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183；虞愚]与古代迎虎礼_礼记论文](https://www.lw33.cn/thumb/002d52e3a53d15b30960fdf9.webp)
《诗经#183;驺虞》与上古“迎虎之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上古论文,之礼论文,驺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驺虞》与上古蜡祭中的“迎虎” 《诗经·驺虞》之题旨，历代解者最为纷歧，大致说来，计有“《鹊巢》之应说”、“召国之女叹时说”、“乐贤者众多说”、“怨生不逢时说”、“赞驺虞称职说”、“美仁心仁泽说”、“言春狩之礼说”、“叹美弓箭之善美说”、“猎歌说”、“猎不尽杀说”、“赞美猎人本领说”等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鹊巢》之应说”。毛《序》： 《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繁殖，蒐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 这说得似有点玄乎，大体是赞美周代初年礼乐、政制的成功，南国一带亦能行仁政，泽及草木禽兽。如朱熹《诗集传》所说： 南国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齐家以治其国，而其仁民之余恩，又有以及于庶类。故其春田之际，草木之茂，禽兽之多，至于如此。而诗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叹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即真所谓驺虞矣。 这首诗的关键在于对“驺虞”的理解，关于驺虞，前人大致有二种意见，其一说“驺虞”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是所谓的“义兽”、“仁兽”。《毛传》：“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说文》：“虞，驺虞也，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也。食自死之肉。”显然本于《毛传》。 《周礼·春官·钟师》贾疏引《五经异义》“古毛诗说”与《毛传》同。《五经异义》又引古《山海经》、《邹子书》云：“驺虞，兽。”①服虔注《左传·哀公十四年》云：“思睿信立白虎扰”，以为白虎即驺虞。 其二则认为驺虞乃官名。《韩》诗说曰：“驺虞，天子掌鸟兽官。”《新书·礼篇》引《诗》释为：“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皆不以驺虞为兽名。 对驺虞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本诗题旨的歧异，“赞驺虞称职”说以至今人的“猎歌说”、“赞美猎人本领说”等说即由此而起。但驺虞乃官名说显然较为后起，驺虞乃兽一定是上古的传承，是否认不得的。②惟《驺虞》中的“驺虞”，是真实之兽，还是驺虞之“尸”，我以为是后者，这里所谓的“尸”，当是用人蒙虎皮装扮而成。《驺虞》一诗前人或以为言“春狩之礼”，因为诗里明说“彼茁者葭”、“彼茁者蓬”，描写的是春天之景；“壹发五豝”，“壹发五豵”，则似乎说的是猎野猪。“一发五豝”，《毛传》：“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发。”这里的“翼”是驱赶的意思，说虞人驱赶五头二岁和五头一岁的小猪供“公”猎取，郑笺：“君射一发而翼五豝者，战禽兽之命。必战之者，仁心之至。”③照郑玄之说，对虞人驱赶而至的小猪，“公”只象征性地射了二箭，说明其“仁心之至”。不管郑玄此解确实与否，此举的仪式性质却已显露。现代学者“猎歌说”等的形成也与诗中射豕的描写有关。但我们从诗的主要内容及上古关于“乐”用《驺虞》的文献记载看，可以肯定《驺虞》一诗关乎仪式，或者说它是对仪式的一种描述。《礼记·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大蜡，是岁末举行的农业祭礼，祭祀报答神农、后稷等有功于农业生产的八位神灵。