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美英学派的论战——学术分野、国家地位与中国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野论文,论战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学派论文,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出现与发展有助于解释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出现的由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因素互动产生的种种现象与问题。搞好这一新兴分支学科的建设，需要借鉴国外学科发展的经验。2008年以来，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学者围绕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展开的论战，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了一次反思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的难得机遇。
本文首先梳理了2008-2010年英美学派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争论的基本线索，涉及的议题与方法论之争；其次，对英美学派对全球金融危机相关问题的学术反应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英美学派分野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最后，作者提出该场学术争论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可资借鉴的思考与建议。
一、“跨大西洋鸿沟”：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论战
英美学派间的争论缘起于2007年，持续到2009年以后的学术争论中，国际政治经济学(IPE)领域中诸多重量级学者加入争论，使得论战向深度发展。这场争论是近年来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大事件，通过论战，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学科的根本问题变得更加清晰。①
论战始作俑者是美国国际货币政治问题学者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2007年，科恩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题为《跨大西洋的鸿沟：为什么美国和英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如此不同》的文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特点进行了梳理。②在2008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一书中，科恩更系统地阐述了对两个学派的看法。③科恩的观点遭到世界各地的英国裔学者的反击，形成了一场迄今仍在热烈进行中的论战。
（一）论战的缘起：本杰明·科恩的观点
本杰明·科恩是美国加州大学分校的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和金融货币政治研究的权威学者，著述颇丰。科恩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英美学派存在四个方面的差异：第一，本体论方面的差异。美国学派仍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对主权国家的重视超越其他行为体。而英国学派将“国家”当作众多“代理”行为体之一；第二，认识论方面的差异。美国学派坚守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原则，认为它们是“硬科学”研究的两大支柱，其特点是通过演绎逻辑和简约推理寻求普遍真理，通过形式主义的(formal)研究方法检验假设，进而促进知识的积累。而英国学派在本质上更专注于“制度(institutional)”与“历史”的方法，在基调上主要是“解释性的”，而非“科学性的”；第三，理论层次的差异。美国学派更关注所谓“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建构理论的努力主要限定于“中层理论”(mid-level theorizing)，强调研究更大、更稳定的结构中的重点关系。而英国学派更关注所谓“全面均衡”(total equilibrium)，理论建构属于“整体”理论，目标是研究制度转型或社会发展的宏伟远景；第四，最终关注的差异。美国学派认为，理论解释的目的是确定因果关系，“其野心勃勃的目标是解决问题：探索回答现有体系中（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种种挑战的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而英国学派关注改造社会，普遍带有基督教精神的色彩，涉及各种形式的社会和伦理问题。科恩写道，英国学派认为“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判断，即确定不公正。其雄心是改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指出，“如果美国学派孜孜以求的是常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的话，那么，英国学派的目标则是规范性的，固守着务实主义精神和道德哲学的传统。”④
美英学派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异，科恩的解释是：这是因为两个学派之间互相隔绝，交流越来越少，这是“社会化”差异不断扩大的结果。他借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呼应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一个说法，美国和英国是被同一种语言分裂的两个国家。我们也可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美英学派是被同一话题分裂的两个学派。⑤
（二）英国学派的反击
科恩的观点引发了英国学者的普遍反对。他的分析将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置于“非科学”的尴尬地位，让英国学派难以忍受。英国旅澳学者雷文修(John Ravenhill)认为，科恩的主要问题在于对“英国学派”的定义模棱两可，同时对美国学派界定过窄。其实，美国学者内部同样存在很大差异，美国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研究方法在欧洲学者中也能看到，特别是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德、意、北欧、瑞士及阿根廷的学者也在采纳这些方法。他强调，科恩的观点在所有层面都存在问题，对于弥补大西洋间的鸿沟毫无益处。⑥
