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物性格论文,中国古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中国古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演变，表现为“社会因素”、“个性化”、“自由度”的比重不断增大及“自然因素”、“类型化”和“禁锢度”的比重不断缩小（但不会消失）这样一种规律。
关键词 古小说 性格 社会因素 个性化 自由度
小说离不了写人。而写好人物的性格，更是小说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予以解决的创作任务之一。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人物性格的演变，可以了解一国的小说。一国的小说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物性格的演变史。因此，考查我国古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的演变，对于了解我国古小说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对于搞好我们未来的小说创作，是有一定意义的。
一、中国古小说中的人物性格，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变化
而变化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定的社会产生一定的人物性格。社会发展了，变化了，人物性格也不能不变。中国古小说家并无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他们的创作实践表明，他们是十分懂得人物性格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的。
大约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小说，写的多半是史前时期的神话或传说中的神人共处的故事。这些小说中的人物也大多是神或仙。他们意志坚强（《精卫填海》）、斗志昂扬（《刑天舞干戚》）、无惧无畏（《夸父逐日》）、感情真挚（《瑶池会》），大体上写出了原始社会后期的中国先民的正面性格。
两汉时期的小说家，把人物分成两类。一类是正面人物，优点集中在他们身上；一类是反面人物，缺点集中在他们身上。这一时期中国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明显地不同于神话传说时期的人物性格。一方面，他们提倡义利之辨（《韩诗外传》中的《公仪休相鲁》）、不偏不党（《新序》中的《祁奚举贤》）、敢于讲真话（《新序·扁鹊见齐桓侯》）、善于预见（《烈女传》中的《赵将括母》）等优秀品德，另一方面，他们也揭露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性格中的邪恶的一面：如一事当前，私事当头（《赵将括母》中的赵括）、好色误国（《烈女传·周幽褒姒》中的周幽王）、负恩残刻（《吴越春秋·伍员之死》中的吴王夫差）等。文明时期的人格性格与史前时期、传说时期的人物性格有着明显的不同。
及至魏晋六朝，小说家以为神、鬼、仙、怪都是真实存在的，“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涂，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以魏晋六朝时期的小说，写神、仙、鬼、怪的特多，作品中神、仙、鬼、怪的性格其实也就是该时期的人物性格。在魏晋六朝时期，勤劳报恩（《搜神记·董永》）、反抗复仇（《搜神记·三王墓》）、人物独立（《搜神记·乐羊之妻》）、心诚志坚（《神仙传·魏伯阳》）、喜怒不形于色（《世说新语·谢安》）等性格特征，被提升到型世的高度。而对豪奢、残忍（《世说新语·石崇》）迫害、险毒（《世说新语·魏文》）凶残、贪婪（《述异记·封邵化虎》）等性格特征，则予以揭露、鞭挞。从魏晋六朝小说中看出，到了这一时期，人物性格中的正面和负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与两汉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相比，更加复杂而多面了。
到了唐代，社会风气比较开放，比较宽松，所以，唐代小说中的人物，或刻意于对爱情的追求（《李娃传》、《莺莺传》、《长恨歌传》等），或尽心于对仙道的向往（《续玄怪录·杜子春》、《酉阳杂俎·崔玄微》），或视名利如敝屣（《南柯太守传》、《枕中记》、《或誉剑侠为超人（《甘泽谣·红线》、《传奇·聂隐娘》）。人物性格中的高蹈、洒脱的一面大大强化。即使是否定性的人物，如《霍小玉传》中的李生，《绿翘》中的鱼玄机，《却要》中的大郎、二郎、三郎、五郎，他们的性格也并不是十恶不赦，仍有其人性在。唐人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与魏晋六朝时期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
宋元时期，市民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出现了话本。从现有的宋元话本看，宋元市民多追求一种幸福的世俗生活，对爱情尤为执着（《碾玉观音》、《乐小舍拼生觅偶》等）；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李元吴江救朱蛇》、《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反对搞冤假错案（《错斩崔宁》、《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这是宋人性格中的与前人不同处。另一方面，宋元小说家，也深受宋元理学的影响，受到理学的束缚，强调女子应听父母之命，从一而终（《张古老种瓜娶文女》、《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小说中的人物远不如唐人洒脱。
明清两代，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人们有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的要求。人物性格也有新变。于是出现了潘金莲这样的“淫妇”（《金瓶梅》）、贾宝玉这样的泛爱主义者（《红楼梦》）、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这样的“四客”（《儒林外史》）。他们的性格又是和以往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有很大区别的。
