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巴基斯坦冲突中的民族、宗教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基斯坦论文,印度论文,冲突论文,宗教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种政治力量为谋求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分化、组合，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伴随着国际政治斗争的开展，民族和宗教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突出。近年来，中东的巴以战争、俄罗斯的车臣战争等无一不与当地的民族、宗教矛盾相联系。在南亚次大陆，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更是如此。本文拟从民族与宗教的层面对印巴冲突进行粗浅的解读。
一、印巴民族、宗教冲突的由来
现在的巴基斯坦原本属于印度，它是根据宗教信仰的差异于1947年从印度分出去的。印度居民主要信仰印度教，而巴基斯坦居民则多信奉伊斯兰教。印、巴之间的民族、宗教冲突并非近年才有，而是由来已久。
历史上，印度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可以说，从孔雀王朝（公元前323年—前187年）以后，印度几乎没有过几天独立的日子，它先后遭到希腊人、塞种人、匈奴人、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阿富汗人和莫卧儿人的入侵与统治，在近代又遭到欧洲列强的疯狂侵略和掠夺。
公元8世纪以后，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人、阿富汗人和莫卧儿人的入侵而传入印度。而自从穆斯林以“剑与火”征服印度之日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没有停止过。由于在信仰、仪礼、习俗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和矛盾，再加上伊斯兰教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而强行推行伊斯兰教，使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仇怨的种子。公元11世纪，特别是13世纪德里苏丹国建立以后，印度次大陆上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在印度有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他们一手拿着《古兰经》，一手拿着宝剑，让被征服者（印度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等）在其所信仰的印度本土宗教（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和伊斯兰教之间进行选择，并对不皈依伊斯兰教者进行暴力惩罚。莫卧儿王朝时期（公元1526—1858年）虽然有几个英明的王朝统治者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但是好景不长，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宗教的信徒几乎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欧洲殖民者的入侵特别是18世纪以后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民族的利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逐渐联合，特别是在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中，两大宗教的信徒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英国殖民者，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次起义被镇压之后，英国人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抗击他们仍心有余悸。他们认识到，只有离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关系，使两者处于分裂状态，才能维护自身的统治。从那时起，英国人便公开宣传对印度采取“分而治之”（注：参见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的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高涨，英国人为了阻止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精心策划各种阴谋（如拉拢穆斯林上层、增加穆斯林在地方政府中的名额、分割孟加拉等），挑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刻意渲染他们之间的差别，鼓励他们在各个方面相互竞争，制造各种矛盾，将“分而治之”的政策运用到极致，结果是曾一度并肩战斗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误解不断加深，最后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事实上，1893年在孟买、1907年在东孟加拉发生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就是他们误中了英国殖民当局的离间计之后才发生的。20世纪20年代两大宗教信徒之间的冲突又出现新高潮。据统计，仅从1926年4月到1927年3月，两大宗教信徒之间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就发生了40余次，死197人，伤1598人，（注：参见李芳、刘沁秋：《印度——在第三条道路上踯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印、巴分治将其矛盾推倒极点，更是留下了当今印、巴之间民族、宗教冲突的根源——“克什米尔问题”。（注：参见吴于廑、齐世荣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克什米尔的全称为“查谟和克什米尔”，位于南亚次大陆的最北端，处于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中国之间，总面积为21万多平方公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克什米尔原是英属印度的一个土邦，拥有相对的独立性，该地区总人口近700万，其中穆斯林占77％，印度教徒占20％，其余人口为佛教或其他宗教的信奉者。