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的“苏联因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苏联论文,剧变论文,探析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8-0041-13
“东欧”，是一个地理范围十分模糊而政治身份又非常特殊的概念。米兰·昆德拉曾说，这是一块在最小化的空间浓缩了最大化的多样性的地区。就其政治身份而言，“东欧”在冷战时期是一个有特定所指的概念。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其著名的“铁幕演说”中将东欧明确界定为：“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线以东、并“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的欧洲部分[1](pp.83~88)。具体即指二战结束后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八个欧洲国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这些国家随着雅尔塔体制的形成被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在1945至1947年间曾实施过短暂的联合政府政策，此后随着欧洲冷战拉开帷幕，便在苏联的压力之下，放弃了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目标，转而走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从华沙开始，东欧各国发生了连锁性制度崩溃。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同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举行谈判，此举标志着党最终放弃了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接着，东欧其他国家紧随其后。先是匈牙利，是年夏，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谈。9月，匈牙利当局决定开放同奥地利之间的边界，这一决定很快引发了东德政局的崩溃。继柏林墙倒塌后，紧接而来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此后，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政权被推翻，保加利亚共产党内部发起的“宫廷政变”将日夫科夫赶下台。最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亦被席卷而来的风暴所吞噬。
毫无疑问，政治剧变是积蓄已久的东欧危机的一次总爆发。20年后的今天，回顾起东欧发生的这场影响至深至远的历史剧变，仍然令人不由深思：建设了长达四十余年的东欧社会主义大厦何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无一幸免地集体坍塌①？是什么因素使得东欧民众向往逃离现实社会主义的束缚？诞生于冷战背景下的“多米诺”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谓“示范效应”“扩散效应”“传染效应”等分析概念，固然对于问题的理解有启发作用，但仅停留在此层面上的解释未免浅显。对于1989年东欧剧变的探讨，除需关注邻国事件的刺激以及国内各种危机的累积之外，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不容忽视，即苏联长期以来对东欧所施行的政策。对于这一政策，一方面，不仅需要考察冷战背景下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总体目标和基本支柱；另一方面，还需对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每任苏联领导人执政时期苏联对东欧政策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和趋向作具体分析。
苏联把东欧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从二战后期到1953年春斯大林去世之前，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把东欧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使其同苏联“连成一片”，从而实现东欧与苏联地缘上的一体化；二是通过将苏联模式推广到东欧，使其同苏联“结为一体”，进而实现东欧与苏联制度上的一体化。正是以上两种一体化，将东欧与苏联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从而确保了苏联对东欧长达四十余年的控制。
毋庸置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与二战紧密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后者的必然结果。战争期间，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西方国家与苏联携手联盟。1944年春，苏联军队开始向东欧和巴尔干国家挺进。眼看着该地区乃至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即将发生重大改变，作为未来欧洲舞台上的两个主要大国，英国和苏联充分意识到有必要明确各自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力量与活动的区域、范围和程度。1944年10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期间，同斯大林就战后东欧和巴尔干局势等问题交换了看法并共同签署了后来举世震惊的“百分比协定”②。根据双方最后议定的结果，英国承认苏联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苏联领导人也承认英国在希腊的势力范围，至于南斯拉夫，双方各占一半(详见下表)。
1945年2月4日至1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晤，确立了战后欧洲和世界的格局。经过激烈争论，三巨头最后通过了《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声明》和《雅尔塔协定》。其中就接管德国、波兰边界等问题达成了如下协议：关于德国问题，规定战败后的德国将由苏、美、英三国实行分区占领，同时邀请法国参加共管；关于波兰边界问题，确定以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的边界线，而西部边界是否以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为界，留待日后再议。出于对苏联意图的担忧，西方国家在此次会议上还极力推动通过了一份涉及被解放的欧洲国家战后政治安排的文件，即《被解放欧洲的宣言》。《宣言》规定，立即对从法西斯占领中获得解放的欧洲国家和前轴心国成员的现有政府进行改组，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其政治经济问题[2](pp.244～248,177～179,246～247)。斯大林签署了此份文件，不过在他看来，“民主”的概念同“苏维埃”的概念是同一的[3](p.94)。两个月后，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由铁托率领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时曾毫不隐讳地声言：“这次战争和过去的不同了；无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凡是他的军队所能到达之处，他就强加他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4](p.81)显然，使苏联军队尽可能地向西推进并将红军“所能到达之处”纳入自身的势力范围，是此时苏联的战略重点。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虽然对战后欧洲和世界新秩序各有打算，整个协议过程也充满了妥协的色彩，不过，对于苏联来说，会议无疑富有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方盟国在此次会议上默认了苏联在东欧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从而为后来东欧与苏联全面的一体化准备了前提。
