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4]08-0065-08
一、文学史的研究与热点问题
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十分系统且富有指导性的工作。新世纪伊 始，一系列有关“文学史编写与研究”的笔谈、研讨会频频出现，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 文学史也陆续问世，研究者对文学史的研究也逐渐深入、具体，视野也更开阔。
2000年在海口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讨会，揭开了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的序 幕(会议论文要点均见《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龙泉明的《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 多元格局》指出，“过去的现代文学史几乎只有一种模式，因而导致了现代文学史写作 的危机。”“文学史的写作应是自由的、多元的”。所谓多元，从述史立场来看，大致 有三种类型：一是本真的文学史，即在文学史的写作上十分注重历史的真实性。二是工 具性的文学史，它以某种时代政治标准或某种阶级立场为标尺，对历史进行选择、打量 ，以达到为时代政治或群体利益服务的目的。三是个人性的文学史，即作者完全按照个 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尺度、或者依据自己某种方式写作的文学史；从文学史写作模式来 看，也有三种类型：一是百科全书式的，二是视角性的，三是科学性的。高远东在《旧 课题与新期待：关于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中首先阐明了文学史写作的广义性与狭义性， 认为应从二者的关系中探讨文学史的写作。接着分析了80年代以来文学史研究先是“向 内转”又“向外”突围的历程，认为这新一轮的突围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重估现代性 ”、传统的文学史历史分期等一系列问题，并在“内”、“外”的张力中确立现代文学 史的科学思路。稍后发表的王富仁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的几点思考》(《 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就文学史写作中有关“史”、“文学”、“现代性”、“文学 史”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了辨析与阐释。他认为，我们能做的大事有三件：“批评” 、“史论”和“文学史”，现在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批评(包括史论)的时代，“史”仍 是其中一事，“不可轻看，但也不必特别看重它”。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文学观念的 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他依靠的是自己对历史上的文学作品的实际感受，不是 依靠的理论”，文学史写作的最重要的事是：“确定哪些文学作品应当写”和“它们之 间是怎样区别和联系起来的”。
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被导入了十分广泛、深入的领域，特别是有关文学史的 “历史分期”、“现代性”、“文化传统”、“地域性”等诸多重大问题成为研究者关 注的热点。2001年初，《复旦学报》设专栏讨论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主持人章培恒在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 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在20世纪初至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因为这时已经出现了与 新文学的主要特征相通的因素。这些因素体现在：对于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性解放要求的 萌发；自觉地融入世界现代文学潮流；对文学本身特征的重视和探索。郜元宝在《尚未 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中认为 ，中国现代文学的上限应定在晚清，而非“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 并未止于1949年。晚清至今的中国文学仍属于尚未完成的现代，以往的“现当代文学” 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提法，似乎应该为重新作出解释的现代文学所代替。另外，范伯群的 《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复旦学报》2001年第4期)、刘 志荣的《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同上)、沈永宝的《试论政论 文学为新文学之起源》(《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等论文也着重从政治文化的内质上 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涵义和分期。而旷新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的政治学与文学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将现代文学史中的概念、历史分期放在社会 意识形态背景中加以观照，阐述了新文学史研究的政治学视角并进行了独到而深刻的分 析。他认为新文学史研究的大突破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在其研究兴起的30年代，由于 社会发展变化被视为文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使文学分期与政治分期重叠和接近成为 必然。新时期文学分期的不同构想受制于新的意识形态实践并成其为表达。现实政治框 架的转换引起文学史评价标准的变化，使文学史不断重新整合。政治成为制约中国现代 文学史的基本力量。
更多的研究成果则不十分拘泥于时间的严格上限下限和细致的历史分期问题，而是把 它作为一个相对模糊性的概念，从宏观上研究其整体特征。宋剑华的《论20世纪的中国 文学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在系统地回顾总结发生在中国新 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文学思潮的基础上，指出：20世纪的中国 文学是一种转型期的文学，同时也是一种不成熟的“现代文学”。因为中国文学的现代 转型不是出于历史自然发展的自觉，而是来自于外界因素的促进。其性质是一种启蒙主 义的文学运动，是运用各种思潮为载体的人文精神的大传播行为，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 的预演或前兆。葛红兵的《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上海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年第1期 )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大致可分为四类：以“人的觉醒”为主命题的启蒙文学；以救亡 、统一、强盛为内核的爱国主义文学；以休闲、感觉、性爱为内核的都市文学；以猎奇 、有趣、娱乐为核心的通俗文学。其分别的生动内涵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裴 毅然的《城乡之战——百年中国文学精神之探》(《文艺评论》2001年第5期)认为，中 国现代文学也是一场城乡之战，它在百年的来路上通过艰难蜕变由乡村挺进城市，完成 了时代性转换。