（注：参见张德福：《克什米尔问题是制约印巴关系的核心》，载《南亚研究》，1996年第1期。）1947年印、巴分治后不久，双方为争夺对克什米尔的主权于1947年10月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即第一次印巴战争。这次战争结束后，克什米尔一分为二，印度控制了大约2/3的土地和3/4的人口，巴基斯坦控制了其余部分。而克什米尔地区的居民大多数是穆斯林，他们想加入巴基斯坦。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为了摆脱印度的控制，他们的反印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发动了多次反印武装斗争，但最终都被镇压了。印、巴两国因这一问题而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军事摩擦也从未平息过。主张克什米尔地区独立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也未停止过恐怖活动。这样，长期以来，克什米尔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造成了印、巴两国的高度对立，民族和宗教间的纠纷也愈演愈烈。克什米尔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成为克什米尔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根源之一。可以说，克什米尔问题搀杂着民族、宗教和地缘政治的复杂矛盾。印、巴在此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从而使克什米尔问题成为印、巴关系中的晴雨表。
二、印巴民族、宗教冲突的表现
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两国关系一直不和，它们互相对立、剑拔弩张。1947年、1965年、1971年印、巴之间先后爆发过三次战争；1999年在卡吉尔地区发生武装冲突；2002年发生了印度穆斯林焚烧印度教徒所乘火车的“火车袭击事件”，（注：参见Tariq Ahsan，History of the India-Pakistan Conflict，载http：//coal.nct.ca/12/8/2003。）使印、巴处于战争的边缘。其间，两国间多次发生的小规模冲突也都夹杂着纷繁复杂的民族、宗教因素。虽然在联合国的干预下，印、巴一次又一次地达成协议、发表联合声明、划定停火线，但由于印、巴民族、宗教矛盾的长期固化，特别是“克什米尔问题”的敏感性，致使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仍然不断。
1947年印巴之间发生第一次战争，其根本原因是为了争夺对克什米尔的主权。印、巴分治时，克什米尔的归属未定，身为印度教徒的克什米尔土邦首领愿意让克什米尔加入印度，但是占居民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却想加入巴基斯坦。在英国的策划下，印、巴双方签署了《维持克什米尔现状的协议》。该协议为日后印、巴冲突埋下了隐患，因为印、巴都想争夺这个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地方。1947年8—9月，在查谟地区发生了印度教徒对穆斯林的仇杀，许多穆斯林被印度教徒杀害。同年9月份，克什米尔西部爆发了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的武装斗争。克什米尔土邦大君要求印度政府给予紧急援助，并表示愿意加入印度。印度政府迅速派军抵达斯利那加，与穆斯林武装交战。巴基斯坦坚决反对克什米尔加入印度，遂派志愿部队参加战斗，第十次印巴战争从此爆发。这次战争进行了14个月，1949年1月1日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宣布停火。结果，印度控制了克什米尔2/3的面积、3/4的人口，巴基斯坦控制其余部分。但是，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人口仍然占多数。这使得第一次印巴战争不但没有解决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而且使印地人与穆斯林之间的民族、宗教矛盾更加激化，为以后印、巴的长期对抗埋下了祸根。
第二次印巴战争发生在1965年。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克什米尔争端，印、巴两国的关系日趋紧张。1963年斯利那加市一座清真寺所保存的一绺先知的头发丢失了，（注：参见闵光沛：《克什米尔问题》，载中国吉林网（http：//www.chinajilin.cn/），2002年11月1日。）1964年印度又宣布克什米尔为印度的一个邦，并限制停火线两边人员的自由来往，激起了伊斯兰教徒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的武装反抗。印度对其进行了严厉镇压，而巴基斯坦则暗中支持、援助穆斯林的斗争，并与印军在一些地段发生摩擦和冲突。1965年9月1日，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同年9月23日，在联合国的干预下，双方宣布停火。
第三次印巴战争发生在1971年。这次战争与孟加拉国的建立有关。巴基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要有旁遮普人、孟加拉人、信德人、帕坦人、俾路支人等。按照地理分布可划分为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东巴以孟加拉人为主，西巴以旁遮普人为主。巴基斯坦独立后，其民族矛盾主要表现在东、西巴的孟加拉人和旁遮普人之间。东巴和西巴除了共同的宗教和从殖民地到独立的共同经历外，其他一切如语言、饮食、历史文化乃至民族心理等都不相同。西巴旁遮普统治集团对东巴孟加拉人实行政治上的歧视和经济上剥削的政策，激起了东巴孟加拉人的强烈不满，埋下了日后冲突和内战的种子。
20世纪70年代初，巴基斯坦国内政局动荡，东巴想趁机脱离巴基斯坦实行自治。由于遭到巴基斯坦中央政府的严词拒绝，东巴人民在其领导人穆吉布·拉赫曼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争取自治的斗争，并开始罢工、罢课。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对其进行了镇压。而印度对东巴人民的行动持欢迎态度，派各种武装人员深入东巴，并向靠近东巴的地区调集军队。1971年11月21日，印军不宣而战，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是年12月16日战争结束，东巴基斯坦获得独立，建立了孟加拉国。