总之，中国古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步。无论是善、恶、良、莠，代有不同新质。他们是我国不同时期民族性格的文学载体。谁要研究中国民族性格的变化，不能不研究古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的演变！
二、在中国古小说中，人物性格里的自然因素的比重不断减少，人物性格里的社会因素的比重不断增长
人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作为自然人，有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抑郁质的人的区别，不同的自然人，有不同的性格。这是为生理学的实验所证明了的。但是，人是群体的动物，从猿进化为人以后，一直是作为社会人而活动的。人的社会活动越是频繁越是积极，人的性格中的社会因素的比重就越是增大。古小说的作家并不了解人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这个道理，但他们笔下的人物，在统一的人的性格中，社会因素的比重是越来越增长的。
在神话、传说里，较多地表现自然人在与自然作斗争中的顽强精神。如《淮南子·女娲补天》中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为了补天，她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淮南子·羿射十日》中的羿也是如此。他“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
，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他也是一位与自然作斗争的英雄。在女娲与羿的作为中，自然人的性格因素是主要的，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这样做。在他们的性格中，当然也有社会因素。如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后，“万民皆喜”，但他并不是因为“万民皆喜”而做这些大好事的，而是为了生命能延续下去。
乃至进入文明社会后，人的社会活动是人的主要活动。因而，人的性格中的社会因素日趋增长。从《吴越春秋·伍员之死》中已可看出，支配伍员性格的是社会因素而非自然因素。他在死前说：“自我死后，后世必以我为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与龙逢、比干为友。”他想到的是要做忠臣，“与龙逢、比干为友。”到了两汉，人的社会活动更加频繁，功利观念深入人心。《列异传·宋定伯》中的宋定伯捉了鬼，鬼变成羊，宋定伯就把它卖给别人，“得钱千五百”。但人的性格中的自然因素，还在起作用。譬如《西京杂记·相如卖酒》中的司马相如，本来有消渴疾（糖尿病），但他依然好色，“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不是司马相如不知道生命之可贵，但作为自然人的司马相如，天生好色，不能自己，终于因好色而戕身。从此以后，作为自然人的性格，在小说里，往往表现在色欲上。“食色，性也。”作为自然人，好色是本性。所以，当着小说家表现人的性格中的自然因素时，常常写到他的色欲。
现存的唐人小说，写人，主要是写人的性格中的社会因素。《李娃传》中的荥阳公，因为他的儿子当挽歌郎，“污辱吾门”，竟活活将他儿子打死（后复活），“弃之而去”。父子之情的自然因素已消褪不见了。但是，一当他的儿子“策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荥阳公又认他为儿子：“吾与尔父子如初”。门弟、名誉、家声、仕官，才是荥阳公思考的中心，也是决定他性格特征的动因。可见，唐人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社会因素已膨胀到了何种程度！
《三国演义》、《水浒》、《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每部小说上百个人物，性格各各不同。但驱使他们行动、思想的主要是社会因素，而非自然因素。对于生辰纲，梁中书、蔡京是一种态度，晁盖、吴用等又是一种态度，杨志是另一种态度，为此展开了一场生死交关的斗争。对于科举，贾政、薛宝钗是一种态度，贾宝玉、林黛玉又是一种态度，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意味着呼唤个性解放的“新人”的诞生，旧孔教的失败。刘备也“好色”，与孙夫人结婚后，一时间把荆州丢在脑后，但当赵云禀告他，曹操兴兵犯荆州，他立即动员孙夫人与他一起西归。可见，刘备枭雄性格中的社会因素压倒了自然因素。《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既是猴子，又是精灵。作为猴子，他“抓耳挠腮”，好吃水果，表现了他性格中的自然因素；但作为精灵，他敢与玉帝争斗，不惧妖魔鬼怪，不敢得胜利，绝不罢休，又表现了他性格中的社会因素。然而，看过《西游记》的人都会感到，孙悟空和我们极其接近，因为他的性格中的社会因素我们十分熟悉。人的性格中自然因素的收缩，社会因素的增长，是中国古小说中人物性格发展的普遍规律。
三、在中国古小说中，类型化的东西不断下降，个性的东西不断上升
人的性格千差万别，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性格。但是，这一平凡的真理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中国古小说家所认识到的。起初，他们认为，人的性格，类型的多，个性的少。所以，在他们笔下，类型化的人物多于个性化的人物。
在魏晋六朝小说中的神、鬼、仙、怪、人，几乎大同小异。《董永》中的织女与《天上玉女》中的玉女，在性格上没有什么大不同。隐逸之士、敦伦之人、权臣奸相、忠臣贤相、烈女节妇、怀春少女、莽夫勇将、义士雅人……，这就是我们在《世说新语》中看到的一些人物类型。该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等三十六门，实际上也就是写了三十六类类型人物。自然，在这些类型人物中，不同的个性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作家的注意力却在类型的把握而非个性的刻画上。
