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本土，走向世界——1998年中国经济学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走向世界论文,年中论文,本土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记录中国经济学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学：19××》，从1994年作起，每年一册，现已形成一个系列，在浩翰如海的经济类著作中确立了自己的品牌和形象。今天呈现给读者的《中国经济学：1998》，是这个系列的第5册。
按照原初的策划和设计，每册的执行主编必须写一前言，综述和评论一下中国经济学研究一年来取得的进展和不足。这一点虽然在形式上坚持做了，但有两年作得不够好，下的功夫不够，只是列有一个入选论文的内容提要，没有进行评述，更没有对当年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发表什么议论。对此，执行主编当然应当负责，作为本系列丛书编委会主任，我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是应当向读者作出检讨并加以补救的。
一、中国经济学的进步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尽管由于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中国经济学界和经济理论研究有着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后面还要讨论），但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在追赶现代经济学的学术前沿方面，可以说是相当敏感的。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随着学术交流渠道的拓宽、交流方式的创新和交流频率的提高，国外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能够很快传递到国内，并尝试应用到对解释中国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去，其间的差距也在缩短。在这里，中青年经济学家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人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为例，用约翰逊在解释凯恩斯革命以及货币主义的兴起时提出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蔡荣鑫，1999），而本文集中收入的论文，又为此提供了一些新的案例。
1.博弈论方法的引入和应用
博弈论的研究和应用处在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博弈论方法的引入和应用，正在引起经济理论的一系列新的发展和突破。法国经济学家吉恩·泰勒尔（Jean.Tirole ）用博弈论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现代产业组织问题，出版了《产业组织理论》（1988），改写了产业组织学，使之更趋科学和实用；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使制度经济学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为其在融入主流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
在中国，博弈论的产生很早，战国时代的“田忌赛马”就是最有名的名篇。在现代，中国学者对博弈论的研究开始出现在数学中，五、六十年代，华罗庚教授在研究和普及优选法的同时，也曾讨论过对策论的问题。据笔者所及，将博弈论引入经济分析还是1994年的事情。平新乔和蒋国荣发表的《“三角债”的博弈理论分析》首开先河。《中国经济学：1994》收入了这篇文章，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上记下了一笔。
与国外的研究相比， 中国经济学对博弈论的研究还相当落后， 在1998年的经济学文献中，以博弈论为工具或主题的并不多，其中还有一些滥竽充数、玩弄文字游戏的东西。本文集收入的李军林和柯荣柱的文章以及陈学彬的专著（1998），是为数不多的几篇佳作。
李军林的《权利、均衡与制度变迁——一种关于产权起源的非合作博弈解释》一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讨论了产权制度的起源问题。自然法学家如霍布斯、洛克等人早已提出了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政府以保护产权的思路。宾莫尔（1994）广泛探讨了如何用博弈论的观点重新解释社会契约论。李文的分析是这样的。首先借助于n人囚徒困境说明， 在不存在政府时，人们是没有动力互相尊重产权的。接着假定现在有一个政府参与到这个博弈中来，使得博弈变成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政府利益取决于它提供产权保护而征得的税收和付出的必要成本。而个人效用则取决于在政府保护产权时，从他人对自己产权的尊重中获得的收益（扣除税收）和如果自己不遵守法律受到惩罚所带来的罚金。在这个博弈中，假设技术的支持使得政府能够采取保护产权的措施，那么，政府对它所发现的不尊重别人产权的行为进行惩罚就是可置信的威胁。这就改变了原来的博弈结构（政府设计了一个激励机制incentive mechanism，或者说一个子博弈的博弈框架game form）， 使得在新的博弈中互相尊重别人的产权成为均衡策略行为。