近年来，受宗教主义的影响，印、巴围绕克什米尔的争端也演变成印度教沙文主义和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争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克什米尔地区激进的穆斯林受中亚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受90年代以后阿富汗出现的原教旨主义政权——塔利班——的影响，他们对印度政府的态度更为强硬，针对印度教徒及印度军警的暴力活动日益增多，他们还支持印控克什米尔的恐怖组织。与时同时，印度教徒的民族主义势力也在迅猛增长。“9·11”事件后，印度以打击恐怖活动为名指责巴基斯坦搞越境恐怖活动，加强对印控克什米尔的镇压，这更激怒了穆斯林，加剧了克什米尔地区的紧张局势。2002年2月27日，满载印度教徒的火车在经过印度北方宗教圣地阿约提亚时遭暴徒袭击后焚烧，造成58人死亡、40多人受伤。这一惨案立即引发了大规模流血冲突，印度教徒群起攻击印度的穆斯林，导致700多人死亡。“世界印度教大会”等印度宗教组织不断警告印度政府：若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对巴基斯坦做出让步的话，它们将在印度全国组织大规模的抗议；而在印度处于弱势地位的穆斯林为了报复印度教徒，亦不惜采取极端的手段。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关系的恶性循环，就使得印、巴之间的民族、宗教冲突更趋复杂化。
三、印巴民族、宗教冲突的原因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到，印、巴分治以前，就存在着很深的民族、宗教矛盾；1947年印、巴分治以后，民族、宗教矛盾及冲突更加突出，并引发了三次印巴战争和一系列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印、巴之间为何有如此之深的民族、宗教矛盾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宗教上的对立与历史宿怨。如同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一样，印度教是印度土生土长的宗教，而伊斯兰教则是外来宗教。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是有目共睹的：印度教为多神教，伊斯兰教为一神教；印度教相信轮回转世之说，而穆斯林则相信世界末日审判；印度教徒崇拜偶像，穆斯林则反对任何偶像。此外，与两大宗教相关的法律、习俗、典籍、历法等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有不同的民族和文化来到南亚次大陆，但最后大都被同化到印度教文化之中。而伊斯兰教的情况有些不同，它传入南亚次大陆后，虽然也与当地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总的来看融合的程度较低。这就使得两大宗教在南亚次大陆上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并且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而早期的穆斯林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曾采取强迫手段推行伊斯兰教，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课以重税，摧毁印度教庙宇和印度教神像，屠杀印度教徒，这些在印度教徒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这种宗教上的对立和历史宿怨使得两大宗教的信徒之间矛盾甚深。
其次是英国殖民统治遗留的“祸根”——对克什米尔的争夺。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今印、巴两国之间的对抗，是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所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所致。换言之，今天印、巴之间的冲突与不和，是英国殖民主义长期统治留下的后遗症。当今，印、巴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但其核心问题是英国在二战后“投下”的“克什米尔炸弹”，它使印、巴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大宗教长期对立，冲突频发。而且，克什米尔争端与民族、宗教矛盾紧密地联系和交织在一起。
印度原为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防止印度革命的爆发，避免被印度人民赶出南亚次大陆，就挑拨印度国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关系，利用他们之间的宿怨，于1947年6月3日出台印度独立方案，史称“蒙巴顿方案”。（注：此方案由英国驻印度总督蒙巴顿提出而得名。参见李植枏、高明振、唐希中主编：《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65页。）根据这一方案，印度居民被按照宗教信仰分属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斯坦国家和以伊斯兰教徒为主的巴基斯坦这两个实行分治的自治领。该方案还规定，当时的克什米尔等土邦有权自由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也可独立或直属英联邦。在这一划分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克什米尔也被一分为二。克什米尔是印度通往中亚、中国的交通要道，没有克什米尔，印度就不能在中亚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而克什米尔距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只有咫尺之遥，在经济上也与巴基斯坦有着密切的联系，巴基斯坦同样希望控制克什米尔。因此，争夺对克什米尔的控制权就成了印、巴之间斗争的焦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挑拨和对克什米尔的蓄意划分，不仅加剧了印、巴之间的民族、宗教矛盾，而且由克什米尔问题引发的印、巴军事对抗将直接影响到南亚次大陆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是立国原则的对峙。