对科恩的观点批判最激烈、最系统的是英国华威克大学的两位学者理查德·希格特(Richard Higgott)与马修·沃森(Matthew Watson)。他们宣称，他们对科恩的文章采取“同情性批判”的态度：第一，科恩对所谓国际政治经济学“跨大西洋鸿沟”显然夸大其辞，以地理画线是学术的最大悲哀。学者应提防类似“刚性”用语的武断做法；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正超越通常的社会科学边界，但科恩对这一发展视而不见。科恩对英国学派的批评无法改变以下重要事实，即在对全球化的宏观整体叙述及理论化的努力（英国学派），与对不同行为体的特殊历史及反对宏观叙述努力（美国学派）之间的争论；第三，国际学术界的确存在方法论上的竞争，美国人想设定规则，然后以此对其他国家的学术进行评判；第四，重申关照现实的“进步”观点。他们提出，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抽象主义倾向，主张改善社会生活的进步原则。这种努力反映在他们倡导的“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cal economy)⑦的努力中，即继承亚当·斯密、马克思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传统，同时结合20世纪学术发展的成就，解决当代世界遇到的现实问题。他们批评指出，“新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当前的创新，但在科恩的文章中未提只言片语”。⑧显然，对于“新政治经济学”学术成就的忽视，在英国学派学者眼里是无法理解、也难以容忍的。
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工作的兰德尔·杰曼(Randall D.Germain)著文指出，美国学派对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状况描述不准确，他们描述的不是什么“美国学派”，而只是“哈佛学派”。⑨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高度集中、严重等级化等弊端，使得哈佛学派自以为代表了整个美国的研究。他强调，这一不健康的现象对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都没有好处；包括美国学派在内的学者们应当继续共同努力，扩大研究的范围。他特别强调，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问题领域，而不应该为某一种方法所统治。⑩
2009年以后，有关英美学派的论战仍在继续，并有扩大的趋势。戴维·莱克(David Lake)、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罗伯特·基欧汉(Roben O.Keohane)等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纷纷发表意见卷入论战。莱克首先表示，学派间的争论价值并不大，因为这些争论对了解贸易、汇率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实质问题并无多大助益。但他又承认，这些争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有助于了解我们所处的学术文化的特点。尽管莱克倾向支持科恩的多数观点，但同时认为他的看法是可以改进的。他赞同用“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ic Politics)这一概念来概括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11)按照莱克的总结，所谓的“开放经济政治学”以理性主义(rationalist)为导向，其基本假定是，不同行为体的利益由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相对地位决定，因此，开放经济政治学主要研究不同行为体间的战略互动及制度如何限定这些利益的实现。莱克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开放经济政治学对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建立正式模型、采集大规模数据、进行跨国统计分析这一方法的发展。这就是所谓“利益—制度”分析法。
但是，莱克在一点上是同意雷文修的反驳的，即采用所谓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不仅限于美国。他指出，开放经济政治学代表了国际新兴的研究方法，美国只不过处于运用该方法的中心位置罢了。最后，他采取了折中主义的观点，认为两派各有道理，不可能说服对方。美国学派强调的“局部均衡”与英国学派的“整体分析”其实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双方应当保持开放心态、取长补短。(12)
彼得·卡赞斯坦的观点简单明确，具有更明显的折中性质，反映了其过往兼收并蓄的学术风格。首先，他不同意兰德尔·杰曼等人所谓“哈佛学派”的看法。他指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哈佛帮”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对当前流行的范式与方法（他个人认为它们“较为短视”），哈佛学派并不起主要作用。美国形成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单一”文化，并不是由哈佛学派掌控专业期刊造成的，而是由当前美国研究生培养体制造成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承认在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界存在所谓“单一”研究文化的问题。其次，卡赞斯坦对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开放经济政治学研究也提出了批评的看法。他的观点是，开放经济政治学自有其优点，但它对“行为体”与“利益”的看法较狭隘，忽视了其他理论可能的贡献，其他理论同样有助于深入了解“偏好”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的问题。最后，卡赞斯坦在文中呼吁，只有不同方法相互配合，方能获得更好的政治经济学解释。需要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推动更务实、更多元、更具有“问题导向”性的研究。他认为，这也许是这场跨大西洋学术论战的意义之所在。(13)
罗伯特·基欧汉则从对比新旧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的大背景入手，强调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给理论和学科创新带来的影响。他指出，20世纪60-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刚刚产生之时，主要议题是探讨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影响，当时的分析方法尽管较为“松散”但颇具创造性。他认为，开放经济政治学代表着所谓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即美国学派的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它更加“严格”，具有将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溶入同一分析框架的优点。但基欧汉也强调，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缺点是不够重视利益“建构”的过程，以及政策如何受制于国际力量扩散化的过程等问题，对于是否需要着重研究世界政治中的主要变化持相当犹豫的态度。显然，基欧汉对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研究现状是不满意的，这一点体现在他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界对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最新变化现实研究的呼吁上。他强调，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抓住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真正经济发展”，这些发展包括中国崛起、金融和能源市场快速变化带来的风险、国家之外行为体的作用，以及互联网对分析“权力”、“力量”概念的影响等关键问题。(14)
