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享南亚,走向世界--印度的双重外交_时政外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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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50多年来,不管印度外交经历了何等的演变与发展,自始至终,印外交政策一直在地区内与地区外这两个层面上演进,时而交合,时而分离,但其所致力的最终目标一直未变。

地区内外交政策:不容他人染指南亚事务,谋求次大陆绝对领导权。

印度地区内外交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继承巩固阶段、坐大南亚阶段和“好邻居”阶段。

继承巩固殖民遗产阶段。印度一直自诩“大英帝国的天然继承人”,视次大陆为其必然的势力范围,不容他人染指。为保留过去的国际影响力,独立后印度决定继续留在英联邦之内,并沿续英国的政策,与喜马拉雅山区小国逐次重订条约,加强控制和影响。1949年,印度利用锡金一地方起义反抗大君之机派军入锡,使其成为保护国;1949年,印度与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1950年,印度与尼泊尔签订《和平友好条约》。

坐大南亚阶段。从50年代末开始,随着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及美苏的竞相拉拢,印度大国思想开始膨胀,外交政策也变得咄咄逼人。

首先,为使西藏成为印中两国间的缓冲区,印度一方面教唆西藏上层发动叛乱,叛乱被平息后又主动收容达赖,为他分裂祖国的活动提供多种便利;另一方面,在中印边境地区大肆推行“前进政策”,挑起中印边境冲突。其次,以战争削弱巴基斯坦,确保印度在南亚的绝对霸主地位。1971年,东巴基斯坦出现反军政府高压政策的浪潮,印度不仅全力支持东巴独立,并在随后爆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以武力肢解了巴基斯坦。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在与巴签订《西姆拉协议》时,印度第一次排除了第三者的干预。从此,印度开始在次大陆强力坚持双边主义外交原则,不容外人插手南亚事务。再次,七八十年代大力推行“英·甘地主义”的外交政策,充当地区超级警察。1971年,军事援助斯里兰卡政府;1975年出兵平复锡金倒皇运动并最终吞并锡金;1987~1990年向斯里兰卡派驻7万维和部队;1988年进入马尔代夫执行 “仙人掌行动”,平定政变;1989年3月, 因对“尼泊尔在防务和外交事务中出现的新的独立精神不满”,关闭了15个尼运输过境点站中的13个,并停止向尼提供石油等必需品,致使尼经济陷入瘫痪,被迫让步。

怀柔让与的“好邻居”阶段。印推行“英·甘地主义”不成功,反而造成了与邻国关系的普遍紧张。1990年印度开始以怀柔代替张扬,以让与代替强求。

1991年7月,印度与尼泊尔签署了“贸易协定”和“边境协定”, 结束了对尼长达20个月的贸易禁运;1992年5月, 印度不仅恢复了与孟加拉国就有关恒河水分配问题的谈判,还将“廷比加走廊”永久性地租给了孟;1995年底,印度同尼泊尔签署《综合开发马哈卡利河水利条约》,并在过境与贸易问题上作出让步。

1996年9月3日,印度外长古吉拉尔在伦敦详细阐述了后来被称之为“古吉拉尔主义”的外交五原则,核心精神是:为追求长期国家战略利益,印度愿向南亚邻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不求马上回报。

“好邻居”政策出台后,1996年12月,印孟签署了为期30年的共享恒河水资源的协定,从而解决了两国间长达20年之久的争端;1997 年1月,印孟一致同意建立次地区贸易集团,印还从1998年3 月起对孟加拉国的500项产品实行关税优惠;1998年5月,印巴两国总理在第九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期间举行会谈,并决定设立总理热线;1999 年2月,印巴进行“巴士外交”,两国发表旨在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拉合尔宣言》。

但“好邻居”政策取得的成功是有限的。印巴两国关系经去年5 月卡吉尔冲突、10月巴军事政变及圣诞节前夕劫机事件,陷入了30年来最低水平。新千年伊始,两国即已数度在边境、实控线一带交火,两度互逐外交官员。更值得关注的是,印《2000~2001年度财政预算》大幅提高国防经费(增幅28.2%),其中,约有3 %的国防费用将用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巴强烈指责印此举是在谋求“霸权主义”,两国关系有可能进一步趋紧,甚至激化。

地区外外交政策:增强国际地位,谋求成为世界一极。

因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印度的地区外外交政策也历经曲折与反复,大体而言,走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无限风光的不结盟运动时期。50年代,为避免国家主权与安全利益受损,同时也为在美苏两霸间周旋渔利,尼赫鲁政府大力提倡不结盟外交政策,高举亚非团结旗帜, 支持反帝反殖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1954年,中印两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印度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得到了亚非新兴国家的普遍欢迎与广泛支持。此外,印还积极参与解决国际争端,以中立国的身份参与了朝鲜问题与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一时间,尼赫鲁成了第三世界代言人,印度的国际地位也如日中天,成为当时国际舞台的重要角色之一。这是印度外交史上的黄金时段。

