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田野间孕育的强势民主：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野论文,不信任论文,强势论文,民主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3-0048-15
信任有着自身古老的理论根源，并且历经了数个世纪漫长而绵延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开始关注和思考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如何得以建立并维持下去的问题，信任作为秩序建构的一个中心元素必然为各种文化研究所关注。①由此兴起了一股研究信任的热潮。社会信任润滑社会交易与社会合作、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繁荣。信任不仅对现在经济的有效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更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即是社区强势民主实践成长的前提，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然而并非每种类型的信任都对社区强势民主成长有良性的影响，本文将对普遍信任、特殊信任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信任对社区强势民主成长的影响进行详尽的解析。
一、强势民主之理论渊源、研究主题与研究概况
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价值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自由民主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政治理念，不仅享有了理论界的话语独占权，而且影响着现实社会的政治实践。但是，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也给各国的政治实践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并且其理论弊端也日益凸显，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和实践者们的反思。20世纪以来，参与式民主理论虽然被自由主义民主思潮挤到了话语权的边缘位置，但是参与式民主理论并没有显现出日渐式微的趋势，而是默默地扩展和丰富着自身的理论内涵，并在70年代开始全面复兴。不同的学者对于民主中的参与类型与层级存在不同的观点，Hawkins将参与式民主定义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大量参与，从而弥补或者替代传统的代议式民主缺陷，他提出参与式民主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是事实是参与式民主在过去的几年中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②。参与民主理论越来越受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界的追捧，它是在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反思与批判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在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众多学者之中，卡罗尔·佩特曼可谓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她在1970年出版了《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该书对参与式民主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将参与式民主作为“疗救”自由民主弊端的良方妙药，此书的问世标志着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正式确立。巴伯1984年出版的《强势民主》一书中认为，强势民主试图去构建一种自我治理，这种自我治理侧重于公民，而不是宣称代表公民利益的代议制政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威尔·金里卡等学者的新共和主义理论、麦克弗森的“后自由主义民主”、赫斯特的“结社民主”理论以及博曼等学者的协商民主理论等都从不同的视野对参与式民主理论进行诠释，从而呈现出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生长的旺盛景象。
在诸多的参与式民主理论中，本杰明·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因其鲜明的特征，在西方学术界备受瞩目，“民主的未来取决于强势民主，也就是取决于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共同体形式的复兴，一种不墨守成规的公共理性的形式，一种与现代社会兼容的制度。”③近几年来，巴伯也致力于全球化视野下的强势民主的实现，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摆脱军人专制政权、摆脱神权统治政府，全球民主的图景逐渐显现，这些都为对于后现代世界中的强势民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④强势民主作为当代的一种参与式民主理论，以“参与”、“生活方式”、“公民身份”、“共同体”、“讨论”、“转化冲突”等理念弥补和修正了弱势民主的缺陷和不足，体现了西方民主理论发展的趋势，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与参与式民主相对立的自由式民主来说，其作为西方国家最为重要的政治系统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府设计起着持久而难以磨灭的影响力，由于自由式民主在西方国家的强大影响力，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者对于未来民主模式的设计都大大依赖于自由式民主的遗产，而且强烈地支持自由式民主中的自由主义文化。自由式民主在民主发展中的垄断地位阻碍了可替代性政治模式的发展。⑤强势民主要求我们要认真对待公民身份，通过共同的公民身份使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更为紧密地编织在一起。所以强势民主下的公民联合既不是纵向的也不是横向的，而是循环的和辩证的。个人通过参与符合共同利益的自治的公共机构融入政府，通过从事政治而使公民之间彼此联系。他们通过共同活动和共同意识的纽带团结在一起——这种纽带，与其说基于共同的血缘、遗产或者先在的信仰上的共识，不如说是依赖于经常的奉献和持续的政治活动的维持和发展。⑥