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和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则从美国学派的本体论(ontology)和方法论之间的不相衔接，来解释美国学派存在的问题。他们提出，需要更多地了解有关因果关系的种种说法及它们与方法论工具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建立有关人类社会的科学知识，更好地弥补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之间的鸿沟。他们提出，要拓展思路以务实态度对待科学哲学，只有修正了美国学派的不足，才能提出对英国学派有借鉴意义的建议。(15)
相比较而言，其他一些学者则对科恩的论断及美国学派持更加激励的批评态度。安娜·利安德(Anna Leander)提出，科恩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划分“过于狭窄”，排斥欧洲大陆等世界其他地区，自认为英美才是理论发展的中心区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她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扩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该领域的研究质量，服务于现实，体现出学科的活力。不过，她也承认，完全摆脱英美学派的分野也不现实，因为鉴于政治、学术和国际原因，英语研究文献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16)
海基·帕托梅基(Heikki Patom
ki)指出，科恩提出的方法论分野根本上是虚假的，其划分标准受到过时的“科学”观的误导。他认为，科恩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将主要遵循“美国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并辅之以英国学派的“道德判断”和“正义感”，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他的观点是，实证主义方法并非预测未来的唯一途径；应当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放入18世纪以来围绕政治经济学的有关争论的大背景下加以解读，不能仅限于英、美两国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社会学、工商学等学科的兴起，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霸权。(17)他认为，现实中的危机对学科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如“大萧条”促进了凯恩斯学派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也一样，将取决于在决策者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的影响。(18)
（三）批判美国学派主导的“单一”学术文化
不少学者在论战中表达了对美国学派为代表的“单一”学术文化一统天下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不仅存在英国学派学者中，还存在于美国学术界内部。
凯瑟琳·麦克纳马拉(Kathleen R.McNamara)提出，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日益出现“单一思想文化”(intellectual monoculture)的特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及定量方法一统天下，严重背离了该学科此前所具有的“多元”色彩。她指出，单一思想文化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的培养体制，以及位居前列的国际关系研究杂志投稿评审这两大因素造成的。她对于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担心是，尽管多元色彩仍然存在，但其前景不容乐观。这种思想文化单一化的情况如不得以改变，将使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无法对当前世界经济中发生的剧烈变化和出现的一些关键问题给予适当的回应。(19)尼古拉·菲利普斯(Nicola Phillips)则呼吁大家关注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中理论、方法论和实证性的多元主义的逐渐死亡这一令人担忧的现象。他列举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包括学术杂志编辑对单一方法理论的偏爱，以及作者们根据刊物倾向性的自我选择。基于此，菲利普斯认为，无法通过检索所谓“最高”杂志来了解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典型现状。他还特别强调，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美国国际关系学科联系过紧，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多元方法的萎缩以及“方法论单一文化”(methodological monoculture)的发生。(20)
发展问题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新西兰籍英国学者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参加了论战，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美国学派所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倾向。韦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渐渐地演变成一个所谓的“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它以自由主义为范式，以计量分析和数学模型为基本方法，呈现出与“新古典经济学”相近似的诸多特点。他强调，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应从经济学发展史中吸取教训，不要重蹈新古典经济学的覆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经济学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繁荣局面，但是，后来逐步步入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统天下。新古典主义的内在偏见极其明显：强调自我调试的系统和美国霸权；反感任何关注收入和力量不平等的努力，以及反对国家保持对于边界控制之内国内安排的自主权。此外，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与问题的形成与经济学一样，受到各种形式的“赞助人”的巨大影响，他们包括大学管理机构、政府官员、工商团体及各种基金会的影响。(21)应当说，韦德的批评一语中的，值得美国学术界的深思，对于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界都有启发意义。
二、对英美学派差异的进一步讨论：
学术文化与国家地位的影响
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英国学派与英国学派间的差异，值得进一步讨论。我认为，学术文化与国家地位的差异是影响两个学派差异的关键因素。
