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国民政府的西北战略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意识论文,年代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744（1999）03—0059—04
所谓战略意识，实质上就是对某一地区国防重要性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西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主要指中国的西北角，从行政区划看，包括了今天西北五省的核心地区。当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中国西北的边疆危机，国民政府形成了有关西北的战略意识。本文拟就国民政府西北战略意识的主要内容、形成背景、作用及其教训做粗浅探讨，不足之处，望专家指正。
30年代，国民政府西北战略意识的主要内容包括两点：一是依据当时全国的战略态势和西北独特的地理历史地位，将西北视为未来抗日的后方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西北战略意识中又将苏俄视为潜在的敌人。
一 西北是长期抵抗日本的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面对空前加剧的民族危机，国民政府开始酝酿长期抵抗的战略后方，初期曾把考虑的重点放在西北，并形成了西北战略意识的一个主要内容——即长期抵抗日本的后方根据地。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正式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并开始对陪都西安的大规模建设。正如汪精卫在国难会议上所宣称的那样，政府拟退守西北，“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依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机的当前国难。”[1] 二是通过了一系列有关西北问题的决议案。仅从1932年3月四届二中全会到1935 年11月五届五中全会3年多时间内， 就通过了有关西北问题的决议案多达十几个。包括《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开发西北案》、《救济陕灾案》、《限期完成西疆铁路案》、《关于开发西北之各种决议应即速实行案》、《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案》、《限期完成陇海铁路案》、《请奖励西北垦殖以实边区而裕民生案》等[2]。 三是军政大员纷纷到西北视察，并形成了振动一时的西北热。当时国民党军政大员如蒋介石、宋子文、戴季陶、何应钦、孙科、居正、张继、邵元冲等纷纷到西北视察。正如宋子文在视察西北时所讲的那样，一段时间内，“中央的人，纷纷到西北，社会的领袖也纷纷到西北，‘到西北去’已成一种‘国是’了。”[3]这些要人返回内地后， 无不大声疾呼要关注西北，开发西北。西北问题一度还成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纪念周的中心话题。大公报曾评论道：最近国人注意西北事，似较前殷切。昨日中央党部及国府纪念周，戴季陶、张溥泉两君报告，皆属西北问题，此亦政界目光趋重西北之一证[4]。
30年代初，国民政府形成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日本的后方根据地的战略意识，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他是继承了孙中山等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近代以来，随着开埠通商的深入，沿海地区经济文化畸形发展，从而加剧了中国地区间的不平衡性。与此同时，从国家主权丧失的程度看，也呈现出地区间的差异性，即东南沿海受列强侵略的程度较深，而西北内陆则受病较轻，从而使其战略地位上升。极端落后的经济文化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当时西北的主要特征。也正是这两个特征引起了仁人志士对西北的关注。人们尤其看重西北的战略地位。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若与外国冲突，如中日战争，或者中美战争时，日本必先攻击我沿海各省，那时只有两个办法，一为听天由命，二为抵抗，采取抵抗的办法时，必须立脚在西北，才能巩固作战的根本，扫荡沿海的敌人。[5] 如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就曾说：“通商要埠，任人驻兵，外海内河，任人航行，故沿海及中原各省，随时均受他人陆海空军之威胁，吾国虽大，以今日境遇而言，受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之程度，西北虽受此同一厄运，而受病较轻，较易为力。”[6] 这种认识在当时成为一般研究西北问题者的共识。
其次，就西北本身看，其悠久的历史和险峻的山河地势也容易使人产生退守于此的想法。西北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历史上，这里曾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中西文化主要的交汇地。周秦汉唐四朝，文治武功，彪炳寰宇，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回顾西北辉煌的过去，追念古代的中华文明，人们的爱国之情便会油然而生，特别是民族危机时，抵御外侮的共同心理和民族主义思潮更容易使人产生奋发图强的念头。这也是30年代国民政府视西北为未来抗战根据地的原因之一，1934年蒋介石视察陕西时所发表的演说最能代表这一倾向。他说：“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因此，“现在只要我们能奋发努力，自强不息，一定可以达到复兴民族的目的，完成我们所负的时代使命。”[7 ]从地理上看，西北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适合考虑作长期抵抗的根据地。
最后，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战略态势和国民政府的统治程度看，作退守西北的打算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从战略态势看，东北已失，华北不保，而东南沿海则门户洞开。在这种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后方基地只有西南和西北了。但西南自民国以来一直处于大小军阀的混战与割据状态下，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若即若离，很不稳定。因此，偌大的中国版图内，能够成为战时稳固后方且为国府中央所控制的地区只有西北。正如邵元冲所言：“以今日之国势而论，东北则藩篱尽撤，东南则警耗频传，一有非常，动侵堂奥，故持长期奋斗之说者，力主西北之建设，以保持民族之生命线。”[8] 大公报也曾评论道：“是则国家为固本计，必须经营后方，以备不测，故西北建设，在今后尤为重要。吾人目前论川事，以为四川亦中国最后之堡垒，故瞩望四川军人觉悟者甚切。惟四川今尚未定，中央政令，犹不通行，故宜暂作别论。至于西北数省，则中央政令，完全贯彻，其官其民，莫不仰望中央以为之主持。”[9]
