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口文化_中国人口论文

论人口文化_中国人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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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8353( 1999) 05-0113-04

一、什么是人口文化

“人口文化”是由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第一次提出的。任何一个概念,都有它的质的规定性。研究人口文化,就有必要先弄清人口文化的质的规定性,否则,我们就无法确定对它研究的内容。

“人口文化”,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属于“人口”范围内的“文化”。这里又涉及到“人口”和“文化”两个概念。

人口和人、人类不是一个概念。人是一种抽象,马克思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页。)。人类也是一种抽象,相对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类”。而人口,在西方最早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代表人类群体在定量方面的属性。在我国人口理论研究中,大都扩展了这个概念的含义。《人口理论教程》中将人口定义为“人口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由一定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有一定数量的有生命的个人组成的不断运动的社会群体”(注:《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9页。)。最近有的同志对这个定义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定义没有抽象”,不应赋于它社会性的内容。仔细推敲这个定义似乎有些缺陷,涵盖的内容过于宽泛。但是,我认为,随着人口问题的复杂性的增强,作为“人口”这个概念,只有量的属性还不够,应当还有它的质的属性和结构的属性;也包含着社会属性。马克思把人口问题看成是一定生产方式下的特定历史问题,从不看成是一种自然现象。马克思说:“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生产方式都具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92页。)。因此,讲“人口”的内涵,就绝不应排除其社会性。这样一来是否可以说,人口应当是有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含义的社会性群体。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人口”的含义无论怎样丰富和延伸,也不能抹杀它与“人”、人类的概念的区别。

“文化”是我们语言中含义最广泛,也是分歧最大的名词之一,要求人们都按照一个同一的定义来使用它,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当我们把文化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研究的时候,对文化的含义就应当有一个比较合理比较统一的理解,否则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无从谈起。一般说,文化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等同于全部社会现象;狭义的文化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及精神产品,它只含精神现象,不含客观现象和物质现象。举例来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文化,即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并列的社会结构理论,并规定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江泽民也把三者并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注: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并列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由此看来,文化不是经济和政治,而是经济政治以外的东西,即精神活动及其产品。这与对文化狭义的理解相吻合。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把文化的含义概括一句: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归根到底是人类物质活动的反映。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

上面我们对“人口”和“文化”两个词的含义作了大致的界定,进而对什么是“人口文化”的问题的研究,就有了前提。什么是人口文化?我们认为反映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便是人口文化的内涵。人口文化与人类文化不同(人类文化即指一般的文化),人口文化比人类文化反映的内容要窄得多,它包含在人类文化之中,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彭佩云同志在第五届中国人口文化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人口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阐明了人口文化与人类文化(或一般文化)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尽管人口问题日益复杂,人口文化的内涵也会越来越丰富,但是,也绝不能把人口文化的内涵无限制地扩展,以至扩展到人口范围以外的领域去,造成人口文化与人类文化的混淆。

我们给人口文化的内涵作了定义,但对人口文化的理解仍是抽象的,还必须进而搞清它的外延,也就是说,应当把人口文化具体表述为若干类人口文化现象。

一是人口数量文化。它是反映人口数量变化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人口数量变化主要是指人口的生育、死亡、迁移流动以及由于婚姻家庭等人口现象引起的变动。

二是人口素质文化。它是反映人口素质的高低和变化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人口素质的高低变化主要是指人口科学技术水平、受教育状况、婴儿死亡率、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等的变动情况。

三是人口结构文化。它是反映人口结构变动情况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这个结构变动是指人的性别、年龄、教育、产业职业、城乡、地域分布等结构变化情况。

四是人口边缘文化。它是反映人口数量、素质、结构文化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相结合的文化现象,比如,反映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就是这种文化现象,反映人口综合治理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也应属于这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往往是由于人口本身的孤立变化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有把它与经济等发展领域结合起来的时候,才能说明问题。因此,人口边缘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叫人口结合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人口文化以上四个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交错,比如,生育、婚姻,它既与人口数量文化有关,又与人口素质文化有关,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但是,这并不是说这四个组成部分的界限不明确,它们在概念上的区别是明显的。其二,反映各类人口文化的形式是多样的,也就是说,反映人口各侧面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可以有思想、理论、伦理道德、科学技术、新闻出版、文化艺术以及公共文化活动及其他活动等形式。

