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统”的建构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辩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当代中国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1)04-0012-07
一、“多”、“变”时代的意识形态悖论：“非传统”与“新传统”
富有历史感的人都不会怀疑，近30多年的中国，既是急剧变化，也是“传统”遭遇深刻挑战的时代。鸟瞰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无论变化的速率，还是其广度和深度，都远非外部可比。仅半个世纪就由近代向现代转型(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继而仅半个世纪便宣布要实现“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到上个世纪70年代)；肇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巨变再次提速。急剧变化的社会，似乎注定了传统的宿命：既是一个反传统或“非传统”的时代，也是传统难以积淀和铸造的时代。然而，理性反思对此提出质疑：如果既反传统又难以造就传统，那么不仅会使同时代的文明陷入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化危机”，而且必然导致人类文明史的中断乃至夭折，并使未来的文明陷入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多么可怖——的灾难。于是，思维便指向另一假设：首先应当反思的不是传统，而是社会的传统观，包括关于传统的理念以及对于传统的态度。
与以前的社会提速相比，近30多年变化的明显特点是：内发的“改革开放”大潮相遇漫淫世界的“全球化”飓风，“风”“潮”交媾，漩涡并起，“变”“多”互织，呈现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指谓的“多元、多样、多变”的格局。激荡之下，首先是毛泽东时代的现代与当代“传统”在“改革”的强势驱动下被“非”，继而将“非”的矢刃指向传统的源头，尤其是孔孟儒家。于是，世界在灵性中的表象便是：这是一个涤荡了传统、需要传统但又缺乏传统并且难以甚至不可能生发传统的时代。人们不仅对以往的“传统”失却至少动摇了信念，而且对“传统”本身失去兴趣，对现代性社会“传统”的生发能力、对“传统”的前景失去信心。于是，一方面，文明陷入“合法化危机”，社会也因之在精神与价值中涣散或“被涣散”，因为，无论“传统”遭遇多少冷酷的凌辱，在人们的观念中它依然根深蒂固地被当作社会稳定或建构社会同一性的第一元素，有数据为证：“文化建设应优先重视哪些方面？”在江苏、广西、新疆三省(区)的1200份问卷调查中，“弘扬传统文化”以56.3％居诸多选择之首，原因很简单，反传统和无传统最终解构的是社会同一性的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空前的“变”与“多”使人们对“传统”生发、存在的能力和价值失却兴趣和信心。这便是“变”与“多”的社会关于传统的“苦恼意识”。然而，仔细反思便发现，现代社会失却的不是传统本身，因为，只要历史存在生命的连续性，只要社会具有基本的同一性，就有传统存在的理由并且确证传统的价值。这样，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反思乃至拯救的，不仅是对于传统的态度，而且是关于传统的理念或所谓传统观。面对“变”与“多”社会的“传统”纠结，需要反诘：我们丧失了对于“传统”的洞察力了吗？
中外文明史的长河中不乏“变”与“多”的时代，然而这些告别传统的世纪，恰恰成为未来文明的三江源。最典型的就是中西方的“轴心时代”，即中国的春秋战国与西方的古希腊。春秋战国时期，人心不古，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变”与“多”。然而，不仅孔孟老庄等春秋百家的学派领袖，成为日后各宗各派在传统上的始祖，而且春秋百家整体地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包括由社会失序和行为失范所导致的孩童记忆，都沉积为中国人几千年挥之不去的秩序情结。古希腊文明的镜像同样如此。在那个时代，其“变”之巨大，其“多”之缭绕，几乎成为古希腊文明繁荣的代名词，然而，不仅它们的诸元素，而且连同“变”与“多”本身，都成为日后西方文明的共生传统与共享财富。近代社会，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欢呼“一切都被允许”，解构了古希腊以后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神圣传统，可也许他自己也未曾料到，尼采主义却成为近代以后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传统之一——虽然他在拼出全身气息诅咒“上帝死了”之后从此便疯去，并终究未醒来。历史的鲜活在于它深刻的精彩，深刻处和出彩点都源于其本身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并不止于“反传统本身就是传统”，或“变”与“多”本身就是传统等范式化的解释，而在于历史本身的生命力和文明积淀，在于理解和把握历史所需要的那种观若明火的洞察力。
将这种历史意识和传统观用于对近30年中国社会的分析，“变”与“多”固然是它的镜像，但无论现象地呈现“变”与“多”，还是揭示“变”与“多”的特点和规律，似乎总有一种未走进历史深处，未触摸生命脉动的感觉。改革开放30年，如果我们认为它重要，如果我们相信它的辉煌，如果我们对它可能产生的历史影响有足够的信心，那么，就应当相信，它可能并且正在甚至已经形成某种“新传统”，只是，这种“新传统”有待昭示，更有待甄别和蒸馏。
这一努力还没开始，但无论如何，努力本身很有意义。
二、“多”、“变”激荡的意识形态矛盾
在浩瀚而杂芜的数据中发现“多”与“一”，无疑是一件浩大的工程，甚至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因为它不仅需要对调查的且以可靠为前提的大量数据进行处理，更困难的在于“多”与“变”都是历时性的相对概念，逻辑上必须先确证“一”与“不变”，才能指证“多”与“变”。当然，有一种简单而直观的做法：直接地呈现“多”，经验地指证“变”，但它的学术可靠性很容易受到质疑。如果试图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寻觅那些可能有资质沉积为“传统”的“幸运”元素，比较可行的思路，是在对思想、道德、文化三大领域的鸟瞰中，探讨“多”与“一”、“变”与“不变”的关系。
