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古典文学研究态势的历史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文学论文,态势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最伟大变革的世纪，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完全建立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意味着当代中国人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学有了不同于过去任何一个世纪的认识，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文学研究是个割不断的历史过程，今天，当我们开始总结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时候，首先回顾一下19世纪中末叶的研究状况，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一
和前代相比，这同样也是一个成果辉煌的时代，从《诗经》、《楚辞》一直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在这里我们虽然不能一一罗列指出，但可以以宋词研究为例以见一斑。
纵观明清以来的宋词研究史，那些最有影响的词话著作和宋词编集，大都是19世纪中末叶以来产生的。如刘熙载的《艺概》、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谭献的《复堂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江标的《宋元名家词》、吴昌绶的《影刊宋金元明本词》、朱祖谋的《强村丛书》等。由此我们可以见出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些状况。
然而在19世纪中末叶以来政治思想即将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的革命却不像文学创作那样生动引人。这首先是由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那些涌动着的新思潮和新文学创作相比，古典文学研究毋宁说显得还有些沉寂。因为它所面对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变革着的现实和发展着的未来。这使得这一领域的学者大都遵循着前代的老路，仍然做着考证、注疏、辑佚工作，同时也仍在用传统的诗话、词话或评点等方式来对他们所沉潜于其中的文学典籍进行解释，他们自身大都是古典文学的创作者，同时又兼是研究家。如生活于此时的王闿运，以诗文名家，重于当世，著有《湘绮楼文集》。但他主要还是一个学问家，对儒家经典用力甚勤，著有关于《周易》、《尚书》、《礼经》、《春秋》、《诗经》等研究著作多种，于诗文研究则有《楚辞释》十一卷，此外则编有《八代诗选》若干卷和《唐诗选》三卷。再如以写作《艺概》而著名的刘熙载，也是一生以治经为主，旁及子、史、诗、赋、词曲、书法的大家。一生著述有《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持志塾言》、《制艺书存》（以上五种和《艺概》汇刻为《古桐书屋六种》）和《古桐书屋札记》、《游艺约言》、《制艺书存》（以上汇刻为《古桐书屋汇刻三种》）等。其他如王先谦、丁福保、俞樾、孙诒让、朱孝臧、王鹏运、陈廷焯、况周颐等人也莫不如此。
刘熙载的《艺概》以宗经重道为主，采取评点概括的语录体形式，描述着自己对于几千年传统文学的感受。浸润于其中，虽然我们也不乏所得，并为他的一些精辟见解所折服，但此时此言，和当时即将兴起的新潮，又显出了多么大的时代差距。更有甚者，王闿运于圆明园被八国联军惨烧之后所做的《圆明园词》，仿元稹《连昌宫词》故事，行古代文人讽谕劝上之法，但议论却迂腐可笑，“不斥洋酋挟屡胜之威，纵火焚掠，而归罪于孱弱之贫民；何其不衷于事实乎！”〔1〕这可谓只知仿古，而不察现实的极端例证。故其诗虽颇具文采，却仍贻笑后人。他的诗论也是如此，如《诗法一首示黄生》：“古人之诗，尽美尽善矣，典刑不远，又何加焉！”作为诗人，王闿运论诗自有其心得和甘苦，他所说的“学诗当遍观古人诗”就是他的实践经验；“非积三四十年，不能尽知古人之工拙”就是他的体会。可是，他正生当晚清社会思想革命风起云涌之时，生当新文化、新思潮、新文体渐将兴起之时，则不免有些和时代乖忤。这和与他同时的黄遵宪那首著名的诗“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
出版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也是这一时期一部比较重要的古典文学研究著作。陈廷焯是晚清著名词家，属常州词派后学，其论词上承张惠言余绪，在写于光绪十七年（1891）的《白雨斋词话自序》中，明言自己的创作宗旨是有感于倚声之诗词的六种过失，批评清初自朱彝尊以来“务取秾丽，矜言该博。 大雅日非，繁声竞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极”的现实而发，要“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沈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一是”者，对中国古典诗词之韵味体会颇深。他的词论受晚唐五代以来婉约词的深刻影响，所谓“意在笔先，神余言外”，“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可谓颇得中国古代婉约派词之精髓。再如他论比兴：“王碧山咏萤、咏蝉诗篇，低回深婉，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可谓精于比义。”又说：“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极虚极活，极沈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这些论述，即便在今天，对于我们深刻了解和体会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要义，仍不失其重要参考价值。但陈氏论词之用意尚不仅在此，他生于晚清末叶传统文化日渐受新学冲击之时代，不要说他的这种崇尚婉约的词风在现实中已不可恢复，即便是自清初以来朱彝尊等人的浙西词派也早已日渐零落，而他却幻想“安得一二豪杰之士，与之挽回风气”，岂不悲乎！
要之，作为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数人还属于沈咏潜含于其中的旧式学者。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传统文化的教育，具有良好的学问功底。他们可算是中国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外来文化还没有对他们产生学术上的影响，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也仍带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还没有显现出多少变革的气象，他们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
二