根据冷战结束后陆续开放的多边历史档案，现在我们知道，在将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确定了双方地缘一体化的雏形后，斯大林并未即刻将“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进到东欧各国。相反，为了维护同西方大国的战时同盟关系、确保在其西部边界构筑起一条战略安全带，以及利用战后初期有利的形势进一步推进“世界革命”，斯大林选择了暂时支持东欧国家采取一种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发展道路，即人民民主道路5](pp.80～89)。
“人民民主”这一术语，据俄罗斯学者沃罗基京娜等人的研究，始见于19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它与“新型议会制共和国”的出现紧密相连，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中，国家政权归由各派政治力量共同组成，并在整个社会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反法西斯力量联盟民族阵线所有[6](p.3)。而“人民民主道路”这一概念，照匈裔学者查尔斯·盖蒂的说法，代表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一种“过渡形态”。在这一形态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因素和特征同时并存，社会主义将通过渐进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7](p.35)战后初期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从其主要特征来看：在政治上，实行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度，即采取多党联合组阁而非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在经济上，则是一个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结构，即一方面保留私营经济和市场关系的存在，同时又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逐步国有化部分地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8](p.30)。
遗憾的是，东欧的人民民主道路并未能走多远。一方面，如上所述，斯大林对东欧人民民主道路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策略，目的在于使未来的力量组合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1946年秋，他与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谈时的一番话很有代表性。斯大林在谈话中讲道，保共有必要“最低限度地”联合其他“劳动者政党”，组成一个新党。这个党可以取名为“劳动党”或“工农党”等，但其实质仍然是共产党。斯大林特别强调，此种安排“在现今这个时期将获得更广泛的基础和合适的掩护”，并有助于推动保共经由一条特殊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9](pp.385～387)。另一方面，东欧人民民主道路仅实践了不过两三年便被迫中断，还与1947年前后国际形势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紧密相关，比如，东西方大国间围绕德国、东欧发展前景等重要问题上的矛盾和对抗日益激烈，西欧社会情绪的指针普遍右摆，芬兰共产党大选失利，法、意两国左翼力量内部关系急剧恶化并先后被逐出政府，希腊共产党抵抗运动遭到失败，东欧各国共产党议会选举频频受挫，等等。面对以上种种局势发展，苏联开始对东欧的民主联盟政策，以及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的策略感到担忧。在莫斯科看来，日渐紧张的国际局势和东欧国家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对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一旦东欧各党步西欧党之后尘，被排挤出联合政府，则东欧各国对苏友好政府的生存继而苏联在东欧的存在，都将面临严峻挑战。不久，在马歇尔计划和苏南关系恶化两件事的直接刺激之下，苏联对东欧的政策也随之发生重大转折，斯大林断然决定抛弃其大国合作的幻想并叫停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尝试。此后，摆在东欧国家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东欧的苏联模式化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947-1948年可以称为“去人民民主”的阶段。在此阶段中，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通过取消多党制、快速国有化等激进措施，结束了具有协商民主特征的人民民主时期，从而为苏联模式的移入扫清了道路。此后，斯大林的社会组织模式不容置疑地成为东欧各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从1949年至斯大林去世前的这一阶段通常被视作苏联模式在东欧全面确立的阶段。在此阶段中，东欧各国放弃了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目标，转而实行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上，以一党执政取代议会多党联合执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经济上，消灭私人经济和市场关系，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确立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快速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国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强调党在意识形态层面所具有的垄断权和解释权，同时宣扬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将其推向极端。总之，所有的制度、组织、社会活动、单个的人，都必须符合一套预设的规则，如果违背规则便要承担后果。用另一位匈裔学者舍普夫林·捷尔吉的话说：“一切都被政治化了。”[10](p.76)
苏联模式就这样被移植到了东欧。在这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斯大林式的领袖，每个国家都堪称“微型苏联”。为使东欧各国的苏联模式尽可能地接近原型，苏联加紧了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安全、内务机构以及经济部门中建立和巩固顾问系统的步伐。这样，苏联在按自己的样式“革命性地改造”了东欧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后，通过对各国共产党的垂直控制和渗透，借助苏联模式和苏联专家，将东欧完全统合到苏联阵营中来，从而实现了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各国同苏联制度上的一体化。然而，苏联模式这种强制政治同一化模式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同东欧的传统多样性和历史特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冷战逻辑驱动下苏联对东欧的紧密控制与各国民众追求独立自主之间的频繁冲突，使得苏联模式就像一个被错误移入机体内的器官，成了东欧不断频发“排异反应”的根源，并为此后几十年间东欧的曲折发展、直至最后的政治剧变埋下了伏笔。
东欧国家冲击苏联模式的尝试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去世。斯大林时代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着是苏联、东欧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被苏联作家爱伦堡称之为“解冻”的时代③。“解冻”意味着冰封被打破，意味着改变的开始。尽管这种改变带有尝试性，并且表现得凌乱、迟疑甚至反复无常，但毕竟一切开始有所不同。