应当指出，李的论文实际上是一个规范分析。它的主要贡献在于，论证了政府在建立产权制度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与比较理想的制度演化的实证模型还有一定距离。社会进化过程中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和扩展改变了博弈者的策略集合、信息和信念，导致了作为一种博弈均衡策略的制度设计的出现，制度又决定了以后的制度变迁的环境，这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李文没有解释技术在产权起源中的核心作用，也没有能够给实践中发生的人们侵犯他人产权行为的小概率事件一个恰当的说明，另外，李的模型忽视了收入平衡问题。最后，作者似乎犯了一个小错误，即认为扩展型博弈中的均衡解在同时行动的正规型博弈中不会出现。事实上，一个正规型博弈对应着很多扩展型博弈。正是由于正规型会存在多重纳什均衡，我们才发展出各种纳什均衡的精炼以剔除那些在更强的理性假设下不合理的均衡结果。当然，瑕不掩瑜，李文不愧为一篇佳作。
柯荣柱的《乡镇企业及其改革中的利益分配：一个三方博弈模型》一文关注的是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即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论文集中于解释一个看似冲突的经济现象，即传统所有制下乡镇企业的高相对绩效和目前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他建立了一个有政府、经营者、社区和职工三方参加的博弈，以三方博弈的均衡及均衡的变动来统一地说明上述现象。模型中生产技术，市场风险等外生因素引起的均衡变动起着关键作用，这刚好是李文的欠缺之处。不过，在理论分析中，三方博弈与两方博弈并无多大前进，柯文的特点在于分析比较规范，是博弈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的出色运用。
博弈论的影响日益扩大，其表现之一就是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微观基础，也使得研究者有可能看清楚不同宏观经济学流派的争论实际上是理论前提分歧所致。当然，宏观经济学也独立贡献了某些具有博弈论观念的概念,如“ self- fulfill
expectation ”与“ dynamic consistency”。目前，博弈论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运用主要是，把宏观经济运行看作是政府和作为一个博弈者的公众之间的博弈，这就忽略了众多个人之间策略性行为可能引起的复杂性。在笔者看来，这也许是博弈论在宏观经济分析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核心问题。把公众看作一个单一的博弈者应该是某种更微观的博弈的统计性的推论。陈学彬的《宏观金融博弈分析》一书跟踪国外在这一领域内前沿性的研究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系统地运用博弈论的方法，讨论了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及其效应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条件下货币政策目标的矛盾和协调，相机抉择和单一规则操作模式的政策效应，不同信息结构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公众学习速度的决定和影响，政策制定者信誉和政策可信度的决定及其影响，各种信息结构和政策条件下通货膨胀的分布和可持续性等，走在了国内这一研究的前列。
2.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和企业理论研究的推进
在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特别是产权理论和企业理论也许是讨论最热烈、发展比较快的一个方面。这是由中国目前的经济实践决定的。改革的推进，特别是企业改革的推进，迫切需要理论的解释和指导，因而，很多基础扎实、训练有素的学者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发表的成果比较多，而且水平也相对较高。不仅有理论分析的文章，而且有经验实证的文章。本书收入的16篇文章中， 有1／3以上属于这方面的内容。这些探索的一个突出特点是， 紧密结合中国的改革实际，虽然提出和讨论的是中国的问题或以中国的问题为背景，但由于遵循的是现代经济学的范式，运用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因而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在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中，科斯、威廉姆森、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等围绕着企业的性质和合约的方式，回答了企业边界和规模的决定，企业并购的发生等问题，而莫迪利安尼和米勒等则从企业的融资方式和资本来源出发，探讨了公司资本结构的决定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李山和李稻葵的文章《企业兼并与资本结构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建议》，从中国企业改革的实践出发，将上述两种理论综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文章的结构是这样的，首先根据格罗斯曼和哈特关于企业的定义，用控制权的边界来定义企业的边界，接着用企业控制资产的现金流的概率分布来刻画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最佳债务水平）和企业的预期价值，进而推导出企业合并或分拆的条件以及企业最佳边界，对美欧日的企业兼并问题给出了一个统一的解释，并对中国的企业兼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李山、李稻葵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把企业理论和资本结构理论结合在一起，用最佳债务比率控制控制权的无效扩张，用现金流的分布状况来判断企业是否实行兼并。