因为吃田鼠和田豕，有利于农业生产，猫、虎也在被祭祀报答之列，古代的大蜡礼包含迎猫、迎虎的内容，猫、虎是所谓八神之一。真的猫、虎自然无法迎祭，所以郑玄《注》说“迎其神也”，④指明这是仪式。于此可知，《驺虞》一诗所叙，似是与大蜡礼中的“迎虎之礼”相关。清代学者陈奂说：“诗之豝、豵，皆田豕也。《郊特牲》云：迎虎为其食田豕也。春狩亟驱，其即《礼记》迎虎之意与？”⑤陈奂将《驺虞》诗置于《郊特牲》大蜡礼中的“迎虎礼”的语境之中来理解，我以为是有道理的。大蜡礼与“春狩”之说也并不矛盾，春狩可以包括在大蜡之中。上古四时都有田猎之礼，古代“打猎之礼”的总名叫“田”，而不同季节的“打猎之礼”又各有专名，《左传·隐公五年》： 故春蒐、夏苗、秋称、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 《尔雅·释天》： 春猎曰蒐，夏猎曰苗，秋猎曰称，冬猎曰狩。 说的都是四时行猎礼，古代记载，也有说春、秋、冬三时行猎礼的，如《国语·周语》：“蒐于农隙，狝于既烝，狩于毕时。”不管四时或三时猎礼，其中最重要的是“冬狩”之礼，《大戴礼·夏小正》除了十一月的“王狩”，其他三时没有行猎的记载。所谓“狩于毕时”，就是说“狩”于一年的农业生产终结的年末，与“大蜡”的时间相同。 顾颉刚先生认为以狩猎活动平均分配于四时，乃礼家整齐故事之伎俩。⑥汪宁生结合佤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的狩猎习惯，认为打猎在早期农业社会中，多与农业活动结合进行： 兹以云南西蒙佤族为例。他们从事刀耕火种的轮作农业(shifting agriculture)。一年的农事以冬末春初准备耕地开始，无论是在森林中开辟新地，或者在已耕种过的熟地上清除草莱、禾杆，必先砍到地面上一切植被，晒干后以火烧之，既可平整耕地以待播种，又赖植物灰烬以为肥料。火起时野兽逃窜，人们守在火场周围行猎。此后，田地上作物成长，在从锄草到收获各种农作中，仍不时伴随着小规模狩猎活动。每晨出耕，男子携带弩弓砍刀，妇女身背箩筐，在进行农业劳动之余，便猎取鸟类或小动物，或采集野生植物。……古代打猎正是利用农业劳动之间隙，一年四季均可为之。只是各类狩猎之时期，可能因当地之人条件及猎物情况而定，未必绝对地局限于某一季节而已。⑦ 参照佤族等地区的狩猎习俗，可知上古“狩猎”礼，其含义同样不仅在打猎，还包括垦荒，用火烧荒之意。《礼记·王制》： 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 火田之田，可以当打猎或打猎之处所讲；也可以当耕种或所耕种的田地讲，实际上古代的田猎区往往就是重要的农业区，田猎伴随火田，也就是焚烧山林，开辟土地，而焚烧山林，开辟土地必然伴随对野兽的猎杀，所以也可以叫“狩”。火田的时间，不必局限于冬季，有时可以延续至春天，《周礼·夏官·大司马》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郑玄注：“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莱，除陈草，皆杀而火止。”⑧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从前实行刀耕火种，大体在冬末春初焚烧树林，垦荒行猎。 上古时田猎更是为了农田的开垦，包括保护已开垦的农田和农作物，所以它成了上古时代统治阶级的一种季节性的礼仪。如《白虎通义》卷12： 王者诸侯所以田猎者何？为田除害，上以供宗庙，下以简集士众也。春谓之田何？举本名而言之也。夏谓之苗何？择去其怀任者也。秋谓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谓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时之田，总名为田何？为田除害也。 四时行猎总名为“田”，其目的主要是“为田除害”，即清除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危害的兽类，以促使农业生产的丰收，以供宗庙，以教习士众，《白虎通义》的这种解说，显然保留了“田猎”的某些古义。《说苑·修文篇》也说：“去禽兽害稼穑者，故以田言之”，因此严格地说，“四时”行猎实际上是农业社会的一种农业祭礼，与后世王公贵族玩乐性质的游猎大有不同，所以《礼记·王制》要说：“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古人将“田”归入“王制”，即国家政制法典，是必须举行的重要典礼。