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时代与政治价值体系之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时代论文,体系论文,政治论文,价值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2-0109-08
一、问题的提出：政治价值选择及其时代困境
随着多元时代的来临，价值选择很少允许争议的情形已经成为过去。然而，价值选择的多元化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时代进步的标志，但不同价值倾向之间的纷争有可能带来巨大的思想乃至社会混乱与动荡，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极为突出的困境。在这方面；很多思想家都有所担心。韦伯指出，既往时代维持人们价值共识的“客观基础”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在这个被他称之为“祛魅”的世界里，人们只能依靠自身的选择来确定人生的意义与行为的价值，而这又势必使人们陷入无可回避的“诸神之争”。
而伯林则强调了我们时代价值选择困境的无可避免性。在他看来，价值多元的根本原因并非是认识上的差异而是本体论上的分野。价值与主体的选择偏好有关，不同价值间在终极意义上是不可“公度”、也不可“化约”的。不仅如此，这些本质上不可公度与“化约”的价值在很多情况下会具有相互矛盾、冲突与彼此不相容的特征，“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遭遇的世界，是一个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他目的之牺牲的世界”①。
思想家们的认识都很深刻，但也引发了人们内心更大的不安，把大家带到了价值相对主义的边缘。而我们知道，人类是一种对价值有高度依赖的动物，它不仅需要依靠既定的价值来维持自己的社会性存在，更需要在发展的十字路口通过价值选择来引导和塑造自己的未来。因此，人们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里面，必须要作出自己的选择，必须要去回答诸如何种政治价值更为可取，所选政治价值的可取性基础何在，如果各种政治价值间无法公度，不可“化约”，那么人们又如何避免在这个领域中滑向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这一类颇令人挠头的难题。
对这种不安与焦虑的回应实际上构成了政治价值问题探讨的学术前沿，很多大思想家都在考虑如何回答这一时代难题。保守主义大师列奥·施特劳斯倡导回归古典主义对于一元真理的探求；新自由主义的领军者罗尔斯试图利用公共理性和交叠共识的方式来达至政治正义；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哈贝马斯希望在交往和商谈伦理学的基础上，通过程序正义来克服多元价值选择的纷争与困扰；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在价值多元的基础上提出政治现实主义；而克劳德、盖尔斯顿等政治思想家试图将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进行融合；而著名的英国学者约翰·格雷则在伯林的基础上，把希望寄托在“竞争的自由主义”身上。
上述这些力图克服我们时代在价值问题上所陷入困境的理论努力，都是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然而这些解决方案还远未达成一种底线性的共识，它们相互间的摩擦与对立还常常引发出激烈的意识形态论争。这种不断探索而又不断引起争论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政治价值选择所陷入困境的深重程度，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当代政治价值选择的思考与探求依然是一个具有深度拓展空间的开放命题。
政治价值选择困境不仅仅是智识上极富魅力的挑战，而且也是深具现实意义的时代课题。现代政治的创建与发展不仅需要制度的创新与转换，而且更需要制度背后政治价值体系的引导、滋养与拱卫。对此深有感触的阿克顿勋爵意味深长地指出，“制度的作用取决于产生制度的观念和维持制度的精神”②。
毫无疑问，这样的一个时代大课题，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去直面的。在我们看来，人们在解决这一课题中所陷入的困境，从根子上来说和英国思想大家奥克肖特所谓的“理性主义政治”或曰“意识形态政治”有关。正是因为种种解决方案都带有“意识形态政治”的印记，因而才无法突破这一困境，才在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一个又一个地区与国家拖入到意识形态争端的深渊之中。由此，如何避免这类人们一次又一次重蹈的覆辙，如何去认识现代政治价值体系调整所具有的独特要求与机理，如何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处理这个时代难题，便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些问题出发，本文试图对政治价值体系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和政治价值体系调整自身之机理进行双向剖析，希望由此达成对现代政治价值体系调整更为深入的认识。
二、顺应市场经济发展是现代政治价值体系调整的方向性坐标
