世神话与科学研究主体
科学研究主体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任何科学研究活动总是离不开科学研究主体的参与，而科学研究主体的状况如：性格、气质、心理状态和精神状况等对科学研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西创世神话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民族特性与民族品格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必然会隐含和体现在中西科学研究主体的个性当中。
第一，中西创世神话对于权威的态度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中国创世神话推崇权威，以权威为偶像；而古希腊的创世神话则是蔑视权威，以反对权威为荣。
在古希腊的创世神话中，权威几乎是不存在的。古希腊人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去求知、去创造，他们充分相信“我”才是最高的权威。在希腊神话中对象征权威的诸神的描写，往往明显表现出一种嘲讽和不恭敬的态度。从古希腊的创世神话中我们发现，占据古希腊神话中心的那些希腊神祇，没有哪一个是慈祥而威严的圣人。例如天神乌拉诺斯因怕儿子会夺走自己万神之尊的王位，生下一个孩子便吃掉一个；海神波塞冬对特洛亚人的失败耿耿于怀，就利用职权掀起滔天巨浪打碎希腊人的船只，阻挡他们还乡。更重要的是，古希腊创世神话对权威的蔑视更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们反叛与抗争的行为上，当普罗米修斯被锁在高加索山上受刑时，许多神祇敢于违背宙斯的意愿向普罗米修斯表示同情，宙斯的儿子——英雄赫拉克勒斯竟然让同情心战胜了对于权威的畏怯，解救了普罗米修斯。蔑视权威是源于对自己力量的坚定信心，是思想不僵化、富于独创性的表现。正因为古希腊人不让任何权威站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以及他们永不熄灭的创造热情，才使他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具有博大与恢弘的气势。蔑视权威，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常出现柳暗花明的突破。正是这种对权威的不满、怀疑，甚至起而反抗的品性发展成为后来西方科学研究范式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怀疑与批判精神的源头。从智者学派到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无不对怀疑和批判精神推崇备至，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更是把批判精神看作是科学的首要标准，正是这种一脉相承的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贯穿于整个西方科学发展之中。对权威的蔑视，对权威的怀疑，对一切事物的批判态度，使得西方民族不懈地求知，使西方民族的头脑更加活跃、更少羁绊，在科学上更易产生创造性的突破。可以说，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是西方科学研究范式中最锐利的武器，没有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就没有今天西方发达的科学。
与之相反，中国的创世神话往往把神塑造为一种绝对的权威，使其成为人们行动的楷模与典范。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这里的自然环境非常严酷，中国的先民为了生存的迫切需求，不得不企盼英雄式的人物出现，希望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受到讴歌与赞扬的英雄都是牺牲个人利益、克己奉公的典范。盘古开天辟地，死后眼睛变为日月，手足、身躯变为大地、四极和五岳，血液变成江河，头发和胡须变成了星星，他把自己的一切完全彻底地奉献给人类。此外，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等，这些创世神话中的英雄无不成为人们心中权威与偶像，成为后世敬仰与模仿的典范。这种对英雄与权威的崇拜心理在此后的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强化并积淀下来。而历代君王与皇帝无不借助于这种权威来加强统治，他们都号称是天子，代表天（绝对的权威）来统治世界，执行的是天的意志。崇拜权威、服从权威的民族心理为古代中国维持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起到了一种黏合剂的作用。在思想方面，这种崇拜权威的心理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各思想派别的始祖即所谓的“圣人”无不是各派的偶像。儒家在汉代以后更是一家独尊，成为国人学习和奉行的经典，孔孟圣人则成为“万世师表”的典范，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这样，在古代中国，由于对权威的敬畏，个人的自我意识日益薄弱，个人的意志常常淹没在圣人与集体的意识当中，个人的思想因而失去了更大的空间与自由，科学的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就难以找到适合的土壤而生存下来。当然，另一方面，这种对权威的崇拜与认同，加上为了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而正是这种凝聚力使中华民族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从而为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活动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使科学研究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并使已经取得的科学成就能够传承下来，科学的研究活动体现出一种明显的继承性。与此相反，由于缺乏对权威的认同，也使西方民族失去了凝聚的核心，没有核心，“向心力”当然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古希腊民族在各外来民族的冲击下不断地分离、聚合，不可能像中国古代社会那样形成长时间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因此，尽管古希腊的科学研究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种成就却因为其社会的动荡而难以传承下来以至于一时被历史湮没，这种断裂导致了西方科学研究活动出现一种明显间断性，直到中世纪后期和启蒙运动古希腊的科学成就才得以重新发掘与传承。