但是，文章有两点不足：一是用债权控制企业控制权和约束企业经理是一个很好的思想，但取决于债权的强度或有效程度，如果债权人很强，债权的强度和有效程度较大，自然很好；如果债权人很弱，债权的强度不高，就象我国目前那样，借债不还，那么，用债权控制企业控制权就很难有效。从这一点来看，作者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尚有一定距离。二是文章指出，很多日本上市大公司的总市值低于公司持有的现金值，表明其债务水平极度偏低，但作者并未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和文献。据笔者所及，日本的金融动荡主要源于泡沫经济导致的不良贷款，其经济运行的特征不仅是M2相对于GDP的比例过大， 而且是企业的资金增加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同时由于交叉持股和主银行制度，日本银行的债权强度也不高。原文这一部分相对较弱，需作进一步的探索。尽管存在某些缺陷，但该文确系1998年中发表的上乘之作。
张维迎是国内研究企业理论的著名学者，他专攻企业理论的治学方式和治学态度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也是他能够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本书收入的他及他与粟树和的两篇文章也是难得的佳作。《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一文，立足于格罗斯曼和哈特关于控制权理论的研究，把企业收益分解为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两部分，企业兼并通常意味着被兼并方的控制者失去控制权和控制权收益，这必然会受到被兼并方经理的抵制。在私有制股份公司中，由于拥有控制权的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通常是大股东，外部股东可以“赎买”经理的控制权，再加上股东可以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因而企业兼并一般不存在产权障碍。但在公有制经济中，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就成为企业兼并的产权障碍。一方面，拥有控制权收益的在职经理和政府官员一旦失去控制权，就会失去了一切，不仅是控制权收益；另一方面，公有产权的所有者“全体人民”不能用“赎买”方式贿赂经理和官员，因而既使有效的兼并难以实施，也使无效的兼并无法避免。作者既用简单的例子，又用精确的数学模型对此作出了解释的证明。《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一文用一个三阶段的动态博弈模型，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民营化过程作出了新的解释。即分权化改革导致了地区间竞争，地区间竞争反过来引发了民营化。因为，分权化使地方有了独立的利益，而民营化是增大自己利益的有效手段，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讲就是，分权化使各个地区成为“囚徒困境”中的参与者，而民营化是其占优策略。如果取消地方分权和地区间的利益竞争，中央政府确定税后剩余分享额并平等地对待两（各）个地区，或者两个地区可以合谋以取得联合收益最大化，民营化就不可能发生。
不论是地方分权导致民营化，还是控制权不可转让阻碍企业兼并，张维迎等这两篇论文的结论与中国改革的实际经验基本相合，不仅恰当地提出了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且作出了精彩的理论分析，其数学表达也非常简洁和清晰，因而也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过，有些问题还可进一步讨论。
首先，在目前条件下，由于控制权转移的制度化补偿尚不存在，企业兼并是难是易不能一概而论。一是目前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一部分掌握在企业手里，一部分掌握在官员手中，行政力量渗入企业兼并之中，有时阻碍有时促进；二是在现实条件下，职工在企业兼并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成为阻碍兼并的重要力量；三是张文只考察了被兼并方经理的行为，而没有考察兼并方经理的行为，既然收益来自控制，那么，兼并方经理是有积极性的，从被兼并方来看，张文假定不存在规模经济是对的，控制权+货币收益是零和博弈，但风险不一致；从兼并方来看，控制权的扩大有规模效应，其前提是正和博弈。笔者的评论决非否定张文分析的意义，而是想说明，对于同一个问题可以作出不同的讨论和解释。
其次，地方分权导致民营化，而且越下放权力，民营化越容易。但是，中央为什么分权，地方怎么得到这种权力，既非理性设计，也非上边的恩赐，而是摔包袱、分担子，歪打正着的结果，地方为什么参与竞争，动力从何而来，张、粟文没有提供更多的解释，此外，地区竞争是否趋向于保护产权尚难作出肯定的结论，也可能会侵害产权。
最后，我想借此讨论一下数学工具的运用。这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年轻一代学者的成长，国内学者对数学工具的运用也日益多了起来，因为数学的形式化及其逻辑的严密性，确使其在经济分析中带来很大的方便和好处，但经济分析毕竟是经济分析，不是数学推演能够解决得了的，数学只是工具而已。为了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们既要提倡数学方法的运用，又要力避数学化，不仅不能故弄玄虚，而且要尽力做到简明和清晰。