唐人小说是个转折点。个性化的人物性格多于类型化的人物性格。同样是写妓女，李娃的个性就与霍小玉的个性不一样。李娃宽厚、明智，而霍小玉则钟情、偏激。同样是剑侠，聂隐娘、红线女、昆仑奴也各各不同。即使是写痴心女子，《莺莺传》中的莺莺，《无双传》中的无双，《长恨歌传》中的杨妃，也无一雷同。此时，作家的注意力已集中在刻划人物的独特个性上面，而对类型化的东西，则是一带而过。
宋元话本中的人物性格，不只是个性化的，而且作家在刻划人物性格时，抓住了不同人物个性的核心，因而个性特别鲜明。如《碾玉观音》中秀秀的“大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白娘子的“痴情”；《冯玉梅团圆》中冯玉梅的“节烈”，就都是人物性格的核心。作家抓住了核心，多方面地予以表现，个性化的人物也就呼之欲出了。
明清小说家写人物性格，除着眼于个性化外，还在细节描写上下功夫。武松打虎，喝酒十八碗；醉打蒋门神，喝得更多。用武松自己的话说：“没酒时，如何使得手段出来？”武松的武艺、勇气，要凭酒力才能施展。所以写武松离不了写武松喝酒这一细节。猪八戒贪财。他在耳朵里藏银子这一细节，恰好表现了他贪财的个性。严监生吝啬。临死前，他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只有赵氏晓得他的意思：“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她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这一细节，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严监生的吝啬到顶的个性。
由偏重类型到注重个性；从抓住人物的个性“核心”到抓住细节表现人物的个性；正是中国古小说中的人物性格类型化的因素下降而个性化的因素上升的性格塑造过程。
四、在中国古小说的人物性格中，自由度的扩大，禁锢度的减少，是人物性格演变的又一轨迹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他不愿意被别的事物束缚，力争尽可能大的自由。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通过幻想并在幻想中支配自然力，这是人物性格要求自由度扩大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科学技术的不发展，初民人物性格的自由度，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他们受外在环境的禁锢却是很大很严重的。
文明社会里，统治集团的压迫，文化上的愚民政策，人们的自由度仍然受到限制。来自统治集团的知识分子，因为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文化科学知识相对较高，他们具有一定的支配世界、和在某种范围内驾御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性格中的自由度有所扩大。扁鹊可以预见齐桓侯的疾病“在腠理”，“在肌肤”，“在肠胃”，“在骨髓”。《李寄斩蛇》中的少女李寄，掌握了蛇的活动规律，“先将数石米糍，用蜜
灌之，以置穴口”；蛇果出洞，“闻糍香气，先啖食之”。李寄再放咋蛇犬，“犬就啮咋”。而后李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李寄年纪虽轻，但她的性格中的自由度却比前人大得多。
仙道小说，撇开它的封建迷信的糟粕不谈，却也表示了人的性格中要求自由度的扩大的愿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人一做了神仙，就可以长生不老，行动自由，摆脱了俗世的羁绊。单就表现人的性格中的自由度这一点而言，仙道小说是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社会价值的。
唐人小说很可贵的一点，也是在表现人的性格的自由度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李娃通过改造荥阳生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谢小娥以女扮男，“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终于报了父、夫之仇（《谢小娥传》）。《无双传》中的古押衙施展本领，成全了王仙客与刘无双的婚姻。吴保安倾家荡产，把郭仲翔从蛮中救了出来（《吴保安》）。在唐人性格中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要求自由的精神。“有志者，事竟成”。许多唐人小说表现了这一点。那些剑侠，如聂隐娘、红线、昆仑奴，更充分表现了她们既要捍卫自己的自由又要帮助别人获得自由的意志和才能。
可以从各种角度来理解《三国演义》。其实，《三国演义》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表现人的性格中的自由度的扩大。诸葛亮“草船借箭”、“借东风”以及多次锦囊妙计，都显示了诸葛亮驾御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郭嘉遗计定辽东；曹操抹书间韩遂；张辽威震逍遥津；司马懿袭取街亭，也都表现了他们性格中的不为人制而制人的自由意志。《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更是封建社会末期企图摆脱封建礼教羁绊而要争得自由的青年典型。在贾宝玉这一“新人”身上，体现了中国古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最大的自由度！
综上所述，中国古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可以这样的公式表示：
A（性格）=B（社会因素）/C（自然因素）+D（个性）/E（类型）+F（自由度）/G（禁锢度）之比，而人物性格的发展则表现为B、D、F的比重增大，C、E、G的比重缩小。
五、未来小说中的人物性格
通过对中国古小说人物性格发展的考查，我们可以预言，未来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将是多样化的，个性特征丰富的、全面的自由发展的新人的性格，其B、D、F的因素和成份的比重越来越大，但C、E、G的因素和成份将永远存在。其比重的不同组合，将使未来小说的人物性格一人千面，放出前所未有的奇光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