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围之下的大学——当代学术领域中的信任和责任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围论文,责任制论文,当代论文,学术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164(2007)02-0066-11
正如设计者所希望的和反对者所担心的，1992年欧盟市场的统一掀起了进一步进行整合行动的浪潮。实现欧盟在其他方面统一的压力很快就形成了，因为害怕其他方面持续的多样性也许会破坏共同的经济空间。随后采取统一欧洲制订规章的政体、社会政策和文化实践的行动，被批评者们看作是认可自由市场吞没其支持性的社会结构的趋势。① 但是，市场对在市场之外发展和存在的基础结构的需求，似乎越来越成为欧洲在教育和技术领域中的行动过程中的敏感话题。②
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在1998年的索尔邦宣言(Sorbonne Declaration)中还没有确定，而一年以后在博洛尼亚却被29个国家所认可，它微妙地平衡了这两种趋势。欧洲高等教育区按年代和术语来讲是从欧洲经济区沿袭而来的，在它的章程中相互承认两个教育层次(本科生和研究生)上的学分和标准，对欧洲经济区关于劳动和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跨边界自由流动的共同规则作出了响应。虽然欧洲统一市场是倾向于通过更集中于核心的专业领域和追求专业领域中的利润来提高企业效率，但是，欧洲高等教育区认可甚至寻求传播学术机构中内部的多样性，这种模式好像是要各个国家制定他们自己的教育议事日程，而不是从目前的最强者那里“输入”高等教育，这与统一的产品市场模式形成对照，在统一的产品市场模式中相比较而言的弱势会导致放弃生产而选择进口。
私营企业的雇员已习惯于工作环境经常性的改变。当经济不景气来临时，他们许多人对工作的新的“重构”感到轻松。而对学术界人士，工作条件的改变传统上已成为一个更加缓慢因而更不明显的过程。专业人员职业的改变是因为新的方法、框架和思想，而不是因为外面产生的压力。
因此，毫不奇怪，大学如果像私营企业那样来管理可能会获利的建议，已在学术界敲起了警钟。但是，高等教育无法逃避这样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信念，即公共服务的“购买方”和“供应方”都能够从服从于商业规则中获利。虽然从经济角度呼吁“缩减政府开支”的要求主要在政治权利上获得好处，但是，同样可以在布莱尔和克林顿的“新左派”那里看到从管理角度呼吁“增加政府开支”的主张。私营管理方法可以通过更好的决策和激发劳动力的动机，在某一给定的输入量之内，提高公共服务输出的数量和质量。
本文的论据主要来自英国的个案，尤其是历史悠久的、以研究为基础的英国大学。但是，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诸如，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加拿大、德国、希腊、新西兰和瑞士。从英国的个案中可以获知很多，因为英国大学20年的变化预示着包含在索尔邦协议和博洛尼亚协议中的许多变化。
一、洪堡式的大学受到挑战
处在危机之中的是洪堡式的大学理念遭到侵蚀，这一理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洪堡式的”，是因为德国人文主义者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年)写了有关其大学理想的著作，他的思想预见到了19世纪到20世纪大学的发展，并且把握到了我们想讨论的问题的实质。在其理想类型的形态中，洪堡的概念把大学描述为一种由自我管理的专业人员所组成的团体，由其自身负责，自行监督。讲师和教授们作为自由知识分子而起作用，据说可以摆脱阶级和其他利益的束缚，以一种权威的、批判的声音来说话和写作。这些学者对体现在某一具体的学科和传统中的职业身份有着一种稳定的意识。在学术界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清晰的界限，后者受市场力量的影响，而前者对这些机制具有免疫力。大学与外部环境的区分，与把神圣和世俗区别开来相类似，并有直接联系。学者的知识活动据说有其自身的价值，因为这些活动指向社会的核心理想，诸如教化或自我教化。这些学术上的努力也许会给社会提供有实际意义的副产品，但是，准确地讲，那种副产品的出现是不可预期的。不要期望洪堡式的教授会创造直接的、可看得见实际价值的知识。
大学与经济理论和企业研究所强调的组织的“最好实践”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作为一种组织，大学会打破经济学者所提出的有效企业组织的许多规则。大学不是选择一个专门领域，而是把各专业学科广泛的交叉和融合作为其发展和力量的源泉。它们不是局限于一个“核心能力”，而是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产品，即教学和科研。教学和科研虽然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但它们对大学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需求是对抗性的，这就迫使大学配置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学术生产者来为完全不同的购买者和赞助者服务。尽管多数大学有其强势和弱势，而且科研和教学的评估活动使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大学的产品涵盖了广泛的学科。