第二，中西创世神话对待道德与能力的态度显著不同：古希腊神话重力轻德，中国神话重德轻力。
古希腊创世神话崇尚的是超人的、不可扼制、可以扭转乾坤的力量。这种力，是自然的、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而对于这种力的如何使用却很少从道德价值的角度进行评价。在古希腊的创世神话中，相信的是“命运”，一切都被安排好的，一切人为的、后天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不会改变已注定的命运，人们因而也就可以不用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与道德伦理相符合，也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种社会判断反映在人的价值取向上，就是积极进取，不以伦理道德约束人的进取心。实际上，这种重力轻德的倾向也是古希腊人为了生存的迫切需要。古希腊人所处的地理环境使他们不能局限于狭小的地域，要发展必须走出去，故而“力”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斯巴达人如果不能以一当十地对付土著，就有生命危险。要生存就要竞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在希腊民族精神中，力量是一切发展的基础，是最受推崇的，而对于行为的伦理判断则比较淡漠。“力”是无坚不摧的力量，它的价值评价就在其本身，不在于它所为。“力”是求知、创造的条件，它突出表现为勇猛、刚毅等品质。这种以能力、勇敢等作为人们行为评价的准则一直浸透在古希腊与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正是这种源于古希腊创世神话的价值观、伦理观，后来逐步演化成为西方人敢作敢为，不怕挑战，敢于竞争的精神，这种精神使西方人更重平等的竞争，以公平为原则，胜负全在于双方“力”的强弱。这种公平、自由竞争的精神在古希腊的科学研究活动以及近代以来的西方科学研究活动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就是对能力与力量无比崇尚与不懈追求的突出表现。
与古希腊相反，中国的创世神话则是更多地体现出一种追求道德伦理、人生理想与价值取向的人本主义倾向。从形象上看，中国创世神话中的人物多是人类的保护者、利人者，是真善美的化身。盘古开天而化为万物、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不仅体现了中国先民的大无畏的主观能动精神，更蕴含了中国先民对道德伦理与人生价值的基本追求。道德就是力量，中国创世神话中的诸神无不是“善”的化身，是救苦救难、舍生取义、无私奉献、严于律己的“有德者”。他们往往不是像希腊创世神话中的神那样有着巨大的神力，而往往是通过“合乎自然”、顺天应人的伦理行为，经过后天努力，以高尚的意志品德得到人们的尊重。这种倾向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重德轻才（力）”的传统。由于长期对“德”的要求超出对“才”的重视，因而中国民族精神更看重个人的道德品质，强调个人在世界上的使命，倡导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德行至上的道德伦理观，肯定人的社会性和社会责任，追求人际关系的完善，对事物的衡量标准，首先是要“尽善”，然后才考虑“尽美”，因此中华民族更重家庭和社会的温情，形成了重伦理的情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个人的理想与价值追求必须与社会完全符合，所谓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个人的价值很难得到重视。这样，一方面，个人的个性发展就失去了自由的空间，个性就必定受到束缚，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恰恰是不能够缺少科学研究主体的个性充分自由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创世神话刻画的都是一个个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典范，体现出中国古代先民的一种对现世的感性生命存在的强烈关切和注重的务实精神。“在我国神话中，响彻了劳动的回音，……神话中所歌颂的具有威望的神，或是神话的英雄，几乎无一不与劳动有关，像开天辟地的盘古，炼石补天的女娲，发现药草的神农，教民稼稿的后稷，治理洪水的鳍和禹，亲自在历山种田、在雷泽捕鱼、在河滨制陶器的舜，等等都是。”[2] 而这种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倾向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因而对现世的人事与社会的极其关注成为中国整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古代医学、天文学、农学、数学等能取得巨大成就正是对现实的极端关注与实践的结果。然而，由于个人的注意力与精力都集中在社会、人事、道德伦理之上，对于自然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人们总是抱着一种务实的态度，除非与社会、人事、道德伦理直接相关，人们不会去也不愿意去过多的关注。正是由于古代中国务实超过了求知而导致了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活动就缺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主体。
三 创世神话与科学研究客体及思维方式
