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在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以彻底的理论说服人、以批评的方式团结人、以有效的载体影响人和以深刻的实践感化人等诸多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然而，处于现代化变迁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基于“语言间距”的认知困境、基于“空间间距”的转化困境、基于“时间间距”的信仰困境以及基于“科技间距”的工具困境等。当前，破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多重困境、切实提高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完善理论体系，强化理论解释力；善用新兴媒体，提高舆论引导力；注重方法艺术，增强艺术感染力；重视社会实践，提升实践外化力。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困境；现代审视
任何一种新的理论都是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产生的，都有其特定的思想理论来源，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也不例外。这就是说，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既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又有深厚的思想理论来源。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就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根”。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当前，要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用现代意识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加以审视，作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科学解读。
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极其强调“方法”的重要性，认为“方法”既是“行动的指南”，又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形成了一套极具特色和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具有特定功能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作用的对象是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实质上就是教育者为“教育人”而采取的各种手段和方式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包括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说服人”“团结人”“影响人”“感化人”“鼓舞人”和“塑造人”等方面的诸多手段和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有：
(一)以彻底的理论说服人
理论是对客观事物的抽象与提炼，是对客观事物及内在联系发展规律的认知体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绝非空洞的说教，而必须要有科学完备的理论作指导，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对无产阶级进行先进的科学理论的宣传教育，并用这一精神力量来武装头脑，才能克服其“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缺陷，逐步成为一个真正的、先进的、革命的阶级。马克思还曾明确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恩格斯也一针见血地提出各国工人运动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一切理论的漠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5页。，即工人缺乏应有的理论感，这些科学理论难以“深入他们的血肉”，加之一些错误理论的毒害，致使他们难以顺利实现自身的解放。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研究的理论主题。他们为解答这个问题，创建了由理论主题、核心概念和基本原理构成的内在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就在于它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为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提供坚定的理想和信仰，为人类社会形态变革提供科学的道路指引。
(二)以批评的方式团结人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法宝。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极其重视批评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工人运功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说：“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4、441页。他们还明确指出，“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3页。，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党内思想和组织上的团结。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批评，是指在原则问题上进行积极的健康的思想斗争。无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存在任何私利，因此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是力图通过批评这一方法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了切实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把利器，避免恶性批评现象的出现，马克思恩格斯还特别指出，“如果非开除不可，那只有举出昭然若揭、证据确凿的卑鄙行为和叛变行为的事实，才能开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4、441页。。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以批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团结人，而非对抗性的指责和恶意性的孤立。
(2) 铁路建设基金。铁路建设基金是指通过提高货物运价向货主从铁路货物运输费用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部分资金，以缓解铁路建设项目资金需求大、资金紧张等问题，确保铁路建设资金来源相对稳定。
(三)以有效的载体影响人
马克思恩格斯以报刊、书信、宣传册、论坛、讲座等为载体，进行了大量教育引导人民群众的工作，其中，报刊是马克思恩格斯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主渠道，也是他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1849年12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的出版启示中谈到，与杂志相比，“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他还进一步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报刊能够“变成人们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正是报刊可使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使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使需求、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性和形式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9页。。恩格斯也积极支持新闻事业，致力于创办报刊、传播先进的思想理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学校”，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恩格斯曾创办第一家马克思主义日报《新莱茵报》，担任过多家报刊的通讯员和主要撰稿人，参与过多家报刊的编辑工作，并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与协会各支部的机关报刊建立了密切联系。马克思恩格斯以报刊为阵地阐述理论主张，批判错误思潮，有力地教育和动员了广大工人阶级。
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不仅为南宁吸引了大量的外部投资，也为南宁的旅游业带来了充足的客源。因此，中国—东盟博览会在推动南宁经济的同时，也使南宁旅游业整体质量的提高。东博会和旅游业的良性互动，使得两者融合发展，促进南宁城市竞争力。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影响下，南宁的旅游业不断向好向快发展；而南宁旅游业的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东博会举办的质量。两者的互动迎来社会和谐发展共赢的局面。
(四)以深刻的实践感化人
马克思恩格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是同他们投身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一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脱离实践进行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和教育工作，认为提高群众思想觉悟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革命实践。早在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有这一思想的深刻论述：“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以建立工人协会、演讲授课、参加和指导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等具体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传播共产主义、提高工人思想觉悟的事例举不胜举。
人类社会每一次生产工具的革命,无不以科技发展为前提条件。科技的每一次突破性进展，通常都伴随着一种新的传播媒介的诞生，并导致传播水平的相应提高和传播观念的相应变革。人类信息传播通常有两条轨迹：一是从火信号到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轨迹；二是从口头传播、书面传播到多媒体网络传播的发展轨迹。这种变化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普遍运用的报刊、通信、交谈、演讲等传统方法提出了很大挑战。