本书中收入的其他几篇有关企业问题的文章，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刘小玄和郑京海的文章《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1985—1994》以及刘芍佳和李骥的文章《超产权论与企业绩效》是两篇讨论产权的文章，不仅方法各异，而且观点不同。前者是一个经验实证文章，其结论是，产权是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后者则侧重于理论分析，强调竞争和企业治理机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决定作用。从理论概念向实证指标的过渡本身就有很大的学问，而产权问题的实证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刘、郑文章的突破之处就在于找到了企业剩余或留利以及人力资本等可以反映产权作用的新的因素和指标，其实证结论之一所以与一般人的感觉不一致，关键在于对企业效率概念的界定。刘、郑文中的企业效率是指生产效率和静态效率，不是资本回报和长期动态效率。这也是目前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发生分歧的一个原因。刘、李文章的贡献在于，依据90年代发展起来的竞争理论（包括竞争激励论、竞争发展论、竞争激发论和竞争信息完善论）论证了竞争是激励的一个基本因素，利润激励只有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因而，要使企业改善自身的治理机制，基本动力是引入竞争，而变动产权只是改变机制的一种手段。这就是超产权论的基本内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超产权论并未否定产权的重要，因而不是否定而是丰富和发展了产权理论。此外，文章中引述英国私有化的某些例子来论证超产权论，并不一定十分恰当。从这两篇文章的比较中，我们还可以作出进一步的引申，国内学者之所以关注产权问题，是因为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国外学者之所以关注治理结构问题，是由于产权问题的解决并不能自动地解决治理结构问题。
在评述制度理论和企业理论研究的进展时，还需要对两本著作作出评述。
一是费方域的《企业的产权分析》。该书以格罗斯曼－哈特－莫尔的不完全合同为主线，不仅对产权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述，说明了完全合同和不完全合同两种分析方法在考察重点和分析角度上的差异和进展，并从后者的角度讨论了企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同时还用这些理论重新解释了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很多重要经济现象，是继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之后，这一领域的又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但是，依据合同的性质把代理理论称为传统理论，而把不完全合同理论称为传统理论，确有不当之处，易于引起误解。首先，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将新古典理论称为传统理论，而将其在现代的发展称为现代理论，代理理论自然属于现代理论之列。其次，尽管代理理论以控制权的配置为核心，未着眼于信息的不完全对之产生的影响，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它的基础和前提，或者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在这里开始提出来的。再次，代理理论本身还在继续发展，还能对很多问题作出自己的独立解释。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讨论任何一种理论时，都要既看到它的前进和创新之处，也要注意到它的局限。企业组织的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现象，一种理论可以说明它的一个或几个方面，不可能解释它的所有基本问题，该书不仅认为不完全合同理论是“最适宜回答企业基本问题的企业理论”，而且未能指出这一理论的局限。作为学术专著，后者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
二是天则所编辑，笔者任执行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2集。该书虽在1999年1月出版，但其中的文章大都在1997和1998年发表，因而，我们想在这里作一点讨论。如果说，《企业的产权分析》是一种理论的梳理和逻辑的分析，那么《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则是一种经验实证和个案剖析。该书以管制和放松管制为中心，包括有铁路、民航、电信等11个案例，不仅描述了改革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发人深思和令人追索的动人故事，而且提出和讨论了很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在把实例一般化的道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于该文的成败优劣，笔者不想多费笔墨，还是留待读者去评论。我们之所以要提到这本书，是因为在目前的理论讨论中，一般的议论太多，而扎实的积累和认真的探索不够，同时改革实践又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营养，需要我们去搜集、发掘、开拓和探索。周其仁在评论本书第1 集时曾振臂高呼：此志当贺，愿君能长久。我相信，天则所的案例研究是要坚持做下去的，但愿能够有更多的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张军的《需求、规模效应与中国国有工业的亏损：一个产业组织的方法》和江小涓的《市场化进程中的低效率竞争——以棉纺织行业为例》，是两篇讨论产业组织的文章，作者对所论问题都提出了各自独到的见解，具有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张文认为，价格控制虽然有助于说明1989年以前国有工业的亏损模式，却无法解释此后亏损增加及其模式的变化，所有制差异和宏观政策的变化也没有多大的解释能力，进而提出了一种产业组织方面的解释。