另外，刘登翰的《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再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 整体视野》(《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和苗怀明的《要宽容，还是要霸权——也说现 代旧体文学应入文学史》(《粤海风》2001年第5期)，分别从创作空间和文学体式的角 度提出文学史研究应超越历史和政治的局限及新与旧、雅与俗对立的观念，也主张确立 一种宏放的文学观和整体文学研究的视野，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一部全面反映现代文学发 展景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由于上世纪末的“重估现代性”思潮以及“现代”、“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对“现 代性”的关注仍是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李怡的《“重估现代性”思潮与中 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认为，“重估现代性”思潮促 成了我们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自觉而系统的探寻，但相关的“现代性批评”往往牺牲 和忽略了文学史发展的诸多细节，尤其习惯于将“现代性”知识体系视做西方文化的产 物而不是中国文学在特殊时期的自我选择。今天，如何在中国作家自我感受和艺术表达 的特殊性中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由此把握我们自己的这一文学传统，应当成 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陈晓明的《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学评论》2 002年第6期)认为，现代以来的思想意识一直站在现代性变迁的前列，现代中国的启蒙 主义思想，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先导，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现代性，而文学 艺术就一直扮演着启蒙主义先驱的角色。“文学革命”在文化层面上率先触发了中国社 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但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说到底又是一部中国现代性断裂的情 感备忘录，它一直在为现代性的合法、合理与合情展开实践。这种断裂与弥合的双向运 动，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过程。王晓初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形成的历 史轨迹》(《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在追溯了现代性概念的历史演进过程后对中国的 现代化场域进行了讨论，界定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内涵：从晚清到“五四”，以科学理 性和个性解放为核心的现代价值观的启蒙与实现民族解放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目标 的统一，宣告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另外，丁帆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 步渗透中的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旷新年的《现代文学观的发生与形成 》(《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逄增玉的《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进化论》(《文学评论 丛刊》第3卷第1期)等论文也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界定“现代性”的内涵、 梳理其发展历程。
新世纪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仍方兴未艾，其成果多涉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 。罗成琰、阎真的《儒家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描绘 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纪初对儒家文化的全面反叛及在世纪末对儒家文化的重新认同这 一历史演变轨迹，充分论述了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方位关系，并在这一联系 中对诸多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了重新解读和阐释。高有鹏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发展中的民间文化思潮》(《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完成了由 古典向现代的转变，其中民间文化思潮充当了不同寻常的角色。具体可分为这样几个阶 段：“五四歌谣学运动”、“延安文艺运动”、“大跃进民歌运动”、“四五天安门诗 歌运动”、“寻根文学思潮”。它们在不同时期都给予整个文学格局以具体而深刻的影 响，促其发展变化，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朱晓进对“政治文化”给予了极 大的关注，他在《从政治角度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中认 为，在20世纪的许多政治敏感时期，政治形势、政治文化往往是构成文学生成、生存和 发展的一个重要生态环境，在这种时期，各种文学现象，基本上是在对这样的生态环境 或顺应或违逆、或适应或不适应、或协调或不协调的的反应中得以形成并呈现出种种态 势的。在20世纪的大多数年代里，文学的政治化趋向几乎是文学发展的主要潮流。他的 《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主要探讨了30年代普 遍的“政治焦虑”、政治郁积对文学的制导作用。
地域文学研究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同地域的文学显示出不 同的精神特征，主要是文化的差异。因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围绕地域文化与文学的 关系、地域文化与文学个性等展开。蒋益的《中国现代文学地域观》(《理论与创作》2 001年第6期)认为，从宏观上说，在地域文化的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学十分清晰地呈现出 板块状态，可以排列为江浙文学、湖南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四川文学、晋陕文 学、山东文学、东北文学、台湾文学及香港文学10个板块。这10个板块又可以大致分为 南方板块群和北方板块群。“一个板块就是一种风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由这些 风景构成的一个生命体。或者说，一个板块就是一种性格，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 个性格复杂的生命体”。论文对十个板块的特征分别进行了十分精辟的阐释，如江浙文 学：江南文化的飘逸洒脱使得江浙文学从魏晋至明清即被定格在婉约的位置上。现代江 浙文学虽叱咤风云，但骨子里仍留着江南士风的余韵。具体表现为感伤情怀、剖析人生 、闲适情调、女性化四个鲜明特征，形式上则大都精雅化。在北方板块群中，四川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四川文学从巴蜀文化中得益良多，“巴蜀文化是盆 地文化，封闭的地理环境阻碍了封建正统文化对它的束缚，于是川人个性多自由不羁。 同时，封闭的地理环境也阻碍了川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使他成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 僻壤。因此，巴蜀文化便兼具自由激荡与封闭保守的双重性格，这也正是现代四川文学 的性格”。