以下这些顾客——中途辍学者、成人学生和上进修课程的管理人员，对教学的基本要求与对研究的要求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研究的“购买者”通常是机构而不是个人。研究的“购买者”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是国家，传统上讲是为所谓公共的善提供“纯”研究，二是私营企业，它更关心能够产生商业回报的“应用性”研究。同样，教学的产品表现为以下三个不同的层次——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每个层次以不同的客户为目标，而博士生这个层次常常与研究的产品融合在一起。
大学也使各种不同的“文化”差异永远存在，并声称从中吸取了力量。这种“文化”差异在私营企业中会被作为误导性的、不需要关注的东西而一笔勾销。比如，许多成立了很久的社会科学部门在最近几年建立了“研究中心”，其成员有不同的目标和工作方法。这些中心的工作人员倾向于研究，而很少或纯粹是自愿地从事管理职责。他们的收入来自于特定的、限定时间的研究基金，而不是通过持续的教学而获得收入。因此，他们往往会以固定时间的合同的方式而不是以任期的方式而被雇用。他们的输出以提供了具体的研究结果而不是教学时数来评估。这种输出比传统的期刊文章有更广泛的形式：如咨询报告、简报、视听产品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报告，这些都不一定由公众的观点来评判和处置。尽管大学的排名和研究基金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研究的质量，但是按合同来聘任的研究人员，如任期不合格，其身份就会降低，其职业的持续性与大学的教学人员相比也显得更不确定。
当然，洪堡的大学理念从来都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存在的。从韦伯的理想类型这个词的意义上来讲，洪堡的大学理念是一种理想类型，它抓住了这个模式的本质特点。当然，洪堡的大学模式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从近处来讲，约翰·亨利·纽曼对洪堡强调学问和学识的理念提出了挑战。虽然纽曼一生的使命大部分是在复兴和促进罗马天主教的教学，但是他把大学主要当作一个教学机构的大学理念对英国学术机构的历史有很深的影响。有时，学者们所追求的和实际发生的存在差异。一些评论者确实谈到“洪堡的神话”，在评论者们看来，洪堡理念的神话已渗透到学术界很长时间。许多好的大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准确地讲是因为职业学院和应用性研究的存在，所以，洪堡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应用性”的研究。虽然有这些例外，但是这个理想类型对描述历史变化是有益的，并且说明了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内确实远离了这个理想类型的程度。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学者，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者，甚至现在仍坚持、引用或渴望洪堡的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理工学院和高等教育学院都已合并到大学，建立和拓展各大学的研究机构就成了优先要适应的方面之一。大学只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即使从经济上来计算是合算的，但抵制这一思想的力度与大学不断地坚持认为教学是研究的有用补充的观念是一致的。对未来学者的培养反映了这样一个概念：在某一特定的传统里研究某一具体的课题，从长远的视角来研究并且是一致地、独立地(至少不受来自于大学外部的压力的影响)和不带任务地来研究。许多社会研究领域，包括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持类似的观点。最重要的是，许多学者把这一大学的理念看成是乌托邦式的远景，看成是值得追求的事，并且，最符合洪堡这一理念的大学都排在最享有声望的大学之列。
这并不是说洪堡式思想在整个20世纪还没受到挑战。在美国知识界，一些评论家认为虽然博学的学者们曾拥有广泛的读者，而实际上在现代大学体制中，几乎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空间。但是，在英国，对这一思想的主要批评是它依赖和提倡精英主义的社会观和教育观。这种指责在20世纪越发激烈，具体来说，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指责是大学与社会某一特殊阶层或群体紧密联系。第二种指责是只有少数人能接受高等教育。
二、从国家激发到国家干预
虽然以前的研究赞助者——贵族、教堂和早期的企业家——往往会把他们的选择带入到课题的选择中，把他们的偏见带到结论中，但是，在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人们更多地希望这些新出现的民族和国家政府能成为学术研究的有计划的、公正的赞助者。洪堡，有一段时间作为新兴的德国政府的教育部长，设想建立一个能获得政府资助而其事务又不受政府干预的机构，他认为让国家做到公正无私是可能的。但是，国家会在更大的范围起作用，允许出现从事更具综合性的、系统的、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国家在赞助自主的大学方面有其自身的利益，因为学术自由是能促进知识与技术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是能提高使用知识进行教学的前提条件。