然而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并非一潭死水，它虽然不像政治思想领域变化那么明显，但仍然感受着变革之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有识之士，就已经于其中注入了新的生机。这种变革之风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经学思想变革中所波及的文学研究风气的改革。严格来讲，中国古代单纯的文学研究著作极少，一切学术都归于经学。即便是我们前举刘熙载、王闿运、陈廷焯诸家也莫不如此。如刘熙载在《艺概》中开篇即言：“六经，文之范围也。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博无涯涘，乃《文心雕龙》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 者也。”王闿运《答唐凤廷问》论作诗法也要其弟子“以三四十年之工力治经学，道必有成。因道通诗，诗自工矣”。陈廷焯《白雨斋诗话》论古人词也是“要皆发源于风雅”。由此我们可见经学的变革将会对古典文学研究产生多么深刻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后的龚自珍、魏源首先开近代思想启蒙之先，他们的思想变革和经学都有着不解之缘。如龚自珍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社会危机之深，就“以《公羊》义讥切时政”，汤志钧先生认为：“在龚自珍的著作中，曾有接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迹象，这为过去经学家所未有。……他对内主张维护‘蚕桑、木绵之利’的民族经济，对外主张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不仅有其反抗外敌的爱国意义，而且透露‘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萌芽”〔2〕。而这一切， 都和他所学习研究的《公羊》经学有关，他是要借用儒经之“微言”来“救裨当世”的。和龚自珍齐名，在思想维新方面更有进步先驱意义的魏源，在学习西方，注意经世致用方面，更是借用于经的“微言大义”来阐发其思想，如他的《诗古微》就是“发挥齐鲁韩三家之微言大义”，“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的著作。
以经学研究来宣传学术思想，最重要的人物当然还是康有为。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表面上是用今文经说阐释儒家经典和表彰孔子之书，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变法时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这其中，《新学伪经考》的主旨在于通过辨驳古文经学之伪，从而打击顽固派的恪守祖训。而《孔子改制考》之主旨则是要托孔子之名，维资本主义之新。
经学的研究虽然和文学研究不同，但是在当时却有着思想解放的极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就是打破了经学权威之后的新的学术研究。所以，在经学权威统治之下的时代，无论是魏源的《诗古微》还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它们的出现都曾使学术界惊讶、震动。尤其是康有为的著作之出现，更具有着解放思想的非同一般的意义。受时代的局限，他们的新思想虽然还必须借助于经学来表达，但是在从魏源到康有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封建经学没落时代的到来，一个新的思想解放的时代，在中国也就是打破经学权威的时代，正是由此时而开始的。
其实，即便是在汉宋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也有几个敢于批判或怀疑经书的叛逆者。如关于《诗经》研究，姚际恒的《诗经通论》于汉宋旧说之外多立新说，颇具批判特征。崔述的《读风偶识》更多一些借题发挥，独出己见之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摆脱《毛序》和《朱传》，欲以诗之内容而求诗之本原，也具有新的开拓精神。这些带有异端思想的著述就是不满意于汉宋之学的必然结果，他们的学术著作在当时虽受排斥，可是在20世纪初打破经学垄断、解放思想的学术研究中却起到了推进作用。例如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就曾这样说过：“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而更倾心于长素先生的卓识。”〔3〕几十年之后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又说：“我的学术工作就是从郑樵和姚、崔两人来的。崔东壁的书启发我‘传、记’不可信，姚际恒的书则启发我不但‘传、记’不可信，连‘经’也不可尽信。郑樵的书启发我做学问要融会贯通，并引起我对《诗经》的怀疑。所以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敢于打倒‘经’和‘传、记’中的一切偶像。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4〕顾颉刚这里所说的郑、姚、崔三人，除了郑樵是宋人之外，姚、崔都是清代中叶以后的学者。他们的治经思想冲破了汉宋之学的束缚而试图有新的建树，尽管从根本上还不可能脱离封建儒学思想，却实在有启发后人的意义。再加上像康有为这样以经学阐释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的倡导，对于20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者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其意义之重大是不言而喻的。
这期间还有一重要的趋向，即在当时日益兴盛的小说戏曲等说唱艺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许多封建正统的文人也开始看到了这些通俗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如有一文人余治（又名余莲村）有感于当时江南戏曲小说等说唱艺术的兴盛，深得市井子弟之喜欢的现实，意识到这些通俗文学艺术所具有的重要教育意义，因而因势利导，创作劝善惩恶之戏剧，以挽回日益颓败的世风，为此曾刊过《庶几堂今乐》（新作皮簧调曲本）四十种。当时的经学大师俞樾曾为之作《余莲劝善杂剧序》。
俞樾是一个正统的经学家，因此他和余治一样，对于那些所谓“伤风败俗”的戏曲小说尤为不满，有匡正时俗之心。但是，在戏曲小说腾踊发展，令市民百姓如痴如醉的时刻，他已经看到了并承认戏剧小说等说唱艺术所具有的极大的艺术魅力，也有比儒家经术、官府教令等更能移人性情的功效，这首先是一种正视现实的态度，也是一种新的具有思想开放意义的观念。其次，正因为如此，俞樾不是回避这些通俗文学，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探索其起源，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通俗说唱艺术自古以来发展的历史，我们不妨把它看成对于戏曲小说进行史的研究的初步开始，是一种符合现代社会的史的观念。其三，正因为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之上，俞樾等人提出了因势利导的新的艺术理论，尤其是他以所举《乐记》中魏文侯一段话为证，得出“是人情皆厌古乐而喜郑卫也”的结论，可以说直接违背了儒家经典。循此以求，我们看在他之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王国维开始对于宋元戏曲史的研究，以至于以后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原来也并非是这些伟人前无依傍的草创，学界的风气同样是历史的积渐使然。
