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社会责任模式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社会论文,责任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8780（2000）09—0036—02
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管理活动难以回避的话题。 自20 世纪50年代以来，首先从美国开始，西方学术界和企业界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数十年的讨论，人们愈发认识到，注重企业行为中的社会责任问题，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必要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一观点，即使同意这一观点的人，也对社会责任内容的理解不尽相同。
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基本含义就是企业对社会所应承担的义务。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密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利润。斯蒂芬·P·罗宾斯认为，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哈罗德·孔茨等人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我国的一些学者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为所处社会的全面和长远利益而必须关心、全力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表现为企业对社会的适应和发展的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极为丰富，既有强制的法律责任，也有自觉的道义责任”。也有人把企业社会责任看作是政治责任，即履行政府规定和倡导的义务，如交纳税金、提供就业。还有人把企业社会责任理解为支持公益事业，如赞助慈善活动等（注：陈炳富、周祖城编著：《企业伦理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53—54页）。现在通常所说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是指经济责任以外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建立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基础上的道德责任。
毫无疑问，一般而言，企业作为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经济责任是其首要的责任。但是，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对此不同的回答，形成了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式；对立型责任模式、分离型责任模式和统一型责任模式。
一、对立型责任模式
这一模式认为，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是完全对立、水火不容的。它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站在社会责任的立场上，完全忽略或排斥企业的经济责任；一是站在经济责任立场上，全盘否定企业的社会责任。前者多发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后者通常在市场经济的初期较为多见。如解放前革命根据地的公营企业，管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政治服务，即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建国后，我们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表现在企业管理上，则是企业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没有经营自主权，也不承担盈亏的责任；企业管理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改革开放使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企业逐渐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但在转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特别是法制的不健全，某些企业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制假售假、偷税漏税、强买强卖、行贿受贿、欺诈蒙骗、不讲信用、肆意破坏资源和环境、严重漠视和侵犯员工的合法权益等等。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除个别情况之外，“政治挂帅”、“社会至上”式的社会责任模式是应当摈弃的。因为，一、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设计和选择，而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正构成道德活动的前提，也是确认道德责任的内在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自由选择，就没有道德行为。既然企业是在“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被动地承担社会责任，它就不能称之为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二、道德是对社会成员和组织利益的调节和平衡，其目的在于保护和实现人们的正当利益。如果片面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政治责任，压抑或否定企业及其员工对利益的合法追求，割裂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的关系，这不仅违背了道德的“至善”和“公正”的原则，使社会责任成为虚幻、畸形的存在，而且企业因缺乏动力和能力也无法普遍、长期和充分地履行其社会责任。三、企业作为社会的经济组织，基本职责就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因忽视经济责任而普遍存在效率低下、决策失误、生产盲目、缺乏活力的现象，由此造成社会生产力发展迟滞、社会资源浪费严重、商品匮乏、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这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根本谈不上社会责任的问题。至于“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式的社会责任模式更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其错误人所共知，其行为人所共愤，不值一驳。它在道德层次上是属于“禁止”之列。我们应当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规则的基础上，对此广泛地揭露，严厉地打击，决不容许其存在和发展。
二、分离型责任模式
这一模式的基本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工商界，除了不可说谎、欺骗、盗窃等一般道德标准之外，伦理学并没有用武之地。”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企业虽不赞成唯利是图，但对社会责任也不感兴趣和关心，认为与己无关，有的企业甚至从未思考过和意识到社会责任的问题。即便是在理论上认同社会责任的企业，在态度和行为上也非常地保留，过多地强调企业的特殊性和困难，如认为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吃亏太多；对企业要求过高，在现实生活中，企业是难以做到的；目前社会环境和企业实力不尽如人意，还不具备承担社会责任的条件；经济责任都顾不过来，哪有精力考虑社会责任，等等。总之，承担社会责任，理论上也许可以，实际不行；偶一为之也许可以，多了不行；别的企业也许可以，自己不行；将来也许可以，现在不行。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企业都不反对社会责任，也能承担少量的社会责任，但总体而言缺乏明晰和正确的社会责任意识，对社会责任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这种道德境界明显偏低，容易分化，亟待提高。
另一种情况是站在经济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企业管理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而不必或不应当考虑社会责任。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多余的，不恰当的，甚至是有害的。此观点的理论假设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企业的决策是完全理性的，而企业为了赢利，就必须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必然增进了社会福利。经济自由主义鼻祖亚当·斯密主张，“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的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注：〔英〕正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版，第252页）。 “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再危险也没有了”。企业越自由地追求利润，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因为虽然“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但“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注：〔英〕正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第1 版，第27—28页）。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是分离型责任模式坚定的支持者。他认为，“工商业的主要目标和动力就是利润……市场竞争使企业自始至终追求其自身的利益，而又使利润保持在一个合理或适当的水平，并在不知不觉中之中增进了公共福利”。因此，“在自由经济中，企业有一种，也只有一种社会责任：使用其资源参与既定的商业活动，以求增加利润，并在这一过程中遵守竞赛规则，即参与公开的竞争，而不搞招摇撞骗那一套……不去尽力为股东赚钱而空谈所谓社会责任，这样的做法对西方社会的基础本身所造成的破坏，是任何其它因素所无法比拟的”（注：转引自张文贤等编著：《管理伦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7—38页）