政治价值体系是人类所具有的超越实然束缚，探求应然世界，赋予生存世界以意义的特征在政治哲学领域里比较系统与集中的反映③。政治价值体系处于政治系统的最核心层次，是埋藏于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这些表层结构之下的深层意义编码，对人类的政治生活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从表现形式角度来看，政治价值体系对超越性、应然性的揭示，往往会带有自己较为抽象、玄奥，甚至神秘化的色彩，表现为一套特定的观念系统，并以此与日常的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
然而，特定政治价值体系的形式一定是在抽象的思想与精神层面完成这一情况，并不意味着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可以离开特定时代与社会的日常生活。相反，一个与时代要求相贴近的政治价值体系，总是直面着由这种社会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并由是否能最终解决这些问题与挑战作为自身存在意义的衡量坐标。因此，我们的确不能“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应该“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④，应该看到政治价值体系在近现代以来的建构与调整所置身的时代背景，它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它解决这些问题与挑战的方向与路径，都与时代日常生活这一人类的“生存条件”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都需要、也只有通过“生活世界”（维特根斯坦）才能得以说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曼海姆指出，“存在的条件不仅影响思想在历史上的发源，还构成思想产物的主要部分，并且使人们可以在思想产物的内容和形式中感到它们”⑤。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最无法回避的“存在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在经历了百多年的曲折探索后，国人才逐渐认识到，那就是市场经济。正是市场经济所召唤出来的、难以想像的生产力增长和无可抗拒的竞争优势，有力地“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⑥；正是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将以往分散的国家与地区整合为一个整体，最终开创了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正是市场经济在给人们带来不堪回首的转型苦难的同时，逼迫着一个又一个的社会通过痛苦的适调之路最后接受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一部世界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也就是市场经济受到强烈抵制与不断取得突破的历史，是一部市场经济逼迫着人们最后都不得不接受它的历史。
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市场经济已经远远越出了自己所处的经济领域，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由此提出改变整个人类生活方式的强硬要求：要么弃市场经济而亡，要么投身市场经济中去“学会游泳”。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他那本颇有影响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指出，市场经济体系“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意味着社会必须按照得以让市场经济体系良行运转的方式来“形塑自身”⑦。而从经验层面看，那些“早发国家”的人们更是在好几世纪前就得出了“商人和生产者的活动逐步地发生作用并改变了西欧社会的面貌”的结论⑧。
当然，这样一种“形塑”或改变社会的过程，远非像上面说得那样容易与轻松。对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高度集权历史传统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了辛酸、苦难、血泪乃至幻灭的痛苦过程。在那里，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变革总是触及到长期形成的，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机制、秩序以及更为深层的文化价值根基，总是意味着对支撑一个社会存在与稳定不可或缺的基础与柱石的摇撼，总是造成给人们带来“方生方死”感觉的社会结构震荡，总是让一个个古老的社会在“全面失序”的险境中作出种种挣扎，总是令大面积的悲苦、绝望、愤懑、怨毒、仇恨情绪在整个社会快速蔓延，总是为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大无畏的理性主义发动全盘改造社会之壮举铺平道路，最后又总是使一切在神圣、崇高与伟大光环下聚集起来的反市场经济与反现代化的实践，悲剧性地走向连最具幻想力的诗人也难以预言的衰败与没落。