刘增杰的《中原文化圈与20世纪河南文学》(《焦作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论述了中原文化给予20世纪河南作家创作的影响：长期的战乱和苦难形成了中原作家 特有的忧患意识，对苦难的抗争和对中原传统的反思成为河南文学的两大主题。河南文 学创作的活力即来自这些和历史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文化积淀及不断从民间艺术中汲 取营养。李少群的《20世纪山东文学的总体特征》(《东岳论丛》2001年第6期)侧重阐 述了受齐鲁文化影响的山东文学特有的“满怀激情对于现实、对于普遍人生命运的执着 关注”的美学精神。田中阳的《湖湘文化对20世纪湖南作家人生行为走向的规约》(《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4月)则在对湘湖文化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论述了湖南 文学具有的“强烈的忧患意识、革命精神和政治情结”的独特内涵。王嘉良的《论“浙 江潮”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学意义》(《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深入探讨了对中国新 文学源起极具意义的“浙江潮”现象：浙江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素有对抗居 于封建主导地位的“大传统”观念的文化积淀，浙江人固有的向外拓展意识也使其易于 吸纳异质文化，从而使得浙江作家在新文学建构中处于领先优势，由此也足证中国新文 学的发生有着深厚传统积淀这个不可或缺的内源性因素。
二、作家作品的研究
作家作品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基础、最富有成果的方面，特别是对以鲁迅为 代表的一些经典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世纪之初，上海《收获》(2002年第2期)开办的众说鲁迅的评论性栏目“走进鲁迅” 刊发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王朔的《我看鲁迅》及林语堂曾发表于19 37年的《悼鲁迅》，这三篇非难鲁迅的文章把学界搅得沸沸扬扬。可贵的是许多学者清 醒地意识到这并非对鲁迅“学理式”的研究，只是世俗化、市场化的炒作，他们表现出 应有的冷静与睿智。5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鲁迅研究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会议论文见 《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陈思和、李新宇、王富仁等著名学者认真讨论了贬抑 鲁迅的成因，也对鲁迅研究本身提出了许多学理性的反思。王富仁在《我和鲁迅研究》 中指出，对鲁迅的不满“都是一些过渡性现象，不会构成统一的潮流，也不会有统一的 影响”。李新宇在《直面真正的挑战者》中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非议鲁迅现象的 出现，也许是学界环境正常的一种表现”。正是这种严肃的学理性使得鲁迅研究取得了 可喜的成就。
新世纪鲁迅研究大都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鲁迅思想和文化观的研究，二是对其作 品的理解与阐释。在对鲁迅思想研究方面，“改造国民性”仍然是持续不衰的话题。潘 世圣的《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9期)指 出，“青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其实与近代西方，明治日本，他的先辈思想家 如梁启超以及他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有着多样联系，鲁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他的时 代、他的周边世界的精神倾向”。王学谦的《精神创伤的升华——鲁迅“改造国民性” 思想形成的心理因素》(《齐鲁学刊》2002年第1期)指出，幼时的家庭变故使鲁迅的心 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形成了“示众/吃人”的情结，这直接影响了鲁迅的人生道路选择 ，并促成了其改造国民性思想。袁盛勇的《国民性批判的困惑》(《鲁迅研究月刊》200 2年第10期)则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主要源于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是一种“自 我在场的启蒙话语”。另外，《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刊发了“鲁迅改造中国国 民性思想研讨会”的一系列论文。研讨会由汪卫东的《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内在逻辑系统 》和竹潜民的《中国国民性“密码”和“原点”探秘——兼与汪卫东先生商榷》的争鸣 文章引起。前者以“私欲中心”概括中国国民性的“原点”和“密码”。后者则以“自 欺欺人”加以概括。这引起了学者们的讨论。张恩和与林非都认为从这里入手研究国民 性问题“颇有道理”。陈越则认为，“私欲中心”太过宽泛，“自欺欺人”也不是“对 国民劣根性表现的深层原点的概括”。周楠本认为，“自欺欺人”实际包含于“精神胜 利法”中，“私欲中心”也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因而“原点”和“密码”的提出并无 多少新意。孙玉石认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他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的创作动因，继承了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学传统拥有的“大爱与大憎结合的精神”，体现 了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因而，孤立地研究其思想的“密码”和“原点”没有真正的学 术意义。
在对鲁迅文化思想的研究中，李新宇的《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齐鲁学刊》 2001年第3期)、高远东的《面对世纪末文化思潮对鲁迅的挑战——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合法性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4期)及温儒敏的《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 与焦虑》(《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论文，都重新肯定和论述了鲁迅及“五四 ”的文化意义，指出“鲁迅的思想无论怎么发展变化，都始终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启蒙立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而王富仁的系列长文《鲁迅与中国 文化》(《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6期)则将鲁迅放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宏大建 构中审视其思想与中国文化主体的联系，这对于如何建设中国现代文化有重要的启迪性 。他认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鲁迅“并不绝对否定中国古代的任何一种文化， 但同时也失望于中国古代所有的文化”，他“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毅然地 反叛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另外，钱理群的《最后十年，鲁迅的先锋所向》(《天 涯》2002年第2期)、赵树勤的《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鲁迅研究月刊》2001 年第6期)、王乾坤的《怀疑：科学之间与人生之间》(《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期) 等都是对鲁迅文化思想整体研究颇有见地的力作。