国民政府关于西北是长期抵抗日本的后方根据地的战略，在认识上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实际上西北当时的落后状况很难适应重要的战略后方这一重任。近代以来人们重视西北的战略地位，只看到它有利的一面，而忽视了它诸多的不利因素。但正因为国民政府一度确立了西北的战略后方地位，并很快与经济开发相结合，才开启了西北的近代化历程。比如作为基础设施的交通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成效尤为显著。至抗日战争前，陇海铁路向西延伸至宝鸡，并形成了西兰、川陕和西安——襄樊间的三大公路干线和其他支线。同时兴修了渭北水利灌溉工程中的泾惠、洛惠等惠渠，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因关中大旱灾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此外，由于陪都的设立，对古城西安的改造和文物保护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过由于国民政府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和权宜之计，因此条件一旦变化，情况就会不同。1935年，当国民政府以“剿匪”为名，将其势力渗入云贵川，完成了统一西南的工作后，立即强调西南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这不仅因西南特别是四川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人力资源，便利的航运交通，而且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与英美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毗邻，这对国民政府来说比选择与苏联接壤的西北要放心得多。对西北来说，国民政府投资中心的转变，导致了开发事业的半途而废，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尽管如此，直至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仍在强调西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他在一封给杨虎城的信中指出：“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10]可见，国民政府后来重西南轻西北具有相对性，西北的后方根据地意识并没有完全改变。
二 苏俄是中国西北边疆危机中潜在的敌人
“九一八”事变后，尽管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的是气焰日盛、咄咄逼人的日本，但30年代在国民政府的西北战略意识中，苏俄也被视为潜在的敌人。
这一认识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对苏俄侵华的一种推测式的远虑。近代以来沙俄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虽几次发表对华声明，主张放弃帝俄时代在华一切特权，但实际上对有些特权仍有所依恋，有时甚至表现出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特别在中国的蒙古和新疆地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反感，特别引起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不满。国民党中央委员居正曾撰文写道：“在东北边陲已失，我们这时对于西北边疆的蒙古新疆西藏等处的情形不可再抱从前的态度，蹈袭歧误政策了。因为外蒙古库伦，经赤色煽动的结果，已经宣告独立，而脱离中央；唐努乌梁海阿尔泰等，地大物博，差不多划入西比利亚的范围；新疆伊犁边境，门户洞开，经济交通，完全操于苏俄之手。”[11]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曾说“苏俄本其远东政策，肆意向我侵凌，现在虽认蒙古为我国领土而实际不啻为苏俄之一部”[12]。这些的确是苏俄在中国边疆问题上大国沙文主义的集中体现。
二是由新疆问题引发的近忧。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疆，历史上与俄国的关系十分密切。历来国民政府中央与新疆地方当局在对苏问题上有分歧。在国民政府中央看来，苏俄继承了沙俄对外扩张的衣钵，企图吞并中国的新疆。而新疆地方当局由于历史上的关系，对苏一直保持良好的通商贸易关系，即使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仍与苏联保持使领关系和贸易关系。这自然引起国民政府的不满。到30年代，国民政府对新疆问题更是忧心忡忡。一则1930年，苏联修通了环绕新疆的土西铁路，许多人即“深感觉新疆现时已位置在一粒炸弹上，……有一天的爆发，我们真要粉身碎骨”！“此时如不设法自保，西北将为东北之续”[13]。此后新疆盛世才的亲苏更引起国民政府的不满。1933年4月， 新疆统治者金树仁在政变中倒台，新疆政府军的前线总指挥盛世才上台执掌了新疆政权。期间驻防河西的马仲英入新，并与盛世才展开大战，使原本混乱的新疆局势更趋恶化。此时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和外交部长罗文干相继入新进行调解，但皆徒劳而归。“消息传来，就引起一般人的不少注意，话短道长，谈论风生，一时目光转向西北角上去了。”[14]与此同时盛世才为对付马仲英，主动邀请苏联给予帮助和支持。从1933年开始，苏联不仅向盛世才提供飞机、装甲车、机枪和弹药等军火援助，而且直接派兵进入新疆协助盛世才戡乱。1935年8月， 盛世才又向苏联借款达500金卢布。这一切对当时国民政府的刺激非常巨大。 几十年后，蒋介石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提起这些仍耿耿于怀。他写道：“在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盘踞东北、窥伺冀察的时期，也正是苏俄侵入新疆、操纵行政、掠夺资源的时期。”“苏俄对新疆的侵略，是军事与经济并进的。民国二十四年，苏俄假借苏新贸易公司名义，与盛世才订立五百万金卢布借款合同，中国政府事前交涉制止，未获效果。”[15]国民政府当时对新疆问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听之任之。但这一问题最终不得解决，总是一大心病。抗战中后期，当盛世才有内附倾向时，国民政府加紧了对新疆的说服工作，并取得成功，完成了其所谓收复新疆主权的工作。蒋介石后来写道：“新疆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久已列为行省之一。新疆又是亚洲心脏部的战略基地，只有完全隶属于我中华民国主权之下，才有贡献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国民政府虽在抗战期间，全副力量都用到对日作战，而对我大西北领土主权行政的完整，仍尽力保持，决不许苏俄肆行其侵略，也不容中共打通其国际路线，与苏俄打成一片，来改变整个亚洲的形势，构成世界和平的威胁。”[16]