近30年发生在思想领域的“多”与“变”当首推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与态度。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双向激荡，已经动摇了人们对“一种制度”、“一种意识形态”，即80年代前的中国乃至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执着与坚守，表现出空前的包容，但对“制度”和“意识形态”本身的热情和追求依然存在，并未走向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调查发现，人们已经摆脱抽象的“制度主义”，基本取向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制度评价和选择的标准，制度意识淡化，制度取向“多”的趋向似乎难以逆转。36.9％的受查对象认为，“只要过上好日子，哪种社会制度都可以”，制度意识更为理性和务实，但其背后隐藏的是理想信念的“祛魅”。因为，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生活水平，都同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不仅需要历时与共时的比较，更与人们的现实感受相联系。37.3％的人认为目前“生活水平提高，但幸福感快乐感下降”，似乎又与这种淡化而多元的制度意识相矛盾，彼此构成某种相互批评。现代中国社会，是否需要一种制度的理想主义，是否还有力量激发和生成某种制度的理想主义，委实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无论中国的大同理想，还是柏拉图“理想国”的乌托邦，都曾经是世人进行制度革命和制度创新的精神动力。无论制度意识如何包容和多元，制度的理想主义应当是“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否则将导致社会尤其是社会变革热情的冷却甚至丧失。当然，这种热情今天还依然在部分人中存在，32.9％选择“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就是证明，也许，在经过几十年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将这里的“社会主义”诠释为“合理性”更为合适。意识形态中的“多”与制度意识有所不同。“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依次被选择，表面呈现的“多”中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坚持仍在，只是对其形态的选择有所不同。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态度“多”中有“一”。65.5％主张对当前意识形态进行调整，调整的关键词是“多元包容”，不仅包容不同阶层的思想，而且包容不同思想体系，乃至“包容性越大越好”，这些主张的选择率达96.9％。“调整”与“包容”的主张是“一”，而“包容”本身却是“多”，“一”、“多”之间，“多”更为本质。总体上，思想领域中的规律是：“多”与“变”是主旋律，但制度意识与意识形态主张之间呈现不平衡，制度意识中的“多”与“变”大于意识形态主张，意识形态主张中“一”与“不变”的因素大于制度意识。这种状况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意识的滞后性，而应当作为制定意识形态战略的重要依据。
道德领域中“多”与“变”的特点是伦理与道德的不平衡。一方面，市场经济道德、意识形态中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中国传统道德、西方道德，构成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四元素，呈现为多，其中市场经济道德居绝对主导地位，占40.3％，是“多”中之“一”。另一方面，伦理与道德的“变”出现巨大的不平衡，总体轨迹是：伦理上坚守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在伦理关系方面，传统“五伦”中的四伦，即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仍被认同为当今最为重要的四种伦理关系，只是君臣关系被置换为同事和同学关系，它们构成现代中国的“新五伦”。而在道德生活方面，传统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则至少发生60％的变化。“新五常”中，只有位列前二的爱与诚信，可以与传统的仁和信大抵相当，其他三德，责任、正义、宽容，都是现代性道德。伦理与道德变化的不平衡态势，呈现为二元对峙，突出表现为伦理优先的公正论，与道德优先的德性论势均力敌：50.04％选择公正优先，48.9％选择德性优先。不平衡的后果，是出现伦理-道德悖论：75.0％对道德生活基本满意，73.1％对伦理关系不满意。公正论与德性论的二元对峙，伦理-道德悖论的形成，标志着当今中国伦理道德的发展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这是发生重大转型的征兆。伦理道德的十字路口，根本上是精神的十字路口，“理性”僭越“精神”，“集合并列”的“原子式思维”的理性主义代替“从实体出发”的实体思维，标志着伦理观和伦理方式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变”中之“不变”依然存在，因为，伦理道德作为社会同一性基础的地位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立论的事实根据有二：其一，当发生人际冲突时，80.0％选择“找对方沟通”或“找第三方调解”，只有17.3％选择“打官司”；其二，36.4％认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多元多样多变的文化中相对不变的因素，高居诸选择之首。它说明，伦理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并没有变。伦理道德的内涵和标准变化了，但伦理型文化的性质并没有变，中国文化依然是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多元多样，但它们作为社会同一性建构的首要基础的地位并没有变。