钱理群认为，对“真的知识阶级”的 认定和追求，以及“思想行动”与“实际运动”的结合，构成鲁迅“最后十年”的文化 业绩，“30年代，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对‘今之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审视 ”。赵树勤指出，对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鲁迅都既不是前驱者和领导者，也并 不太积极主动”，他积极追求的是实际的现实主义的科学精神。哈应飞的系列长文《鲁 迅与佛教文化关系论》(《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3期)、王嘉良的《两浙文化传 统：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源性因素》(《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7期)则分别从宗教 及地域文化的角度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对鲁迅作品的理解与阐释，无论是小说集、散文诗集的整体研究还是单篇解读，都有 许多新的发现。王冰的《鲁迅作品生命群像的存在主义哲学色彩》(《沈阳师范学院学 报》2001年第4期)以存在主义哲学的视点发现了其作品中有个佯狂、向死而生的生命群 像。胡尹强的《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4 月版)以“铁屋子”意象统摄全书，对其小说进行了整体观照，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呐喊》、《彷徨》的20余篇作品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系列小说，它们相互 补充、相互阐释，从不同侧面表现了铁屋子意象所隐喻的丰富底蕴——鲁迅对20世纪初 中国社会的宏观把握和感悟。余宗其的《<阿Q正传>的法律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 00年第3期)及唐利群的《<阿Q正传>与中国两性文化》(《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5期) 分别从法学及两性文化的角度重读《阿Q正传》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孙玉石的专著《 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9月版)从鲁迅的现实体 验与象征性艺术创作这一新角度深入挖掘了其哲学内涵。郑家建的《被照亮的世界—< 故事新编>诗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从戏拟、隐喻、文体等诸多方面对 小说进行了全方面的阐释。姜振昌的《<故事新编>与中国新历史小说》《中国社会科学 》2001年第3期)不仅独到地阐述了《故事新编》的讽喻性美学力量，认为其跨越时空、 古今指涉的艺术意蕴主要依赖于“杂文”意识的渗透，而且还将《故事新编》与其后的 创作甚至当今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联系起来考察，阐述了其割舍不断的承传关系。
对鲁迅作品艺术形式的研究也颇多有新意的成果，如严家严的《复调小说：鲁迅的突 出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李春林的《鲁迅与世界现代主义 文学》(《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5期)、张箭飞的《鲁迅小说的音乐式分析》(《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朱寿桐的《<呐喊>：叙事的变焦》(《鲁迅研究月 刊》2001年第6期)、王富仁的《鲁迅小说叙事艺术》(《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 期)等。严家严利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发现鲁迅小说是有多种声音的复调形式，正是 这种复调形式赋予了作品以丰富、多义的美学意蕴。王富仁则将西方叙述学理论与社会 学、文化学理论结合起来，从外部关系、叙述视角、转喻模式、时空结构、叙事顺序、 节奏音律等不同的角度对鲁迅的小说文本进行解读，通过分析“怎样写”来说明“写什 么”，既揭示了鲁迅小说独特、高超的叙事艺术，又深入发掘出鲁迅小说复杂的思想内 涵，真正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种方法既摆脱了西方叙事学理论只重形式分析的 局限，又切合鲁迅小说的实际，是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中国化运用(关于鲁迅研究的更详 细的情况，参见拙作《新世纪鲁迅研究综述》，载《东岳论丛》2003年第3期)。
除鲁迅外，许多经典作家也受到了重视，其中曾一度被文学史打入冷宫的沈从文和张 爱玲尤为受宠。范家进的《边缘经验与多元化格局——论沈从文与20年代的北京文坛》 (《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及张新颖的《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沈从 文的四十年代》(《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分别论述了沈从文早期和晚期的思想 历程。凌宇的《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认为：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沈从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人生观及创作并未走向弗洛 伊德主义，而是与马斯洛心理学取同一立场。陈国恩的《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 精神》(《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4期)则从宗教文化的角度阐释了其文本内涵及其生命 观。刘洪涛的《<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认为，《边城 》的艺术独创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阿Q正传》 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 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同时，它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 的提炼，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 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另外 ，凌宇的《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张光芒的《沈从 文的理性文学观初探》(《人文杂志》2002年第3期)、刘洪涛的《边城与牧歌情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杨联芬的《沈从文的“反现代性”》(《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等也都是颇有新意的力作。