三是对中共及地方实力派打通国际路线的忧虑。由于近代中国革命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外援主要来自苏俄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国际。而这种外援获取的渠道不外海陆两途。其中陆路从西北打通国际路线，曾吸引过许多人。大革命失败前夕，苏俄顾问鲍罗廷和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就曾希望通过冯玉祥来实现打通国际，挽救革命的目的。当时他们“认为冯是可靠的同盟者，只要同他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就能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再图东向”[17]。后因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鲍、陈的西北学说没能实现。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前后，为求得生存和发展，一段时间内，打通国际的任务也非常迫切。这方面的内容，史学界已多有研究，此不赘述。后来甚至张学良等北方的地方势力派都有这一打算。我们可以从193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的一封电报中看出这一倾向，电报称：“……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的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18]特别是张学良，对打通西北寄予厚望。他曾一再建议红军及早占领宁夏与甘西，并自派代表到新疆与盛世才联络，以求联苏。周恩来曾在延安会谈后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张之立场，如蒋降日，张即辞而另立，故现时派人去新疆联盛世才，即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张有把握。”[19]。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认为中共和其他势力派若打通外蒙或新疆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未来庞大的共产党根据地，从中亚和蒙古延伸到中国的西北腹地。”[20]尽管这只是一种假设，但也不是没有可能。事实上，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由于实力增强，中共中央决定完成打通国际的战略计划。中共中央制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和西路军的组建就是实施这一计划的具体表现。若中共真能实现武力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在广大的西北形成一种亲苏的割据政权，这对仇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极力阻挠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就成了国民政府西北战略中的又一中心内容。
30年代，国民政府被内外两个问题所困扰——即国内的统一问题和国际上日本迫在眉睫的侵略问题。其他问题或围绕他们展开，或是根本无暇顾及。况且与气焰日益嚣张的日本相比，苏俄没有对中国构成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国民政府对苏俄基本采取防范的态度，与之相应对新疆问题也只能听之任之，对中共打通国际路线问题则尽力阻止。在外交上他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策略，即为了实现联苏抗日的战略，从30年代中期开始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相应的在国际通道问题上的认识后来也有了变化，即由反对中共打通变为考虑苏援物资的运送线路问题，这样国民政府也不得不考虑西北国际大通道的建设与打通问题。
30年代国民政府的西北战略意识，是20世纪中华民族危机关头的特殊产物，也是近代以来西北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性的集中体现。同时又是西北内部复杂的政治局面及苏俄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有些看法和提法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反映了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但正是国民政府“西北是未来抗战根据地”地位的确立，开启了近代以来开发西北的先声，特别是作为基础设施的交通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后来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对国民政府来说，由于对西北的重视，不仅解决了耿耿于怀的新疆问题，而且使中共武力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未能实现。当国民政府不再以西北为未来抗战的中心地后，其投资建设的重心也立即发生了变化。抗战前后国民政府投资方向由西北转向西南的过程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对苏问题上，国民政府谨慎灵活的外交原则也取得了成效。通过对30年代国民政府西北战略意识的研究，我们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经验教训，即要使开发西北问题付诸实践，必须高度重视他的战略地位，并且目标一经认准，就必需坚定不移，决不能只作为临时的权宜之计，使西北的开发事业半途而废。当今中国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依然相当重要，开发包括西北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尽快缩短东西部差距，使中国走上全面繁荣富裕之路，是中国在21世纪的重要经济战略目标。只有当我们对西北的战略地位高度重视后，西北的全面开发才能早日实现。与此同时，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仍是当今西北战略中的重要内容。
收稿日期：1999—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