在洪堡的计划书中，虽然高等教育明显从事的不是国家所关注的知识的创造，但是，它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公共机构希望能从他们对大学的投资中得到回报，即使得到的是副产品而不是在发现和学问本身的追求过程中的直接成果。当学者们不得不寻求私人赞助时，这些利益就不自觉地被利用了。吸引这种赞助的课题其范围是很窄的，再加上赞助的接受者倾向于孤立地工作，这种状态抑制了被纽曼所高度赞赏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这部分地可以解释为什么二战后在多数的西欧国家中，政府成为高等教育机构成长的重要的经济资助者。为回报国家越来越多的资助，各大学向曾被拒之门外的各层次的人敞开了大门，希望从招收各种各样的学生中产生更多的精英，但是，很快证明这样的希望是不恰当的。社会科学家们不是集中研究高等教育的发展如何创造一个更加平等或公正的社会，而是开始研究为何教育体制卷入到一直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之中。
在帮助国家的同时，大学要扩大自己所参与的活动范围就要依赖于国家。这种依赖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才显得尤其明显，主要是因为战后人们认为学术机构的需求和社会的要求之间具有兼容性。但是，从70年代早期开始，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和政策顾问就质疑国家干预经济的有效性和公平性。③ 他们的批评延伸到国家对教育的支持，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在这样一种情形里，即，甚至“自然垄断”的产业都已被尽可能私人化和摆脱了国家的管制，许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把各中小学和大学看作是下一个被支配的生产者、依赖于政府津贴的、无明确任务的和仅仅履行国家的使命和要求的垄断性生产者，学校依据这一要求集中从事自己的事业。
新自由主义者否定了现代高等教育服务于所有人的较大利益这种假定。他们愈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学术机构，认为学术机构不再是纯粹慈善性的机构，不一定值得我们曾给予它们的高度信赖。因此，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所有的学者都在工作吗？他们都是在有效地工作吗？他们所做的事是值得花时间和精力的吗？或者，他们也许正使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搅乱养活他们的社会吗？我们“纳税人”一定得继续支持他们吗？如果支持的话，该以什么为条件？高等教育体制对国家资助的依赖性使大学更容易形成这样的认识：大学需要被检查监督，只有值得得到经济资助的学校才会得到资助。那么，如果学术研究被资助的话，就应该有明确的任务。这种观点捕捉到了四个关键性的变化：作为政府民主化的国家资助的局限性；核算性文化的出现；信任的被侵蚀；市场导向对政府资助的修正。
三、国家支持、职业化和“责任制”
作为公共财政资助的获得者，大学承受着这样的压力：要承担政府本身也越来越多地承担的公共责任。尤其是当大学的资金大部分依赖于纳税人所提供的公共预算时，大学传统的精英主义越来越被怀疑。多数人不能接受大学的教育，其合理性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并且愿意)吸收并创造一定时代所要求的量的和质的知识；其合理性还在于这种做法能产生足够的外部的(社会的)利益，所以值得获得社会的支持以继续其活动。作为“外行”的多数听众和读者不懂大学的研究成果，知识越来越精炼，越来越深奥，以致只有专家才能完全理解和认可知识的有效性和原创性。社会的其他人只能满足于获知大众化的、被重新阐述的知识或只是享受学术知识的突破所带来的好处而不能完全明白知识的突破是如何产生的。
最初，大学追随其他“职业”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通过自我管理完成了必要的考核。大学通过排他性的方法维持其精英主义，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在于：如果大学的成员身份只由那些被证明有能力的人拥有的话，大学就会获益。大学的自我管理被认为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因为大学通过管理他们自己制定规章制度的机构而为政府节约了费用，大学的自我管理也保证专业的活动不受政治干预，还能使其管理更有效，因为只有同一专业的成员才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来评判他们同行的工作。洪堡所倡导的大学自治和同行评估与大学自我管理的发展是相吻合的。学术的“职业化”与职业的“学术化”是相互支持的，现在绝大多数职业(尤其是法律、会计学、工程学、学校教育、生理和心理医学、经济学、宗教牧师学和公共服务)的基本课程训练和见习课程都被引入或更全面地被引入到大学的体制中。
行业界，包括学术界，都已发现他们的自主和自治的传统越来越难以维护。这主要反映在对成员身份限制的不满，成员的身份是以被证明的资格或个人的成就为根据的，也反映在对这种资格的内部(同行)评价的不满。一旦丧失公众对同行评估的支持，职业的成员身份的选择程序就开始变成排他性的做法。这种选择程序似乎被设计来排除那些被认为其社会背景不适合拥有成员身份的人，并且通过人为地限制获得成员身份的人数来提高现有成员根据他们的工作而获得的酬金。这会导致某些成员获得高报酬，其表现不能反映出他们选题的价值。这些情况表明大学里职业的自我管理是不够的，还应有更严厉的外部管理。
学术界已发现其职业特权尤为难以维护。对此所作的许多解释可以被追溯到它本身的成功上，它成功地促进了社会的变化，而社会的变化使人们的态度朝着更具批判性的方向发展。人们希望所有在中学的最后几年表现出有能力的学生都应该有机会上大学，这一希望是对进入学术界的限制的挑战，表达了或代表了越来越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的意愿。甚至知识创造“本身”就会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利益，这是被学者们所鼓励的观念；这一观念使政客们希望大学扩大招生，不管是不是有更多的人想上大学。欧洲大学的排他性在过去5个世纪里已被逐渐打破了，这表现为从拉丁语到本国语的教学和传播；人们能够买得起的本国印刷课本的增加；不懈地普及以科学为基础的学习，来抵制以权威性的著作为基础的学习；以及在早期工业化期间提倡作为提高工业技能的方法的自学和自助。