第一，学术文化的差异。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英美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学术界对于以“国际社会”为核心概念的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分析，可资借鉴。比如，倪世雄教授等学者指出，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的特点来自于几个方面：(1)英国的历史与思想传统远比美国悠久，英国普遍重视从传统的历史、法律、哲学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2)英国国民性较倾向于保守，因此“英国人不像美国学者那样乐于接受科学行为主义等新的研究思路”；(3)学术体制的差异。美国学术体制注重出版，有所谓“不出版即灭亡”的说法，而“英国学术体制不看重学者的出版成绩，因此，英国学者可以放心地偏重哲学反思型的慢工细活，不必费尽心思地在研究技巧的花样翻新上，而在能够多出成果的科学实证研究领域进行耕耘。”(22)这几个因素显然也同样适合于对以“新政治经济学”(NPE)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英国学派的分析。
第二，学科背景、理论来源的差异。英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学科背景、理论源流相差甚大。美国学派早期理论更多倡导所谓“三大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后来又演变成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方式，将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新成果纳入其中。这种情况表明，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相反，英国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很多并非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出身，他们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流派普遍陌生或不认同。英国学者关注的话题更多的是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批评，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及全球化问题。按照美国学术界的定义，英国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更多属于所谓“比较政治学”研究。(23)
在美国接受博士教育、就职于霍普金斯大学的英国学者马克·布莱思(Mark Blyth)对于美英两个有代表性的国际关系杂志所发表的论文研究议题进行统计，证实了上述看法（统计见表1和表2）。
关于英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差异，马克·布莱思从其特有视角给出了一些其他的解释，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他列举了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久远，远远早于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思想和20世纪70年代初的经济变化。也就是说，尽管斯特兰奇被奉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同时7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也被普遍认为导致了当代意义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但是，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得更远。科恩在2008年出版的书中也提出了这一观点。(24)
第二，在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之上并无类似于美国学派之上的所谓的“母学科”(parent discipline)，英国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来自于不同的学科，而美国学派之上有政治学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大学科”。
第三，英国学术界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的影响，这一学术传统历史悠久。这一传统使得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要远远超越美国学派他称之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双头垄断的格局。
第四，英国的衰落、战后非殖民化、英镑作为国际货币地位的衰落等重大事件对英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5)
综合上述论述，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英美学派的差异主要由历史传统、学术文化及国家所处的现实国际地位等几类因素造成的：
第一，现代化进程的差异导致两国历史传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等批判理论态度的差异。美国学术界普遍存在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这主要与美国没有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上阶级分化不严重有关系。美国现代经济成长过程的特殊经历为个人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而英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阶级斗争始终存在，而知识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从未停止过，这种特殊的历史传统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学英国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等批判理论相对更加宽容。
第二，不同学科文化的影响。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来自于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其更多地受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在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的影响。而英国学派并未受到这一单一学科文化的影响，相反它博采众长，对之产生影响的学科较多，其中从不同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对其影响较大。