文化是“多”与“变”表现得最强烈的领域，其“多”与“一”、“变”与“不变”的规律同样深刻地存在。市场经济观念、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传统文化，是影响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三元素，其中市场经济观念影响力最大也最深刻。在影响当今中国社会的五大文化观念中，市场经济的竞争观念以71.3％高居榜首，而拜金主义、传统道德、流行文化、享乐主义的权重则大体相当。无论在积极还是消极的意义上，市场经济观念都是近30年中国社会在文化上最大和最深刻的“变”，也是导致其他“多”与“变”的最重要的根源。“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以36.4％的选择率成为文化演变中持久和稳定的第一因素，“传统道德”以27.2％成为文化判断的第二根据(第一根据是理性与科学，占28.1％)。与此相联系，“弘扬传统文化”则以56.3％成为当今文化建设的首要优先因子。市场经济观念、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传统文化，构成文化领域“多”与“一”、“变”与“不变”的辩证结构。其中，市场经济观念导致“多”与“变”，而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传统文化则是在“多”与“变”中的稳定因素或维持“一”与“不变”的力量，由此形成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同一性、间断性与连续性的辩证法。由于市场经济及其观念之力量的巨大和深刻，也由于对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本身受市场经济观念的影响，“多”与“变”是文化发展的主流。当今中国文化是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文化，或者说，市场经济观念是一种文化现实，而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只是校正这一文化现实在价值上的某种向往和坚守。
要之，制度意识与意识形态主张之间的不平衡，伦理与道德之间的不平衡，市场经济观念与伦理道德、传统文化之间的不平衡，既是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领域“多”与“一”、“变”与“不变”的特点和规律，也是“多”与“一”、“变”与“不变”矛盾的集中表现；理想主义祛魅、精神退隐、市场经济观念的文化霸权，分别是三大领域的基本问题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三大不平衡和三个基本问题，构成当前我国社会思想、道德、文化“多”与“一”、“变”与“不变”的“中国问题”。
三、“新传统”下的当代意识形态辩证
“传统”是历史性的概念，它的第一要素便是“过去发生”，因而任何文明无论如何辉煌，都没有足够的根据自言可以成为传统。但是，这并不妨碍某种文明可以创造和开辟自己的新传统，尤其对那些展示为多样性并且提速发展即所谓“多”与“变”的社会和时代，思考和寻觅那些可能成为未来传统元素的问题，不仅富有挑战性和前瞻意义，而且对于社会文明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近30年中国社会而言，思想、道德、文化“多”与“变”背后的那些“一”与“不变”，当然在直观中最有可能成为未来传统的元素。但传统的辩证法并不如此简单，对于社会文明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反思，也许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尤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
对思想、道德、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而言，一个严峻的课题是：意识是否可能有“形态”？如何才能有“形态”？一般而言，意识是个体的，因而是多样的，但社会的基本同一性，必须使多样性的个体主观意识具有社会性与客观性，从而使社会具有统一的精神基础，即具有所谓“形态”或社会客观性。当然，“形态”还具有另一种意义，即意识分类学意义上政治、法律、伦理等诸理论形态。在前一种意义上，“形态”即共识，亦即所谓主流意识或主导价值。当然，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传统积淀具有完全不同的规律。显而易见的是，意识形态或意识的形态化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或社会的努力，甚至在一定时期可以建立意识形态的霸权，但传统则是一个历史选择和文明蒸馏的过程。一定时期的强势意识形态不一定可以成为未来的传统，甚至可能在历史选择中很快被舍弃，而一些在意识形态中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元素反成为传统。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所谓春秋无显学。秦始皇统一中国，法家思想取得意识形态的霸权，为巩固这种霸权，秦始皇甚至“焚书坑儒”，但结果，“二世而亡”之后，它迅速地被抛弃，反而是被其当作异端的儒家，成为后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和正宗。因此，反思意识形态与传统(包括传统的过去与未来)的关系，对于意识形态的长远构建，使之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中西方文明史上，“轴心时代”都是一个“多”与“变”的时代。与之相应的中西方文明的另一特点是：源于这一时代的文明传统，往往都是一个多元的辩证结构。春秋百家，成为后来中国文明传统重要元素或构造的只有儒家与道家。更值得注意的是，汉以后，中国文化引进了外来的佛教，在漫长的文化融合与历史选择中，最后是儒道佛三家的辩证整合，共同打造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外来的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构造，甚至在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顶峰的盛唐，成功地登上中国意识形态的宝座。