的确，市场经济这杯“甜美的酒浆”被盛放在“用人头做的酒杯”（马克思）之中，它高歌猛进的凯旋车下也不知碾压有多少累累尸骨。然而，它既然已经被证明不可抗拒，既然已经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背景与条件，既然我们在经历了历史性的逡巡与迟疑后的今天，也义无反顾地直面了它，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去直面它所提出的挑战，限制它所具有的解构既有社会结构与秩序的强大力量，建设好那些能使之保持良性运转的必要条件。
在古老的东方社会，社会的整合与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了一种传统，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决定性地位。因此，政治生活，尤其是作为政治生活内核的政治价值体系作出适当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当下能不能良性运转，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事业能不能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关键之举。
政治价值体系调整的重要性虽然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但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调整如何才能真正面向市场经济。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一方面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倾向、社会的价值取向，推动着政治价值体系不能不作出自己的调整；但另一方面，政治价值体系调整的具体展开方向、内涵特征和承载功能等一系列的确定，都有赖于我们对于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发展法则”的领悟与认识。简言之，我们今天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调整不仅必然要直面市场经济所提出的要求，而且更需要明了市场经济究竟对政治价值体系调整提出了何种要求，以及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要求。只有明白这些，我们才能在这个多元时代为政治价值体系调整确立一个大家较容易取得认同的方向，也才能为我们政治价值体系调整的效果确立一个功能上而不是某种形式上的评判标准。
三、“权力悖论”的化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政治并不等同于权力，但权力之于政治的重要意义是无可置疑的。“权力是政治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政治系统可以没有政治权力”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常常将对权力的分析看作是把握现代政治的重要线索。然而，就现代政治发展而言，权力的嬗变与流转却常呈现出让人颇为困惑的景象；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中古社会呈离散、分割的权力格局到近代之初出现了汇聚与集中化趋势。而另一方面，在权力集中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政治上又往往出现对这种集中权力进行限制的反向运动⑩。因此，从现象上看，权力的集中和对集中了的权力进行限制，构成现代政治得以展开的两个颇具矛盾的方面，形成现代政治中带有悖论性的权力发展形态。这就是现代政治所蕴含的，具有着内在张力的“权力悖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对“权力悖论”处置得是否得当，能否成功化解“权力悖论”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往往对一个国家的转型、稳定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大凡能够及时化解“权力悖论”的那些国家，诸如英、美、北欧等国，便在现代化之路上一路高歌；而在化解“权力悖论”过程中处置失当的国家，如法、俄等国，则承受着社会结构的长期反复震荡；至于像德、日这类试图回避化解“权力悖论”某个方面的国家，则很容易在内部政治的巨大张力下“走火入魔”，给自己也给这个世界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灾难。
权力悖论及其化解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呢？这也许还是需要用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来加以解释。正是市场经济在近现代的异军突起，才对既往时代中一切呈现出碎片化的权力体系提出了整合与重组的要求，才对无法提供转型社会以稳定底线秩序的权力提出了强化的要求；也正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提出了对于业已集中与加强的、有走向专断化倾向的权力进行有效规制的要求。