当然，分离型责任模式并非一概反对社会责任。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弗里德曼，都主张基本的道德责任，尤其是法律责任。在斯密看来，人“应当顾及他人，少为自己，节制自私的情感，弘扬仁慈、仁爱的情感”，以“谨慎之德”保证自由竞争，摈弃有损竞争和自由市场的各种不正当行为。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当依照“正义的法律”公正地行事，不得损害他人同样的自由，以维持“公平游戏”（注：参见杨春学著：《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2 月第1版，第89—104页）。不过，分离型责任模式所主张的社会责任， 是有限的社会责任。一是它所谈论的道德责任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责任，它所谈论的法律责任仅指遵守字面上的法律，而不包括法律精神。二是它主张社会责任，其目的是服务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换言之，经济责任决定并优先于社会责任。三是它主要强调对企业的所有者负责，而将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员工、消费者、社区、自然环境）排除在外。
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在西方社会影响甚大，但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为数不少。批评者认为，这类论点的很多假设不能成立，如认为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人是“经济人”，所有社会成员的需求都能在市场中得到满足，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符合公共利益，承担社会责任必然损害企业利润，等等。
经济自由主义的论点有其特定的文化渊源及历史背景，而且从道德层次上说，分离型责任模式是“可以接受”的。更重要的是，它“最符合”企业的利益。因此，在西方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日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大多数企业都自觉不自觉地采取这一模式，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也在质疑：企业仅仅是一部赚钱机器吗？企业能置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于不顾吗？将社会责任排除在管理领域之外，真的符合企业的利益吗？企业能满足于不为非作歹、违法乱纪如此之低的道德标准吗？而且，当社会责任沦为经济责任的婢女，谁能保证企业不会为了经济利益牺牲道德呢？
三、统一型责任模式
20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经济萧条时期，一些企业为了避免和摆脱困境，注意与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发展密切的合作关系，提出了企业与社会同舟共济的观点。60年代以来，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公众对社会环境的日益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大。石油危机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使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特别是企业经营中的一系列丑闻，如贿赂、垄断价格、欺诈、环境污染以及非法政治捐款、非法股票交易、窃取商业机密等，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在上述原因的冲击下，传统的企业责任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抛弃，代之以符合时代的经营理念。7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企业中兴起了“道德生成运动”（Moral Genesis Movement），倡导将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建立企业与社会相互信赖的关系。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指出，企业首要的社会责任是经济责任，但利润不是企业的目的，而只是一个限制因素，满足社会需要才是企业永恒的目的。利润无非是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回报。松下幸之助也认为，企业从社会中获得的合理的利润，正是企业完成了使命，对社会做出了贡献而得到的报酬（注：参见王缓、张新胜著：《文化制胜——赢得优势的最佳选择》，新华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247页）。
统一型责任模式认为，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基础上，还应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其主要论点是：
1.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是一种长期的自利行为，因为这会为企业提供和谐的外部经营环境，树立良好的形象，吸引优秀的人才，并能通过社会的合作和监督，来规范企业行为，改善内部管理，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2.当今企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不断增大，而且社会公众关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的主张更加坚定和迫切，因此企业必须适应环境和公众的要求，追求多元的经营目标。
3.有些社会问题是由企业直接造成的或与企业有一定的关系，企业理所当然要为此负责；即使有些社会问题的原因不在企业，但解决这些问题对企业是一种机会和挑战，能发挥、检验、证明和提高企业的能力，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企业也会因社会环境和改善而获益。
4.企业是经济组织，同时也是社会组织。既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因此企业不仅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也要实现社会的利益；不仅要促进经济的繁荣，也要推动社会全面的发展。况且企业既然已从社会中获利非浅，就有义务回报社会。
5.企业拥有解决社会问题丰富的资源，如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资金和设备、技术专家和管理人才等等。而且企业在社会中拥有巨大的权力，这就要求有相应的责任来平衡它，因此企业可以也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从以上论点可以看出，即使同属统一型责任模式的企业，因其出发点的不同，而呈现道德境界的分层：一种类型是以企业为中心，把履行社会责任视为实现经济责任的手段和一种投资行为。这种类型的企业意识到环境和舆论的变化，认为企业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也符合企业的利益。因此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他们能考虑社会效益，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追求利润与道德的双赢。另一种类型是以社会为中心，把社会责任视为企业最主要的责任。这种类型的企业不是仅仅因为讲求社会责任对企业有利而这样做，而是觉得这是企业应尽的义务。因此他们对社会的服务是真诚、全面和彻底的。当然，他们同样追求合理的利润，但把利润看作是第二位的，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副产品和手段。前一种类型功利色彩过于浓厚，难免对社会责任考虑不足。但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它能被更多的企业所接受，而且企业能有这样的认识和行为，也是值得赞许的，因此它将成为今后企业的主导模式。后一种类型则超越了功利主义的局限性，体现了高尚的道德境界，反映了人类对终极价值的追求，达到了利润与道德、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完美统一。尽管这样的企业目前是极少数，却是社会主义企业伦理的典范。
应当承认，我国的企业道德状况还不尽如人意，这不仅表现在大多数企业处于分离型责任模式，甚至在局部上见利忘义的企业行为愈演愈烈，而且社会对企业道德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我们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通过大力开展社会道德教育、企业道德教育，创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树立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断升华道德境界，真正实现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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