二、中国人口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人口文化又隶属于一般文化,是一般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一定的人口文化,归根结蒂也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人口文化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和建立以后两个大的历史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时期的中国人口文化,从总体上讲是传统人口文化。这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古代人口文化,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古代人口文化又可分为原始社会人口文化、奴隶社会人口文化和封建社会人口文化,其中以封建社会人口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近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决定了这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人口文化的封建性质。这种封建的人口文化,在反映人口数量、素质、结构方面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各有其特点。在反映人口数量方面是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在反映人口素质方面是思想素质的愚昧,身体素质极差,平均寿命低;在反映人口结构方面是年龄结构轻等等。我们可以单拿反映人口数量文化中的生育文化作些详细分析。封建社会的生育文化所反映的主要是人口的高出生,即多生育子女。早在殷商时代,就产生了“多子多甲”(注:《殷墟书契后编》。),以多子多孙为福的思想。战国时期的墨子主张“欲民之众而恶其寡”(注:《墨子·辞过》。)。以后历朝历代也都以自己不同的出发点主张大力增殖人口,产生着封建社会的人口生育文化。这种多生育文化的产生是由古代社会的物质经济状况所决定的。一是古代地广人稀,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为了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就要提倡多生。二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增加国家的财税收入和供统治者驱使的役民,也要提倡多生。三是统治者为了增加兵源,称霸诸候,达到王天下的目的,也要提倡多生。四是为了“奉先思孝”,不绝嗣,继承祖先遗业,更要提倡多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男尊女卑”、“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就是这种人口“孝”文化的反映。人口“孝”文化,成了我国古代社会人口生产的主导思想,影响极为深远,直到现在仍是我们控制人口的极大思想障碍。当然,从历史唯物观讲,这种人口“孝”文化,对古代中华民族的繁衍,人口的逐步增加,还是有其一定积极意义的。

第二阶段为近代人口文化,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一段中国的社会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势必要反映到人口文化上来。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社会性质变成半封建社会,可是,封建经济仍占优势,而且传统的封建人口文化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所以这一段人口文化的特点仍然是传统的人口文化占据着优势,西方人口文化并没有在中国舞台上占多大位置。

第三阶段为现代人口文化,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的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当然也包括人口文化生力军。就社会科学领域讲,李大钊、陈独秀等对马尔萨斯人口文化作了较全面的批判,同时也肯定了其积极的成分和贡献,表现了他们的客观求实态度,同时,他们把改造社会制度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一批学者如李景汉、乔启明、陈长蘅、许士廉、陈达、马寅初、胡焕庸等都从不同的学科领域研究了中国人口问题,很有成绩。在文学艺术,特别是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也对人口问题有所反映,如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就打破了传统的婚姻思想束缚,用文艺形式讴歌了婚姻自主的思想。不过对这一时期的人口文化思想,也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给以恰当地位。这一时期在政治上主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集中反映的也只能是为社会革命服务的政治内容,对人口问题的反映相对薄弱;同时,由于中国几千年传统人口文化思想根深蒂固,也很难动摇其根基。这个任务也只能等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人口文化去完成。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和中国人口问题的日渐突出,中国人口文化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也就是当代社会主义人口文化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社会主义人口文化产生和缓慢曲折发展阶段,即从1949年共和国建立到70年代末。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稳定,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教育科技发展,人口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人口数量方面,人口再生产由旧中国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状态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状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增长高潮。在人口素质方面,无论是身体素质、文化科技素质或者思想素质都发生着新的变化。但由于人口素质的提高,特别是科技教育素质的提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所以人口素质虽有提高,但仍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人口结构方面,年龄构成在变化,人口城乡构成在变化,职业构成在变化等。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去观察建国后人口状况的诸种变化所形成的精神产品,就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人口文化。但是这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呈曲折缓慢的状态,无论是人口数量文化、素质文化、结构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都是如此。以人口数量文化中的生育文化为例,50年代面对人口的高出生,我们党的领导人提出了“节制生育”的思想。一批学者也提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主张,特别是马寅初先生发表了《新人口论》,这应当说是社会主义低生育文化的代表性成果。但是,到50年代后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低生育文化的成果,遭到批判和否定。60年代初我国人口增长又出现了第二个增长高潮。面对这一现实,中央作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这应当说是对社会主义低生育文化的一次肯定。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低生育文化又遭到否定,人口生育呈无政府状态,人口急剧膨胀。70年代以后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这是对低生育文化的再次肯定。我国社会主义人口文化的这种曲折发展是我国政治经济曲折发展的反映。