如果说改革初期，由于旺盛的市场超额需求，即使大量企业进入导致工业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国有工业亏损仍呈下降之势，那么，在经历了10年大规模的数量扩张之后，中国工业开始转向集约化的生产方式，集中度的提高反映了市场结构的变化和规模经济的作用，导致了1989年以后亏损的不断上升。因此作者认为，这种现象是市场结构与产业组织演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产物，预示着中国产业组织结构的不断优化。按照市场经济理论和改革理论，竞争能够促进效率改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组织结构改善，但是，我国棉纺织业的情况与此相反。棉纺织业是我国制造业中市场化最早、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也是持续亏损时间最长、效益最差、产业组织结构改善最不明显的行业之一。江文以此为案例，从制度环境（如要素市场管制等）和行业特点（如资产专用性强等）上说明了，为什么棉纺织业会长期存在生产能力过剩和“过度竞争”，为什么全行业微利和亏损的情况下会有新的投资者进入，为什么竞争没有产生优胜劣汰的效果。进而得出结论，体制转轨的不同步会导致“竞争失效”，企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选择要考虑适用性和财务状况，一个项目能否成功，要看投资能否获得恰当的回报；政府的产业援助政策应尽量减少对市场功能的负面影响。
对这两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我们不想作过多的评论，读者可以评判它们的成败得失，因为，有很多问题是值得讨论的。例如，张文认为所有制差异没有多大的解释能力就可质疑，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就与其制度性退出壁垒有很大关系。这里笔者想就提出和研究问题的方法作一点讨论。张文讨论的是一个热点问题，但却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关键在于选择了一个新的切入角度，从市场结构的变化入手，使用了产业组织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可见理论上的差异和突破，往往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有很大关系。江文描述的案例故事之所以能够引人入胜，作出的理论分析和政策结构之所以能够发聋振聩，就在于它选取了一个与常理和公认的逻辑相悖的事件，特别是与权威的预言和论断相悖的事件。这也是案例研究取得成功的基础和一大要件。
3.经济学其它方面的佳作
从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经济学诺奖得主阿玛亚蒂·森的社会选择理论也许是一个尚未涉及的空白领域。但是，阿玛亚蒂·森在研究社会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推进了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也有自己的建树。在编辑本文集的过程中，推荐的65篇论文中，有关收入分配的就有5篇，而初选入围的有两篇。 最终入选的张平的文章《中国农村居民区域间收入不平等与非农就业》，确系其中的佼佼者。张文的特色和贡献有二，一是理论上的，二是方法上的。从理论方面看，根据国际经验，农村中的非农化，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降低收入不平等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相同的道路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农村的非农化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乡镇工业，却成为加大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文章不仅实证地分析了中国农村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变动趋势和原因，指出农户收入非农化的结构变动占据了主导作用（占70%），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作用占25%，而且进一步分析了农村工业“工资”和“就业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指出现阶段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区域间工业化进程差异导致的就业机会差异，但从发展趋势看，就业机会差异趋于缩小，而工资间差异有所扩大。从方法方面来看，文章不仅计算了各种基尼系数，而且运用了各种不平等指数的分解方法；不仅计算了各种变异系数，而且计算了泰尔指数，同时建立了收入函数模型，再加上其他学者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内国外学者使用的实证方法，中国学者都已经掌握并加以运用，可以说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在收入差距的测量方面，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统计学家设计的不平等指数有两类：一类是客观指数，是用一个统计指标来测定收入的相对离散程度；一类是规范指数，其大小与一定的价值判断相联系。既然在客观指数的计量和分析方面，中国学者已经是十八般武器样样皆通，那么，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则集中表现在社会选择和收入分配的评价标准上，即表现在规范指数方面。阿玛亚蒂·森在这方面的贡献首先在于，他批判正统福利经济学回避了有关收入分配的判断问题，指出帕累托最优化原则也没有考虑收入分配问题。