它不仅说明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开放本性，而且再次澄明意识形态与文化传统的辩证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证明文化传统的本质是多元多样，因为，文化传统必须是一个生态，它应当能够满足作为它的主体的民族的生命需求。儒道佛三位一体，建构的是一个刚柔相济、进退互补的弹性基地，它使中国人在得意与失意的任何境遇下都不至于丧失安身立命的基地，而这种弹性基地的客观后果，便是维护了传统社会的长期稳定。“多”与“变”的社会之所以为未来提供传统，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它所展示的多样性，为未来文明和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可选择性；而传统的多元辩证结构所以必然，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生发于“多”与“变”时代的文化因子虽然极富活力与灵性，但却可能是一种“深刻的片面”，有待其他因子的补充与互动。
历史多次证明“多”与“变”时代积淀为传统的可能性，也证明源于或受其激越的传统的多元辩证构造的必然性。鸦片战争与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另外两个“多”与“变”的时代。源于近代，在五四时期生成的“五四新文化”，便是由马克思主义派、西化派、国粹派构成的三维辩证结构，它形成“后五四文化传统”，这一构造对现当代的中国文化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且没有因为1949年后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从根本上改变。“何种文化应当成为主流文化？”对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两大群体五次调查的结果完全一致，排序都是：中国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区别只是每次的百分比有所不同。可见，中国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或简称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三大主流。这种结构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与文化格局的现代表现，只是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以，“多”与“变”的时代，并不是一个汹涌而无积淀的时代，恰恰相反，大浪淘沙更易洗炼出未来传统的元素。于是，面对当前我国社会思想、道德、文化的多元、多样、多变，确定审慎而有历史感的意识形态战略便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综观近30年思想、道德、文化的演变，具有意识形态意义、可能成为某种“新传统”，并且有待澄明的至少有以下三种观念：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改革开放的最重要也是产生最重大成果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口号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毋庸置疑，它是中国30年发展奇迹的思想和政治的最重要的源头；更重要的是，它要“一百年坚持不动摇”。据此，它最有可能转换为新传统的一种元素。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前提：第一，它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其基本内涵是“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既然是一次转移，便有所针对，它针对的是“文革”时代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背景传统，这是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战略大转移，然而，“转移”并不是全部，更不是目的；第二，它是一种发展的战略，但并不就是根本的发展理念，虽然它是发展理念中具有基础意义的内涵，但毕竟不是理念本身。作为一种发展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应当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但作为发展的根本理念和目标，应当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而健全的发展，应当是人民的幸福。当在理论上把“转移”当作目的，把“战略”当作“理念”时，便潜在着由“经济中心”走向“经济至上”，再走向“经济的价值霸权”的可能和危险；在实践上也必定遭遇许多难题和困境。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中，传统的“意识形态中心”的价值观和政治传统被扬弃，出现所谓意识形态“淡出”或“淡化”的表象。但是，淡化的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即政治意识形态，而另一种意识形态正在生成或者已经生成，这就是经济意识形态。毋庸讳言，“经济中心”本身就是并且已经成为当今的一种意识形态，甚至很有可能由主流意识形态上升为绝对意识形态。而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战略上升为理念，再由理念上升为意识形态时，便存在着异化的危险。如果说“以意识形态为中心”是毛泽东时代的传统，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可能成为近30年的“新传统”？这着实是一个需要反思和审慎对待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因为它可能成为“新传统”，所以必须进行反思和辩证。
2.“改革开放”
