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变革下的企业董事会动态特征——基于转型期中国发电类上市公司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董事会论文,中国论文,规制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传统的规制研究中，被规制企业均被当做一个“黑箱”进行处理(Laffont and Tirole，1993)。这样的研究存在着两点不足：①不考虑被规制企业所处的宏观制度背景对规制者和企业行为的影响；②忽略了企业各契约方之间的治理结构，即公司治理结构，针对外部规制或规制变化被动或主动的反应。进入21世纪来，随着实证比较制度研究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方面，监管者或规制者与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会系统地影响它们的行为模式，即规制并不发生在制度真空中；另一方面，企业的治理结构特征决定于多种制度因素，包括一国的法律体系、社会结构、监管或规制政策等各个方面。这两点均对传统的规制研究提出了挑战，即规制不仅会影响被规制企业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且这种影响如何发生、结果如何还受制于规制者和被规制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
本文的目的就是在上述研究背景下，探究中国转型期制度框架下政府规制对被规制企业核心治理结构——董事会的动态作用。我们在考虑以往规制研究不足的基础上认为，在转型期的中国，比规制本身更重要的是规制所发生的制度环境对规制及规制变革的调节性机制。具体来说，在中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由于法制和监管体系建设的落后，由政府主导的行政型公司治理在各类企业中都发挥着重要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李维安，2009)，此时企业政治资源的强弱对于企业的运营和发展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我们构建了这样一个研究框架，即规制变革将会影响被规制企业的董事会动态特征，但影响程度取决于被规制企业政治资源的强弱，在该框架下提出研究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
文章重点以中国上市发电企业为样本，考察放松规制变革下被规制企业董事会特征的被动反应。之所以选择发电企业作为样本，是由于自2002年以来，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SERC)成立和“厂网分开”为标志，中国电力行业进行了大范围的放松规制改革。发电行业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发展后，整体呈现出了企业持股主体政治背景多元化、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市场竞争加剧的局面，这为我们研究变动规制环境下被规制企业治理特征的反应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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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框架和研究假设
1.研究框架
在传统的规制研究中，规制与规制变革是直接作用于企业效率的，Laffont and Tirole(1993)认为应该建立规制影响被规制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这样一个研究框架，公司治理应作为规制影响被规制企业效率的关键性传导机制。自此以来，很多实证研究开始在这一方向上进行探索，这些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如图1所示：①规制及其变革影响被规制企业股权结构(Demsetz and Lehn，1985；Kole and Lehn，1999；Lehn，2002)；②规制及其变革影响被规制企业董事会特征(Joskow et al.，1993；Skeel，1999；Agrawal and Knoeber，2001；Helland and Sykuta，2004)；③规制及其变革影响被规制企业高管激励水平(Crawford et al.，1995；Hubbard and Palia，1995；Becher et al.，2005)。
图1的一般性研究框架仅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规制行业为研究对象，这些国家的规制制度相对较为完备，规制不当和规制不力的情况相对较少，所以，这些研究都忽略了制度环境对规制的制约。在转型经济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制度特征就是那些脱胎于原计划体系的企业或集团、或者与转型政府及官员关系比较密切的企业或集团、又或者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有能力影响或俘获转型政府的企业或集团总是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方向使用、扭曲或者重塑包括政府组织、法律体系、规制机构、经济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公共秩序(Shleifer and Vishny，1998；Helpman et al.，2000)。显然，这一点会对政府规制如何发生、如何影响被规制企业的运营产生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转型经济体中，如果我们要考察规制变革对企业治理结构的作用就必须要考虑被规制企业的政治背景或政治资源。