Karkatsoulis认为，信任与政府的密切相关主要来自于两个政治文化的传统。一个方面来自于古希腊的传统，合法性的一个结果是信任，这种信任直接导致公共利益的产生。从本质上来说，法律促使公民之间信任的产生，而且实现了公民之间信任的交换；另一个方面的联系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倡导者约翰·洛克，他认为社会将权力转交给统治者，公民与政府之间是一种信任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契约的关系。⑦帕特南则对信任与公民参与网络之间的互动关联性做了更为详尽的研究。强调信任与规范的社会资本，实际上和公民参与网络的联系相当紧密，帕特南尤其关注二者的关联性，而充分体现民主和参与的强势民主理论是否也受到信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呢？
Levi、Offe和其他学者认为政府，尤其是民主制政府，能够促使公民之间信任的产生。Levi提出政府通过“威胁的运用”构建信任关系，而且民主制政府相比于非民主政府而言，因为其更能抑制威胁的运用，因此其更能够生产普遍性信任。Rothsterin也对于信任与威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他认为如果政府能够公平、有效地处理社会中的违规行为，而且如果人们认为其他人对于政府都具有与自己相同的观点时，人们就会彼此相互信任。同时，Levi也认为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对于其产生人际信任的能力具有重要影响。⑧显然，不信任不仅对于民主的进步，而且可以认为，对于民主活力所依赖的对权力的合理怀疑，都是必要的。尽管不同的信任有着不同的心理基础，也并非所有类型的信任都利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成长和发展，但是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有些信任类型的确是民主政治稳定与蓬勃发展的必要条件。
沃伦对于信任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民主主要依赖于个人之间的信任而不是个人对于政治机构或者精英人士的信任，并非所有的个人之间的信任都有利于民主的发展。Eric Uslaner在对于民主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发现，正是因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信任又有利于民主的发展，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个人之间的信任并非都会增加社会资本。⑨而特殊信任则是一种与普遍信任相对应的信任类型，在这种信任模式当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比较简单，交往的圈子比较狭窄、封闭，人们只相信关系比较亲近的熟人，对关系疏远的陌生人则敬而远之，更谈不上信任陌生人。
福山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程度，取决于该社会普遍的信任程度(可以理解为具有正效应的社会资本)，普遍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现代私营大企业的发展状况，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因而在福山看来，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它不仅体现在家庭这种最小、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中，还体现在国家这个最大的群体中，其他群体也同样体现这种资本。社会资本与通过文化机制诸如宗教、传统或风俗等创造和转化的其他形式的人类财富不同。⑩而特殊信任则是一种与普遍信任相对应的信任类型，在特殊信任模式中，人际关系趋于简单化，人们只将信任给予诸如亲朋好友这样的封闭的“小圈子”，而对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则持不信任的态度，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尤为突出。
特殊信任具有自身与生俱来的封闭性和狭隘性，限于交往圈子的有限性，他们只信任本圈子里的亲朋好友，并不信任圈子之外的人；而普遍信任则正好相反，它的信任关系已经突破了熟人圈，迈进社会上陌生人的圈子。根据中西方学者的研究，这种特殊信任在本质上并不利于公民民主意识的成长。例如Uslander and Conley在《公共参与与特殊性信任：联系少数族裔的纽带》一文中，对于移居美国的中国人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族群认知，而且他们的交流多数局限于自己的族群，这些都对于他们融入美国的公共政治生活产生负面影响。(11)
随着强势民主理论的兴起和引介，国内很多学者开始发掘已有的制度资源和实践形式，推进中国强势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从现实的政治发展看，强势民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国一些城市已经发展了强势民主的实践，其中浙江温岭市独创的“温岭模式”——民主恳谈会以及江苏南京市的市民论坛活动成为我国强势民主实践的典范。(12)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根据2008年5月于南京市城乡社区所做的实证调查，深入解析城乡社区中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成长与发育之现状，对社区田野中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对于强势民主的影响进行深入解析，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找出影响城乡社区中强势民主成长的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因素，并将研究结论推论至其他城乡社区，期望有助于推动我国其他城乡社区普遍信任与强势民主之成长与发展，更期望本研究能够为推动我国社区田野之间的草根民主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深入发展尽绵薄之力。
本文的数据资料来源于笔者2008年在南京市城乡社区所作的“信任与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为意向”的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法，具体抽样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阶段一，按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区(县)；阶段二，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所抽取的各区(县)中抽取2个街道(镇)；阶段三，按系统抽样法抽取居/村委会；阶段四，从各居/村委会中按间隔随机抽样的原则抽取家庭户；阶段五，在从居/村委会中抽取家庭户的样本后，再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生日离8月1日最近的成员作为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最后共回收问卷776份，回收率达77.6%；在对原始问卷进行检查筛选之后，还剩余708份，因此最后的有效回收率达70.8%。