“田”要按照一定的“礼”进行，《礼记·王制》说得十分详细：“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豺祭兽，然后田猎……昆虫未蛰，不以火田。”对“田”的具体操作、“田”的时间都作了具体、翔实的规定，形成较为完整的“田猎之礼”。 四时行猎乃是一种祭祀礼仪，而上古时代礼仪的载体，往往是乐舞，《驺虞》也不例外，当是年末举行迎虎之类的田猎礼时的乐舞。 二 《驺虞》与上古“射礼” 《驺虞》一诗是仪式乐舞，上古文献记载颇多，《墨子·三辩》： 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 《大戴礼记·投壶》：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鸣》、《狸首》、《雀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 《礼记·射义》： 天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驺虞》者，乐官备也……是故天子以备官为节。 《礼记·乐记》也有： 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 郊射，为射宫于郊也。左，东学也。右，西学也。《狸首》、《驺虞》，所以歌为节也。贯革，射穿甲革也。 《周礼·春官·大司乐》：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驺虞》。 《驺虞》，乐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驺虞》为节。 上述记载，都明说《驺虞》用于射礼，而且为皇家天子所用，是“王出入于大学、辟雍之乐”⑨大学、辟雍就是所谓的“明堂”，《诗经》是明堂音乐，《驺虞》正是天子明堂之乐，清代学者金鹗云： 古者作乐，堂上有歌，堂下有奏，歌者以琴瑟歌《诗》也，奏者以钟鼓奏《九夏》也。《乡饮酒礼》、《燕礼》前言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后言奏《陔》；《大射仪》前后言奏《肆夏》、奏《陔》，中言歌《鹿鸣》三终；《左传》言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鹿鸣》之三，是奏为《九夏》，《诗》则言歌而不言奏也。乃《乡射》言奏《驺虞》，《大射》言奏《狸首》，《驺虞》、《狸首》皆诗也，诗何以言奏？此盖不歌于堂上而奏于堂下者也。《乡射礼》云：“乐正适西方，命弟子赞工迁乐于下，阼阶下之东南，西面北上坐。”是工在堂下也。后云“乐正东面命大师曰：‘奏《驺虞》，间若一’，大师不与许诺，乃奏《驺虞》以射”，无升阶之文。《大射》奏《狸首》亦然。是奏《驺虞》、《狸首》在堂下明矣。诗必须歌，奏必以钟鼓，此奏《驺虞》、《狸首》盖歌奏并用，不以琴瑟而以鼓也。⑩ 他根据文献记载，考明《驺虞》、《狸首》等是在“堂下”歌奏并用的礼仪性乐曲，这自然不错，但我们还要指出，这种乐曲的演奏必伴随礼仪性的舞蹈。 《墨子》说《驺虞》是周成王传承了先代之乐而作，可见它的古老。这也合于二《南》之诗大体作于周初“被文王之化”时的传统观念。《礼记》等古代文献说《驺虞》是天子行“射礼”时所用之乐章，天子射礼本与田猎礼相关联，射礼非单独施行的礼仪，而是与田猎、祭祀禽兽礼组合在一起的一种仪式，因为田猎本来就离不开射的。《吕氏春秋·季秋》说得非常明白：“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执弓操矢以射。命主祠，祭禽于四方。”陈其猷说： “射”字《月令》、《淮南》作“猎”，亦误。盖此所言乃行猎之礼，并非行猎，故执弓操矢，射以若干发，以示行猎之形式。如《孟春》所言天子耕籍天三推，以示耕田之形式，正可为比。后人不知此是仪式，误以此为行猎，故改“射”为“猎”耳。(11) 前面说到的年末“大蜡”，蜡或作“腊”，也包括田猎的内容。蔡邕《独断》云：“冬至，阳气始动；夏至，阴气始动。麋鹿解角，故寝兵鼓，身欲宁，志欲静，不听政事。迎送凡田猎五日。腊者，岁终大祭，使吏民宴饮。”上古田猎礼是包含迎猫、迎虎这类仪式的，所以古书中有关《驺虞》用于射礼，对于说明《驺虞》诗旨关乎春田之“迎虎之礼”非但不构成障碍，反而形成一种有力的证据。 三 《驺虞》“乐官备”古说探原 这里我们极感兴趣的是《礼记·射义》中关于“《驺虞》者，乐官备也”的古说。郑玄注云： 乐官备者，谓《驺虞》曰“壹发五豝”，喻得贤者众多也。