为此在考察转型经济中规制如何影响被规制企业董事会等治理结构时，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在这个新的理论框架中，规制变革影响公司治理不仅仅取决于规制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也取决于规制变革所发生的制度环境对规制变革的调节作用。在中国转型期特殊的制度环境中，拥有不同政治资源的被规制企业，包括央企、地方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较密切的其他控股性质企业、一般民营企业等，按照其距离权力中心的“差序格局”在经济交往中体现出了不同的谈判力①(钱颖一，2003；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Fan et al.，2007)。那些谈判力较高的央企甚至与规制者具有相同的“行政级别”，它们无论是在准入规制、价格规制，还是在财政补贴中，总是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政策倾斜；而那些政治资源较低的企业则往往会通过与高“行政级别”的企业合股，或者通过加强董事会或高管与政府机构的联系来提高自身的谈判力，这一点显然对于被规制企业治理结构的内生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调节性作用。
图1 规制与公司治理关系的一般性研究框架
图2 本文的研究框架
2.研究假设
根据图2的研究框架，我们可以认为，规制变革可能会对被规制企业董事会的结构、功能和行为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和模式要视规制发生的制度环境而定，在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下，被规制企业的政治资源对于企业在规制变革下的治理反应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国那些强政治资源企业的大股东多为各级政府、大型央企或省级国有企业，作为对放松规制的反应，这些企业的大股东可以代表其下属企业与规制者进行谈判，对规制者施加有利于其下属企业的影响，从而使规制政策的实施不得不兼顾这些大股东的利益(姜涛，2009)。因此，放松规制虽然意味着被规制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加剧、经营环境不确定性提高，但由于不同政治背景企业的政治资源不同，放松规制对这些企业治理特征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强政治资源企业受放松规制影响的程度较低，而弱政治资源企业受放松规制影响的程度较高。
(1)在被规制企业董事会结构方面，放松规制会将发电企业置于竞争性经营环境当中，为应对市场条件的变化，发电企业董事会需要做出更加准确和快速的决策，此时原来规模较大的董事会可能会由于其低效率问题而被迫精简，所以，在放松规制后，被规制企业的董事会规模可能会缩小。另外，在放松规制后，企业绩效对经理层经营能力的依赖程度提高，董事会有必要加大对经理层的监督力度，所以放松规制后发电企业的独立董事比例可能会升高。但由于不同政治背景的企业受放松规制影响的程度不同，我们提出：
H1：控制其他因素，在放松规制的背景下，被规制企业的董事会规模将会缩小，独立董事的比例将会提高，但被规制企业董事会结构受放松规制影响的程度与企业的政治资源强弱反相关。
(2)在董事会的功能方面，通常在严格规制的情况下，被规制企业为了提高与规制者进行谈判的能力，往往会在董事会中引入具有政治背景的董事，而一旦规制放松，企业的寻租机会就会减少、市场竞争将构成其主要经营压力，被规制企业不再需要维持较高比例的具有政治背景的董事。另外，放松规制也为被规制企业董事会的专业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放松规制后，发电企业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数量可能会增加。考虑不同政治背景的企业受放松规制影响的程度不同，强政治资源企业仍然可以从规制机构那里获取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所以，它们的董事会仍然会保持一定数量的具有政治背景的董事，我们提出：
H2：控制其他因素，在放松规制的背景下，被规制企业董事会中具有政治背景董事的比例会降低，但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数量会提高，前者降低的程度和后者提高的程度与企业的政治资源强弱反相关。
(3)在董事会行为方面，放松规制后被规制行业的不确定性增大，从而经营复杂度将会提高，被规制企业需要经由董事会进行讨论和决策的战略性事项和议题趋于增多，同时董事会需要花费更大的精力和时间对经理层进行监督、激励和考核，因此放松规制可能会导致企业董事会的年度会议次数增多。但由于政治资源较高的企业凭借其较高的相对谈判能力仍会保持稳定的利润来源，其董事会可能不会感受到太大的竞争性压力，所以其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可能会保持原来的水平。因此考虑不同政治背景的企业面临的规制环境不同，我们提出：
H3：控制其他因素，在放松规制的背景下，被规制企业董事会的年度会议次数将会提高，但董事会会议次数提高的程度与企业的政治资源强弱反相关。
三、样本选取和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在中国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发电类上市公司，时间跨度为2004-2007年，其中2004年包括50家发电企业、2005年包括53家发电企业、2006和2007年均包括54家发电企业。这些发电类上市公司既包括水力发电企业，也包括火力发电企业，还包括水力、火力发电混业经营企业；控股股东既有政治资源较强的央企、地方国有企业，也有政治资源较弱的一般性民营企业；所处地域也遍布全国各地。样本公司的各项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治理数据库”和“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
