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理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0)05-0006-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其重要贡献不仅表现在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崭新意义的思想和观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和新阶段，而且更体现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一个严密而完备的逻辑体系，使之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成熟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自有其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循序展开正是其历史逻辑与发展逻辑的必然。深入研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理论逻辑和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的历史逻辑，分析二者之间的转化机制及其辩证关系，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这一理论体系的本质内涵和精神实质，全面理解这一理论体系生成的时代价值、现实境遇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历史逻辑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成，不难发现，这一理论体系的生成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特定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历史逻辑，就是“范畴的世俗历史”、“与时间相一致的历史”，亦即“现实的历史”[1](P.146)，历史的逻辑就是实践发展的逻辑。“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每个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和其他的结果为基础的。”[2](P.54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实践的理论产物，其历史逻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先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当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经验，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P.7)的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重要思想。在政治方面，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经济方面，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思想，开始探索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外交方面，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区别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思想；在发展战略方面，提出大约用50年的时间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等等。由于革命逻辑的强大惯性，毛泽东晚年对“斗争哲学”十分推崇，加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构想的某些教条式理解和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偏差，也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致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了严重挫折。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萌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认了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首次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命题。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4](P.163)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又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4](P.237)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4](P.246)这标志着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战略的初步轮廓的形成。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市场经济。1984年6月，邓小平再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P.63)这一阶段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主要体现在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和“一国两制”三个方面，尚未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中共十三大报告以“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标题，首次使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过程中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更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中共十三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之注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而1989年的“六四”风波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困惑和实践困难，邓小平开始认真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和启示。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作出了如下的简明概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5](PP.370～371)并进一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刻而富有创造性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新一轮的市场经济改革在中国拉开帷幕。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科学的概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中共十五大报告，用“邓小平理论”正式取代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邓小平理论”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代名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后，国际、国内社会在“一个主题”（和平与发展）、“两个趋势”（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总特征前提下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在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同时，继续深入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深入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发展和富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发生历史性转折后，党的建设成为突出问题。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时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0年5月14日，江泽民在上海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并创造性地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于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提出了“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等一系列著名论断，从发展思路、体制机制、党建执政、统一战线、军队建设等方面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系统总结和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中共十六大明确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实现了10年的飞速发展，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作为发展的代价，中国出现了贫富差距较大、社会分层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社会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等问题。巨大的发展代价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原动力来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2003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会上提出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并要求加强党的五种能力建设。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6]胡锦涛第一次把我国的发展目标概括为“四个建设”，是对“四位一体”发展目标的进一步提炼，进一步完整揭示了科学发展观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要求。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表述，使四个建设的表述更加简明扼要。“四位一体”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总目标。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全面体现和阐发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形成了“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要求，科学发展观宣告诞生。中共十七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定位，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并把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括为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理论逻辑
理论的逻辑指思想理论自身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黑格尔认为它是指精神“在思维领域中的展开”，是精神“表现其自身于思维中作为在时间中进展着的存在”[7](P.36，37)，是历史在人们头脑里的自觉反映，而这种反映过程又在人们的思想中近似以历史自发形式表现出来。“逻辑的方式是惟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8](P.43)因此可以认为，理论逻辑是现实的历史逻辑在思想中以理论的形式展开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一样是客观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是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有机构成。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理论的逻辑是指“理性中的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8](P.146)。
理论的逻辑作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复制现实的历史。因为现实的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5](P.43)。所以，理论的逻辑必须排除那些无关紧要的偶然因素的干扰，必须摆脱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曲折和枝蔓，按照历史的本质规律，采取抽象的必然性的表现形式。这是马克思关于理论逻辑的旨趣所在，也是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惟一科学的方法。
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就是其特有的概念、范畴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在这一理论体系中的先后叙述顺序及其内在联系。理论的逻辑是现实的历史逻辑在理论形态上的主观反映和逻辑再现。这样，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逻辑就必须以其历史逻辑为基础，并与历史逻辑的进程相契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而实践的丰富性往往容易遮蔽人们对理论发展线条的把握。我们从抽象化了的理论形态去审视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能够清晰地看到，这30年中国最大的历史实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等一切实践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这段历史的实践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毋庸置疑，作为这段历史抽象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历史展开的程度不同，实践展开的深度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同的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演进路径。由于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导致了“文革”的灾难性后果，在“文革”结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反应在理论形态上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所以，总结上述问题邓小平说：“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5](P.116)因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在改革开放特定历史时空下对“社会主义”这一核心概念认识和理解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各层面、各领域广泛开展，对这一实践的理论概括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其理论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这些基本理论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框架。
这一逻辑生成的基本理论框架，实际上从各个层面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方向的问题。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建设路径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问题，就是党的建设问题。中央新的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国际、国内的新变化，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发展道路、发展方向以及发展主体在理论上得到明确后，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就逻辑地成为理论的首要问题，科学发展观因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必然。科学发展观回答了当代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基本问题，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从形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一个由范畴、概念和原理组成的标准体系，没有严格遵守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而是直接从问题和矛盾出发进行理论论述。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逻辑，只是它在形式上区别于纯学术研究的逻辑，采取的是一种更贴近社会历史的逻辑、一种以时代问题为中心的逻辑。它在本质上仍然遵守了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
三、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
对于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关系需作辩证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历史逻辑决定理论逻辑，理论逻辑派生于历史逻辑；在逻辑顺序上，先有历史逻辑，然后再有理论逻辑。理论逻辑作为历史逻辑的理论形式，二者必然统一于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但分析二者的关系可以发现，在实际过程中二者的关系却较为错综复杂。
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的内在机制是社会实践。历史逻辑的展开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作为被其决定和派生的理论逻辑则是一个主动的转化和建构过程，完成这一转化的内在机制是社会实践。人类思想史已经证明，理论上的任何重大创新和突破都根源于历史实践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和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存在和丰富发展，之所以能够完成由实践到理论的转化和升华，就是因为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思想理论上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他们能够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认清时代发展规律，找准我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所在，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彻底贯彻到我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上，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成功经验，并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
然而，理论能够根据历史的逻辑预见未来的发展，并有效地指导实践。因此，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理论逻辑时常先于历史逻辑，并充当社会变革的先导。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证明，没有理论的创新突破，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是理论先行，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历史实践，以历史实践丰富和发展科学的理论。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结构看，它主要包含了一个精髓，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个理论主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个理论层面，即第一个层面涉及基本原理，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科学发展理论，第二个层面是发展哲学意义上的基本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理论概括，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先进文化理论、和谐社会理论、生态文明理论，第三个层面是具体的观点、论断，包括上述基本原理，包括社会主义依靠力量论、党的建设理论、一国两制理论、和谐世界理论、新农村建设理论等。第一部分是灵魂，它贯彻于整个理论体系之中；第二部分是核心，它是整个理论体系的主题和旨归；第三部分是总纲，它反映了时代的基本问题和主要矛盾；第四部分是实践中的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纵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涵盖的五大部分，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基本问题到具体问题的层层推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且这一逻辑的演化过程与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发展逻辑也是基本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逻辑也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质上也是三次思想大解放、三次理论创新的必然结果。
［收稿日期］2010-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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