后斯大林时代的“解冻”始于这位苏联领导人逝后的第四天。当日，在为斯大林举行的追悼会上，1952年曾代表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上做中央工作报告的马林科夫首先发表了讲话。马林科夫的此次讲话，阐明了一系列旨在缓和国内矛盾的新观点，特别强调了党和政府应将其工作重点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需求等方面[11](p.45)。在随后于3月15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新的领导班子宣告成立：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一职，贝利亚等四人为其副手，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书记。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们声明将严格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并实行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同在此次会上，马林科夫就莫斯科新的外交方针做了公开阐述。在这篇被西方称为“和平攻势”的讲话中，马林科夫指出：“通过和平的方式，在相关国家共同一致的基础上，没有什么争执不下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这适用于处理我们同所有国家包括美国之间的关系。”[12](p.xxxii)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希望以此缓和同西方的对抗，改善其内外环境，以此节省下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维持国内的稳定与发展。
然而，莫斯科的和解姿态并未得到意想中的回应，斯大林时代留下的经验和记忆使西方世界对苏联新领导层的“缓和”动机深怀疑虑。几乎与此同时，由于全面引入苏联模式所带来的种种“不适”在东欧各国程度不同地显现出来。在一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已到了引爆危机的边缘。1953年春，处于冷战前沿的东德国内的动荡局势首先引起了莫斯科的关注。由于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层错误地执行了苏联提出的“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结果造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严重破坏，约五十万民众被迫逃往西德，全国上下普遍充斥着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罢工征兆[13](p.10)。除了东德之外，东欧另一个让苏联领导人忧虑不已的国家就是匈牙利。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曾指示相关部门对斯大林时期东欧各国的档案材料进行归整合分析。在此过程中，有关匈牙利的材料令莫斯科倍感震惊，特别是苏联驻匈大使基谢廖夫发回的一些报告和会谈纪要，详述了匈牙利国内经济的危机局势，以及匈党领导人拉科西利用手中特权，肆意践踏法制，滥用镇压职能等情况[14](pp.9-10)。
在此背景下，为了维护苏联对东欧的有效控制、缓解各国内部的紧张局势，苏联新领导人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东欧政策做出某些调整。于是，在莫斯科的直接干预和授意之下，从1953年6月起，先是东德(6月11日)、匈牙利(6月27日)，而后是波兰(7月21日)、罗马尼亚(8月22日)、保加利亚(9月9日)、捷克斯洛伐克(9月15日)等国，分别宣布采取一系列名为“新方针”的调整举措。客观地讲，莫斯科所设计的这套“新方针”，就其初衷来看，主要意在“纠偏”。换言之，它所针对的是苏联自身以及东欧各国所共同面临着的种种紧迫的现实问题和困难，却并未对准引发这些问题和困难的原因，更未触及其背后苏联模式这一深刻根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对于此时集体领导的核心人物马林科夫还是其后赢得了权力斗争的赫鲁晓夫而言，现有模式本身是不容置疑的，所需的只是对它的完善和发展，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根本性改变。
尽管如此，在个别东欧国家特别是匈牙利，“新方针”的实施在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领导人纳吉的推动下，超出了莫斯科原有的设想。特别是在某些领域，许多改革举措——比如在自愿基础上解散合作社、废除富农名单、鼓励并支持个体经济、扩大地方议会的权限、重建对国家政治生活实施民主监督的群众性组织等，令斯大林的继承者们不由得警觉和惊恐④。纳吉本人对“新方针”的理解及其为匈牙利的“新方针”所设定的目标，照历史学家约瑟夫·罗斯柴尔德的话说，可算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激烈的和最早的对成熟斯大林主义的扭转”[15](p.154)。两位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胡安·J·林茨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亦认为，纳吉所主持的这次“新方针”改革尝试，实际上标志着匈牙利非斯大林化的开始[16](p.305)。然而，好景不长。1955年初，伴随着克里姆林宫的权力重组及随后马林科夫的下台，莫斯科的各项政策重新向斯大林时期回归。相应的，东欧的“新方针”改革尝试亦戛然而止。在匈牙利，由于受到党内顽固派的强烈抵制，加之改革进程蕴含着对苏联模式的内在挑战，纳吉最终遭到罢免。此次苏联对东欧“新方针”的叫停，可以说，不仅标志着东欧第一次非斯大林化尝试的失败，同时也为日后东欧频发的危机埋下了隐患。不过，较之此后发生的数次重大危机，后斯大林时代之初，莫斯科对东欧国家改革苏联模式的容忍底线还是相当不明晰的。这一状况在随后到来的1956年发生了改变。
对于东欧来讲，1956年无疑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经历的若干重大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东欧的政治发展方向。首先，是2月下旬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世界形势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就国际局势的发展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17]。不仅如此，党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严重违法、个人崇拜以及破坏民主和集体领导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客观地讲，苏共二十大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但就其结果来看，却如同一块引发山崩地裂的巨石，在东欧激起了剧烈震荡。对于苏共二十大，东欧各国党的反应颇为复杂：南斯拉夫发自内心地表示欢迎，东德给予了高调的支持甚至吹捧，阿尔巴尼亚采取了“两面派”的做法——表面赞同而背地里很是不满，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三国则表现得茫然失措[18](p.239)。至于波兰和匈牙利两国，情势已非“复杂”二字所能概括。在波兰，由于党的最高领导人贝鲁特在二十大闭幕不久意外逝世，整个党陷入了惊慌与混乱；与此同时，因莫斯科批判斯大林造成的思想真空，被一种结合了民族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人道价值观念的思潮所填补。在匈牙利，自称是“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的拉科西，不仅置党内外要求变革的呼声于不顾，反而逆潮流而上，继续实行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路线。民众的普遍不满与当局的权力弱化，最终于夏秋之季，在这两个国家先后引发了危机。6月28日，首先在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爆发了由上万名工人参加的游行和骚乱，结果造成数百人伤亡。10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会议拟推举民主改革派领袖哥穆尔卡出任党的第一书记。苏联领导人闻知此讯后极为震怒，当天即令军队进入波兰境内，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亦率团飞抵华沙。波兰局势一度剑拔弩张。然而，就在波兰事件尘埃尚未落定之时，在匈牙利，一场更大规模、更震慑人心的危机悄然上演。10月23日下午，由大学生组织的旨在声援波兰的静默游行，在其后几天内，迅速演变成为全国范围的骚乱。就其初衷来讲，事件本身是一场以推动非斯大林化和改革匈苏关系为主要诉求的民主运动。民众所提出的实现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独立、实现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加强法制、平反一切历史冤案、真正尊重和保障劳动人民的权益等要求，以及包括“我们要纳吉”这样的口号，其实质就在于希望党真正成为立足和代表匈牙利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不是代表苏联的利益、服从莫斯科的旨意来管理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党。在此基础上，人们希望看到匈牙利走一条独立自主的、立足于本民族历史传统和符合匈牙利现实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任何民众运动都难以避免的偏激性以及运动本身所带有的“危险性”，最终招致了苏联的武装镇压。