表1给出了本研究可能用到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其中被解释变量包括三个方面：董事会的结构性指标Board_size和Board_structure、功能性指标Board_gov②和Board_commitee、行为性指标Board meeting；解释变量包括两个方面：表示放松规制影响被规制企业股权结构的代理变量H5和表示被规制企业政治资源的代理变量F1、F2。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以被规制企业控股股东的政治属性作为其政治资源的代理变量是具有一定科学意义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资产规模lnsize、债务资产比率Leverage、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上市年龄Age、是否水力发电Water、是否混业经营Mix等。
表2给出了各被解释变量在4个年度上的均值和方差。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自2002年电力行业放松规制改革全面推进后，2004-2007年，发电类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中有政治背景董事的比例以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数量在均值上并没有呈现出任何显著的趋势，但在各年度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同时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比例和年度会议次数的均值却呈现出了稍微增长的趋势，说明随着放松规制改革的逐渐深化，上市发电企业的董事会特征确实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但这些变动我们并不能直接归因于规制变革，我们还需要控制其他影响因素进行更加精确的实证检验。
表3描述的是按企业政治资源分组的各被解释变量的均值与方差。从表中可以看出，均值意义上讲，随着企业政治背景越来越强，发电类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和有政府背景的董事占董事会规模的比率有依次增大的趋势，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个数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随着企业政治背景越来越强，发电类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却依次减少，独立董事的比例基本上没有变化。这说明，发电类上市公司的政治背景对董事会的结构、功能和行为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证明我们选取的关键性实证变量是非常有效的。表2和表3的观测结果为我们进行下一步的实证考察奠定了基础。
2.研究设计
上市发电企业所面临的放松规制环境很难找到一个精确的变量进行刻画。根据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我们发现随着放松规制改革的影响不断深化，上市发电企业的董事会特征呈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我们可以以时间变量作为放松规制对被规制企业产生影响的代理变量。由于我们以时间变量作为放松规制影响的代理变量，所以回归方法宜采用基于非平衡面板的年度固定效应模型，下面给出了各个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其中变量year_fixed_effect即表示放松规制影响的年度固定效应。
(1)董事会结构性指标回归方程：
(2)董事会功能性指标回归方程：
四、实证研究结果
表4给出了上面各回归方程的计量结果，从整体回归效果上看，独立董事比例Board_structure的回归效果最差，调整后的
为0.085，其余被解释变量回归方程调整后的均在0.1以上；但从F统计量上来看，各回归方程均在0.01水平上显著。下面我们将按照放松规制和企业政治资源影响企业董事会的结构、功能、行为三个方面来对这一结果进行详细阐述。
1.放松规制、企业政治资源与董事会结构
首先分析董事会规模Board_size的回归结果。根据表4，我们可以看到：董事会规模与发电企业资产规模显著正相关，与发电企业是否混业经营正相关，这说明对于上市发电企业来说，企业的规模越大，董事会的决策复杂度越高，董事会需要的专业人员就越多，所以董事会的规模也就相应越大。另一方面，董事会规模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显著负相关，与企业上市年龄负相关，这说明上市发电企业效益越好，上市时间越长，来自股东的压力越小、经受市场公众监督的程度越高，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就相应越退化，企业就越不需规模庞大的董事会。除此之外，董事会规模与其他控制变量无显著相关关系。