改革与开放，是近30年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合理性与时代精神的代名词，被表述为“时代精神”。调查发现，虽然诸群体在许多问题上观念多元多样，但对近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肯定，对改革开放本身的认同，却高度一致，因此，“改革开放”也可能成为新传统的重要元素。然而，需要反思的是，改革与开放作为一种理念，也有自己的真理域，一旦超越其限度，就会走进误区，被片面化和固化为某种绝对价值观。
在全球化、高技术和市场经济时代，开放无疑是必然和应然的选择。开放的价值观及其实践，为中国近30年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动力。但是，“开放”同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或者说是一种相对价值观，它总是相对于封闭或保守而言，一旦将它推向绝对，形成所谓“过度开放”，就会失去其真理性，在实践上就会走进误区。“过度开放”对一个民族，尤其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及其传统，乃至对一个民族的经济来说，未必是合理而明智的选择。在这个开放的时代，一定程度的“封闭”，对民族自身来说，并没有完全丧失它的合理性。
理由简单而直白。生命产生于什么？产生于封闭。如果鸡蛋一开始就是开放的，哪能产出小鸡？没有十月怀胎，那有新生命诞生？个体尤其青少年健康精神世界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对稳定而理想的环境，这就是学校“围墙”的文化象征意义，它提供一个实验性的文化环境。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坚守，同样需要一定程度的稳定乃至封闭，过度和绝对的开放，只能导致和加速民族传统的解构。而传统的失落，就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民族同一性的失落，进而是民族的精神家园的失落。过度开放与过度封闭一样，同样不合理。
三组调研数据可能让我们对这一问题有所警觉——
“如果中央宣传与国外思潮矛盾，你认为哪个正确？”64.0％的企业家与企业员工、61.0％的公务员、44.0％的农民选择“国外正确”，所占比例均居所有选项第一；
在关于社会制度的调查中，在江苏和新疆、广西地区，分别有37.0％和36.1％以上的人认为，“只要过上好日子，哪种制度都可以”，也居所有选项第一；
在关于“加强文化建设应当优先重视哪些方面”的调查中，江苏和边远地区分别有56.3％和41.7％以上选择“弘扬传统文化”，同样居所有选项第一。
第一组数据说明西方思潮在世俗文化中具有最大的影响力，第二组数据说明“意识形态淡化”或“终结”的观念在民间已经很有市场。这两组数据结合，说明如果过度开放，不仅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形成，甚至独立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本身也难以建立和巩固。而第三组数据说明，对传统的认同与坚守，乃是建立主流价值观的最大共识，而它本身就是对过度开放的否定。
精神文化建设，不仅对外不能过度开放，对内也不能过度开放。内部的过度开放，主要相对于文化产业和流行文化。文化与经济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不能用发展经济的逻辑发展文化。文化可以部分地产业化，但“文化产业”沦为“文化工业”则是一种堕落，因为它意味着文化放弃自己引导社会精神生活职责，潜在着迎合人的本能冲动的危险。流行文化的核心是“明星文化”或“艺人文化”，在回答“你对哪类群体的伦理道德状况最不满意”的问题时，48.6％选择演艺娱乐界，居第二位。这说明，在这个追求文化时尚的时代，演艺娱乐界并不具有引领社会文化的信用度。这个数据同样说明，必须对“文化产业”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其沦为“文化工业”。
3.“竞争观念”
调查显示，在江苏、新疆、广西三省区，71.3％以上的人认为，当前对社会影响最大的观念是“市场经济的竞争观念”，81.7％的人认为市场经济带来的新观念是“竞争意识”；41.5％的江苏人认为自己目前的状况是“生活水平提高，但幸福感和快乐感降低了”，而40.1％的新疆、广西人认为自己“既不富裕也不小康但幸福快乐”；
什么因素造成人际关系紧张？近61.7％认为客观上竞争压力太大，利益冲突加剧，居所有选项之首。
这些说明，(1)竞争观念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念，因而同样有可能积淀为一种传统元素；(2)人们处于竞争的巨大压力之下；(3)过度的竞争及其压力，造成人际关系紧张，导致经济发展与幸福感的巨大而深刻的反差，或发展指数与幸福指数的巨大反差。
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出现西方社会那样的现象：经济发展及其水平与人们的幸福和快乐指数并不呈正相关，甚至是反相关。这种状况的形成，与现实中奉行的所谓“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的观念有关。在理论和实践上，我们往往过度渲染和张扬了市场经济竞争性的一面，甚至将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移植和贯彻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而对人的发展的根本方面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在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的同时，反而容易产生“失乐园”的感觉。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运行了近30年，新的思想解放，就是从“竞争经济”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模式下解放出来，建立小康、富裕而又高幸福感的社会文明。否则，我们将会失落发展的根本目的。
本文所用调研数据，均采自由周世康、樊浩担任首席专家的2006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和规律研究”的调查数据库。三大子课题组主要成员有：王庆五，姚润皋，赵志毅；田海平，李兰芬，杨韶刚；陈刚，董群，余日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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