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军事干预，不仅在战后匈牙利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对于其后东欧的政治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以一种暴力流血的方式使得东欧各国政权对激进式改革的后果、苏联的容忍底线和解决东欧危机的手段有了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并在此后几十年间成为东欧改革的基础。同时，1956年的东欧危机也使得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摆脱了摇摆不定，大体方向基本确定下来，即给予东欧各国党在处理内外事务方面以一定的自由空间(包括比如自主地对国内压力作出反应以及发展对外交往等)，但所有一切均不可逾越苏联所能允许的范围。简言之，寻求灵活与控制之间的适当平衡。在此种政策之下，东欧各国开始慢慢地重现出“多样性”的色彩：波兰在哥穆尔卡的领导下，改革拉开了帷幕(尽管其后渐渐复归保守)；在匈牙利，卡达尔通过“静悄悄的改革”创造出了所谓“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罗马尼亚党的领导人乔治乌—德治从反对经互会的经济整合计划开始，逐渐将其独立行动扩展到对外政策领域；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因反对苏南修好，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脱离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以上这些变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了[19](p.9)。
总的来讲，较之斯大林年代，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虽然保持着对东欧的控制，但其所依赖的基础已不再完全是恐怖或武力。同样，在赫鲁晓夫在任期间，东欧对苏联模式的激进改革虽然受到了莫斯科的压制和阻挠，但“适度地”改革这种令其水土不服的模式获得了允许。至于这个“度”的极限在何处，匈牙利事件是一个绝好的注脚。
勃列日涅夫摧毁了东欧的改革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辞职后，苏联进入了勃列日涅夫执政时代。在此后漫长的18年中，受苏联政策的影响，东欧的政治发展依然在改革引发危机、危机促动改革二者之间持续不断的循环中盘旋、打转。
如同1953-1955年克里姆林宫围绕着斯大林继承权展开斗争的那几年一样，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莫斯科的权力归属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东欧局势亦随之出现了变化。此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柯西金对工业管理方面创新思想的鼓励，相应激活了东欧阵营内部关于经济改革的思考与尝试。苏联经济学界继1962年“利别尔曼建议”大讨论后，围绕经济改革展开的新一轮探讨，同样为东欧探索改革之路注入了活力。1960年代中期，东欧一如十年前一样，再度出现了一股革新热潮。当时几乎所有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对恢复受到严重损害的经济都十分感兴趣，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
从战后直到19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一直是苏联东欧盟国中较为“顺从”的一个国家。与其他东欧国家一样，苏联模式这件不合身材、体格甚至肤色的“外衣”在这个国家也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1963至1964年间，危机不断加深并向各领域蔓延的迹象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正如H·戈登·斯基林所说，危机是全方位的，“蜗牛爬行似的平反速度、斯洛伐克人的不满、经济领域的危机、作家们公开表达异见、年青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以及赫鲁晓夫下台后捷苏关系的紧张，都削弱了(现有)制度的基础”[20](p.46)。
不过，相较其他，经济问题是其中最为紧要和迫切的⑤。在这种内外背景之下，改革率先在经济领域展开。19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的设计师是时任捷科学院经济所所长的奥塔·锡克。锡克的主要经济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保持商品关系的存在，为此，应当采用一种计划市场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国民经济计划应主要局限在宏观经济的迅速发展方面。1964年，受党内高层委托，锡克与专家小组共同起草出一项关于改革和完善经济管理体制的方案。1965年1月，捷共中央批准了此项方案。其后两三年间，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对现有工资、税收、定价、投资等机制进行了改革与调整，至1967年底，个体商业在一定范围内享有了生产经营权，国民计划中引入了适度的市场刺激。虽然这些措施现在看来还很保守，且在当时，相关理念也仍受到种种的限制，但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仍然给以行政指令性计划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吹来了一阵清风。
然而，改革运动一旦展开，便不可能仅限于经济领域。1967年，一种社会冲突的局面开始形成，人们对存在着危机的各个领域内的众多问题提出了改革要求。从1968年起，改革开始超出“纯经济”范畴，向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延伸。
1968年1月，在经济改革和政治革新产生的内部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发生重大变动。年轻的杜布切克取代诺沃提尼成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自此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序幕。杜布切克和他的支持者们力图通过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方针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一种“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按照改革运动的组织和领导者之一伊日·贝利康的说法，它应当是一种“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以及符合当今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其宗旨在于“清除过去的变态”，“加强社会主义”，“实现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的伟大社会主义理想”[21](p.10)。有匈牙利事件的前车之鉴，“布拉格之春”的领导者们并无意摧毁一党制的政治制度，或切断与苏联的关系。但是，解除审查制度及其他一些强制性措施，引发了民众进一步要求实施快速和激进改革的浪潮。
苏联领导人越来越为“布拉格之春”可能带来的后果而感到惊恐。8月20日夜，苏联用空降兵和坦克以闪电战突袭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包围了总统府、政府大楼和党中央大厦等中枢神经部门，同时控制了电台、通讯社，封锁了边界。与此同时，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军队也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一齐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于是，12年前发生在布达佩斯的一幕，终于在布拉格重演。苏东关系史上自此又多了一桩历史积案。