更多的作家作品研究成果是分文体进行的。小说方面，艾晓明的《戏剧性讽刺——论 萧红小说文体的独特素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对以往对萧红的 经典式评价如“童年回忆录”、“牧歌式情调”、“自传体”等提出质疑，指出萧红小 说最重要的特质“在于戏剧性的讽刺。适应这种想象方式，她创造出场景式的小说结构 ，发展了一系列反讽手段，从而建立了她个人的成熟的小说文体形式。王智慧的《激情 叙述下的革命言说——蒋光慈小说创作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2期 )指出，蒋光慈的小说非纯然的“革命文学”，而是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复杂状态，“他 能在历史上某个特定时期发出过夺目的光芒，也就该在文学史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王志祯的《路翎：“疯狂的叙述”》(《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从“失衡”、“扭 曲”、“夸张”、“复调”、“紧张”、“失语”五个方面剖析了路翎小说“疯狂性” 叙述的美学意蕴与得失。吴晓东的《意念与心象》(《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从“故 事与手法”、“心象”、“意念化”、“虚象与虚境”几个方面论析了废名小说《桥》 的“诗”性特征。对废名的小说研究，还有格非的《废名的意义》(《文艺理论研究》2 001年第1期)、刘勇的《废名小说的时间和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2期)等： 诗歌方面，罗振亚的《“反传统”的歌唱——卞之琳诗歌的艺术新质》(《文学评论》2 000年第2期)指出，卞之琳的诗歌具有一种反传统倾向。诗人通过“知性的探险”、“ 冷隽的非个人化抒情”、“淘气的智慧挥发”等诗学策略的选择，不仅提升了现代诗的 思维层次与深度，孕育出冷凝幽秘的诗风，构成了对传统诗美有力的抗击与解构，而且 使诗人步入了新诗现代化前沿。龙泉明、汪云霞的《中国现代新诗的理性建构》(《武 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将卞诗界定为“现代新智慧诗”，并详细论述了其诗学策略 的先锋性。谢冕的《中国现代象征诗第一人——论李金发兼及他的诗歌影响》(《新文 学史料》2001年第2期)认为，“中国新诗从此开辟了一条与古典文化传统也与农村文化 传统截然不同的路”，“他带给这个古老的诗歌国度的混乱和惊扰，仅仅只是个开始” 。孙玉石的《穆木天：新诗先锋性的探索者》(《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不仅勾勒了 诗人的创作道路，而且从传统与革新选择痛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穆木天20年代的象征主 义诗歌的理论与实践，肯定了其先锋性的探索。蒋登科的《论郑敏早期诗歌观是生命的 多维视野与理性光辉》(《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通过对郑敏诗歌生命观照 的四个层面的剖析，揭示了其诗歌感性与知性错综、哲学与玄学交织的独特品格；散文 和戏剧方面，高远东的《<荷塘月色>：一个精神分析的文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2001年第1期)及蒋济永的《背影里的“背影”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 001年第1期)对这些经典散文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白薇的《雷雨；一部男性话语语境中 的人性忏悔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发现，《雷雨》“并未超越 父系文化的视角，从为女性代表的初衷滑到将女性边缘化的结局”，这源于作者所处的 传统话语语境。宋剑华的《基督教精神与曹禺戏剧的原罪意识》(《文学评论》2000年 第3期)从基督教文化对曹禺的影响入手剖析了其戏剧的原罪意识，为曹禺的剧作找到了 文化源原。陈留生的《论曹禺早期剧作的浪漫主义特质》(《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一反以往将曹禺作为现实主义大师的定论，认为将其作为浪漫主义大师更切合其早期创 作实际，因为其作品几乎完全是作者“主观情绪的外泻”，论者还进而阐明了曹禺剧作 的人学意义和美学意蕴。
三、思潮和流派的研究
思潮、流派的研究同样是新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但整体性研究成果较少， 主要有杨义的《流派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当代的价值》(《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 期)、朱德发的《论中国文学流派营造的主体性》(《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朱寿桐的《隐性影响与显性契合——论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运作》(《江海 学刊》2000年第2期)和《19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比较论》(《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 第2期)。这些成果除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外，主要从宏观上勾勒了现代思潮、流派的整 体特征。而更多的成果则集中在一些具体的思潮、流派的研究上。
左翼文学可以说是最为热点的问题。2000年为纪念“左联”成立70周年推出大批研究 成果，王富仁的《论左联》论及了左联的基本性质及其历史功绩，肯定了左联争取“话 语权”和创作自由的合理性。同时指出左联内部统一性始终大于差异性，在研究中不能 无限扩大其内部矛盾。朱晓进的《“左联”的政治文化性质》从“亚政治文化”形态的 角度对左联的领导、组织、活动方式等方面进行了阐释，指出了左联的政治文化团体性 质并继而论述了读者环境对左翼文学的作用(以上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 第3期)。陈漱渝的《关于“左联”评价的几个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4期 )重点阐释了四个问题：第一，对左联历史功过的评价不能脱离一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 价值取向。第二，不宜把左联时期的论争不加区别地纳入路线斗争的框架。第三，鲁迅 是左联的灵魂，否定了鲁迅也就是否定了30年代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第四，继承 左联的传统，从根本上说就是继承其革命功利主义的传统。张大明的《既是同步发展， 又走自己的路——中国左翼文学及其组织与国际左翼文学思潮及“拉普”的关系》(《 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3期)认为，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既与世界左翼文学运动同步前进 ，同时在政治、组织、思想、理论等方面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
在此后的研究成果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开辟的“左翼文学与现 代中国”的笔谈较值得重视，其中王富仁的《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认为，“左翼 文学在当时不是主流话语，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也不是主流的文学，更谈不上话语霸权 ，仅仅是一种话语形式。”并从左翼文学的形成、构成以及它如何被消解等方面具体论 述了左翼文学的非主流意识形态性，匡正了过去将左翼文学笼统归为权力文学和左的意 识形态的错误观点。旷新年的《断岩深处的历史》强调要在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来评价左 翼文学，并指出对于“政治”和“内容”的关心，不仅不是左翼文学的失误而恰恰反映 了它的进步性。冯奇的《左翼文学话语的性质和功能》指出，左翼文学将审美意义之于 实践的意义张扬到了一种空前的高度，并经历了一个革命浪漫化的过程。张梦阳的《左 翼文学资源对当代中国的意义》和孟繁华的《左翼文学与当下中国文学》都充分肯定了 左翼文学的先锋性和民众性，否定了“将左翼文学置于唯一合法性地位与彻底否定左翼 文学”两种不健康的立场和评价，并认为在资本神话主载一切的时代，重提左翼文学， 呼唤它的革命精神、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它的批判精神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应该在历 史的长河中重新认定左翼文学，寻找它与当代文学对话的契机。