对于市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制度经济学曾经颇为精当地总结道，“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11)。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受益于国家权力的适度集中与加强，只有权力的适度集中与加强，一个国家才能冲破伴随封建势力扩张而必然产生的分裂壁垒，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提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构建市场经济在自由交换与流通方面不可或缺的大规模、无障碍平台。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与国家权力的过度集中与走向专断又有着结构性的冲突：权力的极度集中与专断造成了权力滥用和自我服务、利益垄断的极大可能，不受制约之权力总会将自己的黑手伸向市场经济的钱袋；而资本对增殖的渴求也会积极地用钱袋去套牢和绑架政治权力，主动配合权钱之间肮脏交易的完成。
权钱间交易一旦泛滥化，它的肮脏之处就不会只局限在伦理与道德领域，它还直接颠覆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这一重要机能，严重摧毁对政治权力合法性不可或缺的认同，直接冲击所有人类社会都必须去加以维护与保障的底线正义与人们对社会正义的信仰，推动社会中对立与对抗意识的增长从而破坏社会之和谐，并使社会的自律以及国家与社会间建构良好的互动促进关系之努力化为泡影。一句话，权钱间交易的泛滥不仅意味着市场经济将丧失它良性运转的基础，而且还将破坏一个社会、一个文明赖以维护自己延续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一部人类的历史反复表明，高度集中权力的失范、短视与自利总是社会全面失范与动荡的前夜，而市场经济在缺乏自己良性运转的前提下，更是一无例外地会成为全面社会失范与动荡的催化剂。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市场经济不仅不能容忍一个离心的、内部相互封锁与软弱无力、缺乏必要底线秩序的社会，而且更不可能与一个权力过度集中、不受制约的社会长期和谐共处。可以说，世界范围内的转型社会受挫与轰轰烈烈的反现代化运动都与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森斯在谈及经济发展的制度性框架时指出，对政治权威没有严格限制，而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普遍突破，乃是“难以置信的”(12)。不过对我们而言，比帕森斯所言的“制度性框架”及时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它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政治价值体系。政治价值体系没有根本性变革，制度性框架的调整充其量也只具有形式变换的意义。
因此，从功能主义角度而言，现代政治价值体系调整的目的就在于对“权力悖论”挑战所带来困境的缓和或者解决。所谓成功应对现代化与市场经济挑战的政治价值体系，也就是在功能上能成功引导与规范权力的运作，使之在提供市场经济所必须的大平台与底线秩序的同时，防止自身走向专断与堕落。
当然，不同的国家在走向市场经济道路时的初始条件、社会结构不尽相同，因而它们在克服“权力悖论”的侧重点方面也会各不相同。那些内在离心化倾向非常严重，社会整合程度较低的国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是适度地集中政府权力，打造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流通平台；而那些社会已经高度整合，权力已经高度集中的国家所需要解决的，则是权力的腐败与失范，防止它们走向专断与不受制约。毋庸讳言，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社会高度整合，权力高度集中传统的国家，化解权力悖论的具体任务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有效地防止权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腐败、失范与专断。
权力悖论必须要去加以化解，不化解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基础。而从政治价值体系调整这一角度来说，化解权力悖论还有一个从何入手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政治价值体系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结构、层次和要素的范式性存在，有着它自身变迁的内在机理。要从功能上完成对权力悖论的化解，就必须从范式的角度对政治价值体系加以改变。因此调整如果只触及到政治价值体系的形式，只触及到它外围层次和中间层次还无济于事，真正有效的调整只有深入到它的内涵，深入到它的中心层次才有可能。问题到这里自然也就涉及到了政治价值体系的结构与调整取向了。
四、政治价值体系的结构与调整取向
市场经济发展作为现代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时代环境，提出了化解“权力悖论”这一重大课题，而化解的关键在于对作为政治生活核心的政治价值体系作出适当的调整，而这一调整又必须深入到这一政治价值体系的核心层面与内涵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那么，政治价值体系自身有着什么样的结构？它的核心与外围、内涵与形式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政治价值体系的内在调整是不是有着某种内在机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有助于我们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深入。