第二阶段为社会主义人口文化繁荣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冲破人口禁区开始至今。在这个阶段体现人口文化繁荣的主要标志有四:一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 1979年为马寅初《新人口论》彻底平反,为社会主义人口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二是在全国深入持久地开展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的计划生育工作,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实践中形成了落实“三为主”、坚持“三不变”、推行“三结合”、实现“两个转变”的一整套综合治理人口的经验。由50年代提出的低生育文化逐步发展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三是从1978年至1988年的20年间,召开了七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对建国以来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的变动和发展作了全方位的理论总结,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四是1993年7 月专门成立了“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并明确提出“人口文化”这个概念,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彭佩云等相继题词。并在同年12月19日由国家计生委、广电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举办了人口文化颁奖仪式,对用文艺形式反映人口和计划生育的优秀作品予以奖励。至今这种颁奖活动进行了五次。这就把“人口文化”建设提高到了一个宏大社会事业的高度。

综观建国后社会主义人口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成就,中国社会主义人口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

1.中国社会主义人口文化的民族性。由于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心理、文化以及自然社会历史发展诸多条件的差异,便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特点。这些特点在人口文化中反映出来的就是人口文化的民族性。中国人口文化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除了它的传统人口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外,更重要的是,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也就是说,与我国当前的不发达状态相适应。其一,在人口数量文化方面着力宣传和创造的是人口低生育文化,要求人口与发展相协调。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口国情决定的。中国人口数量大,增长快,与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极不相适应;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传统的生育观念尚未得到根本转变,多生多育和重男性的偏好的生育意识仍很强烈,彻底转变传统生育观念仍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人口数量方面提倡和宣传低生育文化就成为一个基本点。其二,在人口素质文化方面,要着力宣传和创造人口高素质文化,做到人口的素质要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素质的人口状况相联系的。我国的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人口总体素质低,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提高到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仍然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宣传和创造高素质人口文化就成为在创造人口素质文化中的一个基本点。其三,在人口年龄结构方面要重视人口的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在我国逐步加快,我国不久就要进入老龄社会,没有健康的老龄文化相适应是不行的;在人口性别结构方面,要重视正确反映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偏高这是我国当前不得不予以引起严重关注的问题。在社会结构方面,诸如产业职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分布等等也需要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予以调整。由此看来,创造和宣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的文化,就成为当代中国人口文化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在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情况就不会完全一样。

2.中国社会主义人口文化的科学性。中国社会主义人口文化又必须是科学的。它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愚昧无知的人口文化,反对一切违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文化,反对一切脱离中国人口国情的唯心主义的人口文化。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与中国人口国情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反映中国人口的现实问题。我国有丰富的传统人口文化,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对解决我国现实人口问题用得着的精华,这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人口文化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畜。对于西方的人口文化,也只能是借鉴其具有科学性的部分,适合我国人口国情,有利于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部分,但是绝不能生搬硬套,因为西方有西方的情况,中国有中国的情况。比如,西方人口文化主张人口生育的自发下降,那是由西方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而我国当前人口与发展的矛盾非常突出,自发下降论就不适合我国国情。我们主张的是计划生育,它符合中国人口发展的客观情况,这同样是科学的。

3.中国社会主义人口文化的群众性。中国社会主义人口文化是由亿万群众创造的,中国12亿人口的丰富的实践是人口文化创作的唯一源泉。中国社会主义人口文化普及对象是全国12亿人口,这就要求人口文化必须是群众喜闻乐见的,生动活泼的。反映人口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就是中国人口文化的重要内容。所以,中国社会主义人口文化的发展是有广阔前景的。

三、发展社会主义人口文化的历史任务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发展社会主义人口文化的历史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1.努力反映和推动亿万人民正在实践着的计划生育的伟大事业,为严格控制我国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服务。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人民群众的一项甜蜜的事业,人民群众又是计划生育事业的主人。因此,人口文化必须是全力地充分地去反映它,反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其伟大成就。正确反映计划生育就是创造低生育文化。反过来再用这种低生育文化进一步去推动计划生育事业向前发展。

2.努力反映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事业,使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反复强调,只有提高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育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4页。)“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页。)因此,创造高素质人口文化,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这仍然是人口文化的一项艰难的历史任务。

3.营造发展社会主义人口文化的良好环境,这是发展社会主义人口文化的一项重要条件。要建立发展人口文化的良好激励机制,增加经济投入,开展评比竞赛等等。要建立一支适应需要的人口文化工作队伍。要动员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领域积极参与人口文化的创造和宣传工作。这里特别说一下人口文化艺术的创作。文学艺术是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的文化现象,它对于人的观念、思想、感情具有最强大的感染作用。我们的人口文化工作者,应当努力创作优美的反映人口问题的文学艺术作品,引导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陶冶健康的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总之,我们要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形式,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人口文化,使其在我国整个光辉灿烂的文化园地里大放异彩。

收稿日期:1999—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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