同时，学术界内部(同行评估)知识的有效性已受到大众和政治力量的所谓联合的挑战。受教育越来越多和知识面越来越广的公众，不满足于让学者成为唯一判断知识有效性或可靠性的人。公众也更加认定人们不能理解学术术语是因为知识太深奥而不是人们愚钝。同样，政治家们如果不能实现他们关于大学教育和研究输出的有效性的想法，他们就会觉得他们个人的自尊和公众的目的遭受了挫折。因为公众对所选的政治家的压力，政治家的想法是越来越趋向于把有效性与价值等同起来，这种做法使学术成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公共政策。尽管自然科学研究的过程对非专家来讲常常难以理解，但是，其产品经常由它的有用性来评估，比如生产出新的消费品，修建更便宜的或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使“更绿色的”科技在经济上切实可行。当这些方法受到质疑时，根据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选择的效力或扩展可得到的资源来判断新的社会的、科学的结果和观念，这还是可行的。
四、“考核文化”和评估责任制
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见证了这种现象极其快速的拓展，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考核社会”或“考核爆炸”，其目的旨在加强国家资助的组织如医院、中小学和大学的透明度和责任制。一些评论家把这种现象描述为“新管理主义”或“新泰罗主义”。至于学术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科学倾向于以其透明度为自豪，这不仅在于科学揭示了外部世界的奥秘，还在于通过使用对所涉及的所有科学家来说都能使用和清楚的程序而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对大学而言，人们所要求的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科学不仅是要揭示外部世界或同行们都明白的创造性的知识，而且要使生产力水平、工作内容和工作质量对政府机构而言都是透明的。
在英国，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和保守的政客们首先提出了“衰败主义”来证明对高等教育进行监督是有道理的：论据是大学没有根据实业来进行调整，被看作是英国实业衰败的一个主要原因。经济事务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是“新的右派”思想的主要来源，它支持中小学教育(从其黑皮书系列可以看出)和高等教育的“非国有化”。这是历史的后知之明，可以被看作是遭到不恰当的公共干预和践踏的非国有化方案的回归。
在新工党时期，在教育、研究和实业之间建立多方面的关系的必要性的信念尤其得到强化，这一点可以从人们无数次提到知识经济而推断出来。新工党提到这个社会学概念来表明今天的经济不仅依赖于许多受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而且也要依赖于与研究有关的实业的扩大。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威尔·赫顿(Will Hutton)关于全球化背景下进步主义政治的重新思考中，这就是一个中心的思想。这一概念贯穿整个政治领域。迪林报告(the Dearing Report)非常强调有必要使英国高等教育中的研究和教学转向柔性的知识经济。④
尽管有这种衰败主义观点最初的推进作用，然而，大学里的“考核爆炸”，其关注点在于生产力水平和效率以及满足严格的学术水准，而不是经济上的有用性。这主要是关于衡量一个学者是如何的好，他是否在权威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是否在权威的出版社出版了书籍，他是否在自己的领域有相当的知名度。布莱克等人⑤ 把这称之为研究的“规范化”，选择这个福柯式的术语是恰当的，因为这样就可以设定可以计量的标准，可以按这个标准来对成果评级和排名。正是在这里，新的领域的到来与已存在的机构和职业文化之间产生了奇怪的共生现象，责任制的新话语和旧的社会思潮的残余之间出现了折衷。但是，对于政治家和政策决策者来说，其问题是如果标准必须做到学术化，那么谁来监督这些学者。答案很明显：学者们进行自我监督。所以，考核制度就越来越依赖于来自不同大学的资深大学教师的持续合作，还依赖于谁花大量时间来对他们专业的同事们的成果进行评判和排名。
这样，对于受详细审查的机构来说，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机构怎样调整自己来应对新的要求。答案是组织机构的重构，即在不同的层次引入管理机构，按照外部考核委员会设定的标准来监督其人事部门。具体来讲，就是：由于一个层次的审查引入另一个层次的审查，考核制度不断重复交错。作为一个系的主任，他怎么知道这个系是如何在研究评估的实际中运转的？那就是通过考核其成员。一个学院的主任是怎样评估这个学院的生存能力的？通过监督各系的表现，等等。既然这样，那么，考核制度往往会创造出由希望和压力所构成的文化，这种文化导致在不同的层次再生出考核。这就提出了考核和信任之间的明确关系问题。
五、信任的创造者和毁灭者：责任制
当公共信任受到大学教职员的不当行为或滥用进入这一职业的限制性条件的行为的破坏和侵蚀时，常常就用外部的规章制度和业绩考核来重建公共对这一职业的信任。对学术界精英权威的质疑就是让他们暴露于考核文化。但是，由考核所建立的业绩的测量和“考核制”也许不是那种建立对专业人士的信任的办法，也许甚至会造成对信任的侵蚀，这种侵蚀至少有三种途径。⑥ 他们做的工作少了，因为评估和填各种表格减少了他们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而追逐目标窄化了他们在那段时间内应该完成的任务。他们对剩余时间的分配也往往不太有效和合理，因为考核制会促进引起别人注意的行为模式，这类似于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寻求利益”的行为，在这种模式中吵闹和抱怨更多的人，比起那些更值得得到利益的人来说，往往获得更多更好的利益。他们失去了以前高贵知识给予他们的尊重。比如，在医患关系中“相互的尊重排除而不是要求全面的公开”。