第三，国家不同的现实国际地位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从这一支配地位中收获大量的好处。尽管美国学者的研究也是多元的，但其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学派明显抱有霸权护持的心态，而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对美国享有的霸权地位的说明、解释上，以及为保持美国霸权提出种种政策建议上。美国学派护持美国霸权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有关国际金融与货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我们看到，该学派绝少去议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所谓制度“非中性”问题。(26)科恩在有关货币金融政治的综述中，也同样未能确认制度“非中性”问题的影响，只是提到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斥责该组织(IMF)是维护‘商业与金融利益’——少数人以‘多数人为代价来获益’”。(27)在有关国际经济（货币）秩序的问题上，美国学派更多强调的是美国领导体制的“国际公共物品”性质，而对于各国间力量不平衡而导致体系的另一面——“非公平性”则视而不见。(28)
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国际地位日益衰落，其利益存在不断从全球退缩，英国知识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能够更自由地对现行国际体系加以反思与批判。
三、全球金融危机阴影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英美学派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同反应
几乎是在英美学派发生论战的同时，全球经济出现重大危机，迄今整个世界仍然生活在危机带来的巨大阴影下。人们迫切需要学术界对这场危机做出有效的学术反应。英美学派对这场危机的反应相差十分悬殊，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可以说迄今仍处于一种“失语”状态，而英国学派则勇于面对危机的现实，力争对危机的起因、影响与全球经济的前景做出学术回答，更好地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可以说，能否对当前全球政治经济中的重大事件、当前体系重要变革的基本动力与前景给予及时、适当的学术回应，是检验一个学派、一个理论价值的重要标准。显然，按照这个标准，国际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明显落后，所谓“开放经济政治学”显然未能很好完成现实政治经济要求的这一任务。诚如基欧汉所言，美国学派的研究对当今全球政治经济巨变反应过慢，尚缺乏系统的研究。
下面以美国学派的主要阵地《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IO）杂志，英国学派的主要阵地《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简称RIPE）、《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简称NPE）杂志为例，来说明英美学派研究者在这场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之后表现上的差异。
美国的《国际组织》杂志2008年发表论文共计26篇，其中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论文计12篇，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与安全研究计14篇。在狭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方面，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和“独立性”研究1篇；国际贸易协议“灵活性”条款与国际合作关系、国际贸易机制2篇；公众的经济利益及其对美国全球行动的支持1篇；欧盟成员国合作、欧洲能力建设与跨国网络研究2篇；利率形成与偏好研究1篇，环境政策趋同研究1篇。在比较政治经济学方面，包括工资谈判与制度变迁研究1篇，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服务贸易影响1篇，汇率目标机制比较1篇，贸易自由化“原产地规则”问题1篇、全球化与教育投入的政治经济学1篇。在2008年发表的全年论文中未有一篇直接讨论金融危机的论文。
《国际组织》杂志在2009年、2010年（已经出版的前3期）仍未有一篇文章直接论述全球金融危机的文章，更无一篇涉及本次全球性危机问题的作品。这个时间段发表的论文涉及贸易保护主义、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性调整”要求对一国内战影响等议题。《国际组织》杂志发表有关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分析也许要等到几年以后了，这种状态无论如何是难以说得过去的。
相反，国际政治经济学英国学派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则显得迅速而活跃，充分展示了其独特研究风格的优势。危机爆发后，《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对美元霸权地位、美国结构性金融实力，以及中国的金融崛起等新兴货币挑战者等问题开展了综合性的研究，与美国学派重要阵地《国际组织》杂志形成了鲜明对照。
英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2008年发表研究性论文共计40篇，其中关于美元地位、美元金融实力研究、经济“金融化”，以及中国、俄罗斯、日本与美元的关系研究10篇，占全年杂志的最大篇幅，与人们渴望理解正在发展中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期望相适应。此外，2008年该刊还登载了关于世界银行早期贷款问题的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2篇；有关国际知识产权问题，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简称WIPO）与生物多样性，药商、生物技术产业与大学专利联盟研究、基因与知识产权垄断研究等共4篇；国际贸易问题包括从沙特阿拉伯“入世”看分割体制下的“双层谈判”及发展中国家对多哈回合谈判的抵制等2篇。
《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在2009-2010年继续对金融危机进行讨论，发表了有关1997-1998年亚洲、俄罗斯金融危机的专题，涉及论题包括“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争论问题、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2001年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构等问题。此外，还对中美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国家组织大企业的形式等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2010年，该杂志发表了“规制市场”问题的专刊，对防范市场投机引发体系风险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其他议题还包括新东亚地区主义、全球贸易的公正性、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问题和“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等问题。