因为，按照这一原则，任何一种收入分配状况都是最优的，而任何一种收入再分配过程都违背帕累托最优；其次是指出了以个人效用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函数的缺陷，并对建构规范指数作出了两点贡献：一是试图把收入分配的价值判断建立在社会福利函数的基础上，二是把收入分配和收入增长融入一个指数来反映实际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看来，中国学者要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在原有的方向上雕琢已不大可能，必须转换角度，把价值判断引入收入分配，设计出自己的规范指数。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确有很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这既是中国学者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也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收入本书的其他4篇文章内容涉及多个方面， 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但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只想简单地指出它们的特点，不作过多的评论。钱小英的文章《我国失业率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不仅从流量变动说明了我国失业率的形成特征，而且从存量变动说明了我国失业率的性质，同时通过对失业变动因素和类型的分解和回归分析，说明了失业率与经济波动的互动关系。李扬的《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一文，从国际资本流入和国内储蓄过剩同时并存的现实有悖于两缺口相等的理论出发，用证伪的方法探寻“资金迷失”的原因，指出游资假说和净损失假说的缺陷，提出和论证了资本外流假说，在国内经济学界较早提出了资本外流的问题，平新乔的《“预算软约束”的新理论及其计量检验》一文评介了杜瓦特波特和马士金在这方面的贡献，指出二人在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揭示了沉没成本在软预算决策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在资产投入沉没于未完项目的前提下，预算约束软一些会产生一种“事后的有效”。这种“事后的有效”内在地依赖于集中的金融体制，如果金融体制是分散的，硬的预算约束所导致的“事先的有效”便会起主导作用，因而，预算约束的软硬本质上是“事后的有效”和“事先的有效”之间的替代。这就使预算软约束的讨论突破了科尔奈的狭小范围而一般化了。作者的贡献在于对此提供了一个经济计量的检验。唐寿宁的《投资活动中的秩序》是一篇比较难读的文章，笔者只想从其切入角度上指出它的突破和创造，以帮助读者解读这篇文章。大家知道，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的贡献在于，把市场交易原则运用到政治决策领域，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在此基础之上，布坎南区分了规则的选择和规则之下的选择，提出了建立立宪经济学的构想，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讨论的都是规则之下的选择问题，而立宪经济学则以规则的选择为对象。但是，布坎南忽视了市场的立宪功能，对立宪经济学的论述仍然局限于方法论和政治的层面。唐文的贡献在于通过投资活动的分析揭示了市场的立宪功能，把布坎南有关规则的选择的思想从政治的领域再移回到经济领域，讨论了投资规则的形成问题。
在评述中国经济学研究在1998年的发展时，不应忽视对宏观经济理论和金融风险问题的讨论。因为，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这一问题的分析成为1998年的一个理论热点，召开的讨论会和发表的文章也许是最多的。其特点是形势分析多，理论探讨少，理论上的突破散见于形势分析之中。为了反映这方面的研究情况，我们以附录形式选了两篇水平较高和影响较大的研究报告，一篇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的文章《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建议》，一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的文章《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前者着眼于短期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以及政策的选择与组合，后者着重于长期的经济发展，并将当前的经济运行放在中长期发展中加以考察。对此，笔者不想再作评论。这里，只就两篇讨论金融风险的文章加以评述。
一篇是周天勇的文章《高负债发展模式的金融风险》。文章探讨了负债和金融风险的关系，先从融资的角度把一国的负债分为企业负债、财政负债和国际负债三类，又从不良资产的形成方式把经济泡沫分为漏损性泡沫（由负债企业不能还本付息形成的不良资产）、高利率泡沫（由超过产业平均资金利润率的高利率政策而形成）和膨胀型泡沫（由股市、不动产投机和汇率高估形成）。在高负债模式中，由于企业的负债率太高，而且信贷资金大量流入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当漏损性泡沫和膨胀性泡沫塌陷向金融系统转移和积累，再加上高利率泡沫，最后在银行系统堆积起越来越多的不良资产，就成为高负债国家金融风险的内在生成机制和积累过程。逐年发生的通货膨胀是泡沫的慢性消解方式，而突发的金融风暴则是泡沫的急性消解方式。周文对高负债国家金融风险的形成机理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楚的理论解释，但把通货膨胀作为化解金融风险，从高负债过渡到低负债的基本方式则值得商榷。通货膨胀既可能消解已有的泡沫，也可能引发新的不良资产。结论的片面性可能与其单因素、单向度的静态分析方法有关。