最近对高等教育中的研究和教学评估的批评所导致的结果，尤其在英国，是各专业学术上的排名也许实际上导致它走向衰败，在这些专业中考核制被设计来提高“成果”的质量。但是，在追求更多(以及可能更有价值的)成果的过程中知识生产和确认过程一旦中断，业绩就会被削弱。同行评估中的问题主要是负责监督彼此工作的专家之间的猜疑、敌对和不合作。学者们的新压力是要比同行们发表更多的文章、要有更多的新发现、要为更少的工作机会和更少的研究经费而竞争，以及要用他们的时间出新的成果而不是引用和确认其他人的成果。这些压力似乎会侵蚀以前大学所培植的信任和同行评估。同事之间信任的衰退，在学术界比在其他行业有更多损害性的结果，就其理由而言，洪堡和纽曼已经作出了说明，他们认为学者共同体是大学思想的核心。
更具体地讲，学术界的发展表明外部的规章制度会毁坏公众对依赖于高度内部信任的职业信任，内部信任存在于由大学组织相互之间对知识的共享所维持的社会资本中，存在于创造和应用这种知识的集体努力中。低信任、彼此好争论的社会(尤其是美国)近来所表现的相对于高信任、少争论的社会(尤其是日本)的经济优势似乎能够得出这样一种观点：以考核为基础的制度取代以信任为基础的制度也许是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共同体更容易把他们的交换延伸到新的人群中去，这种共同体减少了他们对成功的商业和社会交换信任的依赖，而形成非个人的强制性契约的方式。规则的体系和违反规则的惩罚比需要更长的成功互动的历史才能建立的信任更容易跨越共同体的边界。贸易伙伴越多，贸易利润就更多，扩大交换的能力更大，在经济上讲就有利可图；人与人之间彼此几乎不认识的“弱联系”比彼此都非常了解和信任的“强联系”会产生更有利的互动。
低信任的社会也许能在私人资本中弥补他们在社会资本中的不足；私人资本是通过与广泛分散的陌生人进行更有利可图的交换而积累的，社会资本与紧密联系的共同体有关，这种共同体的排他性质使之更难让外面的人来进行交换。⑦ 如果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当实行外部的考核制时，职业中同事之间的信任破坏并不一定会削弱他的业绩。那组人用实施得很好的规则来取代以前的职业道德标准，能够继续做自己的工作。如果业绩没被削弱，对当事人的信任就没被侵蚀。考核文化并非天生具有破坏力。如果那些笨拙的或设计很糟糕的规章制度破坏了专业人员与他们当事人之间的信任，考核文化才会有破坏力。
六、量化与效度
当外部的考核侵蚀大学的内部信任时，一般来说，大学活动就会丧失公众信任。具体来讲，大学的一些学科——主要是人文和社会学科更加容易遭受公众信任的侵蚀，这源于知识效度概念发生了变化。学术界职业的神秘性，用哈尔西的话说，“学究式统治”的丧失⑧，尤其给社会科学带来损失。因为在社会科学中“知识”的地位更依赖于提出知识、对同行知识进行评论的那些人的资格和权威，这比解决问题或通过测试的实用性知识更为明显。这里有必要对一般来说的知识基础的侵蚀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具体地位这两个方面加以区分。
我们从一般情形开始。与20世纪前半叶相比，过去二十年里，对于知识标准的看法越来越不一致。现在，对于什么是高雅知识，什么是低俗知识，或者有效性和无效性之类概念，越来越缺乏清晰的标准。比以前更加怀疑关于客观性或真理的主张。这里我们不仅指构成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多数作品的“反基础主义”，也指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哲学的某些思潮。奎因(W.V.Quin)和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作品促进了一种怀疑立场的形成，它在新实用主义中能找到更有说服力的阐述。⑨ 鲍曼(Bauman)的表述非常好，在后现代的语境中知识分子不再是立法者而是解释者，只是帮助人们理解各种文化传统。福柯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新知识分子”而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后者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努力把某种世界观强加于人们；而前者只是提供工具来让人们与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保持距离，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这些自我怀疑最终会逐渐影响更广泛的公众，而且一定已经影响了人们看待知识分子的方式。由此看来，大学接受了来自于许许多多知识生产机构如管理顾问和思想库的竞争。所以，我们见证了“学究式统治的终结”，这不仅表现为学者们的地位和工作条件下降，还以更深奥的、结构化的方式表现为：虽然大学仍然垄断着确认知识的有效性以及赋予生产知识的个人以特定的资格，但是不再完全决定着知识的生产。
研究者们不能得出清晰的结论或结论的突然改变危及着对自然科学家的信任，但是科学好像要成功解决的许多问题或要开辟的许多机会平衡地维持着信任。对社会科学的信任遇到了更普遍的困难，这是由社会科学的主张的宽度和社会科学基础的深度的分离而引起的。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科学家的当代角色还不如被刻画为没有责任的一种力量。