中西创世神话孕育着不同的宇宙观与自然观。宇宙观与自然观的不同对中西科学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的而深刻的影响。西方创世神话蕴含着天人相分的自然观思想，古希腊科学与哲学是从希腊神话中脱胎而来的，它为后来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本观念；而中国的创世神话则包含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的自然观，它对中国传统的人生理想、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等都有极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范式深深打上了这种自然观的烙印。
（一）
首先，古希腊人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看待。尽管在希腊的创世神话中，自然界也与中国的创世神话一样都被赋予神秘的色彩，但希腊的创世神话却孕育着独特的思维结构与特点。在古希腊、基督教的创世神话中，神与人构成了二元对立的两个世界，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创造者与被创造、神与人、彼岸与此岸、神界与人间、灵魂与肉体、先验与经验之间是截然分开的。正是这种区分孕育了古希腊人的对象性思维的原始形式。从此，人就从混沌中摆脱出来，人与自然界的区分才开始清晰起来，人才能够把人之外的自然界作为考察的对象来把握，从而使得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得以划清，使得希腊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这种天人相分的理性自然观不仅在西方的哲学传统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通过西方哲学传统对西方科学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自然成为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以主客二元划分为基础的认识论被发展起来。事实上，后来西方科学研究范式一直都是遵循着天人相分、主客二分的路线而不断取得进展。
与古希腊人相反，中国的创世神话，天、地、自然、人，同源同构，人神之别非常模糊。这种神话中的世界是一个一元的世界。首先它确认了“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宇宙观与自然观，它确认了人与宇宙、人与自然万物的普遍联系。在古希腊创世神话与基督教创世神话中，创造者（宙斯、上帝）不仅是世界、人类的创造者，也是世界、人类的命运的控制者与操纵者。而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却没有“造物主”。女娲只是补天，盘古也只是化为万物，都不具有对世界的创造、操纵与对人类的控制决定的权力。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创世神话不是把自然看成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与人相对立，而是看作与人的有机生命联系、融合在一起的，连续性的有机生命世界。中国创世神话孕育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人化的自然或自然的人化，人与自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种自然观反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是对人与社会的极端关注，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因而对人之外的自然关注远远不够。所以中国文化所崇尚的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征服，而是对人自身的化育和超越。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突出表现在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活动主客间界限模糊，因而缺少一个像西方科学中那种完全独立的、外在于人的客观对象，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对象或客体是人与自然融合为一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缺少古希腊与西方科学研究范式中的那种客体，至少这样的客体在中国古代科学研究中是很不明确的。另一方面，这种有机的自然观还对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古代科学特有的直觉性思维就是在这种有机自然观指引下形成的。直觉性思维没有固定的思维程式，强调顿悟，思想自由创造，自由想象，用思维的自然性、直接性、非逻辑性从整体上把握认识对象。但它不注重实验和逻辑分析，所以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常有很大的或然性乃至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二）
其次，古希腊人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而且其规律可以被人们把握的对象；为了把握规律，他们发展了复杂精致的数学工具，以把握自然规律。古代希腊的科学与自然哲学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而当时的自然哲学中的许多思想很多都是肇始于古代希腊创世神话。因为“当时人们对宇宙起源的系统化思考最初也是以集体和社会的形式，即神话，出现的。”[4]