本研究以职业、月收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地区等背景变量为控制
变量。其中性别、职业、政治面貌与居住地区为定类变量；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与居住时间为连续变量。而本研究中因变量之一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协商的意愿，主要是通过居民对于“我可以在居(村)委会会议上充分表达我的意见”、“社区里的公共事务决策都经过居民协商表决”等说法的评价来测量，以五子题平均反映。
本研究的因变量之二为居民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的状况，对于居民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的状况是通过对居民实际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的行为进行测量，即通过单项选择题“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您是否参加过社区志愿服务？”来测量，选项为“参加过”和“没有参加过”。本研究的因变量之三为居民实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现状。国内志愿者活动兴起时间并不长久，有关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研究并非很充足，且其中关于青年志愿服务的研究相对较多，对社区志愿服务的研究甚少，关于社区志愿者个体参与的意愿或参与行为的研究较少。本研究中对于居民实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为的测量，即通过单项选择题“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您是否参加过社区志愿服务？”来测量，选项为“参加过”和“没有参加过”。
二、普遍信任、特殊信任与社区田野间生长的强势民主
在批判自由主义民主“弱势”意义的基础上，强势民主理论重新诠释了“参与”在民主中的核心地位，传承了民主参与的古老传统，对弱势的自由主义民主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在民主发展的视野中，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无疑为整个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中所蕴涵的充分的民主参与、独立的公民身份以及依存的共同体等理念对于当前我国城乡社区中正在孕育成长的居民民主参与和公共精神的成长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个系统——经济的、政治的或法律的——需要信任作为前提条件。没有信任它就不能在不确定的或有风险的情景中激发支持性活动。”(13)民主政治系统更是如此，信任是支撑民主有序运作的心理基础，不同的信任类型对民主发展有不同的作用，那么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这两种不通类型的人际信任分别会对强势民主的成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首先对城乡社区人际信任量表进行了因子分析，将其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因子这两类因子(如表1)。
对社区人际信任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后可知：KMO抽样适度测定值(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是0.930＞0.9，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的显著性水平Sig=0.000＜0.001；抽取两个主成分因子，这两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66.578%。经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可以分解为两个因子：第一个公因子基本上包含从“您的邻居或社区里的大多数人基本上是诚实的”到“社区里的大多数人都是相信他人的”这七个变量。这类因子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所以取名为“普遍信任因子”。第二个公因子则主要支配“在邻居之间或社区里，人们必须十分小心，或者说总有一些人想利用您”到“社区里的大多数人都是不可信的，我只相信我熟知的人”这六个变量。这类因子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代表特殊信任，故取名为“特殊信任因子”。
强势民主主张一种参与型政治的模式。强势民主被界定为参与模式中的政治：从字面上讲，它是公民的自治政府而不是冒用公民名义的代议制政府。在这里，积极的公民进行直接的自我管理，他们并不必要在每个层次和每个事件上进行具体管理，但是，在作出基本决策和进行重大权力部署的时候他们必须经常充分地和详尽地参与。自治政府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展开工作，这些制度设计要(以“共同工作”的形式)促进对议程设置、审议、立法和政策执行的不间断的公民参与。(14)由此观之，强势民主的核心是公民的直接参与，通过直接参与来弥补精英主义代议制的不足。公民们通过共同协商、共同行动、共同参与来解决共同体的问题，这就是参与型的强势民主的本质意涵，从而从根本上与代议制政治有所区别，即公民只是在投票政治中才有权行使自己的参与和选举权，而将其他的一切政治活动都由精英、寡头、官僚来代表公民去管理。居民实际参与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状况是居民政治参与极为重要的内容。首先通过Binary Logistic 回归对影响居民实际参与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状况的信任因素进行分析，即以普遍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为自变量，以居民是否实际参加过居(村)委会选举活动的状况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其中居民回答“没有参加过”编码为0，回答“参加过”则编码为1，Logistic回归的分析结果如表2。