在陆续出现的单篇研究论文中，程光炜的《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海南师范学院学 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5期)主要探讨了左翼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认为居于左翼文学 思潮核心地位的“批判理论”确实与现代性本身存在某种“分裂”和“错层”现象。该 论文并从左翼文学思潮“传播者”的社会身份、地域文化、所受教育、革命进程等方面 阐释了左翼文学反现代性的原因及其对后来文学的影响。姜振昌的《“大众”文化视野 中的异体同质和异质同构——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认为 ，鲁迅与左联达成一致的坚实基础是鲁迅与党的亲和关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确实给 了鲁迅以新的信心和力量，而鲁迅则给在逆境中艰难跋涉的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新文化 的光源，恰恰是鲁迅的存在，使人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看到了一条抵达精神自救的道路 。左联的一切成就和生动、复杂内涵，也几乎都是在这种关系以及建立关系的“大众” 立场和文化基点上推演开的。鲁迅为左联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因与左联后期某些领 导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陷入新的孤独和焦虑，从而背起了更为沉重的精神十字架。鲁迅对 周扬现象的警示和抨击，蕴含着能够鉴照国民劣根性的启蒙思想的精髓。文章还充分论 析了商业文化的发达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兴盛对左翼文学繁荣的影响，鲁迅的“分众化” 理论适应了“社会订货”并决定了左翼文学的生产方式，带来了积极的文化意义和文学 史价值。刘晓林的《革命、青春与文学的先锋叙事--中国现代左翼知识分子文化性格论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20世纪的中国左翼革命深刻改变了知识 分子的精神发展向度。在革命所昭示的社会正义感和朴实的道德原则的影响下，初涉革 命之途的左翼知识分子形成了凭借青春激情反抗现有社会秩序、抵御庸常的世俗生活、 追求精神圣洁化的文化性格，并以新质的文学叙事呈现了独特的价值取向。王宏图的《 左翼都市叙事中的乌托邦诗学》(《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丁玲、茅 盾、曹禺等左翼作家的叙事作品潜藏着一种启示录式的话语激情，它否定了现实世界， 渴望建立一个人间的乌托邦。这一与现实世界对立的态度不仅使这些文本有别于新感觉 派作家和张爱玲，也使这些文本中个人的欲望趋于消失。万莲子的《“左联”时期的文 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左联”时期的编辑 出版行为是在革命、战争的罅隙间生存的新文学的重要发生机制，体现在：一是“左联 ”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文化市场关系密切；二是“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有意 开拓作者群，在其制约下的新文学生产具有鲜明的文化“现代性”特征。另外，赵学勇 、李明的《左翼文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论纲(上、下)》(《兰州大学学报 》2003年第1、2期)、方维保的《对二十世纪左翼叙事文学的一种关照》(《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朱寿桐的《论作为文学社团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南 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符杰祥的《左翼浪漫文人人格精神之反思》(《齐鲁学刊 》2002年第1期)等，也都是左翼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在对现代诗派的研究中，曹万生的《30年代现代派对西方和古代的纯诗理论的引入及 其变异》(《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重点论述了30年代现代派对西方和古代纯诗理论 的引入以及粱宗岱、戴望舒等人对纯诗理论的发展和变异，认为现代派的纯诗理论对新 诗的创作和现代诗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刘登翰的《中国新诗的“现代”潮流》 (《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则从历史社会的影响以及艺术自身的审美要求的角度，阐 释了新诗的“现代”潮流，认为由于社会的原因，现代主义作为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方 式始终处于边缘和支流的地位。但艺术发展的审美要求，又使它表现出了顽强的艺术生 命力。而且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艺术因素，渗透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中，另一方 面，在历史机缘和“间隙”之中形成了三次跳跃性的发展。第一次从二十年代李金发肇 始，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戴望舒、西南联大校园诗群到“九叶派”，为现代诗走向成熟塑 形；第二次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这是一次由诗和美术发端而广及文学艺术各门 类的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第三次是八十年代由朦胧诗发难而呈现出多样形态艺术 发展，在进入后现代中与台湾、香港、澳门年青一代诗人汇合。这是现代诗在中国的特 殊运动形态，也是一个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化改造的曲折过程。高波的《中国 诗歌的现代嬗变》(《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重点区分了新诗和现代诗的区别， 他认为现代诗是具有现代性的诗，由此基点出发，中国现代诗歌嬗变的源头在李金发而 不是胡适和郭沫若，他们的诗只能算是新诗，新诗和现代诗虽然都用白话，但诗学精神 有很大区别。现代诗不是新诗中的一种流派或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新型、新质的诗歌 。文中还以现代新诗嬗变中的几个重要人物——李金发、穆旦、杨炼、海子为例阐释了 现代诗的历史嬗变，以及蕴涵着的深层诗学意义，同时总结了其嬗变过程中的历史教训 。这方面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还有龙泉明的《中国现代诗学历史发展论》(《文学评 论》2002年第1期)和《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陈旭光的《走向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论四十年代“中国新诗”派诗学思想的 深化与成熟》(《学术界》2000年第6期)、张新颖的《学院空间、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外 ——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诗群》(《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1期)等。