为了对政治价值体系有一种更为深入和切实的把握，我们曾就政治价值体系的内在要素与层次构成，提出了一个较为直观的结构模型(13)。在这个模型中，政治价值体系是由政治价值信念、政治价值理念、政治价值规范这样三个层次所组成的一个有机构成。这三个层次从内到外，层层递进，形成一个环环相套的中心与外围的结构（见图1）。
图1 政治价值体系的层次
作为一种范式性的存在，政治价值体系由中心与外围形成一个具有抗干扰和应变弹性的自稳定系统。中心有着对外围的支持、支撑和决定的作用，而外围则对核心有一种拱卫、保护和响应的功能(14)。处于核心地位的政治价值信念是参与政治活动的主体所拥有的，对应然性政治生活的一种固执看法和坚定主张，它往往以一个文明特有的信仰或价值预设作为基础，因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它作为特定政治价值体系自身身份的规定者，在整个政治价值体系之中具有核心性和导向性的作用，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一般说来，政治价值体系所发生的范式性变迁，主要是由“中心”的政治价值信念的调整决定的。
政治价值信念作为政治价值体系的一个层次，在我们看来，是由三个相关的要素性信念组合而成。这三个要素分别是：人们有关政治目标的信念、政治边界的信念和政治秩序的信念(15)。它们分别涉及下面这些应然性问题：政府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是由高调理想导向的完美社会还是由问题解决导向的务实社会？政府权力的运作范围应是无所不包的，还是有着严格限定的？政府维持的秩序应该是一种巨细无遗的一统秩序还是一种给社会与个人留出众多选择空间的底线秩序？
政治价值体系中这些有关“应然”性的信念选择，事关重大。我们在这些方面持什么样的应然性信念，关系到整个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框架与方向，进而也关系到整个政治生活安排的框架与方向。政治价值体系的调整只有在这些应然性信念方面形成一种有利于化解权力悖论的共识，才会有一种严谨、连贯和全面的指导思想，转型社会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生活也才会向市场经济所提出的要求靠拢，我们自近现代以来所一直面对的“权力悖论”，才有可能具备得到有效化解的基础。
从结构上讲，政治价值体系除了中心之外，还有中间与外围两个层次。处于中间层次的政治价值理念受政治价值信念指导，并为政治价值信念在理性层面作出较为系统的理论说明与解释，从而让人们更容易从理性的角度接受具有信仰性的政治价值信念。政治价值理念作为中间层次虽然是为政治价值信念服务的，但它有着政治价值信念不大有的理性主义色彩，有着极为突出的体系性、逻辑性特点。它虽然有着比政治信念更大的灵活性和调整空间，但如果没有后者的重大调整作为前提，它的自主性调整会受到理论体系自身内在逻辑的限定。
处于政治价值体系最外围的是政治价值规范层次，它涉及到政治行为主体在活动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一些应然性规范与原则，相对于上述两个层次而言，政治价值规范有着较大的灵活性和应变弹性，但由于它附着在政治价值理念的外围，因而它的变化对于整个政治价值体系调整来说，虽然较为显眼，但并不具有独立的决定性意义。
政治价值体系不仅在结构上存在中心、中间与外围三个层次，而且还有着自身在形式与内涵上的差别。就政治价值体系整体而言，政治价值信念相对于政治价值理念与政治价值规范来讲，它是后者的内涵，而后者只是它的表现形式。政治价值理念相对于政治价值信念来说是形式，但相对于政治价值规范来说则又是内涵。就政治价值体系的每一个层次而言，它们也各有自己的形式与内涵。拿政治价值信念来说，特定的政治价值体系对自己信奉的信念会有特定的表达形式（比如，平等、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等），这构成政治价值信念的表达形式。而在特定的政治价值信念的形式下面，人们就政治目标、政治边界、政治秩序所持有的根本期待、根本看法则构成这一政治价值信念的内涵。同样，政治价值理念与政治价值规范也各有自己的形式与内涵。
一般说来，形式和内涵并不是可以完全割裂开来的“两张皮”。但在实际上，它们之间也不存在一种完全固定的对应关系。形式上的一致不一定意味着内涵上的相同，比如，对于民主的信仰是许多政治价值信念体系所采用的自我表达形式，但人们发现，同样是民主主义旗号下的政治，在对应然政治目标、应然政治边界和应然政治秩序的理解上，有着极大的，甚至是对立性的差别：在一些国家里，它具有审慎、节制和权变的指向特征，而在另一些国家之中则与激进理想、全能政治、大一统秩序这样的指向具有不解之缘。(16)这也就是说，在政治价值信念形式一致的地方，它们的内涵可以有很不一样的指向。
有意思的是，这种有共同表达形式，没有共同内涵指向的政治现象并不少见。当代英国思想大家奥克肖特发现，每个较为抽象的、用来表达政治价值信念的政治词汇都包含有广阔的内涵空间，通过释义性的变化，这些政治词汇都可以服务于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政治”(17)。
