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教育对大学生就业状况的影响_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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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6)2-0082-08

       一、问题提出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人力资本越强,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也越高,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已有的许多研究也已证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收益率越高,越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同时教育有利于促进代际流动,使原本出身于贫穷人家的孩子有机会进入到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李实和丁赛,2003[1];郭丛斌和丁小浩,2005[2])。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条件下,提高受教育程度,追求更高层次学历,可以使个体获得更多的就业竞争优势。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毕业生劳动力供给迅速增加,大学生就业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率仅仅维持在7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有接近三成的大学生不能及时就业。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求职者不得不通过进一步提高受教育程度,获得更高的学历来赢得竞争优势。同时,许多用人单位和企业也在不断提高雇佣标准,许多本来只需要本科生或更低学历的工作岗位,现在则需要硕士生或更高学历。伴随而来的是,大学生的就业收益不断下降,就业期望不断降低。西方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也引发了相似的问题,Freeman(1976)将这种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学历与工作岗位错配的现象称为“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3]。在中国,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学历膨胀、文凭贬值的现象也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讨论,甚至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声音。那么,教育是否已经丧失了为个体带来竞争优势的功能?是否不应该再继续投资教育了呢?与此同时,本科毕业生报考研究生的热情却并未明显消退,2015年全国报考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的总人数仍然高达164.9万人。既然文凭的功能正在逐渐削弱,又是什么原因驱使许多大学生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更高学历呢?

       过度教育现象是个体实际受教育程度高于工作所需受教育程度的结果,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若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就会导致劳动力资源分配的无效率,造成劳动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与充分就业的个体相比,过度教育的个体就会在就业中处于劣势,从而影响其就业和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与此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用人单位和企业往往用学历来当作个体人力资本强弱的信号,如果高学历层次的个体不能充分就业,就会向下错配,与更低学历层次的个体展开竞争,挤占更低学历层次个体的岗位域。因此,在高等教育扩招的大背景下,特别是用人单位不断提高用人标准和门槛的情况下,接受过度教育的个体虽然不能充分就业,但与更低学历的个体相比,是否能在竞争中更具比较优势?鉴于此,本文利用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对大学生的就业状况进行分析,探讨过度教育问题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带来的影响。

       二、理论综述及研究假设

       过度教育是指个体本身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其工作所需的受教育程度,是个体学历和岗位要求不匹配的一种现象[4]。文东茅和蓝劲松(2000)是较早将西方过度教育研究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他们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西方过度教育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结论,认为可以借鉴西方对过度教育的研究来分析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生就业问题[5]。

       在对过度教育的研究中,过度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众多关于过度教育收入效应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结果表明,接受过度教育有利于提高个体的收入,但与适度教育的个体相比,过度教育的收益率更低。因此,虽然过度教育个体的收入效应低于与其学历相同的求职者,但与其他学历层次的个体相比,过度教育能给他们带来比较优势,因此收入也更高(武向荣,2007[6];范皑皑2012[7])。对于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来说,就业起薪是大学生择业的重要标准,许多研究也表明人力资本越强的大学生就业起薪也更高(岳昌君等,2004[8];闵维方等,2006[9])。即使进入了就业岗位,过度教育所产生的比较优势也有利于大学生找到起薪更高的工作。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过度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但与同一学历层次的个体相比,过度教育的机会成本更高,会带来一定的收入损失。

       同时,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内外许多的研究都验证了本国存在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Nicholas and Doneringer,1973[10];郭丛斌,2004[11])。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个体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工作更稳定,培训和晋升机会也更多: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个体的收入更低,工作更加不稳定,培训和晋升机会也更少。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中,户籍制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李骏和顾燕峰(2011)的研究发现,拥有本地户口更容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和垄断部门,在收入上也更有优势[12]。因此,能否解决户口一直以来是毕业生十分关心的问题,也直接影响着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目前关于影响大学生户口解决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郭丛斌和丁小浩(2005)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者,其跨越行业代际效应,进入高收益行业的可能性就越大[13]。马丽萍和岳昌君(2010)的研究也发现高校毕业生存在主、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流,硕士和博士几乎全部流入主要劳动力市场,本科和专科生则有相当比例流入次要劳动力市场[14]。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集中在政府和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这些单位往往拥有更多的户口指标,更有利于高校毕业生解决户口问题。郭茜和孙文凯(2015)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调查研究发现,清华的绝大部分毕业生进入了政府、国企和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单位,虽然进入“体制内”单位不能给毕业生带来更多收入,但是解决户口的比例也更高[15]。综上所述,个体很有可能会为了解决户口问题接受更多的教育,甚至发生过度教育。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接受过度教育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大学毕业生解决户口问题的可能性。