在“应用性”方面，社会科学就其对生活和生计的影响而言能够与自然科学相匹敌。但是，它们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根据有用性来评价其有效性。他们有时是一代人和整个民族会使共同体的生活发生改变(有时是变得更好)，带来这种改变的是社会-科学的革新：超高层的住房、综合性的学校教育、货币通货膨胀的控制和受创伤后的压力咨询。然而，如果这些措施没有兑现最初的诺言的话，它们并不会遭受直接的拒绝，被看作是完全错误的东西，而会爆炸的飞船或腐蚀衣服的洗衣粉的设计却会被直接否决。对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社会科学的应用感到不满意的“应用者”(被试者)相反会被告知，失败是由于环境因素不稳定；现在社会科学家必须得到信任，拿出新的、后续答案，来解释“设计者和政策制定者”设想周到的行动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或是来解释(尤其在经济学上)行动者为什么没有采取理性的行为，而政策模式假定他们本应该这样的，来解释他们为什么突然终止一个可以获得成功的项目，如果他们坚持最佳化的模式所建议的，他们应当可以做出选择的话。
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虽然在原则上同理论自然科学一样与人们所关心的一般问题有距离，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会与社会科学要描述的社会经验相互作用。人们的观点和行动被社会研究者形成的有关它们观点和方案所形塑，同时又形塑着社会研究者的观点和方案，“观察者”与“对象”之间设定了一种在古典自然科学没有遇到过的反馈(只在后牛顿自然科学中的亚原子层次遇到过)。当改进的通讯使社会科学理论引起更广泛的注意时，当正在不断提高的教育使人们能够吸收和分析有关他们的理论时，人们理解这些理论以及然后采取行动来加强或推翻那些理论的能力都提高了。社会科学家关于社会现实的观点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看待自己、个人以及环绕个人的制度的方式。
七、经济压力的不可逃避性
考核被许多学者看作是他们为现存的“精英”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谓精英，从传统(非轻视的)意义上讲，意味着只为少数人提供优越的教育，从更新的(不太准确的)的意义上讲，意味着追求专业的知识上达到超出了甚至聪明的外行读者能理解的复杂性的层次。在放宽入门标准，大多数人都可以进入大学之前，流行的批评集中于大学的排他性：人们发现自己更加依赖大学的产品(需要大学文凭来找工作，或招聘有大学文凭的人来干他们的工作)、对大学的活动了解更多了，更加意识到了维持大学所需要的费用(费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上涨，在学生数量快速增长压得大学喘不过气来之前，高等教育预算的增加已经见证了这一点)。在近来大学系科扩增和随后的入学标准放宽之后，新的批评指向了学者们一直渴望的“生产者导向的”研究和教学。学者们把这些领域看作是与社会高度相关而/或个人高度满意的，而不是接受“消费者导向的”转变，而把这种研究和教学看作是对那些不得不付费的学生和赞助者来说从社会和个人来讲都是“有用的”。
对许多学者来说，新的考核制度现在感觉是比“私有化”更糟糕的命运。他们的工作被暴露于市场力量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研究活动获得研究资金就必须重视“创造财富”，学生必须自己付学费，这导致他们选课时只瞄准提高他们毕业后市场竞争能力的课程(使他们对报酬差的学术职业存有偏见)。与此同时，他们的大部分资助仍然来自政府，一切都必须服从由政治形成的日程表以及这种资助所伴随着的成果偏好。考核和外部的规章制度好像更是市场力量的补充而不是替换。
许多学者被说服接受这种新的、以评估为基础的考核制度，他们认为市场驱动的制度会更加不利。在学者们不得不同意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把高等教育交付给“准市场”而不是市场。政府已把类似的程序应用于其他由国家资助的组织如健康制度。消费者的选择和生产者的竞争被引入国家资助制度中以推进其“分配效力”(通过把资源放到消费者最需要的地方)和“生产效力”(通过把所需要的资源减少到最小以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准市场主要出售两个产品——学位课程(学生所需要的)和研究结果(企业、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所需要的和为社会的总利益服务的政府所需要的)。其意向是这些产品仍然被分配给最该得到的消费者而不是给购买力最强的消费者(像一般市场那样)。但是，消费者要购买的意愿被引入到这个等式中，其目的是要分配他们自己的预算，这样，他们就能确切地表明他们需要从哪些生产者那里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反过来，准市场需要这些生产者参与竞争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新的考核制度的主要功能是要让消费者保证竞争是以质量和成本-效益为基础，而不是简单地以价格为基础。新的资金统筹的主要目的是把生产者重组于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结构中。
在教学“需求方面”，那些在学术上有资格成为学生的人能(通过慷慨的贷款制度，有些是赠予)从他们自己选择的大学那里“购买”他们的学位。在研究“需求方面”，研究委员会已成为“专家顾客”，把国家资金分配给他们认为最有可能拿出最恰当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的个人和机构。因此在“供应方面”，要求大学及其教职员工为了这些拥有资金的学生和研究赞助者的“光顾”而竞争。准市场的公众资金的分配很容易与“私人”市场相应的私人资金的分配相结合。私人资金的分配是指自己付费的学生选择从哪个学校购买他们的学位课程的位置，还指私人部门的研究赞助者选择委托谁为他进行课题的研究。但是，准市场意味着促成经济学家所说的“消费者霸权”⑩，以学术优势而不是付费能力为基础把位置分配给学生、把研究课题给保证人。准市场还意味着促成一种生产者之间独特的竞争模式，即，在所给定的预算内做质量更高的研究，而不是通过奖给那些答应用更少的钱完成同样数量成果的人来降低成本。