由表2的回归模型可知，Model Chi-square为254.758，P=0.000＜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2倍的似然对数值为666.917，Cox & Snell
为0.317，Nagelkerke 则表明，自变量可对因变量的解释力为42.4%。Correctly Predicted Percentage为77.1%。普遍信任因子、特殊信任因子的Wald检验的概率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从Exp(B)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随着普遍信任因子的得分每增加1分，居民实际参与社区居(村)委会选举的发生比就增加2.422倍。即随着社区普遍信任的不断增加，居民实际参与选举的比率不断提高。而特殊信任因子的得分每增加1分，则居民参与选举的发生比就下降0.636倍。这进一步表明随着特殊信任不断增加，居民实际参与选举的比率反而不断下降。
强势民主理论认为，拥有了公民身份，才能更好地理解诸如自由、平等、友爱、互助与正义等这些政治价值。科恩曾经就公民资格与民主发展的关系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民主社会的成长与持续倚靠某些不易捉摸的东西——团结精神、成员对社会的感情，认为他们共享的成员资格较之他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争端具有更深更大的重要性。团结精神愈弥漫、愈紧密，民主也就愈能持久，愈能经受最严重的内部冲突。”(15)公民身份和公民资格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公民不能只是一味地接受管理和被动参与，而应该具有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精神，并且还应该具有志愿精神并志愿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也是强势民主在实践生活中的真实图景。再接着通过Binary Logistic回归对影响居民实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状况的信任因素进行分析，即普遍信任因子、特殊信任因子为自变量，以居民是否实际参加过社区志愿服务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其中居民回答“没有参加过”编码为0，回答“参加过”则编码为1，Logistic回归的分析结果如表3。
由表3的回归模型可知，Model Chi-square为300.732，P=0.000＜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2倍的似然对数值为625.609，Cox & Snell
为0.362，Nagelkerke 表明，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解释力为48.3%。回归模型中，普遍信任因子、特殊信任因子的Wald检验的概率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从Exp(B)值即发生比率OR值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随着普遍信任因子的得分每增加1分，居民实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发生比就增加3.046倍。即随着社区普遍信任的不断增加，居民实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比率不断提高。而特殊信任因子的得分每增加1分，则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发生比就下降0.683倍。这进一步表明随着社区特殊信任不断增加，居民实际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比率反而不断下降。
强势民主的核心是讨论。巴伯认为强势民主的讨论具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强势民主要求的倾听不少于演说；第二，讨论是有效并且是可认知的；第三，讨论的意向论将它从纯粹反思的领域推向行动的世界。因此，强势民主的讨论总是包含着倾听和演说、感觉和思考、行动和反思。在强势民主体系中，这些特征既明显地存在于讨论所特有的功能中，同时也有助于解释讨论所特有的政治功能。巴伯将强势民主讨论的九种功能概括如下：利益的表达、讨价还价与交换；劝说；议程设置；探索相互关系；亲密关系与感情；维持自主；见证与自我表达；重新表述与重新概念化；作为共同利益、共同善和积极公民创造过程的共同体建构。(16)参与型的强势民主正是通过公民共同体对公共事务问题的公共讨论、公共行动来界定的，强势民主的核心即是讨论和协商。
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协商是社区中强势民主的核心内容。最后再对普遍信任因子与特殊信任因子对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协商的意愿之影响进行综合解析，即以普遍信任因子、特殊信任因子为自变量，以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协商的意愿的均值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因变量即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协商的意愿量表中各题的平均得分。由表4可知，回归模型的确定系数为58.7%，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协商的意愿的58.7%，这也表明自变量人际信任对因变量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协商意愿有很大的影响。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因此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01水平下统计显著。