另一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的文章《总量态势、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在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符号经济和实质经济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核心的内容，但学界对此注意不够，本文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一个前进。文章认为，金融风险集中表现为名义变量和符号经济的严重失衡，但其背后却是实际变量和实质经济出了毛病。M[,2]相对于GDP比例的提高既可能是金融深化的标志，也可能是金融风险的征兆。我国的情况是二者兼而有之，一方面是储蓄存款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是银行不良贷款的急剧增加，前者表示银行债务或负债的增加，后者显示银行有效债权或资产的减少。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迟早会发生金融崩溃。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较大的结构调整和借助于国外的产业转移，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但目前的生产体系是建立在模仿、移植和学习的基础之上的。经过10多年的发展，由于传统需求趋于饱和，于是国内发生价格大战，国外出现削价竞销，这是产业利润下降的市场信号。由于金融资本的利润来自产业资本，当产业资本没有利润或利润减少的时候，金融资本无利润可以分享，就要自己去“创造”利润，于是资本从实业中流出，进入房地产和股票等虚拟部门，造成盈利预期，因而越涨越大，形成泡沫经济。一旦资本流入断流，泡沫即行破灭，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区别在于，一是泡沫来得相对较早，二是中国对之采取了抑制措施，泡沫没有涨大，金融风险处于潜在状态。本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宏观经济的短期运行放在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加以分析，着重于探寻宏观波动的微观基础和制度原因。不足之处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在结束对1998年的评述时，笔者想再次强调我们一贯坚持的一个观点：本文集的编选和评论只代表编者的偏好和观点，其他人完全有权作出另外的编辑和评论。如果这样，那是件好事。我们就有了竞争的压力和学习的参照。这有利于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二、建立学术规范，发展科学评价
大家知道，由于改革开放的机遇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一个最好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的确有了不小的进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仅完成了理论范式的转换，而且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创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本文集的连续编辑出版，正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学的整体水平还比较低，不仅基础不厚，训练不够，积累不足，而且缺乏相应的学术规范，也没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价制度。在中国，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经济学虽然贵为显学，但却潜藏着很大的危机；经济学家虽为时代的宠儿，但却有被宠坏的危险。也许有人已经被宠坏了。因而，造成了目前学界的两大歪风邪气；一是抄风甚烈，二是炒风更盛。抄风烈，许多大同小异、改头换面、东拼西凑的东西充斥市场，许多人将此作为成名成家甚至发财致富的捷径；炒风盛，一些没有多大价值的作品被当作精品佳作大加吹捧，四处兜售炒卖，学术领域也是假冒伪劣风行，一些人也借此把水搅混，从中渔利。学界面临着“礼崩乐坏”的局面。再加上商潮滚滚，巨大的压力、冲击和诱惑，也使学者们难以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思考、研究和创造。因此，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实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什么是学术规范？笔者在《中国经济学：1994》作过一个概括，明确指出，“所谓学术规范，就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套制度规则和传统习惯，包括学术纪律、学术传承、学术道德、学术秩序，诸如学者的独立自由人格，为探求知识的角色定位，尊重知识发明的科学态度，恪守学术创作的基本要素和基本体例等”。今天之所以重提，是因为近几年的学术实践。我们注意了一些方面学术规范的建设，如一些学术刊物要求附有参考文献，本文集对没有列出参考文献的文章一律不予收入。个别杂志开始试行匿名审稿制度，学界也对一些抄家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也曾把一些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法之徒送上了被告席，一些学者也在引用别人观点时注明了来源和出处。这些都值得肯定，虽然有些地方还有改进的必要。现在是提出和讨论一些深层次的更根本性的问题的时候了。