按这样一个思路，我们不难发现，对政治价值体系的范式性调整来说，重要的不是它坚持的政治信念的外在形式，而是其内涵指向。在有些情况下，政治价值信念的外在表达形式似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内涵指向却可以没有真正的变动。比如在常人看来，法国大革命与它所推翻的旧制度在政治价值信念问题上不可同日而语，而托克维尔却天才地发现，这两种天差地别的政治价值信念形式虽异，但它们在实质性的内涵指向上却惊人的一致。(18)
政治价值体系及其每个层次的内涵要比它们的形式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决定着政治价值体系及其各层次的实质，决定它们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影响与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对政治价值体系调整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它的外在表达形式，不在于它的旗帜与口号的变换，而在于它内涵指向上的调整。没有这种内涵指向上的调整，政治价值体系和政治生活的深层次结构更不可能有真正变化。
应该说，对政治价值体系及其层次的外在形式变化给予过多的关注，以为这种形式上的改变越彻底越好，并为这种彻底的形式改变而痴迷、受惑，是近现代世界各国社会转型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尽管政治价值体系及其层次的表达形式改变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坏，但由此而忽略对于政治价值体系及其层次的内涵指向调整，却一定会结出令人难以下咽的苦果。所谓“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句民国先人的感喟，所折射的难道不正是其中的不堪与无奈吗？显然，政治价值体系调整的取向与方法是到了应该进行重新认识的时刻了。
五、政治价值体系调整策略
在明确了政治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调整的框架性思路后，我们便进入到较为具体的调整策略问题的探讨。调整策略虽然不可能为政治价值系的调整提供具体的细节性安排，但却有可能形成一种方法上的指导。而如果我们把这种方法论的指导聚焦于政治价值体系的三个不同层次，似乎可以形成下面这些调整策略。
首先，政治价值体系的调整应该注重政治价值信念层次的调整，注重这一层次的内涵性调整。强调这一点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只有作为政治价值体系内核的政治价值信念有了重大的改变，整个政治价值体系才有可能发生范式上转换，才有可能形成与市场经济要求相吻合的方向，才有可能化解我们这个时代必须要去面对的“权力悖论”问题，才有可能为政治价值体系外围的另两个层次提供正确的调整导向；另一方面，政治价值信念的调整只有从内涵而不是从形式着手，才能使自己发生实质性的而不是表面的变化，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的调整才能收到范式转换之功。
回首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转型运动，我们发现，人们在政治价值信念调整中的着力点总是很容易放到了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政治价值信念形式方面，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打出了自己崭新的信念大旗，形成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浓厚的“理性主义政治”。一些激进的理想主义者更认为，只要有机会能把自己的政治价值信念贯彻到整个社会，那么一个崭新的理想社会就能建成。为此，各种意识形态政治为了争取自己“实践权”、“施政权”的殊死斗争不绝于缕。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意识形态政治的失败在很多人的眼里不是意识形态政治本身的失败，而是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政治提供了一种表演的机会，这就使得近现代以来的政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由各种意识形态政治轮番践踏与表演的跑马场。但这些坚持意识形态政治决定现实的激进理想主义者们实际上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政治价值信念内涵层面上，都有着一种对于政治权力的无端膜拜。政治价值信念的形式虽然千变万化，但政治价值信念的内涵指向却都是“前现代”的。
在这样一种前现代政治价值信念指向下，对完美社会理想的追求常常会演绎、转换成为对于专断政治权力的追求，政治讨论的中心议题也因此而演变成为，权力应该归于谁，谁才能为人民、为社会谋利益这类政治话题。在这种背景下，权力有没有可能成为问题本身，权力如何运作才不至于由“造福”走向“为恶”等问题完全失去了意义，不能不被搁置起来。这样一来，尽管人们在意识形态层面常常走马换将，“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在政治价值信念内涵层面对一统权力的仰望与渴求却一如既往，没有丝毫的改观。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包括众多主义在内的诸激进政治理想，都会沉迷在意识形态政治激情之中，最后不约而同地倒向对完美社会、全能政府和一统秩序的追求；为什么连自由、民主这一类所谓的“普世性”信念也有可能演绎出一幕幕走向权力专断的活剧，可悲地“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19)。