三
但是俞樾等人并没有成为具有现代思想意义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同样表现了对于戏曲小说这些通俗艺术的重视，梁启超在作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这样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和俞樾在思想意识上的极大差异。虽然二者都认识到戏曲小说这种通俗艺术巨大的思想教育作用，但俞樾等人是要以此来行封建教化，来维护封建正统思想；而梁启超则是要以小说来进行思想革命，来“新民”。由此可见，真正成为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历史起点的，还不是对于具体作品的研究和阐发，而是根源于研究者头脑中的思想革命，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风起云涌般的新的文化思潮。
1923年，梁启超曾写过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在《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三节中周详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由于19世纪以来清王朝的衰落、西方文化的影响、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致使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在19世纪发生了三个重要的变化，其一是宋学的复兴，其二是西学之讲求，其三是排满思想之引动。这种学术变化的核心，就是中国人已经站在当代世界文化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国家和命运。特别是19世纪末叶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之事的发生，使得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有识之士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积弱到这样田地呢？不如人的地方在哪里呢？政治上的耻辱应该什么人负责呢？怎么样才能打开出一个新局面呢？这些问题，以半自觉的状态日日向（那时候的新青年）脑子上的旋转。于是政治上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酿成政治上的剧变，前波后浪展转推荡至今日而未已。”〔5〕正是在这种巨变中， 当时在学术上出现了四个重要派别和人物：其一是梁启超等人鼓吹政治革命的同时输入外国学说；其二是章太炎等人从考证出身转向种族革命；其三是严复翻译英国功利派书籍；其四是孙逸仙等人提倡社会主义。可以说，中国学术思想的震荡，前此以往从没有比此时更为剧烈了。
作为和这一时代思潮相一致的文学创作活动，自鸦片战争以来发生了明显的变革。从龚自珍、魏源到黄遵宪、梁启超，再到秋瑾、章太炎等人，他们的诗文创作都充满了反帝爱国的民主主义精神，成为这时期文学发展的主流。而以曾国藩为首的一批桐城派文人，虽曾一度创造过“古文中兴”的局面，但仍然挽救不了它的衰落。1922年，胡适曾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著名文章，比较深刻地阐述了从1872年到1922年这50年之间中国文学发生的变化。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但的确又具有讽刺象征意味的是，1872年既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报纸《申报》创刊之年，又是曾国藩去世的一年，“曾派的文人，郭嵩焘、黎福成、黎庶昌、俞樾、吴汝纶……都不能继续这个中兴事业。再下一代，便成了‘强弩之末’了”〔6〕。于是在时势的逼迫之下， 古文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胡适曾把这一段变化分为几个小的段落：（一）严复、林纾的翻译的文章；（二）谭嗣同、梁启超一派的议论的文章；（三）章炳麟的述学的文章；（四）章士钊一派的政论的文章。而这些人的文章并不仅仅属于文体上的革命，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文章同样具有着召唤着新时代到来的新鲜气息。尤其是梁启超的散文，以其平易畅达，热情奔放的语言来鼓吹新思想，更在当时风靡一时，在中国近代青年人思想的革命方面起着巨大的感召鼓动作用。
由此可见，由于清王朝的衰落，西方文化的入侵，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政治上正酝酿着划时代的变革，思想界也在鼓荡着春风，而文学也如时代的号角般同样催人奋起。正是这一如波翻浪涌般的时代潮流，冲击着古典文学这一传统的学术领域悄然地兴起着一场深刻的革命。它的研究对象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构成这一研究群主体的却是一批思想解放的新人，他们不再是沉湎于传统中的封建文人，不再是以绍续传统为己任，以崇古宗经为旨归的旧式学者，而是自身已经走出了那个时代，开始站在新时代、新文化的立场上，采用新思想、新方法来重新批判、审视、评价几千年旧的文学传统的新人。总之，是历史的巨变划开了封建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分野，是新的社会思潮更新了人们的思想。正是这一切，使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时间划分，而是新学与旧学、古典式研究和现代式研究的划时代分野。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的。
注释：
〔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64页，世界书局1933年版。
〔2〕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第101～102页，中华书局1989 年版。
〔3〕〔4〕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43页、12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8页，中国书店1985 年版。
〔6〕见《胡适文萃》第60～61页，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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