“于嗟乎驺虞”，叹仁人也。 郑注似乎有偷换概念之嫌，《礼记·射义》明说“乐官备”，郑玄却将“乐官”改换成了“贤人”，虽说乐官可以视为贤人，但两者毕竟不属同一个概念。然而“乐官”与《驺虞》一诗的诗义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呢？以致《礼记·射义》的作者要用“乐官备”一语来概括《驺虞》一诗的诗旨呢？ 上古乐官的职能，并不仅仅在于今日人们所理解的音乐，而同时掌管天文历法，是所谓“礼乐”的主导者。《国语·周语下》云： 伶州鸠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百官轨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 上古瞽史之类的人物被称为“知天道”的圣人，他们能够依靠灵敏的听觉“定律均钟”，从而确定历法，建立仪规制度，《国语·郑语》：“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国语·郑语》也有“瞽告有协风至。”韦昭注云：“神瞽，古乐正，知天道者也。协，和也，风气和，时候至也。立春日融风也。”通过“听风”可以知道天时。 “田狩”绝不是一般的烧荒、打猎活动，作为一种礼俗，“田狩”的目的还在确定时节，颁布时令。《左传·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书时，礼也。”周正之春正月，正是夏正之仲冬十一月。猎取具有时令意义的兽物作为牺牲，以祭祀祖先、神灵，也是上古田猎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祭祀神灵、祖先与时令的确定是同步的。《周礼·夏官·射人》：“祭祀，则赞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仪。”郑玄注：“烝、尝之礼有射豕者。”《谷梁传·桓公四年》：“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上述《白虎通义》所谓的“上以供宗庙”，也是说的这种情况。《风俗通义·祀典》：“腊也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应劭用声训法解释“腊”的来源，与上古文献记载的实际大体符合。古代有四时之祭，据《周礼·夏官·大司马》之说：春献禽以祭社，夏献禽以享禴，秋献禽以祀祊，冬献禽以享烝。这样的习俗在古代世界是常见的现象。田猎礼与候时结合，而时节的确定又为农业生产及农业祭祀所必需，所以“田狩”，在先民眼中，实具有某种神圣意义，为他们所极为看重。 田猎之“时”的确定，要靠乐官的听觉以及计算；“时”的传布也要靠乐官的乐器演奏及歌舞演绎。然则有优秀的乐官，就能“得时”，而“得时”，则是农业生产、农业祭礼(包括迎虎、迎猫之类的狩猎礼)等大事得以顺利进行，从而给人们带来福祉的保证，此所以乐官被看重，“乐官备”被视为太平盛世而人们要歌颂他们的客观原因了，然则《礼记·射义》关于《驺虞》诗旨乃歌颂“乐官备”，绝非无的放矢之言了。 四 《驺虞》与“白虎”星象 《驺虞》一诗关乎“得时”，还可以从“驺虞”古说中的“白虎”探得几分消息。“白虎”，即参星。《夏小正》中参星于一月、三月、五月、八月(据孔广森之说，八月当为七月之误。)凡四见，可见是极其重要的定时星辰。《夏小正》一月“初昏参中。”王聘珍注：“正月节，参去日九十度，昏刻中于南方也。”(12)《左传·文公元年》：“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史记·历书》说同。《集解》引韦昭云：“谓正历必先称端始也。”白虎星所指示的时节乃是一年的首月——正月，自然是人们格外垂青于它的原因了。 《史记·天官书》：“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为衡右。下有三星，兑，曰伐，为斩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觽，为虎首，主葆旅事。” 张守节《正义》：“觜三星，参三星，外四星为实沈，于辰在申，魏之分野，为白虎形也。”司马迁这段充满星占色彩的话，大体说的是参宿一至参宿三直列似秤衡，古人名之为衡石；这三星下面有三颗小星，上小下大，是为伐；六星之外有四颗星，形如白虎的四肢；在参宿四、五两星之间有三颗小星，处于虎首的位置，乃是觜宿，觜即嘴，觜宿之名显然来自于觜宿作为虎口的古说。