回归模型表明，选择显著性水平为0.001，普遍信任因子与特殊信任因子对因变量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和协商的意愿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普遍信任因子的回归系数(B值)为正值，这说明普遍信任的程度越高，则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和协商的意愿越强。特殊信任的回归系数(B值)为负值，这说明特殊信任度越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和协商的意愿反而越弱。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eta值)则表明，普遍信任因子对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和协商的意愿的影响相比较而言要偏大一些(Beta=0.591)，而特殊信任因子对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和协商的意愿之影响相对小一些(Beta=-0.477)，这表明社区普遍信任对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和协商的意愿的影响相对要大一些，而特殊信任对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讨论和协商的意愿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通过对人际信任与强势民主成长实践的内在关联性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普遍信任是支撑强势民主成长与发展的心理基础和信任资源。普遍信任的建立，有利于培养政治生活中的宽容和妥协品德，允许不同政治价值信仰和意见的自由表达和辩论，不会随意抹杀政治生活中的差异性和多元性，这恰恰是强势民主成长与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公民品德和公共空间。一个崇尚理解与宽容的社会，不同群体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因此便不会埋下根深蒂固的不满，甚至仇恨。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针锋相对，它的建立是靠关系、人情、小圈子等非理性因素的积累，具有牢固的封闭性，从而表现出极不包容的姿态。特殊信任者本人往往具有一种先天的恐惧和担心，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坦诚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在处理不同意见与价值分歧的时候，往往习惯采取固执、保守与不妥协的方式，甚至演化为非理性对抗。因此，建立在特殊信任基础上的社会缺乏一种自由的空气和宽容的品德，容易积聚政治怨恨，爆发政治冲突，甚至导致分裂。因而只有普遍信任才能从根本上更有利于社区田野间强势民主的成长和发展。
三、社区田野中的信任状况：在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之间
Zmerli and Newton提出社会资本理论，认为普遍性信任是复杂的公民社会态度以及社会行为循环系统中的重要与核心因素，是稳定的、有效的民主制政府的基础，能够维系一种合作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的公共行为，鼓励公民尊重公共利益。(17)在现代性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信任的成长基础和基本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信任的成长基础方面，信任的建立从靠熟人、关系、小圈子等为主的熟人社会走向了靠协商、妥协、契约等为主的陌生人社会，实现了信任成长基础的现代性转型；在信任的基本形式方面，由简单的、局域的人际信任扩展到复杂的、整体抽象的系统信任。这在吉登斯的眼中，是现代性产生的一个重要信号。无论是简单的人际交往，还是复杂的社会交往，信任这一主角的“在场”与“缺场”决定了交往关系的持久与短暂，更决定了交往质量的高低。信任“在场”，相互理解和尊重就成为交往关系的主旋律，基于合作意愿之上的共同行动就能顺利发生。相反，如果信任“缺场”，相互猜忌与诋毁就会充斥于交往关系的始末，基于合作意愿之上的共同行为非但不能发生，连原有的合作成果也有可能被消耗殆尽，即使勉强实现了合作行为，也是在大大增加了议合成本的前提下达成的。标准化时间的确立，信息交流的无碍性扩展，都为人们摆脱面对面的传统交往形式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人们开始跳出具体的时空情境和经验化情境，从实在走向虚拟、具体走向抽象、信任“在场”走向“不在场”。吉登斯将人类社会的这一新变化称为一种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时间与地点的分离，产生了现代性成长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动力机制——脱域机制，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18)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实现了社会信任的现代性转型。普遍信任成为现代社会的润滑剂，它具有浓厚的人性底蕴和坚实的信任基础，从本质上摒弃了制度化所造成的人性冷漠与扭曲，为人的全面发展营造了一种自由宽容的“氛围”，有力地推动着民主和法治进程。
在中国传统的信任关系建构过程中，关系充当了强有力的连接桥梁，更是保持信任关系的有力保障。在维系这种信任得以发生和延续的关系时，对关系方的回报就成了一种自觉的义务，如果这种义务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履行，不履行义务者非但会遭受对方的谴责，而且还会造成关系网中社会资源的流失。所以，这种关系的维系需要彼此表达双方的诚意和诚心，只有这样，建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上的信任才会得以维持。在每个人的关系网中，形成了基于关系远近的信任圈层，这个圈层以自己为中心，根据关系的远近向四周扩散。(19)在本次调查中，普遍信任因子中各题的平均得分与特殊信任因子中各题的平均得分基本上都在3-3.5分中间，这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被调查社区里的普遍信任度并不是很高，而被调查者对“关系”和“熟人”的信任也依然在较大程度上存在，即被调查社区中特殊信任仍大量存在。普遍信任度较低必然和很多客观的因素密切相关。通过回归分析对影响社区普遍信任成长的原因进行综合解析，即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职业、政治面貌、居民时间与居住地区等居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普遍信任因子中各题的均值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对影响社区田野中普遍信任成长的各种因素进行解析(如表5)。
如表5所示，回归模型的确定系数即模型的解释力=39.9%，说明自变量所有背景变量对因变量社区合作型信任的解释力一般。在所有背景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学生、离退休人员、共青团员与无党派人士比其他背景变量对因变量社区普遍信任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回归模型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社区居民的普遍信任度不断下降。而月收入对普遍信任有正向的影响，随着收入的提高，社区里的普遍信任程度也不断提高。而随着文化程度的增高，社区居民的普遍信任度也不断增加。在职业方面，社区里的学生和离退休人员的普遍信任均值都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高，学生的普遍信任均值比党政机关干部高0.397分，而离退休人员的普遍信任均值比党政机关干部高0.663分。最后在政治面貌方面，共青团员比中共党员的信任均值平均低了0.352分，群众比中共党员的信任均值平均低了0.23分；这表明共青团员和群众相对于中共党员而言信任度较低。因此在所有居民背景变量中，可以发现随着居民年龄的增长，社区里的普遍信任不断减少；随着居民收入和文化程度的提高，社区里的普遍信任则不断增加。在职业方面，学生和离退休人员这两类人群的普遍信任度相对比较高。而对于不通政治面貌的居民而言，共青团员与群众的普遍信任度相对中共党员而言比较缺乏。