1968年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场意义深远的民主化改革尝试——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就这样被扼杀了。1969年捷共四月全会后，一切又回到从前。不仅政治领域的改革，始于1965年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也被否定。行政指令性管理方法在经济管理中再度占据优势，尽管这种管理类型又增加了某些新的因素，例如企业中的规划管理和社会福利计划，但经济机制从总体看来没有变化。在随后漫长的“正常化”进程中，“改革”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不愿谈、不想谈也不再相信的一个话题。
然而，不愿谈、不想谈、不再相信改革的，并非只有他们。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以及其后不久出台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所造成的最具灾难性的后果在于，它同时阻断了整个东欧——包括苏联自身——探索改革现有体制、完善社会主义的道路。至此，东欧的改革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并继续引发新的危机。
整个20世纪70年代，东欧各党既无能力亦无意愿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经济上，在苏联的鼓励下，各国党转而求助于所谓的“西方战略”，即向西方国家开放，以寻求大规模的西方投资作为推动自身管理与技术现代化并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这一战略在带来所需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也使得东欧各国体制严重暴露于全球市场的面前。1973年由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加之同期建立在低工资、低成本基础上的东亚及拉美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造成的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给东欧各国带来了巨大压力，并直接导致了经济的持续衰退。到了1970年代末，整个东欧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社会不公愈演愈烈、环境恶化日趋严重，而政治结构由于缺乏改革变得日益僵化、缺乏效率。诸如此类的问题终于毫无例外地再度引发了危机，这一次危机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邻国波兰。
早在1956年，乘着苏共二十大开启的非斯大林化浪潮，波兰率先提出了改革现实社会主义的要求，此后在哥穆尔卡当政的14年间，波兰经历了一个由改革、发展、停滞到出现危机的曲折过程。1970年12月，在一次由物价上涨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游行和罢工事件后，哥穆尔卡被迫下台。盖莱克上任后旋即调整改革方针，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与哥穆尔卡强调依靠自力更生和节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思想不同，盖莱克采取了面向西方、积极吸收外资、大举进口技术和设备的途径来加速波兰经济发展，提高工业水平、改善人民生活。盖莱克的改革在1970年代前半期曾极大地促进了波兰的工业现代化，并推动国民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1975年，波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一度高达29％[22](p.229)。然而，盖莱克政府激进扩张的经济政策在带来上述成就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外债的飙升。为偿还巨额债款，当局不得不采取包括提高物价在内的一系列紧缩政策。结果，1976年和1980年政府两次提价决定，均引发了大规模罢工浪潮。特别是后一次，不仅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久，并且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政治影响。
与1970年12月事件相类似，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在此次全国性罢工潮中再度扮演了先锋角色。不过这一次，工人采取的是职业罢工而非街头示威的形式，他们组建了领导罢工的罢工委员会，并迫使政府最终同意允许波兰工人成立独立于工会中央理事会之外的自治性组织[23](pp.3～4,70～71)。1980年秋，波兰各地纷纷建立起了独立自治团结工会、个体农民自治团结农会。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同年11月，华沙法院批准团结工会依法登记注册。此后，工会的力量迅速壮大，在短短数月间会员人数达到90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4。据统计，90％的波兰工人、1/3的共产党员加入了这一组织。电工出身的罢工领袖莱赫·瓦文萨当选为主席[24](pp.599～601)。根据团结工会的章程，维护工人利益、监督政府工作是其主要宗旨。但事实上，工会正式注册后不久，其内部主张社会政治化、促进社会中出现足以支配政府的政治力量并迫使当局依民意行事的一派，力量不断增强，并日渐占据上风。在其推动下，团结工会逐步走上了同波兰党和政府对抗的道路。其结果，不仅给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使国家最终陷入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危机之中。
在团结工会危机期间，莫斯科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向波兰当局施压，要求其采取严厉措施，结束混乱状态。1981年11月21日，勃列日涅夫在致波兰党、政、军最高统率雅鲁泽尔斯基的口述信中警告说，不得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作出让步，同时要求波兰领导人尽速对企图“在国内合法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坚决措施”[23](pp.401-404)⑥。12月13日，面对严峻的国内局势和苏联不断加大的政治压力，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包括瓦文萨在内的五千多名团结工会领导成员及其他反对派人士遭到拘捕。除波兰统一工人党外，中止一切工会组织与群众团体的活动，禁止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并对两百多个大型国营企业和经济单位实行军管。政府的这一举措虽暂时缓和了危机局势，却无法化解国家与社会间不断增长的矛盾，更无力遏阻日益恶化的经济颓势。此时的波兰就像罹患了某种病症，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遭遇的种种困境与难题搅在一起，使整个国家充满了矛盾⑦。
1980年代初的波兰危机如同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一样，再次证实了两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其一，苏联无法稳定东欧的局势，无法为紧迫的问题找到答案；其二，当这些国家的人民在试图自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或努力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时，如其行动达到了对苏联在东欧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程度，苏联会以任何它认为必要的方式确保自己对这些国家的控制[19](p.1)。
戈尔巴乔夫修正历史错误给东欧以选择的自由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继任者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谁都没有对苏联的东欧的政策进行任何调整，依然严格奉行布拉格事件后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设定的“游戏规则”，即“勃列日涅夫主义”或所谓“有限主权论”。即使是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的头两年，在与东欧的关系问题上亦未越出这一雷池。