对于我们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H5、F1和F2来说，H5表示企业股权结构受放松规制影响的程度，H5越大就意味着企业受放松规制影响的程度越高。从表4可以看出，变量H5并不显著，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该变量与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比率高度相关，但其符号为负，说明放松规制对企业的影响越大，企业的董事会规模就越小。另一方面，度量F1与董事会规模显著正相关，F1越大，董事会规模越大；F1越小，董事会规模就越小。上文指出F1表示发电企业的政治资源强度，也即发电企业相对于规制者的政治谈判力，F1能力越大则说明发电企业受规制者放松规制政策的影响越小。那么，F1与董事会规模正相关恰恰说明，放松规制对发电企业董事会的缩小作用受制于企业政治资源的影响，企业的政治资源越高，放松规制后企业董事会的规模就越不容易变小。同时，考察时间变量在各年度的固定效应，可以看到4年间上市发电企业的董事会结构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这部分地与我们研究假设即H1中有关董事会规模的假设相吻合。
独立董事比例Board_structure回归方程调整后的仅为0.0850，而且在众多解释变量中，它仅与F2负相关。造成回归结果整体不佳的原因可能是，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比例更多地是受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影响，并不能体现上市公司选择独立董事时在监督收益与监督成本之间的权衡，从而导致独立董事比例整体受外生因素控制，与我们的大多数解释变量不相关。另一方面，独立董事比例与F2负相关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F2越大，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作用就越大，从而导致企业不用引入过多的独立董事来监督大股东的行为。然而，从独立董事比例回归方程的年度固定效应上来看，随着放松规制改革的深化，上市发电企业的独立董事比例呈现出了逐年提高的趋势(从2004-2007年，各年度的固定效应依次为-0.0066、-0.0034、0.0037、0.0058)，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H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放松规制对被规制企业的董事会规模和独董比例都有所影响，在放松规制影响前者时，明显受到了被规制企业政治资源的调节作用，被规制企业的政治资源越高，其董事会就越不容易在竞争环境下逐渐缩小，甚至反而有扩大的趋势，表明强政治资源企业能够凭借其自身较高的谈判力屏蔽放松规制政策对它们的不利影响，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进行经营。而在放松规制影响后者时，企业的政治资源没有起到调节作用，所以导致被规制企业的独董比例逐年升高。
2.放松规制、企业政治资源与董事会功能
表4显示，作为董事会政治功能代理变量的Board_gov与所有的控制变量——资产规模、负债比、净资产收益率、上市年龄、是否水电以及是否混业经营不相关，而仅与解释变量H5、F1和F2相关；同时，Board_gov在各年度的固定效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各年度的固定效应依次为0.0161、0.0179、-0.0157、-0.0168)，表示随着放松规制的逐年推进、市场竞争的逐渐升级，电力企业越来越不需要具有政治背景的董事，具有政治背景的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不断降低，验证了我们研究假设即H2中有关政治背景董事比例降低的部分。
具体来看，Board_gov与F1和F2正相关，说明上市发电企业的政治资源越高、影响规制者的能力越强，在放松规制后就越倾向于在董事会中仍然保持一定比例的具有政治背景的董事，以便于为他们继续游说规制者服务，这与H2中有关政治资源的部分相一致。另外，Board_gov还与H5负相关，表示在上市发电企业第一大股东性质和第二大股东性质固定的情况下，被规制企业的股权结构受放松规制的影响越大，董事会中有政府背景董事的比例就越低，这仍然与H2中有关董事会政治功能的部分相吻合。
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数量Board_commitee与发电企业资产规模正相关、与资产负债比例负相关、与是否水力发电正相关、与是否混业经营正相关，说明电力企业的经营活动越复杂，其董事会的专业职能越强大。回归方程的年度固定效应并不存在显著的提高趋势，这并不支持我们研究H2中有关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部分。另外，Board_commitee与F1正相关，说明上市发电企业的政治资源越强，受放松规制的影响越小，其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就越齐全，这显然也与我们研究假设即H2中有关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假设相违背。
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①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大多为独立董事，所以专业委员会的数量与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数量相关。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有硬性的规定，这就造成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董事个数越多，从而专业委员会也就越齐全。对于发电上市企业来说，我们的原始数据显示，企业的政治资源越强，其总资产规模就越大，董事会规模也相应较大，从而专业委员会数量也就越多，这种强相关关系造成代理变量F1的失效。②Board_commitee变量本身可能并不适合作为董事会专业职能的代理变量，在中国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设立大多并不是出于董事会对专业决策提供支持的考虑，而更多的是出于对“形象工程”的追求。对于那些中央级或省部级的发电类上市公司来说，作为公众关注的重点，董事会中建立较多的专业委员会是正常的。此外，Board_commitee还与F2变量负相关，说明第二大股东可以部分地替代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监督功能，第二大股东的政治背景越强，董事会所需要的专业委员会就越少。