从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来看，虽然也有一些进步，但相对较小。绝大多数书评仍然是广告式和推销式的，一些重大研究课题的结项验收往往流于形式，很多评奖活动也走了过场，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未能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在严肃的学术评价缺失的同时，官方评价和大众传媒的评价却相当突显和活跃，再加上一些人的炒作，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大有失范之势。一方面是无原则的颂扬和吹捧，另一方面又是一些化约论式的政治批判和冷嘲热讽，学者之间的交往也缺乏应有的伦理原则。
为了推进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学术评价的发展，需要学界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共同作出努力。
首先，真正明确学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定位在于探求知识、促进知识的增长和积累。也就是说，学者的社会责任首先在于解释世界，直接改造世界的任务主要由政治家、企业家等实践家来承担，学者对于世界的改造作用主要是通过解释世界、影响实践家的思想和认知来实现的。这是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
其次，要不断铸造学者的独立人格。在这一点上，老一代学人有着太多的痛苦和辛酸，年轻一代学者又遇到了一种新的环境，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一种自觉，能否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实践经常作出认真的反思。在理论反思中，经济学家既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反思，也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以便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的问题，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作出自己的理论解释。在学术实践的反思中，既要对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还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和经济学家的科学习惯作出反思。只有这样，经济学家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行动。
再次，要在学者之间建立和发展“交往理性”和理性交往。这里的关键有：一是要有一种多元并存的认识论和知识观，真正明确和懂得社会是多元的，主义和思想也是多元的。企图只允许一种思想和一种主义，禁止别的思想和别的主义，不仅是办不到的，而且是在破坏学术规范和扼杀学术研究。二是学者要有自知之明，既不可对自己估计过高，又要真正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局限。这一点既非常重要，又很难做到。歌德如下的话值得牢记：“有两件事无论怎样被无视都不为过：当我们局限于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时，便固执；当我们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时，便无知”。三是相互之间的交往，既要彼此尊重，宽厚礼让，力避曲解和误解，从而达成同情的理解和真正的共识，又要诚信为本，实而不虚，不卑不亢。具体到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中，要划清学术讨论和政治批评的界线，促进不同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要取平等的立场，不要试图去压倒对方，而是要着眼于理解和创新；要求要严格，态度更谦和，既不能怀疑对方的动机，又不能怀疑对方的能力，对亲近者要少一些吹捧，多一些批评，对疏远者要多一些尊重，少一些轻视。
三、本书的编辑过程
本集的编辑遵循了原定的编选宗旨和编辑方针，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由本书编委和《经济研究》、《改革》、《管理世界》、《战略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南开经济研究》等杂志编辑部，共推荐论文65篇，执行主编全部审读后初选出31篇，分送本书在京编委审阅，每人审读7－8篇，每篇至少有二人审阅。
——召开在京编委会议，逐篇进行评议，为使评议能够更加充分，凡涉及编委本人的文章采取本人回避的方式。参加会议的有樊纲、刘世锦、林毅夫、茅于轼、盛洪、唐寿宁、张维迎、张曙光、周其仁。张平因出差未能出席，但对所评8篇文章，写有详细评语， 并对其他文章是否入选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由编委投否定票的方式选定，执行主编根据投票结果决定，凡否定票达不到5票者，即行入选。
——执行主编根据评论中发现的问题，行使编委会赋予自己的权力，决定把有关宏观经济分析的两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李山、李稻葵的文章有一个英文本，中文本在发表时删去了很多内容，又增加了一部分。为了使读者对该文讨论的问题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我们将删去的内容也恢复了。平新乔的文章，作者的贡献在经验实证方面，但文章发表时，这一部分又过于简略，相应的数据没有列出，我们也请作者补上了有关的材料。
最后，笔者代表本书编委会对上述参与推荐的杂志社以及王利民、蒋东生、刘峻、邓正来、裴俊生等表示衷心的感谢。天则所学术部主管余大章教授为本书的编选作了大量组织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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