值得注意的是，伐星，《天官书》强调“为斩艾事”，伐星相对应于人间的是斩伐树木杂草之类的治田之事，而无关乎征，则从星占角度，也透露出“伐”与“田”的原始关联性。冯时指出： 早期的白虎之象显然仅含觜、参两宿，准确地说，古人最初可能只把它们作为一个星座来处理。将这个形象放大观看，它实际很象是一张悬挂于天空的虎皮，这当然也是古人把它当作白虎形象看待的理由。由于参宿的七颗星(不包括伐三星)都是二等以上的亮星，在黄河流域冬夜的天空中非常醒目，所以古人很容易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参”本有“三”的含义，衡石三星是与苍龙星象中的心宿三星遥相对应的授时主星，因而成为中国古人最早辨识的星官之一，这意味着古人对白虎星象的认识年代应该与苍龙星象一样久远。(13) 冯时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尧典》有“日短星昴”之语。冬至这天南方天空中出现昴星，据以推定冬至。昴星，孔安国传：“昴，白虎之中星。”二十八宿之西方七星为奎、娄、胃、昴、毕、觜、参。可见在《尧典》时代，白虎星就是重要的候时辰星。 上世纪80年代，在河南省濮阳县西水坡出土了用蚌壳堆塑的龙、虎图案，学者们大体认定象征的是“青龙”、“白虎”星座。可见距今六千多年前，参(白虎)就成了重要的定时辰星。 参星又名实沈，传说实沈原是高辛帝次子之名，与其兄长阏伯不和，被迁于大夏。《左传·昭公元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参为晋星。 通过观测参星(白虎星)在天空的位置来定时纪年，在后世一些少数民族至今留下诸多痕迹，如哀牢山等地彝族传统用十二兽纪日纪岁，人们称之为“母虎日历”。哀牢山上段南涧彝族自治县南境虎街的纪日十二兽祭祀活动，集中地反映了这种古老的历算与崇拜。据调查，在当地一座山神庙的正壁中央，绘有一个黑色大虎头，虎头下侧绘纪日十二兽：虎、兔、穿山甲、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每隔三年的首月首日即虎月虎日，远近各彝族村寨要在此联合举行一次大祭。巫师取羊头额骨烧烤占卜，得到母虎神将于当晚降临的预示。“当天晚上，庙外有男女青年歌舞，表示欢庆以母虎神为首的纪日十二兽神的降临，气氛欢乐。庙内由年长女巫为首，率领群巫(六至十二人)，举行以虎为首纪日十二兽神的舞蹈，气氛庄严肃穆。参加舞蹈的男女巫师，按传统需要十二人，即一人代表一个兽神。……按传统规定，率领以虎为首的纪日十二兽神舞的巫师，必须是女巫，否则，就是对为首母虎的不敬。……舞蹈伊始，男女巫列为一行，各持一柄扇形羊皮鼓。为首女巫戴虎头面具，紧跟她后面的一个男巫责腰插虎尾。在巫队一侧由一男巫手持葫芦笙。当为首女巫击鼓起舞时，笙岳吹奏呼啸声，群巫按笙乐节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节，是由为首女巫带头表演仿效十二兽的声音和动作，以象征十二兽神的降临。”例如，巫师用全身蠕动的舞姿，表演蛇的爬行；穿山甲舞则模仿它诱食蚂蚁的情形；猴舞表演它爬树摘野果吃的动作；虎舞则表演猛虎扑食的威风。这些舞蹈，除穿山甲舞和蛇舞没有声音，大多以笙鼓之乐伴奏。彝族巫师认为，“葫芦笙的葫芦本身就象征虎，从葫芦笙里发出的声音，是纪日十二兽之首母虎的声音，也是山神(土主)和彝族祖先的声音。”当地原来还供置着一块与纪日十二兽壁画、乐舞相对应的彝文“十二兽”《母虎日历》碑(亦译“母虎纪日谱”)，即属用十二兽纪日的古老历法。(14) 我们从流行于民间的“虎舞”等兽舞的历法舞蹈，可以约略想见《诗经》时代人们举行“迎虎”、“迎猫”等仪式时的情景。两者之间当然存在不少差异，但我们也发现它们之间存在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有人扮演虎等禽兽的动作；举行仪式的时间，彝族在每隔三年的首月首日即虎月虎日，实际上是新年的祭礼；《驺虞》同样是在一年的新春，两者都属于历法舞蹈的范畴。我们有理由设想，上古人民年终行蜡礼时，是忘不了“迎虎”的，因为彼时正当天上的“白虎星”黄昏时分开始居于南中天之际，人们看到这种天象，意识到新的一年已经来临，于是在宴饮、田猎，报答各路神灵之际，也会举行“祭白虎”、“迎虎”之礼。因为“虎”不仅帮助他们除去糟蹋庄稼的野兽，还给他们带来确定的时令，使他们的生产、生活更有次序与保障。 ①刘信芳先生认为“驺虞”，或即《楚帛书》“取于下”之“取于”，“取于”读若“驺虞”，而“驺虞”，他以为是水獭，如谓驺虞“尾长于躯”，与水獭之形态相合。