四、普遍信任与强势民主成长前景之未来前瞻
Levi曾指出，普遍信任的对立面不是不信任而是缺乏信任。普遍信任能够通过正面的或者负面的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来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最终促进公民公共意识的提高。(20)未来社会的强势民主的成长与发展需要得到普遍信任的支持，而信任是一种氛围，它使社会繁荣……当信任受到损害时，整个社会就会受到损害，当信任被破坏时，社会就会不稳定和崩溃。(21)本研究中通过对社区田野之间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对强势民主成长实践之影响的Logistic回归与多元回归分析中，可以发现普遍信任更有利于强势民主的成长与发展。特殊信任决定了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对待同一个人，或同一场合对待不同人的关系和态度，因此，它是特殊主义取向的。而本研究表明特殊信任不利于社区田野之间强势民主与公民公共精神的成长与形成。
良性的社会信任在其终极意义上而言是一种普遍信任，这种普遍信任不仅是社会治理得以顺利实施的心理基础，更是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之源。马克·沃伦认为，民主需要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实现政治生活的正常运作。一般说来，缺乏了信任，日常生活中的最基本的事务都将无法开展。(22)据此，普遍信任的建立是构建社区田野间强势民主与培育公共精神的基础性要素，是两者得以健康成长所必不可少的。普遍信任充满了浓厚的人性底蕴，是构建和谐社区与文明社会所必备的信任资源，所以，“信任是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23)
在城乡社区生活中，普遍信任为公众更为坦诚、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合理期望和愿景提供了一种价值上和心理上的基础，也为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能和提高行政效率带来了福音。而在面对面的小型社群中，共同种族、共同阶层、共同道德背景的公民通过高密度的、日常的接触而形成一种“深度信任”，在以“深度信任”为主导的公民社群中，公民之间的交流是同质的、孤立的、排外的，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种族社群。“深度信任”仅仅与一些特定的政治参与活动相联系。如今，学者们都普遍认为“浅度信任”才是民主社会得以延续的主要信任类型，这种信任是一种松散的、次级的人际信任关系。西方的一些学者，托克维尔、密尔以及齐美儿等人都认为“浅度信任”建立在微弱的社会联系之上，其对于社会粘合力的形成甚为关键。(24)因此，对于有理性的现代公民而言，建立在普遍信任基础上的交往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更能够达成彼此间基于共同目标取向的合作性行为。构建普遍信任需要一种长效机制，是一个长期努力和不断积累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构建过程之中，城乡社区居民之间以及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是必须的，其中政府方面的积极作为，有效的制度供给更是尤为关键。从前文中关于影响社区普遍信任的居民背景因素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关注影响普遍信任关系建构的各种居民背景因素是构建社区普遍信任关系的基础。我们应当因人制宜地实施普遍信任的培育措施，针对不同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职业以及政治面貌等不同背景变量的居民，有差别地实施多元化的普遍性信任的培育政策。
从遥远的古希腊开始，公共领域、公民权、民主参与和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等就成为一种政治美德被广为称道，这一传统的政治美德一直传颂到今天。对于构建普遍信任而言，现代公民意识、公民精神与公民美德等政治价值是必不可少的，加强这方面的培育也就成为构建普遍信任最为基本的途径，Finkel and Ernst 认为，传统的观点认为公民教育对于公民民主参与倾向并不具有较大的影响，然而，近几年来的一些研究打破了这种传统的观念，比如，Niemi and Junn在对于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相关资料进行详细分析，发现公民教育对于公民生活能够发挥以前未曾想到的积极作用。(25)支撑强势民主成长和发展的现代公民意识、公共精神与普遍信任的构建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培育和发扬现代公民意识、公共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现代公民意识与公民美德教育要紧密联系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这些价值观本身内涵和意义的时代性变化，必须不断探究和发掘。所以，传统的道德伦理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价值性需要，塑造具有民主、治理、理性、宽容、平等、自由等意识的现代公民教育才是构建普遍信任和发展强势民主的必由之路。