1980年代的东欧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已危机重重，苏联自身也面临巨大困难，在石油降价、切尔诺贝利发生核事故的背景下，苏联已无力再在财政上支持东欧各国。另外，苏联要进行改革，需要与世界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它也必须放弃帝国政策，于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1987年11月，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系统论述了对改革和当今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并在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仍然强调进一步推动经互会内部经济一体化以及加强华约各国政治与军事合作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示愿意给予东欧各国在推动国内经济、政治改革方面更大的自由行动的空间[25]。1988年3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在会后发表的公报中表示，苏联将无条件地遵守社会主义国家间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原则，并充分尊重社会主义各党及各国独立地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26]。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更清楚地表明了他反对军事干预东欧事务的立场。在发言中，他说道：“新思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选择的自由的问题。我们坚信这一原则对于国际关系具有普遍适用性……主权和独立，平等权利和不干涉，正在成为国际关系公认的准则……反对选择的自由意味着将自己置于客观历史进程的对立面。”[26]是年底，戈尔巴乔夫又在联合国大会的主题发言中重复了这一立场。他强调，“选择的自由”是一个“普世原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适用的。除此之外，苏联还借此次会议向联合国做出重要承诺，声称在1990年底之前，除继续履行有关的裁军协定之外，准备将苏联军队、军备及设施撤出其保守了四十多年的东欧势力范围[26]。凡此种种，均意味着“勃列日涅夫主义”实际上已被一种倡导不干涉东欧事务的新的苏东关系指导方针(即后来所谓“辛纳屈主义”⑧)所取代。进入1989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其外交新思维的表述更加的频繁和直接。是年2月，戈尔巴乔夫明确宣称，苏联新的对外政策将建立在独立、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及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之上。第二个月，在与到访的匈党领导人格罗斯会谈时，戈尔巴乔夫明确地告诉对方，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东欧各国党有权制定自己的政策，并称苏联将“排除像过去那样对社会主义国家内政施以外部干预的可能性”[27](p.78)。
戈尔巴乔夫原本希望通过“不干涉主义”，促使东欧各国接受“新思维”，将公开性和多元化奉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原则。然而，事与愿违，在东欧，无论是每每走在改革前列的国家，还是始终故步自封、拒斥革新的国家，最终都未能通过改革走出困局。对于这一结果，苏联选择了接受而未予干预。事实表明，一旦莫斯科容忍了任何一个华约国家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他国家都会随之发生同样的变化。这便是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东欧历史呈现出的一幕。
1988年1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十届十中全会。前后长达近一个月的会议最后通过了《党内改革是革新和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和《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两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文件。第一份文件强调，波党致力于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形式，主张建立以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制衡。第二份文件则有条件承认了团结工会，从而为随后双方的圆桌会议扫清了道路[28](pp.544～545)。1989年2—4月，波兰政府与团结工会间举行的圆桌会谈是东欧多米诺骨牌连锁式倒塌的重要一环。长达两个月的艰苦谈判为后来的和平转型铺平了道路。4月5日，双方达成历史性妥协：政府同意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团结工会则在议院和总统制的创建问题上做出让步。根据最后达成的协议，双方同意举行选举，增设参议院(上议院)，恢复战前的两院制，同时对色姆(下议院)的议席分配做出下列决定：统一工人党及其联盟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拥有其中60％的席位，另留出5％交由支持统一工人党的三个天主教组织，其余35％的议席由选举产生。此外，团结工会同意了政府关于设立负责国防、军事、外交事务的总统一职取代国务委员会制、并由雅鲁泽尔斯基出任首届总统的要求[29](pp.55～59)。1989年6月，以团结工会为首的反对派在于4日和18日举行的议会两轮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以公民委员会代表身份参选的团结工会候选人一举赢取了参议院100议席中的99席和色姆中所有开放议席[30]。两个月后，以团结工会新闻工作者、天主教政治活动家马佐维耶夫茨基任政府首脑的40多年来东欧首个非共产党政府正式组阁。
紧随波兰之后走上剧变道路的是匈牙利。1988年5月，卡达尔在以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斯和爱国人民阵线主席波日高为首的党内改革派的强大压力下，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交由格罗斯接任。此后，匈党改革派内部继续分化。1989年1月，在格罗斯外出之际，波日高伊擅自在电台采访中宣布，1956年匈牙利事件并非像官方史料所定论的那样，是场“反革命”，而是一次“人民起义”。这一声明立即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此后两周，成百上千的社会团体、政治组织公开表示支持波日高伊。由于受到公众舆论和媒体的支持，波日高伊将格罗斯置于被动境地。2月10—11日，匈党召开中央全会，会议不仅接受了对1956年事件的重新评价，并且宣布同意实行多党制[31](pp.254～255)。6月13日，匈党同意与各反对党及社会团体举行圆桌会议，就和平地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协调彼此立场。经过近三个月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将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举行大选⑨。1990年3月25日和4月8日，在如期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最大的反对党匈牙利民主论坛赢得了多数席位，并组成了议会多数的联合政府。至此，匈牙利成为东欧第二个在没有发生社会震荡和政治紊乱情形下走向政治转型的国家。
1989年8月，由于匈牙利开放了同奥地利的边界，数以万计东德人经此逃往西方，东德政局随之变得紧张起来。10月6—7日，在东德举行国庆40周年庆典期间，德累斯顿、莱比锡、东柏林等地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政府对改革呼声无动于衷，矛头直指昂纳克。随后，昂纳克被以克伦茨和沙博夫斯基为首的党内反对派赶下台[32](pp.66～69)。克伦茨上台后表示，将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然而，此后东德时局的急剧变化却令当局除了做出一个个让步之外，别无作为。11月10日，竖立达28年之久的柏林墙轰然倒塌。在这道被喻为“有形铁幕”的红砖瓦墙被推倒的那一刻，东德局势也被推向了无法逆转的境地。此后至是年底，约12万人如潮水般涌向西德。12月1日，宪法修正案取消了统一社会党是东德唯一领导党的提法。7日，共有12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在就多党制原则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在东柏林举行了首次圆桌会议。1990年3月12日，在经过了16次会议之后，各方达成一致并通过最后声明⑩。3月18日，在提前举行的选举中，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社会联盟、民主联盟共同组成的德国联盟以超过48％的选票胜利赢得大选，由共产党改组而成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得票率仅为前者的1/3左右[33](p.140)。由德国联盟、自由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上台后，加快了两德统一的步伐。10月3日，东德正式并入西德，自此从东欧这块特殊的地缘政治版图上消失。