欧亚水獭，亦称旧大陆水獭，体长五十六至八十三厘米，尾长三十六至五十五厘米，尾占体长三分之二以上。帛书“取”之神像亦有一长尾，与有关驺虞的描述相合。所谓“应信而至”可理解为应节令而至，而《夏小正》诸书正是将獭作为物候对象。(见刘信芳：《中国最早的物候历月名——楚帛书月名及神祇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53辑。)刘说新奇可喜，但水獭处水及水边，似与《驺虞》诗“彼茁者蓬”的语境不合，又“虞”字似关乎虎族，“白虎黑文”、“大如虎”之类的描述，亦无与于獭也。 ②清代学者马瑞辰说：此诗：“吁嗟乎驺虞”与“吁嗟麟兮”句法相似，麟既为兽，则驺虞亦兽可知。《周官·钟师》贾疏引《五经异义》载古《毛诗》说，《周南》终《麟趾》，《召南》终《驺虞》，俱称嗟叹之皆兽名，其说是也。欧阳修谓《毛诗》未出之前，未有以驺虞为兽者。今按古书言驺虞者凡四，皆在《毛诗》未出以前。《山海经·海内北经》：“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彩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吾，乘之日行千里。”吾、虞古同音，《汉书》吾丘寿王，《说苑》作“虞丘”可证。《五经异义》引《古山海经》、《驺书》云“驺虞，兽名”，刘芳《诗义疏》亦作驺吾。其证一也……马氏共提出五条证据，证明驺虞兽名说早于官名说。文长不俱引。参见[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4—105页。 ③清人许瀚不同意毛、郑之说，认为“壹发五豝”是指射死“五豝”：“毛不解壹字，而《小雅·吉日》‘发彼小豝，殪此大兕。’传云；‘殪壹发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据此毛释殪为壹，发则亦当释壹。发为殪，壹发五豝，犹言殪五豝耳。非一发而中五，亦非豝有五而发仅一也。殪壹古通用。《书·康诰》‘殪戎殷’，《礼记·中庸》作‘壹戎衣’，其证也。……盖分言之，则曰发，曰殪。累言之，则曰壹发，其义一也。郑笺谓君射一发而翼五豝者，战禽兽之命必战之者，仁心之至。案：传言翼五豝而待公之发，自是古田猎之礼如此。豝五而发一以为仁，似非帝王之仁。且春田所获，将以供祭燕，区区一豝一豵，庸足给乎！”许瀚以《小雅·吉日》毛传证明“壹发五豝”，非一发而中五，亦非豝有五而发仅一，是有道理的。而与郑相同的是，许瀚也认为此诗所描述者为仪式。(见[清]许瀚：《攀古小庐全集》，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4页。) ④[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3页。 ⑤[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卷2，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本。 ⑥《顾颉刚读书笔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中《纯熙堂笔记》“狩与改火之一次与多次”条，《虬江市隐杂记》“三田四田”条，“蒐春夏秋所通用”条等均所言及。 ⑦汪宁生：《古俗新研》，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8—79页。 ⑧[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07页。 ⑨[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783页。 ⑩[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783页。 (11)陈其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477页。 (12)[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页。 (13)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14)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