英国的《新政治经济学》杂志2009年发表论文包括：二十国集团(G20)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能性、中国崛起对现存国际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态度，以及中国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间的比较。该年其他论文包括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印度开始市场化改革、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思想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2010年该杂志出版了研究次债危机的专刊，发表相关文章8篇，论述了金融全球化、借贷风险转移、金融创新的后果、对冲基金、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流动性管理等相关重要问题。(29)同时，还就金融危机对联合国新千年发展目标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二）对美国学派普遍“失语”现象的原因分析
作为美国学派的主要阵地，《国际组织》之所以存在这种“失语”的现象，主要是由其选择的研究方法决定的。目前，它更多倾向于搜集大规模跨国数据，然后对之加以分析比较，这一过程自然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影响、全球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是当前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是鉴于美国学派所坚持的“严格”因果关系的方法论要求，他们难以做出现实急需的有意义的回应。
“失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仍与美国学派“霸权护持”的意识有关。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主要由美国次债危机引发，而最终造成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显然，要深究金融危机背后的问题，论者不能不对美国货币金融霸权、金融自由化、虚拟经济、华盛顿共识等核心问题加以探讨，而要这样做，美国过去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等自然成为批评的对象。美国学派主流学者过去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借口是金融问题没有透明度难以搜集“科学”证据；现在更急于对这些问题进行“冷处理”。美国学派主流学者的表现，再次印证了国家地位和学术文化对于一国研究的“扭曲性”效应。但是，“失语”状况已经大大伤害了美国学派的可信度，现在也许到了较彻底地清算美国学派利弊得失的时候了。但是，遗憾的是，在这次英美学派的论战中，仍只有为数极少的、来自英美学派的学者直指美国学派“护持霸权”的症结。
当然，我们也无法抹杀以《国际组织》杂志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学术努力。美国学派坚持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研究路径，采用实证方法特别是使用大规模跨国、跨行业数据分析进行比较研究，在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等问题上还是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我们积累相关知识是同样重要的，对规划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仍有帮助。不过，即使有关国际体制和国际合作方面的成果，也鲜明地体现出美国学派为现行美国领导的国际体制进行辩护的特色。比如，针对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改革现行国际经济体制的要求，2008年的《国际组织》杂志做出了回应，但得出的结论却颇耐人寻味。兰德尔·斯通(Randall W.Stone)通过分析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的“附加条件”的统计数据，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的谈判过程来考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主性”问题。他得出的结论具有两面性：统计分析显示，美国在设定贷款“附加条件”上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仅限于那些重要的脆弱国家。这些国家比较脆弱，故不得不接受美国设定的贷款条件。而对那些具有“普通条件”的“普通”国家，则主要授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贷款事宜，附加的条件主要由受援国的当地条件及国内政治反对派势力等因素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利用某些特定国家的脆弱性方面保持了克制，避免“附加条件”面的扩大。(30)
四、英美学派论战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学科自觉与“中国议题”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有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占据主流地位的美国学派学者及其成果，自然是建立在对于美国霸权护持基础上的。这一点从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美国诞生之日起即如此，其印记在“霸权稳定论”、后霸权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理论上是十分明显的。美国内外的少数学者也较清醒地意识到国家地位对主流学者研究倾向性的影响问题。(31)这种国家中心主义的观点对美国学术界毒害之深，令人深思。以罗伯特·基欧汉呼吁重点研究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四个“真正经济发展”问题为例，他提出的最新变迁包括了中国崛起、金融和能源市场快速变化带来的风险、国家之外行为体的作用，以及互联网对分析“权力”、“力量”概念的影响等关键问题。(32)但是，这些问题背后都带有所谓的“结构性权力”的影响，美国无疑在其中拥有最重要的地位。过多地暴露美国结构性权力的优势地位，只能徒增其他国家对美国霸权的反感。这是美国主流学术界不愿正视的原因。当然，美国也不是没有反对霸权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始终处于一种边缘的状况。(33)
借鉴仍然是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积累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这个方面，存在着理论、知识、方法论、功能性研究间不甚平衡的问题。这种不平衡性包括几个方面：在英美学派上，我们更熟悉美国学派的成果；在美国学派里，我们更熟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等第一代学者的研究，而对于所谓第二、三代的研究不甚熟悉；(34)限于我们自身方法训练的不足，我们更熟悉定性分析的成果，而不甚熟悉定量分析的成果；在世界范围讲，我们更熟悉发达国家学者的成果，而明显地忽视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努力。我们对英国学派的了解，似乎仅限于对苏珊·斯特兰奇、罗伯特·考克斯的了解，对于最近十余年伴随着全球化发展而出现的“新政治经济学”却介绍研究得不够，这方面成果的介绍更多来自非国际关系、非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介绍。(35)总的来说，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作为美国结构性霸权一部分的美国“知识霸权”的存在及其在中国的近乎支配性影响，也反映出我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界的学科自觉尚待提高。