巴基斯坦是根据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属于两个不同民族的理论建立的国家。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由于殖民者的挑拨、离间，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宗教主义思潮不断泛滥。伊斯兰主义者于1906年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全国性的穆斯林组织——全印穆斯林联盟。1930年著名哲学家伊克巴尔当选穆斯林联盟的主席，他第一个提出了在印度建立“穆斯林国家”（注：参见V.S.Mahajan，History of Modern India（1919-1982），vol.1，New Delhi，1983，p.285。）的设想。1937年以后，随着穆斯林联盟与当时的国大党的关系急剧恶化，这种思潮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蔓延开来。穆斯林联盟的主要领导人、有巴基斯坦国父之称的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接受了这种思想，他在1940年撰文明确而完整地提出指导巴基斯坦运动的“两个国家”的理论。他认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有完全不同的信仰和社会生活方式，分属“两个不同的民族”（这一表述最早是由阿赫默德·汗·赛义德于1867年提出的）；（注：参见姜景奎：《印度印穆宗教冲突的历史文化因素浅析》，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8期。）两者差异甚大，甚至在许多方面是对立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一个国家内和睦相处是根本不可能的。真纳还强调，穆斯林既然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就理应有“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领土和国家”。（注：参见朱明忠：《宗教冲突是影响南亚安全的重要因素》，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2期。）1940年3月，全印穆斯林联盟在拉哈尔年会上正式通过了“建立巴基斯坦的决议”。后来这种“两个民族、两个宗教、两个国家”（注：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亚太战略场——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与角逐》，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421页。）的理论就成为穆斯林联盟坚持要求与印度分治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
而印度则始终否定穆斯林赖以立国的“两个民族理论”。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一直反对根据“两个民族”的理论实行印、巴分治。尼赫鲁认为，民族与宗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印度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同属一个民族，他们仅有宗教信仰上的差异，没有民族差异。因此，他反对穆斯林以宗教为由单独立国。只是由于在穆斯林联盟的坚决要求下，为了避免全面内战和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国大党才不得不接受了分治的痛苦现实。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也体现了这一矛盾。由于印、巴是根据宗教信仰不同而各自建国的，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如果巴基斯坦承认了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克什米尔是印度的领土，就等于否定了自己赖以立国的根本原则；而印度如果把克什米尔划归巴基斯坦，则等于认同了“两个民族”的理论，担心这会在多民族、多宗教的印度打开“潘多拉盒子”，导致印度的“巴尔干化”。（注：参见马加力：《印巴关系缘何缓和》，载《求是》，2003年第13期。）而克什米尔问题不仅仅是领土争端、宗教冲突问题，它还与民族认同、民族独立等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印、巴立国理念的不同使双方对克什米尔的争夺又被赋予了捍卫各自信仰的意义。对印、巴两国而言，争夺克什米尔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块领土，还意味着坚持一种原则和信念，这使得双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态度高度僵硬，矛盾无法调和。
第四，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印、巴之间激烈的民族、宗教冲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印、巴双方国内都存在相当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不少人并不把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作为最高民族利益，而以领土的得失作为最高民族利益，并为此拒绝妥协，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1998年3月，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12党联盟在印度大选中获胜，联合政府开始执政，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政府被人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府”。（注：参见朱明忠：《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印度政治》，载《当代亚太》，1999年第8期。）印度教民族主义是一种带有强烈宗教和民族色彩的社会政治思潮，其核心是排斥穆斯林，复兴印度教的社会与文化，在印度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实行了一种比以往历届政府都强硬的民族主义政策。国内要求对巴基斯坦实行强硬政策的鹰派占据上风，以内政部长阿德瓦尼为首的鹰派势力在卡吉尔冲突后都主张不与巴基斯坦对话，单方面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而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国内的伊斯兰主义也得到发展，民众的伊斯兰情绪上升较快，极端势力甚至主张以圣战的方式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印、巴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民族情绪方面的对立进一步加深，这更使印、巴对抗变得根深蒂固。
