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历史观的特点_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历史观的特点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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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说到底就是邓小平的科学历史观即唯物辩证历史观。邓小平的人生道路、社会生活、工作实践及其所完成的历史重任有其特殊性,因而邓小平历史观的形成及理论内容也有其显著特点。

一、邓小平历史观形成、演进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告诉我们,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众多伟人都经历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即与唯心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决裂的过程。邓小平世界观、历史观的形成和确立,不存在与唯心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决裂的问题。但又不能认为邓小平先天具备科学世界观、历史观。

自从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创立之后,人们的科学世界观、历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基本上是两种取向、两条途径。一种取向、途径是,那些在剥削压迫制度下深受唯心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系统灌输、影响并已确立了唯心主义观、历史观的人,通过社会生活实践的总结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地与唯心世界观、历史观决裂,自我反思、从唯心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确立起科学世界观、历史观。不仅科学世界观、历史观创立者、奠基者马克思、恩格斯经历了这样一个世界观、历史观的根本转变过程,而且列宁、毛泽东等继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领袖人物也经历了这样一个世界观、历史观的根本转变过程。另一种取向、途径是,那些从童年到成年人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系统教育、影响并在革命化、社会化、现代化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成长的人,自觉地通过总结社会实践经验和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步地确立起科学世界观、历史观。邓小平科学世界观、历史观的形成和确立,就是遵循后一种取向、途径,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

邓小平科学世界观、历史观的形成和发展,显示自身的独特轨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3岁以前,少年邓小平成长为青年邓小平,逐步认识到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本质,在政治思想上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少年邓小平生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变革大潮引起新旧观念、各种思潮相互碰击,迷信与科学对争,进步向传统挑战,革新淘汰守旧。少年邓小平在社会变革风浪中拼搏,探求真理。一方面,少年邓小平诵读过孔孟典籍,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古文观止》、《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等,经过扬弃,传统文化转变成爱国主义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少年邓小平从乡下来到散发现代生活气息的山城重庆,入读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近代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如代数、几何、物理以及工业技术常识,修习法文。通过广泛吸取近代文理工各方面科学知识,为确立科学世界观、历史观奠定了最初的自然科学基础。从1919年到1923年,邓小平经历了国内、外严峻的阶级斗争的锻炼,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1924年7月,邓小平成为正式共产党党员。 这是邓小平初步确立科学世界观、历史观的一块里程碑。第二阶段,1924-1926年,这是邓小平科学世界观、历史观达到成熟的关键的三年。直接促成邓小平世界观、历史观成熟和科学的因素主要是:一方面,既是工业劳动者又是留学生基层党组织领导者的邓小平,广泛参与了反帝斗争,加深了对阶级关系和中国革命主要问题的理性认识;另方面,邓小平于1926年从法国来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培训,有幸接受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的系统教育。必修课内容包括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中国革命运动史、通史、社会形态史、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研读《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及军事训练课等。正如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说的,邓小平“在苏联的学习,最重要的是较全面、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其他知识”,实际上是一次“共产党的高级党校教育”,“高等教育”,为往后社会实践“奠定了更加充实的理论基础和斗争基础”,表明“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已成熟”。第三阶段,1927-1977年,半个世纪里,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经历了“三落三起”的考验和境遇,科学世界观、历史观的应用、充实和发展达到新的境界。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从理论上总结、阐发了官兵关系、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的辩证法,调查研究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艺术,马克思主义学风,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法,农业体制、工业体制、科教体制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关系等。这个阶段,邓小平从主持军队一个方面、局部的政治、军事工作领导者转升为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党和军队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参与了全面的、全局性的战略决策和指挥实践。角色和地位的提升,给邓小平科学世界观、历史观的进一步理论升华创造了有利条件。第四阶段,1978-1997年,近20年里,邓小平科学世界观、历史观的应用和发展,达到了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水平,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灵魂。这个阶段,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党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在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邓小平文选》1-3卷,尤其是2、3卷的出版,集中地反映了邓小平科学历史观丰富、深刻的内涵和鲜明的理论特色。

二、邓小平历史观理论的特点

邓小平历史观理论的特点,与时代特征和主题相联系,更重要的是与20世纪最后20余年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状况相联系,也就是说,其特点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要求。

科学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科学评价众多创业领袖及其业绩,是邓小平历史观理论的一大特点,也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迫切需要。毛泽东辞世之后,不仅发生以“左”的姿态对待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现象而且有以右的态度、全盘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倾向。邓小平坚持唯物辩证的领袖评价理论,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同时平反一系列冤假错案,为刘少奇、彭德怀等创业领袖恢复名誉。邓小平亲自指导制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把科学的领袖评价论变成党的重大历史性决策,规范全党言论行动,维护了全党团结,重新焕发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邓小平的科学的领袖评价论,遵循彻底的唯物主义路线,坚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原则,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以大局为重,坚持全面的、历史的辩证观点和方法,摆正第一位功绩、第二位错误的关系,从党和国家的发展看功绩的历史定位,从具体社会环境探究错误的因果联系;立足于领袖是人不是神,既要实事求是又要解放思想,用实践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来检验领袖的言行指向。邓小平的科学的领袖评价论,不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而且为国际社会主义发展史树立了光辉典范。