希腊创世神话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完备的诸神谱系：任何一个神都有其来龙去脉。希腊神话完备的谱系实际上是逻辑系统的原始形式。如果把诸神作为自然事物的象征，那么神的谱系可以看作是自然之逻辑构造的原始象征。赫西阿德的《神统记》不仅提到了一切事物的“规则”或法律，而且提到了一切事物的最初的始基，提到了生养万物的大地和散布着星辰的天空以及含盐的等等，而在古希腊奥菲斯教的创世纪里，一方面把神看作是万物的安排者，另一方面又宣布水和一种泥状物乃万物的本原。[5] 所有的这些都隐含着一种秩序与规则，体现了事物的逻辑性，从而成为古希腊自然哲学以起源以及后来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来源。这种秩序性与逻辑性成为后来西方科学研究范式中的数学方法与公理化演绎形式的源头。自然界是有规律的、有秩序的，但更重要的是它的规律是可以把握的，因为它是数学的。对数学的重视是希腊人最为天才的表现，也是留给近代科学最为宝贵的财富。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其典型代表。希腊人相信心灵是把握自然规律的最可靠的保证，因而极大地发展了逻辑演绎方法和逻辑思维，在几个特殊的科学领域，希腊人成功地将它们数学化，并得出了高度量化的结论，如天文学、静力学、地理学、光学等。此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传统经柏拉图发扬光大，为近代科学的诞生起了示范作用，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兴起并最终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科学的发展。哥白尼认为他的日心说体系属于毕达哥拉斯哲学；伽利略也被称为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在《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中，他坚持“自然科学的书籍要用数学来写”。而在开普勒看来，自然表现为量的王国，表现为一个服从数学研究，服从于古希腊哲学论证过的精确研究的王国。
与古希腊不同，中国创世神话中几乎没有谱系，神的角色在不同的记载中往往不同，甚至在同一记载中，同一个神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相互矛盾，因而没有形成一条逻辑发展线索。后来的中国古代文化也沿袭了这种特点。反映在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范式中就是没有形成系统的数学与公理化方法，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的古代数学研究范式的基本倾向是始终坚持以应用为目的。这种倾向使得中国古代的数学研究呈现出一种经验的、零散的特点，没有能够出现一套完整的通用的逻辑符号系统，因而难以进行严格、精确的数学运演，数学也就不能像在古希腊那样成为各门科学发展的重要工具，各门学科尽管各自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却很难将其系统化、理论化，导致中国古代的科学范式只能成为一种经验性与实用性的科学，无法形成像古希腊那样的数理科学体系，各门科学的发展很难形成逻辑上的一种连续性与继承性，这样科学的发展只能是一种累积式的、渐进式的发展，因而很难出现西方那种突变式的、革命式的科学发展。
此外，还有一点与中国古代创世神话非常不同，即古希腊的创世神话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命运观的思想，在古希腊的创世神话中“命运”往往通过“神谕”而宣示出来，“神谕”作为贯穿希腊神话深层的逻辑主线，体现着“命运”的主宰力量，并成为一个人或神“所是”或“将是”之预言，这种命运的力量即使是神也无法逃脱。这种命运观在此后哲学发展当中表现得非常突出。阿拉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都是用命运作为必然性的代名词。阿拉克西曼德说：“万物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失复归于它，这是命运决定了的。”[6] 毕达哥拉斯说：“一切都服从命运。命运是宇宙秩序之源”。[7] 即使是已经形成必然性范畴的赫拉克利特也认为：“宇宙是有限的，只有一个世界，是由火产生的，经过一定的时期后又复归于火，永远川流不息。这是命运要它如此。”[8] 命运观蕴含了一种必然性的思想，体现了古希腊人对世界的本源与本质不断追问的精神。而这种追问过程隐含着这样一个假定或预设：世界的本质是可以揭示、表达的，人能够最终揭示出世界之所以成就这一世界的本质。这种本质主义不仅成为西方哲学的传统与主流，而且成为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一种认识与理解世界的重要模式。西方的科学研究范式正是在这种本质主义的指引下，不断地探求世界的本质与规律而逐渐形成的。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指出：“今天所存在的科学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伟大的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人。他们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驱使着悲剧性事件不可避免的发生。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成了现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9] “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那些剧情才能说明逃避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10]
总之，中西创世神话的差异孕育着中西民族文化潜在的差异性，孕育着各民族的不同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格，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规定和影响着民族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内在的特征，这两种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科学研究范式有着重大影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两种范式的根本特征。
［收稿日期］2006—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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