马基雅维利和卢梭的思想对当代共和主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特别注重古典共和主义中的德性传统，认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才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价值要求。到了今天，公民的国家责任感又成了新共和主义关于公民美德教育的题中之义，它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唤醒公民的参与意识，更注重培养和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通过公民教育来培养一种有责任心的新型公民。威尔·金里卡在批判传统的唯权利论的自由主义公民教育时，曾经说过下面一段话。他说，“如果公民们不以有利于自己健康的方式而负责地生活，国家就无法提供足够的保健措施……如果公民们逐渐对差异性失去宽容并且普遍缺乏正义感，创建一个更公平社会的企图就会困难重重。”(26)这些正是传统的公民教育所不具备的。并且，公民参与能力的培养也是现代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金里卡认为，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缺乏公共理性能力、批判能力等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基本内容，它的培养结果只能是使人们传统的非批判性的顺从更加强化。据此，在现代公民教育的过程中，应该从自由主义公民教育的唯权利论中解脱出来，更加注重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和责任心的培养，并把这种教育从理念落实到实践。只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任才会建立起来，一个具有公共意识，具备参与能力，敢于担负责任的现代公民群体才会形成。这样的公民群体，恰恰是促使社区田野之间虚幻的弱势民主走向真实的强势民主的有生力量。
注释：
①[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页。
②Hawkins,K.A.,Who Mobilize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Chavez's Bolivarian Revolution.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2010,52(3),pp 31-66.
③⑥(14)(16)[美]巴伯：《强势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264、180-181、210-211页。
④Barber,B.R.,Strong Democracy: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reface,pxi
⑤Barber,B.R.,Strong Democracy: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5.
⑦Braithwaite,V.,Trust and Governance.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3.p9.
⑧Levi,Margaret.A State of Trust.In Margaret Levi and Valerie Braithwaite,eds.,Trust and Governance.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8,p87.
⑨Warren,M.E.,Democracy and Tru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8.
⑩[美]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11)Uslaner,E.M.,Conley,R.S.Civic Engagement and Particularized Trust:The Ties That Bind People to Their Ethnic Communities.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2003,31(4),pp 331-360.
(12)有关南京市市民论坛的论述，参见笔者的拙文：《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现实抑或乌托邦？——基于对南京市“话语民主”实践的实证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公民论坛”中的地方政府回应——以南京市“市民论坛”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6期等。
(13)Luhmann,N.."Familiarity,confidence,trust:problems andalternative," D.gambetta(ed.),Trust: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Oxford:BasilBlaekwel,l 1988.P103.
(15)[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0页。
(17)Zmerli,S.,Newton,K.Social Trust and Attitude Toward Democracy.Public Opinion Quarterly,72(4),2008,p706.
(18)[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9)梁莹：《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成长——公民文化成长与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因素探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页。
(20)Levi,Margaret.A State of Trust.Unpublished Manuscript,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97.
(21)[美]巴伯：《信任的逻辑与限度》，年斌、李红、范瑞平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22)Warren,M.E.Democracy and Tru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
(23)Rose,R.“Post-communism and the Problem of Trust,” Journal of Democracy.July,1994.p18.
(24)Newton,K.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40(5),1999,p578.
(25)Finkel,S.E.,Ernst,H.R.Civic Education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Alternative Paths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Democratic Values.Political Psychology,2005,26(3),p336.
(26)[加拿大]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下)，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13-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