印、巴双方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在无视或损害其他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实现本民族的狭隘利益。从表面上看，狭隘民族主义似乎是在维护本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从实际效果看，却是在破坏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只是这种破坏是通过敌对民族的狭隘民族主义来实现，一时不易被人们所察觉。历史已经证明，对印、巴双方来说，真正的最高民族利益就是实现双方的持久和平与和睦相处。而这只有在照顾双方的民族利益和感情的基础上，通过双方互谅、互让才能实现。然而，要想使这种认识成为印、巴两国的主要共识，还需要双方做艰苦的努力。
四、印巴民族、宗教冲突的影响
由于新、旧民族、宗教矛盾的错综复杂和盘根错节，使印、巴两国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化，以致许多问题非印、巴政府所能控制和解决。近年来，越境恐怖活动和印、巴国内极端宗教主义的高涨更是加深了解决固有矛盾的难度。而印、巴之间关系的持续紧张不仅给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巴两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严重威胁着南亚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
（一）对印、巴两国关系的影响
自印、巴分治以来，两国很少有风平浪静的时候，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印、巴两国长期不和，成为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2001年12月“印度议会大厦恐怖分子袭击案”（注：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编著：《国际重大恐怖案例分析》，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420页。）一度使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出现僵局，双方断绝了相互之间的交通、旅游和贸易往来，甚至撤走大使，从而降低了两国间的外交级别。双方对抗层层加码，造成了两国调兵遣将、军事紧张的严重局面。同时，双方的军备竞赛导致两国的军费占政府支出的比重过大，特别是巴基斯坦，其国家预算的1/3都用于国防开支，严重影响了巴基斯坦经济的发展。再加上巴基斯坦人口增长较快，外债负担过重，使得巴基斯坦的经济不时处于某种危机状态。而印度也在哀叹因克什米尔问题给自身带来的军事、经济损失。其实，印、巴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两国的贫困人口占本国总人口的比例都较高。据1993—1994年的统计，印度当时的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6％。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印度的贫困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至2001年贫困人口仍然高达2.6亿，占全国人口的26％。（注：参见荣鹰：《印度十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载《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6期。）现在，印度贫困人口的比例比中国高出6倍。（注：参见马克·班德比特：《中国和印度：哪个发展模式更成功》，载西班牙《起义报》，2005年1月19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5年2月19日。）而巴基斯坦也有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1998—1999年度巴基斯坦经济观察》（Economic Survey of Pakistan，1998-1999）指出：按人均卡路里摄入量来计算，巴基斯坦在1969—1970年间的贫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6.50％；到了1987—1988年间，这个数字下降到17.30％。然而从这以后，巴基斯坦贫困人口的比重一路回升，到1992、1993年时，贫困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22.3％。（注：参见Government of Pakistan，Economic Survey of Pakistan，1998-1999，Islamabad，1999，pp.44-45。）目前，有大约29％的巴基斯坦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至少有4100万人缺衣少食。1997年巴基斯坦的人类发展指数位居全球174个国家中的第138位，形势令人担忧。（注：参见UNDP，Human Devempment Report 1998，London Oxford，1998，p.57。）贫困意味着人们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稳定的工作，不能有效地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这种情况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贫困将很可能成为巴基斯坦安全和发展的主要威胁之一。如果印、巴两国能长期和平相处，那么双方都能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此外，克什米尔争端也给印、巴两国的外交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印度作为亚洲的大国，其外交志在四方，而克什米尔争端却使印度不得不把相当多的精力花在同巴基斯坦对抗上，成为印度走向世界大国道路上的一大障碍；而巴基斯坦同印度的对抗也使它在外交上的活动余地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巴基斯坦同俄罗斯的关系长期停滞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可以说，印、巴双方都为彼此的民族、宗教冲突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对克什米尔地区的影响