与现代诗派紧密相联的是九叶诗派。龙泉明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40年代的调整与 转化》(《文艺理论研究》2002年第6期)一反过去的文学史著中所认定的抗战中断了现 代主义诗歌发展的观点，认为它经过了一个反思、调整与革新的过程之后，在40年代出 现了中兴，这以九叶诗派为代表。九叶诗派调整了现代派的诗歌艺术，使现代主义与中 国现实及中国传统结合起来，拓展了现代主义诗歌的诗意空间，使中国真正具有了“中 国式的现代主义”。蒋登科的《论九叶派诗歌中的毁灭和复活话语》(《四川大学学报 》2001年第6期)认为，九叶诗人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以充满怀疑、否定和反叛 精神的毁灭性话语，表现出区别于当时中国主流诗歌的先锋性、超前性，“毁灭性话语 是他们的诗深入现实本质的标志。”谭桂林的《西方影响与九叶诗人的新诗现代化构想 》(《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从九叶诗人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关系出发，探讨了这一诗 派关于中国新诗现代性建构主张的先锋意义，以及他们的诗歌试验对中国新诗现代性建 构基本范式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认为正是九叶诗人对包含、质疑两种诗语形式的借鉴、 融化与创造，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派诗歌之间架起了沟通的 桥梁，也使中国新诗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了质的变化。
在对京海派的研究中，陈思和的《论海派文学的传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 第1期)从纵向上论析了海派文学，认为自《海上花列传》以来，海派形成了两种传统： 一种是以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极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即突出 现代性的传统；一种是以左翼文化立场揭示出都市文化的阶级分野及其人道主义的批判 ，即突出批判性的传统。30年代的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学将这两个传统推向了顶峰。到了 40年代的张爱玲则对都市现代性的糜烂性既不迷醉也不批判，她用市民精神超越、消解 了以上两种海派传统，独创了以都市民间文化为主体的海派小说。金秀妍(韩)的《试论 海派小说的性叙事及其颠覆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认为，海派 的性叙事将物质性、肉体性、庸俗性以及破坏性等都错综混杂在一起，建构了一种“狂 欢式”的时空世界，解构了传统的性禁忌和阳中心的思维定式，但是海派没有将这些关 于性的重要问题归于理性范畴来思考，往往停滞于单纯的肉感的发泄。因此我们必须将 海派的性话语纳入到中国固有的知识、语言、文字符号系统内，客观地澄清它在整个民 族语境中具有的进步文化意蕴以及局限性。吴福辉的《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 俗文学之关系》(《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和《通俗文学与海派文学》(《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把海派放在与通俗文学的关系中进行考察，肯定 了其诸多的现代化素质。周仁政的《论后期京派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以1 937年为界将京派文学分为前后期，前期主要是以周作人和废名等为中心所形成的集结 ，后期是以沈从文和朱光潜等为核心所达到的振兴和繁荣。就其发展和演变而言，以京 海派论争为起点，京派文学在“自由主义”范围内产生了以审美理想主义(审美乌托邦) 替代趣味主义的至为深刻的观念变迁和文化裂痕，在30年代中期形成了理论意义上的“ 后期京派文学”，从而使抗战时期和40年代时间性上的后期京派文学，具有了超越其地 域意义的审美理想主义文学品格。文学武的《论京派小说家的文化心理结构》(《社会 科学辑刊》2000年第2期)从文化心理方面论证了京派小说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性 转化，肯定了其对于重新建构人文理想的真诚。江南的《从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 副刊看京派文学》(《复旦学报》2002年第4期)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史的角度将《 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作出对应的梳理，着重评述了京派文学基植于思想自 由、并以“人性论”与“距离说”为主导倾向的艺术特征。
另有不少成果对京海派进行比较研究，计有：杨义的《作为文化现象的京派与海派》(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和《从文学插图谈到京派、海派》(《东方文化》2 000年第5期)、范培松的《京派与海派散文批评比较论》(《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吴福辉的《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 1年第1期)等。杨义主要从文化人类学、生命哲学、比较文学的视角对京派和海派进行 观照，审视了京派和海派的成因、流向和审美特征，并认为京海派之争，实则是20世纪 中国文学转形中的有关文学的经典性和先锋性、学院性和市场性的争论。它们之间形成 了一个互相对峙又互相补充的张力，推动着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范培松认为 ，京派和海派散文批评对现实都是远离旋涡，甘居边缘，但是京派关注特殊，排斥一般 ，海派偏爱一般，回避特殊。京派散文批评崇尚“极端”，酷爱“纯粹”，以表现为美 ；海派则排斥极端，力主安稳，以俗为美。京派重视散文“体”的建设，在散文当诗一 样写、散文当小说一样写和散文当通讯一样写方面总结了成功的经验；海派或用“参差 对照”达到“主题欠分明”的写法，或用怪诞论来实现散文世俗化。吴福辉以宏观的学 术视野对左翼文学、京派和海派文学作了合论，认为左翼文学是现代政治社会的产物， 可由此寻觅百年来一切斗争的人们的精神解放、精神困境及拯救的历程。京派的背景是 “北平”文化社会，反映乡村中国在现代化冲击下保持自重并不断发生反观现代人性缺 失的深长忧虑。海派来自现代商业社会，表达新市民遭受物质文明正反两方面压迫的情 景。而在表达民族国家理想、人民意识、社会批判精神方面，三者是相通的。在与现实 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复杂纠葛中，他们所获得的现代品格的重要方面是手执先锋性和大众 性两端，既占据现代文明植根之地，又留心不被本土封建保守主义所腐蚀。
通俗文学也空前受到重视。范伯群的《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认为，通俗文学以它特有的叙事传奇功能为新文学提供背 景式的参照；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对小说的类别与题材的不同理解，能够形成创作的丰富 多样性，从而使小说呈百花齐放、争妍斗艳的态势。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多元共存互补 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范伯群的《论“都市乡土小说”》(《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更独辟蹊径的地指出，通俗文学也是城市的“乡土小说”，因为乡土可泛指一种地方 特色。城市也具有自己的民间民俗、地域色彩。新文学的乡土作家不一定能反映侨寓地 的城市生活，而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却以描述都市民间生活为其主要内容，擅写独特而浓 郁的都市民风民俗，构成了一道“都市乡土小说”的风景线。这是现代通俗文学对“文 学大家庭”的重大贡献。这些小说可与新文学中都市社会剖析派小说形成互补，使读者 获得中国都市的“多面观”。韩云波的《改良主题·浪漫情怀·人性关切——中国现代 通俗小说主潮演进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10期)对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整体历史演 进作了较系统的梳理，认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在与新文学主流的双向互动中，为“一个 伟大写作传统”的出现作了充分铺垫，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一翼。