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境遇考量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33页。，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要适用于世界各国就必须实现合乎历史与逻辑的转化。无疑，处于现代化变迁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无法回避基于“空间间距”的转化问题。
(一)基于“语言间距”的认知困境
1.1 研究对象 先证者出生时临床表现为头发根部发白，发梢淡黄；3个月时整根头发白中带淡黄色，眉毛白色，睫毛白色，眼球水平震颤。父母否认双方家族存在其他患者，父母本人表型均正常，非近亲婚配，否认孕期存在用药史或不良环境接触史。本研究经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基因诊断工作均取得患者家属的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换算截面法：源于钢筋混凝土构件计算，根据刚度等效原则，将钢材换算成相当截面的混凝土，或反之，通常其计算结果较双单元法偏大。
马克思恩格斯向来重视语言表达的通俗化、简洁化对工人群众学习掌握理论知识的重要性。比如，马克思在蕴含精深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科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就明确提出，对于全书最难理解的部分他“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99页。；恩格斯为了进一步使《资本论》第一卷“对广大读者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提出要“多分一些小节和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8页。，等等。然而，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多么通俗易懂，它是用非汉语语言表达的，这些方法的推广与发展就必然面临着一个翻译问题。在此过程中，翻译者总是力求全面准确地表达和传递原文真正的意思，但因原文不同程度的模糊性和翻译者有限的语言转化能力，使他们“经常痛苦地意识到他同原文之间所具有的必然的距离”[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93页。。语言与意义之间的这种张力，使人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认知困境中。
(二)基于“空间间距”的转化困境
囿于时代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局限，处于现代化变迁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遭遇现实发展的瓶颈，面临着多重困境。概括地讲，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不仅遭遇基于“语言间距”而产生的认知困境，而且面临着基于“空间间距”而产生的转化困境，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由“时间间距”而带来的信仰危机问题。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表明，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经济的发展要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也必须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深刻改变了人的发展的条件。例如，由于信息处理和通信技术向智能化、高速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甚至创造出人类生产与生活的第二世界(虚拟世界)，这不仅极大丰富了人与人联系的方式与内容，拓宽和发展了人的社会关系，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更多的触发点和生长点，显著增加了难度。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主要传播媒介与今天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借力高科技手段，去探索有利于破解思想政治教育难题的新方法，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在内容灌输、方向引导、信息监控、大数据应用等方面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科学化、现代化和立体化。
显而易见，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萌芽并形成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之下，在当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其思想方法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传播、借鉴和运用中也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信息时代科技革命的挑战和冲击。简言之，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基于认知、转化、信仰和工具等传播和运用困境。
(三)基于“时间间距”的信仰困境
由“时间的一维性特点所造成的某种对已往时代的疏异感”[注]詹小美、皮加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理解间距”问题》，《哲学动态》2007年第4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无疑也使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价值产生了怀疑。这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过时论”“无用论”和“否定论”等错误观点的出现和扩散。
毋庸置疑，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既有不可小觑的当代价值，也存在特殊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思想之源，它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理论遵循和方法指导；另一方面，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和战胜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蒲鲁东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等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的进程中，为提高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任务，并不完全适用于当今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此，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前提是找准其时间坐标，绝不能简单地以时间的久远来估量其价值的大小，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注]《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四)基于“科技间距”的工具困境
当然，除上述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梳理归纳出马克思恩格斯以高度的热情鼓舞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等其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如，在以高度的热情鼓舞人方面，他们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99页。。他们在一生的革命实践中，践行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许多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这些宝贵的财富成为我们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来源。
县级人民政府及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领导和组织山洪灾害防御工作，负责本辖区内山洪灾害普查评估、监测预警系统、群测群防体系建设，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组织实施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开展防灾演习，应急处置和抢险救灾等工作，统筹安排辖区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运行管理经费。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存在的家”，是人类沟通和交流的工具，一切思想价值观念都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指出，“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通俗易懂的语言往往能促进人们对思想理论的认知和把握，晦涩难懂的语言势必阻碍人们对某一事物的理解和认识。当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就遭遇着基于“语言间距”而产生的认知困境。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在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绝不是终极真理，对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国家以及不同成长背景和思想行为特点的人们来说也不具有绝对的适用性。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各国的现实处境和人们的思维方式无法直接达到完美契合。在现实生活中，曲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本真意义、生搬硬套这些方法来教育人的不良现象时有发生，这突出地表现在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者往往在不考虑这些方法的特定语境和被教育者所处的现实环境的情况下教条地对待和滥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甚至断章取义般地引用一些文本语言来开展教育工作。这样做一方面难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另一方面加剧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扎根不深”和“水土不服”等问题的严重性。
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实启迪