继东德之后，危机开始聚焦于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11月17日，在首都布拉格，约1.5万名学生举行纪念集会。活动的主题本与政治无涉，但不知不觉间转变为一场公开的政治抗议。20日，为表达对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不满，20万人在位于市中心的温塞斯拉斯广场举行抗议集会，提出了领导人辞职、举行自由选举等口号。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拉开帷幕。翌年夏，联邦议会举行大选，以公民论坛为首的反对派组织大获全胜，赢得半数以上议席。在新组建的政府中，捷共被排除在外，沦为在野党。
1989年11月10日，即柏林墙倒塌的当日，保加利亚的局势也开始发生急剧变化。在当天召开的保共中央全会上，日夫科夫被迫辞职。此后新的领导人姆拉德诺夫一上台，立即承诺实施一系列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起初，同苏联一样，保共并未打算放弃党的领导，也无意实行多党制。然而，当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剧变的冲击波袭来时，保加利亚的政治风向亦迅速偏转。1990年1—5月，保共与反对派举行了三轮谈判，参会各方就删除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的内容、实行政治多元化、举行自由选举等最终取得一致[34](pp.205～211)。在1991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由共产党改组而成的社会党痛失第一大党地位并被彻底排除出政府。自此，保加利亚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罗马尼亚是东欧华约成员国中最后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1989年12月21日，齐奥赛斯库召集举行盛大集会，不料局势瞬间骚乱起来。次日中午，示威者包围了总统府，齐奥塞斯库夫妇乘直升机仓皇逃亡。同日，由部分老党员、知识分子、军队领导人组成的“救国阵线”宣告成立并迅速接管了政权。三天后，逃跑未遂的齐奥塞斯库夫妇被秘密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即遭极刑。救国阵线领导的过渡政权没有召集圆桌会议，而是直接宣布结束一党制，建立多元化民主政体[35](pp.53～143)。1990年5月，罗马尼亚举行了剧变后的首次自由选举，救国阵线以66.31％的得票率赢得大选[36]。伴随着新的政治气候的形成，齐奥塞斯库时代永远地化为了历史的记忆。
至此，苏联的六个东欧盟国无一幸免地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
接下来，风暴继续南移，最后，长期坚持独立自治道路的南斯拉夫、1960年代业已脱离了苏联阵营的阿尔巴尼亚，亦均遭席卷。
透过现象看本质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东欧为何剧变、苏联何以解体的讨论还远未结束。就前者而言，如果仅将目光锁定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最动荡迷离的那几年，可以明显看到一个表象，亦即所谓的“循环影响流”效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辛纳屈主义”解开了东欧身上的缰绳，获得了“松绑”的东欧各国最后选择了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回归欧洲的路程；东欧获得自由的结果，鼓舞了一直试图摆脱联邦、寻求独立的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随着波罗的海三国的相继独立，最终一步步地导致了苏联自身的解体(11)。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结论，即东欧剧变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放任自流、未予干涉造成的结果，因此，是他“葬送了”东欧的社会主义，而由此引发的苏联自身的解体，也是他自当吞下的一杯苦酒。不可否认，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于引发东欧一系列事件十分关键，然而，如同美国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所言，苏联干预的威胁构成了对东欧内部发展的一种约束，但它仅只是一种约束，是“承受水压的堤坝”，当堤坝溃决时，水就会一泄而出。约束是外在的，而动力则是内生的[37](p.9)。
因此，透过表象，应当看到东欧剧变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这种逻辑——从前文对历史线索的梳理中不难看出——与苏联长期以来对东欧所实行的政策不无关系，甚至是直接的关系。择其要者而论：
首先是斯大林时期强迫东欧采行统一的苏联模式、禁止各国探索符合现实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这一政策是导致此后四十余年东欧政治发展崎岖曲折的根由。如上所述，苏联模式是苏联强化对东欧控制的一个工具。且不论这一模式本身所固有的疾病和内在的缺陷，仅只这种简单外科移植的方式本身，就很可能引发持续不断的后遗症。诚然，历史不可逆推，但不妨设想，倘若1940年代末斯大林没有将其模式强行输出到东欧，如果东欧的人民民主道路能够顺其自然地走下去，那么战后的东欧很可能走上一条更符合自身特殊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也可能不是，但无疑将是符合东欧多样性特点的，因为1945年以后东欧各国渴望实现的愿望是变化多样的，这种多样性自身便是一种复杂的现代化方式的潜在保障。
其次是屡屡阻断(甚至不惜以武力的方式)东欧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尝试的问题。在东欧，由苏联模式引发的危机几乎从其引入之时就开始显现。梳理1945-1989年间东欧社会主义所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出，战后东欧的全部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部对苏联模式从机械植入、调整适应、排异反抗、重新解释到最终弃离的历史，是一部危机—改革—危机交错更替、循环演进的历史。从长远来看，苏联对东欧改革的遏阻政策结果造成苏联模式的弊端在东欧不断地放大，进而引发的各种矛盾持续地累积。换言之，“堤坝”中的水越涨越高，却找不到引流的出口，以至最后危机已无法在现有制度范围得到解决。
再者是苏东关系严重不对等的问题。众所周知，东欧的地缘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整个冷战时期，苏联始终是将其视为保障自身西部安全的屏障地带，确保东欧始终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确保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一直是苏联对东欧政策的两大支柱，而支撑这两大支柱的“基座”，便是苏联与东欧国家建立起的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都紧紧交织在一起的“联盟结构”，或曰“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以苏联为圆心，东欧国家为圆周的形式来运作的。与通常国际政治上所讲的联盟结构不同，在这一联盟中，“非对等”是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苏联与东欧各国间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构成了这一结构的基本内核。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非对等性既使苏联得以在双方联盟结构存续的四十余年间，维系了对东欧的控制，同时也激化和加深了东欧民众的反苏情绪，并推动东欧最终摆脱了苏联、脱离了社会主义体系。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苏联共产党对东欧各国党的控制的问题。我们知道，苏共与东欧各党间这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早在共产国际时期就已形成，战后双方国家关系也是在这种党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的结果。