       此外,过度教育意味着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不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和发挥,难以实现个体的职业期望,因此难免影响个体的工作情绪,进而影响个体的劳动生产率。Tsang、Rumberger和Levin(1991)的研究发现,过度教育的个体工作满意度更低,离职倾向也更高[16]。Verhaest和Omey(2006)也发现过度教育的个体工作满意度更低,转换工作的频率更高,并且参加在职培训的意愿也更低[17]。在中国,目前关于过度教育与工作满意度的研究相对较少,范皑皑和丁小浩(2007)研究发现,工作自主性越高的个体,工作满意度越高,也就是说个体如果在工作中有更多自由裁量的空间,能够在工作的安排和决定上享有更多的自由度,个体的工作满意度也就更高[18]。工作的错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个体的工作自主性会有抑制作用,个体的自主性和技能不能充分施展,因此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也会产生影响,本文因此提出假设3:过度教育程度越高的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越低。

       虽然过度教育对大学生的工作满意程度会产生影响,但过度教育的比较优势可能会给个体带来更多的收入,更有利于大学毕业生解决户籍问题,而这些因素很可能都对工作满意度产生积极的影响。张勉和李树茁(2001)对企业员工的调查研究发现,高收入群体的工作满意度更高[19]。岳昌君(2013)的研究也发现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对数和户口档案对工作满意度有积极的影响[20]。因此,即使个体由于过度教育而对工作的满意度降低,但只要过度教育能给个体带来更多的收入,让个体顺利解决户口,没有后顾之忧,过度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消极影响就会随之减弱。本文因此提出假设4a:就业起薪能够调节个体过度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消极影响;假设4b:户口解决能够调节个体过度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消极影响。

      

       图1 本文研究框架

       三、数据说明和研究方法

       (一)样本说明

       本文使用北京大学课题组“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该调查包括东、中、西部地区21个省份的30所高校,其中“211”重点高校9所,省重点高校3所,一般本科院校11所,高职高专院校7所,对每所高校按一定比例分学历、分专业抽样,共回收有效问卷15060份。其中本文选取了已经确定工作岗位的大学生数据(包括已确定单位、自由职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经过缺失值处理,排除月收入的奇异值,并将月收入前后1%的样本删除后,最终得到本研究的有校样本6730个。

       (二)变量说明

       本研究中,回归方程模型一和模型二的因变量为月收入的对数,为连续变量。模型三的因变量为是否解决户口,为二分虚拟变量,若大学毕业生解决了户口问题则为1,没有解决则为0。模型四、模型五和模型六中的因变量为工作满意度,为定序变量,依次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分别赋值1-5。

       解释变量中,本研究将个体的实际学历层次和工作实际所需的学历层次转化为受教育程度的连续变量,博士生学历对应为21年、硕士为18年、本科为16年、高职高专为15年,高中为12年,初中为9年。若实际受教育程度高于工作所需受教育程度,则被认为是发生了过度教育。若工作所需受教育程度高于实际受教育程度,则被认为是教育不足。

       其他解释变量中,本文还加入了人口学特征、社会资本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和工作因素特征等作为控制变量。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两个变量。社会资本特征包括家庭收入、父亲学历、父亲职业地位三个变量。其中,父亲的职业地位参照郭丛斌(2009)所计算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分为职位社会经济地位高和职业社会经济地位低[21]。人力资本特征包括学习成绩、是否党员、院校选拔性三个变量。工作因素特征包括城乡分布、地区分布2个变量。其中地区的划分根据以往研究中的划分方式,将我国的省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地区。城乡的划分则将工作单位在县级以上城市的归为城市就业,将就业单位在乡镇和农村的归为农村就业。(如表1所示)

      

       注:1.地区划分中,本文沿用我国区域经济划分办法,将京津沪和东部归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将中部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归为次要劳动力市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2.城乡划分中,将省会或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或县城归为主要劳动力市场,乡镇和农村归为次要劳动力市场。

       3.父亲职业地位的划分中,职业地位较高的职业包括国家机关和企事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职业地位较低的职业包括商业和服务人员、农林牧渔和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和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军人。

       (三)计量回归模型

       关于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本文分别采用两种不同形式的ORU模型进行检验,这两种模型都是根据明瑟收入方程演变而来。Duncan和Houffman(1981)[22]对明瑟收入方程中的受教育程度分成适度教育、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三种形式。方程演变如下:

      

       其中

表示个体i在t年的收入对数,

表示工作所需要的受教育年限,

表示实际受教育年限超出工作所需受教育年限的部分,

表示实际受教育年限少于工作所需受教育年限的部分,

是其他解释变量,根据需要可以包括工作经验及相关的个体特征或工作特征变量,

表示残差项。

       Verdugo和Verdugo(1989)[23]则通过将过度教育作为虚拟变量的方法对方程进行演变:

      

       其中

表示实际受教育程度,

表示过度教育的虚拟变量,

表示教育不足的虚拟变量。两种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Verdugo和Verdugo(1989)的方法比较的是当学历相同时,过度教育对收入的影响。

       关于过度教育对户口解决的影响,本文采用逻辑斯特(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回归检验,回归方程式为:

      

       其中解释变量Xj为户口解决的影响因素,系数βj表示解释变量对户口解决的边际影响。系数为正表示解释变量对户口解决有正向的影响,系数为负表示解释变量对户口解决有负向的影响。

       关于过度教育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本文采用定序逻辑斯特回归模型(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回归方程式为:

      

       其中解释变量Xj为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系数βj表示解释变量对工作满意度的边际影响。系数为正表示解释变量对工作满意度有正向的影响,系数为负表示解释变量对引起过度教育有负向的影响。

       四、计量回归分析

       (一)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

       表2的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平均起薪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过度教育的个体平均起薪最高,为3253元,适度教育的个体起薪为3191元,教育不足的个体起薪最少,为2801元。说明接受过度教育的个体虽然不能找到与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工作,但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却仍然可以给个体带来更多的收入。在户口问题解决方面,过度教育的个体和教育不足的个体同样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过度教育的个体户口问题解决的比例最高,为47.5%,教育不足的个体户口问题解决比例最低,为41.3%。说明通过获得更高学历有利于个体更顺利地找到能够解决户口问题的单位。在工作满意度方面,教育不足的个体工作满意度最高,适度教育的个体次之,过度教育的个体工作满意度则最低,说明过度教育个体所从事的工作并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因此更容易对工作产生不满。

       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不同的回归方程,进一步分析了过度教育对于高校毕业生就业起薪、户口解决和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二)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

       如表3所示,本文利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OLS回归显示,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也越高。个体每增加一年的适度教育,能将个体的起薪提高17%。即使个体发生了过度教育,额外增加的每一年受教育程度也能将个体的起薪提高15%。如果个体教育不足,在同一工作岗位中,将比适度教育的个体减少16%的收入。因此,即便发生了过度教育,过度教育的个体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相比,仍然存在收入上的比较优势。与受教育程度相同的个体相比,由于工作的错配,过度教育个体比适度教育个体的收入要低8%,而教育不足的个体收入则比适度教育的个体高4%。说明在同一学历水平下,过度教育的个体承受了更高的机会成本,教育不足的个体由于从事的工作比自身学历水平要高,因此获得了更高的收入。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一,即过度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起薪,但与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大学毕业生相比,过度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所承受的机会成本更高。

      

       在其他的解释变量中,男性在就业中处于优势地位,比女性的就业起薪高9%。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有巨大影响,父亲学历为大专以上的大学毕业生,起薪比其他毕业生高5%;父亲职业地位比较高的大学毕业生,起薪比其他毕业生高3%;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的大学毕业生,起薪比其他毕业生高11%。同时,人力资本质量依然是决定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学习成绩在班级前25%的大学生比其他大学毕业生的收入高6%;与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生相比,毕业于“211”高校、省重点高校和一般本科院校的大学毕业生就业起薪分别高出29%、13%、8%。此外,就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也是影响大学毕业生起薪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就业的大学生比在乡镇就业的大学生起薪高17%,在西部就业的大学生与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大学生相比,起薪则降低了3%。(如表3所示)

       (三)过度教育与解决户口

       如表4所示,本文利用二元逻辑斯特回归显示,受教育程度对大学毕业生能否找到解决户口问题的工作具有显著影响。个体在工作找寻中,每增加一年适度教育。解决户口问题的概率就会增加70%。即使个体的学历高于工作所需的要求,但每增加一年过度教育,个体户口问题得以解决的概率仍然能增加60%。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二,即过度教育有利于大学毕业生提高户口问题解决的可能性。

       在其他的解释变量中,性别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B为0.475,EXP(B)值为1.608,说明男性在工作找寻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找到能解决户口问题工作的概率是女性的1.6倍。与来自非独生子女家庭的高校毕业生相比,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高校毕业生顺利解决户口问题的概率增加20%。可能的原因是,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大学生,由于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培养压力较小,因此有更多的机会去追求更高学历,竞争优势也更大。本文的研究数据显示,独生子女在博士学历中所占比例为63%,在硕士学历中所占比例为44.2%,在本科学历中所占比例为43.5%,而在高职高专中所占比例仅为33.1%。

       从家庭背景角度来看,父亲的学历和职业地位越高,子女找到能顺利解决户口问题工作的概率也越大。在人力资本方面,学习成绩在班级前25%的高校毕业生,顺利解决户口问题的概率是其他同学的1.15倍;从院校选拔性来看,“211”高校和省重点高校的学生更受雇主青睐,因此也更容易解决户口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与中部地区相比,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就业的大学生户口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特别是西部地区,高校毕业生解决户口问题的概率是中部地区的1.6倍。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直比较落后,为了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西部地区给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条件比较宽松,户籍问题更容易得到解决。