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深刻论述和重要观点，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对于我们当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极富启迪，其合理内核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控制器有“低水位”“点检”“电源”“补水”“燃烧/运行”等5个功能。其具体操作过程如下：① 确认电源后，连接电源；② 确定补充水箱内是否充满水，如无水时要填满水；③ 将控制上的电源开关移至ON位置；④ 系统自检；⑤ 水泵开始运行时，通过水位计观察水位，水位达到高水位后水泵自动停止；⑥ 水位正常后，燃烧器自动点火燃烧，蒸汽发生器启动运行；⑦ 燃烧器初次点火后，燃烧器观察烟道的排烟情况；⑧ 发生不点火或其他故障时，解除故障后按复位按钮；⑨ 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利用压力控制开关(压力调节器)上的压力调节螺栓调节压力。燃油蒸汽发生器工作流程图如图4所示。
(一)要加强理论研究，强化理论解释力
如前所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最基本、最普遍、最常用的显性教育方法之一。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理论绝不是“任何空论主义的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8页。，他们向来反对强迫性地将某种理论灌输给别人，而是突出强调以理服人。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强有力的理论体系作支撑，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理论的彻底性就在于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且能够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只有这样抓住“根本”的理论才具有深层的合理性、广泛的解释力和真理性说服力，才能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所认同、接受和信仰，进而武装他们的头脑，外化于他们的行动。习近平同志曾于1997年和2001年分别发表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和《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两篇文章，文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原理，同时深入挖掘了这些原理对于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并具体论述了运用这些原理指导实践应注意处理好的一些重大关系，这就是深入进行理论研究，做好思想引领的生动例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深入挖掘教育理论的根基并完善理论体系，增加教育理论的科学含量和真理成分，增强教育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彻底性。
(二)要善用新兴媒体，提高舆论引导力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主张报刊要“持续不断地影响舆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8、232页。，并提出了“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8、232页。著名论断。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创办《莱茵报》《前进报》和《新莱茵报》等报刊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提高工人思想觉悟的事例不胜枚举，其效果也有目共睹。不可否认，报纸依然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习近平同志就强调要认真办报，“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注]《“平语”近人——习近平如何指导宣传思想工作》，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20/c_128730682.htm。。但是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新媒体在促进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同时，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加紧向全世界推销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策动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与此同时，网络也日益成为各种社会思潮汇聚的平台。互联网时代新兴媒体的出现，一方面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马克思恩格斯善用报刊等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继续发挥传统媒体的作用，也要重视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作用，在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从而不断提高新兴媒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引导力，营造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三)要注重方法艺术，增强艺术感染力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特殊性、对象的复杂性和任务的艰巨性要求教育者在开展工作时必须讲究一定的方法艺术。方法得当、艺术高超，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难以达到理想的教育目标。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方法艺术，增强艺术感染力。1885年马克思在评述英国罗素勋爵的演讲时就明确指出，“作为一个演说家，他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独到见解，没有一句至理名言，没有一点真知灼见，没有一点鲜明的记述，没有一点美妙的思想，没有一个生动的因素，没有一点幽默的描写，没有一点真实的情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2页。。恩格斯曾经提出无产阶级戏剧要努力实现“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从这些论述中，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在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方面极其强调真、善、美的统一，追求科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坚决反对将某种理论的东西硬性“灌输给别人”。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就体现了很高的用典艺术，涵盖中国古代典籍、毛泽东诗词、中国俗话、外国谚语等各方面。他使用这些典故，轻松自如，信手拈来，却恰当贴切、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时也展现了思想教育和理论宣传的艺术魅力。总之，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方法艺术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把深刻的道理通俗化，使被教育者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实现自我提升和全面发展。
(四)要重视社会实践，提升实践外化力
所谓实践外化，就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帮助和指导下，被教育者通过参加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把自身已经形成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追求自主地转化为外在行为的教育活动”[注]刘新庚、韩慧莉：《论大学生道德素质建设的“实践外化”》，《现代大学教育》2012年第2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揭示出，参加社会实践、提升实践外化力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最有效的途径，这是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它是联系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桥梁和纽带。当然，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高低也是通过社会实践这一客观标准来检验的。换言之，倘若没有相应的实践外化环节，要形成一定阶级和社会所需要的系统完备的思想品德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形成也难以呈现出稳定性和持久性。具体来说，重视社会实践、提高实践外化力就是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进一步突出教育的直观化和针对性，强化被教育者对社会生活的直接接触和直接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提高。当下重视社会实践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与不变，保持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精神，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人民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加深被教育者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最终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和道德水准的提高，筑牢实现“中国梦”的道德根基，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9)01-0105-06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代审视”(项目编号：13YJA710021)，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项目编号：BJSZ2018ZC34)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项目编号：XJY16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 征，女，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谭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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