当前，我们处于一个新兴大国崛起、世界秩序面临转轨的关键时刻，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大显身手的时候。目前也是加深对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关系研究、提出“中国议题”的最佳时机。但令人遗憾的是，有关“中国议题”仍然更多地由外国学者在垄断话语权，中国学术界或模仿研究，或进行所谓的“跟踪”研究。中国学术界应当有更强烈的提出、创造“中国议题”、“中国命题”的雄心和勇气。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个别学者的努力是不够的，集体协调、合作显然是必需的。当然，在反思中国地位，为中国“和平崛起”进行说明、解释的同时，中国学术界还必须有一种更加宏大的定位，即应当拥有为全球体系、地区秩序的稳定、为国际和平而工作的胸怀。仅仅有国家中心主义的研究，难以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比如，对于当前国际体制的看法，我们需要看到其两面性，即同时具有“公共物品性”和“不平等性（不平衡性）”两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探索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研究与问题领域研究相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无法达成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可能更多的是“以问题为导向(issue-oriented)”的研究。企图用单一框架来约束研究，用单一研究文化（方法论）来束缚学者的做法行不通。
第二，科学精神与批判现实的精神相结合。探索发现是很重要的，这是深受科学主义影响的美国学派的精神，值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人的重视。但是，美国主流学者在确定研究议程上的选择性，对美国霸权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护持心态，影响了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的重大事件做出反应。对他们来说，强调“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所谓“真正科学”的研究，成为其逃避现实、丧失学者独立批判精神、最终沦为“出版机器”的借口。(36)
第三，规范性研究与科学实证研究相结合。不存在所谓的“脱离价值观”(value free)的“纯科学”研究。苏珊·斯特兰奇在《国家与市场》中提出的关键问题：“谁获益？”“谁受损？”“谁调整？”依然是每一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必须谨记的基本问题。(37)有没有这些问题，应当是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学术质量的基本判断。这里，笔者同意本杰明·科恩对英美学派提出的折中性建议。他写道：“两个学派其实是互补的，一方的强项恰可以平衡另一方的弱点。那么为什么不博采众长、相得益彰呢？”他认为，美国学派可以学习英国学派的“多学科”特性，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以抵消近些年来日渐萎缩的视野”；英国学派则可以学习美国学派严谨的方法论，“为理论分析引入一致性和可重复性”。(38)
第四，议题的广泛性与对发展问题的特别关注相结合。正如科恩承认的，美国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多关注贸易政治的研究，而对金融等被认为缺乏透明度的问题领域的研究则采取回避的态度。美国学派的议题过窄。英国学派在设定议题上的广泛性独具优势，值得中国学人借鉴。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崛起中的大国，我们更应当关注发展问题，关注全球经济体系对于发展问题的多重影响。可以说，中国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可能体现在对发展问题研究的独特贡献上。
注释：
①Benjamin J.Cohen,"The Transatlantic Divide: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RIPE,Vol.14,No.2,2007,pp.197-219.
②Ibid.
③Benjamin J.Cohe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n Intellectual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④Benjamin J.Cohen,"The Transatlantic Divide: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RIPE,Vol.14,No.2,2007,pp.197-219.
⑤Ibid.
⑥John Ravenhill,"In Search of the Missing Middl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RIPE,Vol.15,Issue 1,2008,pp.18-29.
⑦“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始创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由英国学者提出。该理论认为，如何定义“机构”和“结构”，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该理论特别提到，反思结构—机构之间的关系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国家与市场之间传统上的对立关系，并为探讨经济与政治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见解。在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中，新政治经济学派主张注重运用下面六种理论方法：(1)经济学有关制度与组织的方法；(2)在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中有关制度和经济变迁的比较理论；(3)社会学理论中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和战略关系(strategic-relational theory)理论；(4)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5)新公共选择理论；(6)政治文化和认同理论。同时，这一学派强调关注四个领域的研究文献：(1)比较政治经济学；(2)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3)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4)国际政治经济学。参见Andrew Gamble et al.,"Editorial Policy Statement." 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No.1,1996。
⑧Richard Higgott and Matthew Watson,"All at Sea in a Barbed Wire Canoe:Professor Cohen's Transatlantic Voyage in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RIPE,Vol.15,No.1,2008,pp.1-17.