“初级阶段”国情论是邓小平历史观理论的第二特点。邓小平总结以往中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认为主要失误在于超阶段决策,路线和政策脱离基本国情。邓小平一贯的思想理论是,基本国情决定基本国策。这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应用和展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探索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问题,坚定而又明确地指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的“初级阶段”国情论,内容极其丰富、深刻,不仅阐述了正确认识“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必要性、重要性,而且揭示了“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现实构成包括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生产力状况、人口状况和科技状况等;不仅指出了“初级阶段”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硬的必要性、重要性,而且制定了“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战略和政策。邓小平的“初级阶段”国情论与科学的领袖评价论一起,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列车的两个前轮,发挥着难以估量的长久的积极作用。

邓小平历史观理论的第三特点是,创造性地确立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这个理论表明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和“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决定了的,是社会主义在国际环境中生存、发展并最终胜利的客观要求,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的历史任务。邓小平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论的创新思想在于,不仅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讲全了,而且把改革开放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出路;不仅找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科技体制等,完善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命题,由此确立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并且在把实践标准引入社会历史观领域的同时,确立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突出强调了生产力发展中的科技人才和科技知识因素。邓小平一贯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认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人才,“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 页)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7页)在新的历史时期, 邓小平提出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生产方式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

尊重群众和群众首创精神,善于调动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这是邓小平历史观理论的第四特点。在如何对待群众及其实践的问题上,历来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分歧和论争的焦点之一。神学论者把群众看作神主任意支配的对象。唯意志论者把群众当作天才、智者的奴仆或工具。“左”的教条主义者曲解群众观点、群众运动,要么搞无政府主义,要么运动群众,浪费、挫伤群众积极性。邓小平的群众历史观理论发源于长期的群众性革命斗争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较系统化理论化地得到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的群众历史观理论更加全面、充实并达到新的水平。具体表现在三个统一:一是实事求是观与群众路线观的统一。邓小平倡导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走群众路线,无论是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还是到群众中去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要做到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要从群众生活、群众利益、群众要求中寻找工作的规律性。“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二是尊重客观规律性与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统一。邓小平总结了大跃进的错误就是“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的教训,明确指出经济建设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6页)改革开放不能犹疑怕事,而要大胆试验,要有敢闯敢创敢“冒”的精神。邓小平热情支持安徽农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赞扬乡镇企业的兴起,肯定经济特区建设者的创造性劳动。邓小平主张既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又要善于总结经验,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逐步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三是密切联系群众与接受群众监督的统一。邓小平指出,党、党的干部既代表群众利益、又为群众谋利益,要关心群众生活、利益和要求,努力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邓小平还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为人民就有权依法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那些搞特权、特殊化,而又不听批评教育的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新时期我国纪检制度、监察制度的创设、完善和实施,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邓小平的群众历史观。邓小平还提出了人民利益标准,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不难发现,邓小平的群众历史观理论把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论点更加具体化而又更加理论化了。

三、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历史观理论上的比较

总的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历史观理论上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一致的。邓小平历史观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观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毛泽东在历史观理论上的成就,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然而,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历史观理论上存在着的差异是客观的,可以而且有必要进行比较探索。

首先,毛泽东历史观理论以考察、研究和处理对抗性社会矛盾即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为主线,因此,始终贯彻阶级分析方法。从《毛泽东选集》第1卷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第5卷的末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题目本身就强烈地显示毛泽东历史观理论方法论的特点。邓小平历史观理论以考察、研究和解决非对抗性社会矛盾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主线,因此,不限于或者说主要的不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而通常是使用比较分析方法。通过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利弊比较找到改革开放之路;通过中国的现在与过去比看到进步,坚定方向,中国与他人比,找差距,大胆实行全方位开放政策。邓小平常常使用“关键”这个词去阐述问题如“科学技术是关键”、“关键在人”等,这些“关键”就是从比较中概括出来的。经济社会的富与不富、先富与后富、小康与中等发达水平等都是比较分析而言之。我们必须学会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去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非对抗性社会矛盾。

其次,毛泽东历史观理论把社会变革的重心放在上层建筑,而邓小平历史观理论把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作为重心。自中国革命胜利、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尽管毛泽东在27年里也亲自领导了经济建设,中国成功地完成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毛泽东历史观理论的重心仍然是上层建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就是最典型的说明。毛泽东说过,“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29页。)。由于历史观理论的重心在上层建筑,因此,毛泽东把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变成一种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实践。毛泽东说,“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29页。)毛泽东的一些论著如《论十大关系》,本来是围绕经济关系展开论述的,然而,也是由于他的历史观理论的重心的制导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并未予以全面贯彻。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党在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旗帜鲜明地表明了邓小平历史观理论的重心。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这个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决心。前面我们关于邓小平历史观理论的特点的分析也谈到这一点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

最后,毛泽东与邓小平在对待脑力劳动者的态度和方法上有差异:毛泽东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范畴,因而大批知识分子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邓小平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极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脑力劳动者,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分子在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力地证明邓小平关于脑力劳动者地位、作用的观点的科学性、真理性。

毛泽东、邓小平是继孙中山之后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巨人、中国共产党内最杰出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承担并完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所赋予的历史重任,为中国社会发展、人民幸福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实现了两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毛泽东、邓小平历史观理论上的差异点是由多种主、客观条件尤其是时代和形势条件促成的。通过比较分析,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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