其次，对政治价值体系理念的调整同样需要把重点放在它的内涵上。我们知道，政治价值理念的存在是服务于政治价值信念的，是政治价值信念在理性层面的展开与论证。正因为如此，政治价值信念如果作出了重要调整，那么不管这种调整发生在它的形式层面还是内涵层面，政治价值理念便没有理由不发生相应的变革。考虑到市场经济不欢迎政治价值信念的形式性调整，那么，政治价值理念内涵层面的应对性调整能否有效地服务于政治价值信念的实质性调整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仅可能，甚至还是必须。
这样回答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政治价值理念作为系统性理论，有着高度自圆和相对封闭的特点，它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相当的“自锁性”，因而也是相对固化、缺少充分弹性的(20)。调整如果针对这一表现形式，那么其适调余地不仅极为有限，而且形式上的强行调整，容易突破它弹性极限，造成政治价值理念系统的“崩塌”，并进一步引发整个政治价值体系形态的“轰毁”。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政治系统的断裂和激变往往也难以避免。
当然，从抽象意义上讲，政治价值理念系统的崩塌、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的轰毁以及社会政治系统的断裂式激变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坏。在人类历史上，渐进的与激进的两种变更形式也各有利弊得失。但是，如果我们把事情放到市场经济这一特定的背景下去加以考察，就会发现，激进的、断裂式的变更虽然会给人以一种改天换地式的全新感觉，但它所具有的革命性、颠覆性特征往往会引发大规模社会结构动荡甚至“浴火重生”式的社会再造。这种社会再造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不可或缺的社会秩序，而且还会在革命过程中加剧权力与权威的极度集中，系统地摧毁诸如“中间等级”、“权利保障”、“社会资本”这类市场经济赖以生长的基础，使得对一个社会极为重要的“身份认同”以及“与重要传统及参照点的连续”变得“极为困难”(21)。不仅如此，这种“门庭改换”式的巨变还可能会受形式变化之惑：在追求形式变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中，在形式变换带来的表面成功中，看不到政治价值信念与政治价值理念内涵调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结果形式的变化大于内涵的变化，革命胜利了，革命精神也消亡了，时代所面临的大课题最终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发现，大凡激进理想主义革命往往总是迷失在自己政治价值信念与理念形式的崇高与伟大之中，并在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回避政治价值信念与理念内涵指向上的调整(22)。由此我们发现，政治价值理念层面的应对性调整走形式变革的道路在市场经济时代是很难走通的。
二是，政治价值理念虽然在外在形式上表现为一套相对固化、自锁式的理论体系，但在这相对固化的形式下面，却有着非常广阔的内涵发展空间。构成政治价值理念体系的很多核心概念都有着极大的解读与阐释空间，通过人们不断的解读与阐释，新的内涵完全可以逐步注入到既定的政治价值理念形式体系之中，而服务于政治价值信念内涵变化的任务，只要假以时日，也完全可以在这种连续的渐变过程中得以完成。以为只有全新的价值理念形式才能服务于政治价值信念内涵变化后提出的新任务，那完全是人们的一种偏见。
拿最先成功进行社会转型的英国来说，打着自由旗号、并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的革命，没有削弱反而是加强了专断权力，而最后为有限政治奠定坚实基础的，却是对传统政治价值信念的某种回归。与此同理，我们自己的社会转型经验实际上也印证了这一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改革没有砍倒自己原有的信念之旗，没有采用剧变的革命形式，但它对政治价值体系和政治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又有谁能因此而否定呢？
很显然，在市场经济时代，政治价值理念层面的调整告别激进颠覆的传统，走不断注入新内涵的渐进道路，是近现代以来世界性社会转型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最重要之提示。
最后，政治价值规范的调整可以走形式与内涵并重的道路。政治价值规范从政治价值体系整体而言，属于表层形式，它的调整虽然对日常社会生活和体制运作影响较大，但由于政治价值信念与政治价值理念这两个内核性层次在形式上的相对稳定，因此它的调整不具有很大的政治敏感性，不会引发政治价值体系本身的“改旗易帜”，不会造成社会在思想与秩序上的混乱。同时，政治价值规范作为政治价值体系的外围层次，它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弹性应变空间。它服务于政治价值理念和信念的重要手段，就是随着社会遇到的不测挑战而不断改变自身的形式与内涵。正是这种高度的灵活性使得它没有任何“自锁性”，没有任何封闭性。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价值体系在这一层次的调整可以相对放手一些，可以把形式与内涵的调整结合起来，而不必在调整的策略上过于审慎。