⑨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座谈时也批评“美国学派”其实是“哈佛学派”，2008年6月。
⑩Randall D.Germain,"The 'American' School of IPE? A Dissenting Vi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RIPE,Vol.16,No.1,2009,pp.95-105.
(11)有关开放经济政治学在美国教学与研究中的地位，参见Daniel Maliniak and Michael J.Tierney,"The American School of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RIPE,Vol.16,No.1,2009,pp.6-33。
(12)David A.Lake,"TRIPs Across the Atlantic:Theory and Epistemology in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RIPE,Vol.16,No.1,2009,pp.47-57.
(13)Peter J.Katzenstein,"Mid-Atlantic:Sitting on the Knife's Sharp E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RIPE,Vol.16,No.1,2009,pp.122-135.
(14)Robert O.Keohane,"The Old IPE and the N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pp.34-46.
(15)Henry Farrell,Martha Finnemore,"Ontology,Methodology,and Causation in the Americ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pp.58-71.
(16)Anna Leander,"Why We Need Multiple Stories about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2,2009,pp.321-328.
(17)安娜·利安德(Anna Leander)强调，作为“新古典主义”对立面的“新政治经济学”包括了“公共选择”理论及其方法。按照《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杂志创刊号发刊词的定义，新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包括很广，其中就包括了“新公共选择”理论、“比较政治经济学”等。参见Andrew Gamble,Anthony Payne and others,"Editorial Policy Statemen,"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No.1,1996。
(18)Heikki Patomki,"How to Tell Better Stories about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2,2009,pp.309-320.
(19)Kathleen R.McNamara,"Of Intellectual Monocultures and the Study of I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pp:72-84.
(20)Nicola Phillips,"The Slow Death of Plur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pp.85-94.
(21)Robert Wade,"Beware What You Wish for: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2009,pp.106-121.
(22)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23)Mark Blyth,"Torn Between Two Lovers?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IPE," 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4,No.3,2009,p.331.
(24)Benjamin J.Cohe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An Intellectual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p.60-63.
(25)Mark Blyth,"Torn Between Two Lovers?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IPE,"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4,No.3,2009 ,p.333.
(26)张宇燕、李向阳等中国学者较重视制度“非中性”问题的影响，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2004年第2期，第97-106页；李向阳：《国际经济规则的形成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
(27)〔美〕本杰明·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杨毅、钟飞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74-175页。斯蒂格利茨引文参见Joeph E.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New York:W.W.Norton,p.20。
(28)在这一点上，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曾经指出，霸权国之所以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不是出于“无私”，而是出于“获利”的目的；当支持霸权体制的成本超过“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时，霸权国家在国内政治的压力下将会放弃所谓领导责任。相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更倾向于强调霸权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自我牺牲”的“无私性”。参见Charles Kindleberger,"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Exploitation,Public Goods,and Free Ri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2,June 1981,pp.242-54;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156-185.
(29)James Brassett,Lena Rethel,and Matthew Watson,eds.,"Special Issu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ubprime Crisis," New Political Economy,Vol.15,No.1,2010,pp.1-7.
(30)Randall W.Stone,"The Scope of IMF Conditional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2,Issue 4,2008,pp.589-620.
(31)笔者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IPE)编者之一马克·布莱思(Mark Blyth)、加拿大学者陈宗翼(Greg Chin)的通信，2009年10月。
(32)Robert O.Keohane,"The Old IPE and the N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1 2009,pp.34-46.
(33)比如，美国学者对美国霸权的揭露性研究在美国很少引起关注，但这些研究在其他国家又成为种种“美国阴谋论”的依据，参见〔美〕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赵刚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赵刚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吕德宏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
(34)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22-39页。
(35)我们对苏珊·斯特兰奇的作品与思想有很多的介绍了，但“新政治经济学”显然与其一脉相承，却令人遗憾地鲜有介绍。
(36)对于这些问题的更多讨论，参见〔美〕本杰明·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杨毅、钟飞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78-180页。另外，作者与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斯科特·卡斯特纳(Scott Kastner)的讨论也印证了这一点，2010年10月。
(37)其对问题的表述，参见〔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1页。
(38)〔美〕本杰明·科恩：《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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