苏联正是借助对各国党内精英的控制来实现对整个东欧的控制的。对于东欧各国党内精英而言，其命运和前途，首先取决于是否服从或忠诚于莫斯科，而非其国内民意，这样便造成了各国党成了苏联与本国民众之间的一道“缓冲”，政治精英们成了苏联在本国的政策执行者，久而久之便形成一个为苏联和苏联党的利益而非为本国劳动人民代言的特殊阶层(或特权阶层)；同时，由于党对国家权力拥有绝对的垄断权，权力的竞争过程便出现在党的机体之内，于是便出现了一党制下林立党派间的持续不断的隐性对抗和竞争，从而又使这个阶层缺乏团结与统一。东欧剧变的事实说明，这样一个阶层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是没有自我捍卫能力的。事实上，在剧变发生前夕，东欧各国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但都具备了一种共同的、能够促成“一推即倒”的因素，这便是：无论哪国的民众，对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与状况均深感不满，他们渴望发生剧烈的变革。造成人们不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政治民主遭到破坏、社会主义理想与意识形态承诺同具体现实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无疑是最为深层的原因之一。
东欧剧变已过去了20年，以民主化、市场化、欧洲化为目标的转型也已经过了20年，今日东欧较之此前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着崭新的现代化目标迈进的转型仍将会在未来很长时间继续主导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各国未来如何，依然是一幅有待东欧人民自己用心绘制的画卷。
注释：
①依照牛津大学蒂莫西·加顿·阿什教授的说法，这一过程在波兰用了10年，在匈牙利10个月，在东德10周，在捷克斯洛伐克仅10天，而在罗马尼亚，历史的结束与圣诞节当日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处决一同到来。参看Timothy Garton Ash,The Magic Lantern:The Revolution of 89,Witnessed in Warsaw,Budapest,Berlin and Prague.New York:Random Press,1990,pp.19～20,78.
②过去很长时间里，学界一直对于是否真的存在这样一个百分比协定存有质疑。1990年代中期，俄罗斯学者以档案文献为据证明确有其事[详见НapинскийM.M.И.B.Cтaлин и M.Topeз,1944-1947гг.Нoвыe мaтepиалы//Новая и нo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C.19.另参见Наринский M.M.Европа:пробдемы границ и сфер вдияния(1939-1947)//C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1998,№3,C.82-93].关于百分比协定的具体协商过程以及相关俄国档案可参看温斯顿·丘吉尔著，斯祝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胜利与悲剧》第六卷(下部：铁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337～339页；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与丘吉尔会谈记录、1953年6月3日苏联驻英国大使马立克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记录，Англия должна имeть пpаво решающeго голоса в Греции.//Источник,2003,№2,C.45～56.
③许多历史学家将“解冻”时期等同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事实上，二者并不能完全画等号。整个“解冻”过程实际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斯大林逝后以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为核心的所谓集体领导时期(1953年3—6月)；形式上由马林科夫执掌权力的“新方针”改革时期(1953年6月至1955年1月)；赫鲁晓夫最终排除阻碍走向权力制高点的时期(1955年2月至1957年6月)；赫鲁晓夫个人领导以及党内反对派形成并最后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时期(1957年6月至1964年10月)。
④有关匈牙利的新方针改革及纳吉的改革思想，可参看拙文：《纳吉关于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第140～143页。
⑤从1961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增长就几乎陷于停顿，1962-1963年，国民收入实际上是处于下跌状态的。参看H.Gordon Skilling,Czechoslovаkia's Interrupted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57.
⑥1990年代雅鲁泽尔斯基在多次访谈或回忆中亦表示，在团结工会危机期间“一直受到外部的压力”，“克里姆林宫代表们”与波兰领导人的谈话中常常施加压力并不断“检测这种压力的有效性”(参见雅鲁泽尔斯基对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有关1980-1981年波兰危机档案的注译文章"The Anoshkin Note book on the Polish Crisis,December 1981"一文的评论，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11,Winter 1998,pp.32～39).
⑦1982年彼得·威尔斯首次提出了“波兰病”这一概念，用以表示1980年代初波兰的灾难局势(参见Peter Wiles，"Introduction:Zero Growth and the International Nature of the Polish Disease," in Jan Drewnowski,ed.,Crisis in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y:The Spread of the Polish Disease,London:Croom Helm,and 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2,pp.7～17).
⑧辛纳屈主义(Sinatra Doctrine)，又译西纳特拉主义或仙纳杜拉主义。该说法取自美国歌手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1960年代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为《我行我素》(I Did It My Way)的歌曲，意指苏联允许东欧各国走自己的路。
⑨有关1989年6-9月匈牙利圆桌会谈的详情及相关档案，参看Bozóki,András,ed.The Roundtable Talks of 1989:The Genesis of Hungarian Democracy:Analysis and Documents.Budapest: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2.
⑩参加圆桌会议的12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中分别是：5个“老党”——基民盟、农民党、自民党、国家民主党和统一社会党；7个新成立的政党和政治组织——新论坛、即刻民主、民主觉醒、绿党、和平与人权倡议、社民党、左派联盟。参看:Ulrich K.Preuss,"The Roundtable Talks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in Jon Elster,ed.,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105;[德]莫德罗：《起点和终点——前东德总理莫德罗回忆录》，王建政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11)有关“循环影响流”这一说法及其分析，请参看Arсhie Brown,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London:The Bodley Head,2009,pp.56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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