张光芒的《从“鸳 派”小说看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民族性》(《学术界》2001年第4期)认为，中国近现代 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决非完全是西方文化“横向移植”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厚的基于民族 文化发展的内在根据。以鸳鸯蝴蝶派小说为例，它在本质上表现了人的合理的情感要求 对封建禁锢的冲击，体现出了一种现代市民意识，这是晚明以来“以情抗理”人学思潮 发展的一个结果或一种呼应，是一种在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现代性追求，对于启蒙 思潮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汤哲声的《蜕变中的蝴蝶——论民初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 (《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认为，以《礼拜六》为代表的民初小说决非只讲游戏和消 遣，它将“警世觉民”的思想意义寓于趣味之中，与五四重小说的启蒙功能相比民初小 说更注重小说的文学功能，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徐采石、金燕玉 的《鸳鸯蝴蝶派与吴文化》(《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冬之卷)主要从地域文化的视角阐 释了鸳鸯蝴蝶派与吴文化的关系。并从作家资源、文化立场以及文学特征等多个层面具 体论述了两者的关系。另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的“近现代通俗 小说笔谈”专栏，发表了严家炎的《关于五四时期对“黑幕派”的批判》、钱谷融的《 不必羞愧的缪斯女神——我看通俗文学》、樊骏的《能否换个角度来看》、叶凯蒂的《 妓女与城市文学》、李欧梵的《近代翻译与通俗文学》和吴福辉的《通俗文学与海派文 学》，它们大都对通俗文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中国的通俗文学的确是我们传统 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多少年来在我们人民生活当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功有过 ，但功大于过”(钱谷融语)。
还有一些思潮流派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也颇有建树。如在乡土小说的研究中，凌 宇的《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的乡土意识》(《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发现了乡土小说 的三种表现形态：过去的美的故乡、现实的黑暗故乡、想象中的未来故乡。由此三种不 同形态所引发的乡愁中，隐存着乡土作家们“得乐园——失乐园——重返乐园”的思想 逻辑，同时也形成了乡土小说浓重的乡土忧患意识和乡土悲悯感。贺仲明的《“农民文 化小说”乡村的自审与张望》(《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重点论述了乡土文学史上一 直为人所忽视的“农民文化小说”，认为从赵树理到高晓声再到刘震云，历史跨度虽然 久远，但却具有鲜明而内在的共性，他们站在大众的立场上，代农民立言，有着不可忽 视的文学史意义，虽然这一传统并不发达，并存在明显的缺陷。周海波的《论20世纪中 国乡土文学的理性精神》(《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认为，民间理性是20世纪中国乡 土文学的灵魂，它既是本源意义的又是创造意义上的概念，呈现了乡村民间的人生智慧 和思维方式。当现代作家成为乡土代言人时，理性的呈现与反思成为乡土文学启蒙思想 的主要特征。民间理性深潜于乡土社会的底层，具有历史发展的一定的恒定性，民间认 知理性、民间范式理性与民间批判理性构成了中国乡土文学理性的主体工程，在现代科 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烛照下，民间理性被激活，突现于乡土文学创作中；在浪漫派文学 的研究中，陈国恩的《民族传统文化信息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潜在影响》(《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重点论述了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 兴起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影响，以及文化信息的潜在作用。冯奇的《现代性语境中的中 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从审美现代性的特殊角度来看待浪 漫主义运动，侧重阐释了浪漫主义运动在审美自足和政治化倾向中的尴尬处境，并认为 对这一内在紧张状态的总结，将有助于进一步理清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另一条脉络；在创 造社的研究中，刘纳的《“打架”，“杀开一条血路”——重评创造社异军苍头突起》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期)认为，创造社在1921年到1923年，不断在文 坛挑起“打架”，尤以研究会和名人为对手，体现出的多是一种主义分歧与帮派情绪， 这就使得战斗变成了打架。之后创造社又由“打架”引申出激进的“阶级斗争”，其间 他们自己也无法回避对“党同伐异”等政治斗争方式的参照。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运动 、论争、社团史以及文坛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能由此寻出缘由。另外，张光芒对 启蒙主义思潮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哲学建构》，《文学评论》2002年 第2期；《20世纪初中国启蒙文学思潮发生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从“鸳派”小说看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民族性》，《学术界》2001年第4期；《中国 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内在思想资源》，《文艺争鸣》2001年第6期)、吕周聚对现代主义 文学的研究(《恶的审视与展现——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母题》，《文学评论》2 000年第2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探询》，《文学评论》2001年第4 期)、钱振纲对民族主义文艺的研究(《论民族主义文艺派所主张的民族主义的二重性》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论民族主义文艺派的文艺理论》，《文 学评论》2002年第4期)、朱晓进对政治思潮的研究(《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 论争》，《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文学 评论》2000年第1期；《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传统——从三十年代的文学谈起》 ，《文艺争鸣》2002年第2期)、王卫平对讽刺幽默的研究《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论纲 》(《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等也都各具特色，产生了一定影响。
收稿日期：2004-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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