      

       (四)过度教育与工作满意度

       利用定序逻辑斯特模型对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如表5),过度教育程度越高的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越低。也就是说如果大学生自身的技能和才华不能得到充分施展,对工作不满的情绪也就越强烈,验证了本文的假设三。

      

       高校毕业生的月收入对数越高、能够顺利解决户口问题,工作满意度也越高。由于过度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起薪,能够增加解决户口问题的概率,因此本文拟进一步探究就业起薪和户口解决能否对过度教育和工作满意度起到调节作用。本文在模型五和模型六中加入了过度教育与月收入对数、过度教育与解决户口的交互项,发现过度教育和解决户口的交互项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正影响,即户口问题顺利解决的过度教育个体,工作满意度也越高。也就是说,个体对户口问题顺利解决的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过度教育个体对工作未能充分施展的不满。在模型五中,虽然过度教育和收入对数的交互作用并不明显,考虑到两个变量都是连续变量,只要模型五的R方大于模型四的R方,也可以说调节作用成立。由于模型五的R方为0.098,大于模型四的R方(0.095),因此可以说个体对收入提高的满意度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对过度教育的不满[24]。

       在其他的解释变量中,与女性相比,男性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更高。独生子女的大学毕业生工作满意度也越高,可能的解释原因是,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可以得到更多家里的支持,比如父母可以帮忙支付购房首付,而来自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则工作压力更大,因此工作满意度更低。在家庭社会资本方面,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也越高。可能的原因是家庭社会资本更好的大学生,在工作找寻中处于更加优势的地位,往往能找到收入更高、与所学专业更加匹配的工作。在人力资本方面,学习成绩越好、具有党员身份的大学生找到好工作的概率也更高,因此对找寻到的工作也越满意;但院校选拔性越高的高校毕业生工作满意度越低,说明院校选拔性越高的大学毕业生对工作的期望值也越高,因此更容易对工作产生不满。从就业地区来看,在城市就业的大学生工作满意度显著高于在乡镇工作的大学生,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则没有显著区别,说明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环境的主要差异来源于城乡差距,地区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或拉近。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分析了过度教育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影响。过度教育是工作与学历不匹配的结果,会导致个体的技能和知识不能充分施展,进而可能会影响个体工作的积极性和工作的满意度,甚至影响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度教育就是劳动力资源分配的无效率。但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学历往往是雇主选人用人的一个重要筛选标准,更高的学历往往更有利于找到更合适的工作,得到更多的收入。即便个体发生了过度教育,但与许多学历更低的个体相比,过度教育仍然能为个体带来竞争优势。因此投资教育,追求更高学历仍然是现在许多大学生的重要投资决策,这也是为什么“考研热”等社会现象一直持续不衰的原因。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过度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起薪,但与学历层次相同的适度教育个体相比,过度教育个体的收入更低。同时,过度教育能够增加大学毕业生找到好工作、顺利解决户口问题的概率。此外,过度教育对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也有显著负影响,个体过度教育的程度越高,工作满意度也偏低。但就业起薪和户口解决会调节过度教育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消极影响。

       在其他的解释变量中,男性在求职过程中优势明显,更容易找到收入更高,更加合适的工作。来自独生子女家庭的大学生,由于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培养压力较小,因此更容易追求高学历,在就业市场中也比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大学生更具有优势。同时,家庭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大学生的家庭社会资本越好,越有可能找到收入更高、与专业更加匹配的工作,工作满意度也越高。因此政府在制定就业政策时,应该更注重保障女性和家庭困难学生等弱势群体的就业。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学习成绩越好的大学生,在就业中同样也享有优势;高校选拔性越高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优势更强,就业起薪也更高,但来自这类高校的毕业生可能对就业的期望值也更高,因此工作满意度更低。从城乡和地区差异来看,城乡的收入差距依然明显,在城市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就业起薪更高,对工作也越满意。西部地区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明显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大学生,但西部地区为了吸引人才,对户籍问题的限制比较宽松,因此大学生更容易在西部解决户口问题。从工作满意度来看,东中西部的差距并不明显,因此也可以看出地区间的就业差异正在逐渐缩小。

       总的来说,在高等教育扩招的大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加大了个体投资教育的风险,增加了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与适度教育的个体相比,过度教育个体的收入更低,同时过度教育也会对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带来消极影响。但由于过度教育仍然有利于个体增加收入,同时能在与较低学历层次个体的竞争中占有比较优势,接受过度教育仍然会是许多人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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