克什米尔问题是印、巴之间民族、宗教冲突的敏感问题。两国为了争夺对克什米尔的控制权不断发动战事，使该地区成为印、巴两国关系紧张时两军沿控制线不时交火的地区和印度政府军同穆斯林反政府武装经常发生战斗的地区。由此造成的人员伤亡愈来愈多，据巴基斯坦官方提供的统计数据，1989年以来，克什米尔巴控区和印控区在各种武装冲突中共有7万多人失去生命，这还不包括印度军人的伤亡数据。（注：参见张宁：《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硝烟初散重现和平》，载《参考消息》，2004年2月2日。）不仅如此，民族、宗教冲突还使当地大量房屋和财产遭到破坏，旅游业陷入低谷，经济长期萧条，难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战乱爆发前，印控克什米尔每年至少接待60万印度游客和6万外国游客，旅游收入占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37％，同时还带动了工艺品、纺织品和农产品等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使得克什米尔成为印度最富的地区之一。（注：参见江三郎：《达尔湖畔的悲歌与希望——印控克什米尔纪行》，载《参考消息特刊》，2004年11月19日。）但自从15年前发生武装冲突以来，每天都有流血事件发生，旅游业受到毁灭性打击。特别是1995年，有4名外国游客在该地遭绑架，至今下落不明，更是令其他游客胆战心惊。后来，外国游客几乎绝迹？印度游客也很少。由于没有和平的保障，克什米尔旅游业难以打开生路，其他相关的产业也受到很大的打击。而且，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和生计问题令人担忧，许多人每天的收入不超过1美元，克什米尔人民成为战乱的牺牲品。另外，生态环境也遭到巨大破坏，克什米尔地区的雪山、冰川及流经克什米尔的印度河等均受到严重污染，当地居民的饮用水和农作物的生长都面临很大困难，一些著名风景区如斯利那加市曾经非常优美、清澈见底的湖泊，因为战乱和疏于管理，已经受到严重污染。湖上排列的数百条很大的“屋船”，即用来招待游客住宿的水上旅馆，也因游客稀少而大多闲置。
这一切都给克什米尔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痛苦。恢复和平已成为克什米尔人民最迫切的愿望。
（三）对南亚和亚太局势的影响
由于印、巴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使南亚地区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不稳定、最有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地区之一。两个国家都不得不增大军费开支，而高昂的军费开支占去了人们本应用于购买食品和办学校的费用，所以南亚也成了世界上最贫穷、文盲最多、妇女地位最低下的地区之一。印巴关系的紧张也使南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缓慢。成立于1985年12月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步履维艰、成就甚微，其首脑会议因印、巴两国的矛盾而推迟。同东南亚国家联盟相比，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已落后很大一段距离。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的对峙使克什米尔成为一触即发的焦点。1999年以来，印、巴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一再濒临战争的边缘，使亚洲和世界和平受到严重的威胁。“9·11”事件后，印、巴对抗及克什米尔问题直接受到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战略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大国虽然未直接介入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但美国的反恐布局和对印、巴政策的调整将对印、巴对抗产生间接影响。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印度与亚太大国关系的密切，印、巴对抗的地区色彩逐渐变浓，成为亚太地区的安全的重要议题；而印、巴对抗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结果，也会对亚太地区安全和大国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由于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和根深蒂固的仇怨，印、巴两国的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善，克什米尔问题仍将是印、巴两国产生冲突的重要根源。目前印、巴两国均将经济建设和发展放在首位，最近的“板球外交”、“巴士外交”乃至“管道外交”，被认为是两国迈向和平的重大举动，是印巴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作为目前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同时与印、巴修好及近来印、巴之间的和谈，虽然不能完全消除印、巴对抗，但可以缓和双边关系和南亚的紧张局势。印、巴两国应着重长远利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和平共处，因为这不仅符合印、巴两国十几亿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而且对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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