综上所述，放松规制主要影响被规制企业董事会的政治功能，而对被规制企业的专业功能则没有什么作用。在原来的规制环境下，由于规制机构掌握了大量的行政权力，每个被规制企业都有动机在其董事会中保持一定比例具有政治背景的董事，而当规制放松以后，制定市场竞争战略而非向规制机构寻租成为被规制企业董事会的主要业务，所以，放松规制后被规制企业董事会中具有政治背景的董事比例有所下降。但这一下降趋势受被规制企业政治资源的调节作用，那些政治资源较强的企业仍有能力与规制机构进行谈判和寻租以获得政策倾斜，所以，这些企业董事会中具有政治背景的董事比例并没有下降，也就是说同样的放松规制政策，对政治资源不同的企业执行力不同，从而对它们董事会政治功能的影响程度不同。
3，放松规制、企业政治资源与董事会行为
董事会行为性指标Board_meeting的回归结果基本上验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即H3。回归方程显示，随着放松规制的不断深化，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呈现出了逐年提高的趋势(年度固定效应依次为-0.4695、-0.4719、0.4023、0.4956)。Board_meeting与上市发电企业的资产规模正相关，与是否水力发电企业正相关，说明上市发电企业的资产规模越大、经营活动越复杂，董事会的年度会议次数就越多。Board_meeting还与F1负相关，表明上市发电企业的政治背景越高，其受放松规制的影响就越小，其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即使在放松规制的背景下也不会提高，而上市发电企业的政治资源越弱，其受放松规制的影响就越大，其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就会随着规制改革的进行逐年提高，从而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即H3。
一般意义上，放松规制会为被规制企业的经营环境带来不确定性，所以被规制企业倾向于召开更多的董事会会议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然而，当被规制企业具有较强政治资源时，由于它们仍然能凭借其较高的谈判力保持稳定的垄断地位和利润来源，所以它们不需要召开更多的董事会会议来应付经营环境的变动。与此相反，放松规制对弱政治资源企业董事会行为的影响就较为强烈：由于放松规制为弱政治资源企业带来了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更加复杂的经营环境和不稳定的利润预期，弱政治资源企业的董事会必须在行为模式上进行转型，必须要更加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同时必须要加强对经理层的监督、激励和考核，此时一个最为直接的可观测现象就是需要经由企业董事会讨论和决策的事项和议题增多，董事会的年度会议次数提高。
五、结论
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在董事会结构方面，随着放松规制改革的逐渐深化，发电企业的董事会规模并没有呈现出逐年缩小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发电企业的政治资源降低了放松规制对企业经营环境的影响，而发电企业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比例呈现出了逐年升高的趋势，但却与发电企业的政治资源无关，主要原因是上市企业的独立董事比例更多的是受证券监管部门外生规定的影响；在董事会功能方面，在放松规制环境下，上市发电企业董事会的政治功能逐渐开始退化，但那些政治资源较强的企业由于仍具有寻租机会，所以董事会中仍然会保持一定比例的具有政府背景的董事，同时上市发电企业董事会的其他专业职能却并没有显著提高的趋势，原因是以发电企业董事会中专业委员会的数量来代表董事会的专业职能可能是不恰当的；在董事会的行为方面，在放松规制环境下，由于经营环境趋于复杂，上市发电企业的年度会议次数逐年提高，且提高的趋势与企业的政治资源强弱反相关。这些实证结果基本上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
我们的研究结论可以解释很多转型期中国某些特殊的现象，例如，在大部分被规制行业中，如金融保险业、能源行业等，由于特殊的进入规制政策，企业的投资主体大多为政治背景比较高、谈判力比较强的政府机构、国有企业或国有法人控股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政治资源往往会与央企或其他强政治资源企业合股投资被规制行业；被规制企业的董事会成员、高管层总是与各级政府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等。总之，由于中国转型期规制环境的特殊性，政府规制内生性地决定了被规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同时，被规制企业治理结构的变化也反映了其对规制变革趋利避害式的应对。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企业是否拥有政治资源不能简单地以“国有”还是“民营”加以判断，有些民营企业凭借其与政府或官员的紧密联系同样能具有一定的政治资源(田志龙，高勇强，卫武，2003；张建君，张志学，2005；胡旭阳，2006；卫武，2006；陈钊，陆铭，何俊志，2008)。
②我们判定被规制企业董事会成员是否具有政治背景的标准为：考察董事在任职之前是否在政府工作，或者是否在发改委、其他电力主管部门、其他综合部门任职，而且还以其是否担当一定的领导职务为标准，符合上述标准的董事才能称为具有政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