冷战期间的结盟外交。不结盟运动甫一成势,印度即抛弃不结盟原则,大力争取美苏的支持,寻求左右结盟。

冷战期间的印美关系先密后松。1958年~1963年,印美关系迅猛发展,相继签订了“印美军事协定”、“印美援助协定”以及针对中国的“空防”军事协议,公开结成军事同盟。1971年印度与苏联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美印关系降至冰点。但70年代中后期,出于对印战略地位的考虑,美再度拉拢印度。卡特总统于1978年访印,承认印是南亚次大陆的“主导国家”,恢复对印经援。此后,美印两国基本保持一定的高层往来,不亲也不疏。1989年,当时的印总统文卡塔拉曼曾在议会表示,“在保持和苏联已有关系的同时,印度将发展同美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印苏关系则要亲密得多。苏联对印政策从50年代旨在冲破西方国家的反共包围,过渡到60年代的视印为其制衡中国的重要力量。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联公开袒护印度,并予以大量援助。到1964年,苏向印提供的军援共达1.3亿美元, 超过美国同期提供的军援。1964年9月苏印正式签订武器协定, 印还同意苏联出面“调停”第二次印巴战争。1971年,两国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及苏向印紧急提供武器装备的秘密协定。直到冷战结束,对苏政策一直占据印外交政策的中心。

大国均衡外交与“东进南下”政策。80年代中期之后,冷战对峙局面出现了重大松动。随着冷战的结束,印度的地缘战略重要性逐渐下降,国际地位也日趋边缘化。为尽快摆脱这种不利影响,印度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改善与美关系,建立新型印俄合作关系。1988年底,拉·甘地访华期间表示放弃1962年以来一直坚持的“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全面发展中印双边关系的先决条件”的对华政策,表明了印地区外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

印国防部长在苏联解体后相继访问了美、中、俄三国;拉奥在1991年至1995年执政期间也先后出访了美、中、俄三国。其间,签订了《印俄防务合作条约》、《印俄发展和加强两国合作宣言》、《印美防务协议》以及两项有关维护印中边界实际控制线两侧地区和平与安宁的重要协议。

印还积极推行“东进南下”政策,加强与环印度洋国家及东盟国家的关系。1991年11月,印澳举行联合海军演习;1992年9月, 印提议同新、马、泰、印尼及东亚国家在印度洋举行联合海军演习;1993年印前总理拉奥访泰,达成在投资、旅游和贸易方面广泛的合作协议;同年,马来西亚总理与印尼总统相继访印,并就扩大贸易合作进行深入的双边会谈;1994年印总理首次访问越南和新加坡;1995年印正式成为东盟地区论坛的全面对话国和亚太安全合作委员会的联系成员国。另外,在印的不断推动下,1997年“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组织”以及孟、印、缅、斯、泰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相继成立。此外,印还同美、俄、法、英等国在印度洋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东进与南下”政策扩大了印的外交空间,增加了印在国际政治舞台中的“杠杆”与“平衡器”作用。

核选择后“核外交”色彩突出:争取与核俱乐部成员平起平坐,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为进一步提高国际地位、增加外交筹码以及尽快成为世界一强,印于1998年5月实施核选择权,核试后印外交主要特点如下:

首先,外交活动带有明显的“核国色彩”。核试后印多次在国际社会表明愿与有核国签署“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1999年3月, 在曼谷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印度称中印两国是“七个宣称拥有核武器国家中的两个”,有意与核俱乐部成员平起平坐;1999年7月,“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印紧随中国在《东南亚无核区条约》上签字,强化“事实上核国家”的印象;同年8月17 日公布“核原则草案”后,印积极向有关大国兜售其拥有“最低核威慑”的权利。

其次,加大与美俄的外交工作力度,提高核地位。为尽快取得对巴核优势、对华核对称,同时使其核选择不再成为众矢之的,印竭力改善因核试而受到影响的印美关系,把“进一步深化、拓展与美国的关系”作为现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自1998年10月以来,印美共进行了10轮外长级会谈,并实现了克林顿总统3月访印。 印美关系的加强夯实了印的核地位。另一方面,加强与俄在军事技术与军工企业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努力借助俄的技术与帮助,提高印核打击能力。核试后,印与俄再订《印俄军事技术合作协定》。两国目前已就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

第三,以亚太地区为重点,积极开展多边与双边的安全防务合作。印度在亚太地区积极倡导建立“合作安全秩序”,提出以磋商代替对抗,以预防代替应付,旨在营造“安全的周边环境”,并树立印“地区安全平衡力量”的形象。主要举措有:(1 )继续拉近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支持东盟无核区倡议;(2)改善与日关系,印国防部长首度访日, 两国均认为为确保南亚与东南亚的和平与安全,两国“应肩负起更大责任”;(3)3月6日~7日,印中外交部司长级官员首度举行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双边安全对话;(4)巩固与法、英等国的传统关系。近日, 印又在谋求与法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5)积极参加“东盟地区论坛”、 环太平洋区域合作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安全与防务问题非正式论坛等的安全对话,并急切想挤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亚欧首脑会议。在这些论坛上,印度一直是“合作安全”的积极推动者。(6 )加大联手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印除与中亚国家展开联手打击之外,还相继与美、伊朗、日、加、俄等国商讨联合打击极端势力、恐怖主义的措施。今年1月,印美正式成立打击恐怖主义活动联合工作小组。

第四,主张世界多极化,强调联合国作用。印反对世界霸权,反对削弱联合国作用,主张世界多极。1999年3月, 印对以美为首的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参与了俄罗斯在安理会要求制止北约对南空袭的提案。印总理瓦杰帕伊还表示,“不允许任何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多么富有,充当世界警察”。同年9月, 印外长辛格在联大发言中也明确表示了印反对西方的“主权有限论”、“人权大于主权”、“人权至上”等论调。此外,印还积极主张对联合国进行改革,认为目前的联合国不能反映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应扩大,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印应成为其中一员。为此,印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早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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