过去，人们尤其是经济学家，(11) 企图用法定的规章制度和责任制来替代市场制度；而现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12) 已写出相当多的文献来说明市场对责任制和其他社会规章制度的依赖。虽然靠质量考核而得到强化的准市场本意是要抵消商业市场的压力，但是其目的同样是要像真正的市场在传统意义上对生产的要求那样，降低成本，增加收益。高等教育对考核文化的接受，并没有使之与市场压力隔离，只是大学资金的结构出现了许多重要变化。每个学生所获得的公共财政的支持大大下降了，部分是因为国家越来越节约，部分是因为有更多的教育和研究组织有条件提供资金。更重要的变化还出现在大学的财经是怎样组织的、大学的资金是怎样分配的这些方面。我们越来越看到准市场资金分配形式的引进，不仅仅是因为定期的研究评估，还因为研究委员会越来越可能为课题投标人提供大量资金。正如在其他职业中一样，准市场的压力与真正市场的压力所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即使研究工作偏向于完成所设定的目标、对被认为价值不太大的研究供应不足和排除那些他们认为无价值的研究。学生学习是为了“通过检测”，不鼓励学生获得考试要求之外的多余的知识。研究报告被局限于利益相关的资助者所理解的主题，所形成的研究结果是资助者所喜欢的主题和结论。尽管有众所周知的粗制滥造和抄袭的风险，研究评估的操作发现研究成果的等级比研究成果的价值更容易量化和加以比较。课程的设置是为了招徕尽可能多的学生，不仅(按内部批评者的观点)排除那些未来的学生认为与他们以后的工作不相关的内容，而且排除那些太难不足以保证学生得到相应工作资格的内容。学生们需要考虑的除了直接课程外，还要考虑他们所获得资格的市场能力以及他们为获得特定资格所应具备的偿还经费的能力。这种需要反映了学生在学术准市场中的购买对现在或以后在真正的市场中的雇佣状况的依赖。这种雇佣指为了偿还以前的贷款而找的工作、读书期间的临时工作和毕业以后的全日工作。
八、结论
学术界面临着市场压力，这种压力表现为来自同行评估的考核。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考核已产生了至少三个重要的结果。第一，导致知识的双重商品化。如果提供资金的机构最终兑现了承诺的资金，那么研究项目不仅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且这些研究项目对学术界内部的组织来说也是有利的。这些研究项目允许相关的学者从教学人员中雇佣研究助手等等。第二，资深学者被迫采取管理者模式来经营大的项目、指导为他们工作的人和控制所涉及到的资金。学术界的成功已越来越依赖传统的企业所具有的特性：执行项目、管理人员和激发团队。第三，在职业身份层次上有明显的影响。根据洪堡的理念，虽然学者有相对稳定的自我概念，其使命指向于学科和传统，但是，同研究机构一起工作时要不断调整研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你是谁、你在做何种研究的理念，不断地围绕着这些变化的需求而重构。
我们认为与洪堡和纽曼相联系的观念把大学引入了职业化的轨道，使大学的状态出现下降，这使得大学的精英主义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不断受攻击，并迫使大学接受强大的外部规章制度。属于外部影响的“考核”作为危害较小的形式而被采用，另一个选择是重新私有化和更完全地受市场力量的制约。新的考核文化损害了传统自治和自我管理，而一旦考核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获得了中心位置，学术界(同其他行业一样)发现要维护传统的自治和自我管理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对大学工作的参与和大学成果的消费都拓展了，超出了传统的精英主义范畴。但是，最近发展起来的考核和责任制，至少在欧洲，保留了相当多的旧的自我管理的特色，这样，大多数的大学才会把这种考核和责任制作为不是最糟糕的可行的选择来接受。新的“质量评估”过程仍然强调让学者同行来评价他们自己的工作，强调根据智力资源而不是物质资源作为录取学生的条件，还强调根据固有的优势而不是创造财富的能力来分配研究资金。
然而，我们也认为新的制度有助于作为“准市场”的大学体制的重构，这并不完全保证它不受商业市场压力的影响。社会科学尤其更容易受新的研究评估过程的影响，因为缺乏清楚的方法来确认和评价其研究成果，这就使他们更容易受诱惑依靠市场的评价，以付费和偿还的能力为依据来选择学生和研究项目。
这些变化进一步带来其他方面的改变，确实有越来越多的文献涉及我们这里所描述现象的各种令人不快的效果。但是，区别可能的和实际的改变是有意义的。前者是指完全可行的，从逻辑上来讲是有意义的变化，后者是指我们有经验的证据表明已正在发生的变化。前者是指我们可以合理想象会发生的事，后者是指我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事。在目前非常激烈的关于当代学术界的辩论中，二者常常融合在一起。
这个结论中包含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洪堡式的大学理念被破坏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带来展现为实用的视角和工具理性的那些知识形式的优势和传播。考核制，现在从英国传遍欧洲，虽然拥有大量资金的系科在研究评估的实践中得到了回报，但是，它在大学内部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还不明显，因为“实用的”项目更可能获得这些经济上的回报。“有用的”知识的出现和繁荣好像正在大学各系科的外面发生，比如，思想库、管理咨询或政府代理机构。尽管有这些不同，但好像有日益增多的劳动的分工，拥有高度理论化知识的相关大学和其他创造知识的机构与各种形式的社会决策紧密相连。同时，这些知识也赢得了地位和重要性。