此外，政治价值规范直接与人们的日常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它不仅规定一个社会中集体与个体的政治行为规范原则，而且还直接与一个社会政治的制度性外壳对接，提供政治体制具体设置与运行的规范原则。(23)因而，这一层面的变化也最易为人所感受和察觉。政治价值体系调整的现实功能实际上主要是通过它的变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显现和落实。而政治价值信念所作的指向性调整和政治价值理念层面新内涵的注入，也需要政治价值规范层面形式与内涵的变动来呼应、支持和体现。
当然，政治价值规范层面的变革虽然在政治上不是很敏感，但也有一个社会接受度和适应性的问题，也有一个审时度势、循序渐进和适宜形式探索的问题。政治在这里毕竟有着作为艺术的一面。
从多元时代的价值选择难题的克服到我们时代政治价值体系调整方向的找寻，再到整个调整过程中的思路与策略的确定，是一个非常复杂、因而也是不容易把握的大课题。作为一家之言，本文所希望得出的，不是一个能够全面止争的结论，而只是一个可供进一步深化讨论的起点，望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
注释：
①【英】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
②【英】阿克顿：《自由的历史》，王天成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③何中华：《论作为哲学概念的价值》，《哲学研究》，1993年第9期。
④【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⑤【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84页。
⑥【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⑦【英】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⑧【英】里奇等主编：《16世纪、17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张锦冬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
⑨【美】罗金斯等著：《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⑩以欧洲现代化早期历史为例，权力的一维性集中表现为绝对主义王权的普遍兴起，参见【英】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有关权力制约方面参见Palmer,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1760-180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11)【美】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页。
(12)【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
(13)(15)张铭：《层次与要素：政治价值体系的结构形式》，《福建论坛》，2009年第11期。
(14)张铭、范广垠：《认知范式与政治价值体系之建构》，《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16)【以】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孙传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7)Michael Oakeshott,The Politics of Faith and the Politics of Skepticism [ M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17.
(18)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0页。
(19)【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0页。
(20)按照我们提出的政治价值体系结构模型，政治价值理念具体由五个方面要素构成。它们分别是，权力理念、法律理念、权利理念、秩序理念和交往理念。这些以理论体系形态表现自己的理念相互支持，形成相对稳定，自圆且封闭的政治价值理念体系。
(21)【加】泰勒：《关于人权非强制性共识的条件》，刘擎译，许纪霖编：《全球正义与文明对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22)这方面较经典的论述当属奥克肖特对于“信念论政治”的描述。参见Michael Oakeshott,The Politics of Faith and the Politics of Skeptic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p45-67.
(23)按照我们提出的政治价值体系的结构模型，这里涉及的规范原则有十个。它们分别是，权力授予规范、权力运作规范、司法地位规范、法律形成规范、公私域划分规范、政治参与规范、政社关系规范、政教关系规范、行为主体间关系规范和主体互动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