第二，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传统大学的衰落对与职业相关的知识多元论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衰落是否增加或减少知识类型的数量及被认可、容忍和提倡的范式的数量。人们越来越担心我们已在英国见到的这种考核制度能否被用来强制执行一种特殊的框架，从特殊方向来指导研究和发现新的知识变革，虽然考核制度曾引发了相反的情形和产生了知识的多样性。从什么方向来应用考核制度，好像各学科之间是不同的。总的来说，如果一个学科用主要的范式来运作的话，考核制度往往会用各种路径来强化制度本身。比如，经济学只认可少数主流杂志的出版作品，并对相关的杂志作非常清晰的排序。其他缺乏突出范式的学科似乎以一种更自由的模式使用研究评估的这种作法，但是，根据他们的研究的“生产力”而采取的各种路径之间的竞争，会产生出相似的“主流”的状况。
第三，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考核制度对职业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确实有许多人非常担忧考核文化会削弱学术精神，其想法是监视行为会毁了学术的真正的创造性。伴随考核制度而来的是各个层次上不断复制的监督制度，这样，令人担忧的是考核文化也许会毁了构成为大学生活之基础、并维系着大学的存在的道德方面的东西。监督技巧也许会对相关的个人产生原子化和异化的影响，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正被商品化，因为出版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中成为一件生死攸关的事。
第四，人们担心所生产的东西的质量。虽然作为政府高唱赞歌的评估方案的结果，成果的数量是增加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所出版的书和发表文章的质量如何。现在肯定比过去更有可能出版一些无意义的作品，因为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杂志以至各种各样质量的文章都设法出版了。不管其背景、能力和工作条件如何，所有的学者都有相似的、要写出一定数量的书或文章的压力，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一些学者写出一些不重要的东西或抄袭以前出版的作品的内容。要是在无考核制度以前，他们可能不会出版这些过量的作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整体质量的下降还是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我们所知道的是以后的研究评估不应该成为人们写东西的真正理由。
注释：
①Kuttner,R.Everything for Sale.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New York:Knopf; Putnam,R.(1997) .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 Schuster.(2).
②Callon,M.ed.The Law of the Markets,chap.1 Oxford.Blackwell; Polanyi,K.(199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MA：Beacon Press.(1991).
③Joseph,K.and Sumption,J,Equality,London:J.Murray.(1979).
④Dearing,R.et al.Higher Education in the Learning society.Summary Report,London:HM Government.(1997).
⑤Blake,N.,Smith,R.and Standish,P.Universities We Need,London:Kogan Page 67-88.(1988).
⑥O'Neill,O.A question of Tru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⑦Clay,K.Trade without law:private-order institutions in Mexican California,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3(1):202-31.(1997).
⑧Halsey,A.Decline of the Donnish Dominion,Oxford:Clar-endon.)1992.
⑨Rorty,R.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Oxford:Blackwell.(1980)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Harmondsworth:Penguin.(1999).
⑩Lancaster,K.(ed.)Consumer Theory.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8).
(11)Lane,J.-E.(ed.)State and Market:Politics of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London:Sage.(1985).
(12)Polanyi,K.The Great Transformation: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1991).
校对：朱红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