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论文,无产阶级专政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四十周年。1956年“两论”的发表，它的卓越的政治智慧，它的强大的理论力量，它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磅礴气势，沉重地回击了帝国主义掀起的反共浪潮，有力地批判了正在泛滥的修正主义和尚未克服的教条主义，深刻地教育了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起了巨大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矛盾的重要论点，并对矛盾性质的区分和不同性质矛盾的转化作了论述。后来，毛泽东在他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的理论又作了全面展开和重大发展。“两论”的理论价值是永存的，在当今和今后仍是我们分析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矛盾的指针。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写作“两论”时发表的主要观点及其酝酿过程，吴冷西同志在他所著《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书中有详细记述。征得作者同意，本刊对原作略加删改，并经作者审定，现予发表，供读者阅读和理解“两论”参考。题目系本刊编者所加。
——编者
突然来临的极其严峻的历史考验
1956年3月1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 党的“八大”前的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八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次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讨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的报告。我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上大家议论纷纷。大家对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判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很不满，认为这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使它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严重混乱；并且认为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
毛主席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主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17日晚上的书记处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可以说，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主席的两点意见作了“破题”。
我首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印象终生难忘。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
在3月17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后，毛主席在3月19日和3月24 日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会议。列席的除上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和我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邓拓、胡绳等。
在这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就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少奇同志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作了系统发言，周总理讲了斯大林同我党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有关，小平同志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王稼祥同志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矛盾百出。
毛主席也谈到了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他1949年底访苏期间开始时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直到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后才相信中国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毛主席在会议上着重讲了四点意见：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四十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正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提出，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政治局全体成员表示赞成。
毛主席最后说，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作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他说，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他要求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文章的初稿在3月29日写出。陆定一、胡乔木、胡绳和我在3月29日和30日开会议论、修改，4月1日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
4月3日下午，少奇同志在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少奇同志说，毛主席委托他召开这次会议，要大家充分讨论如何修改。大家在会上提了很多意见，主要的有：
（1）少奇同志提出，文章在谈到错误不可避免时， 应补充领导人的责任是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还要指出剥削阶级无法克服它的错误直到最后灭亡，无产阶级能够克服自己的错误不断前进。
（2）少奇同志提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 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现在翻译用“个人崇拜”这个词，从贬义上说，用“个人迷信”更贴切。但现在报上已习惯用“个人崇拜”，不改也可以。（按：这篇文章发表时仍用“个人崇拜”，后来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才改用“个人迷信”。）
（3）周总理提出，谈到反对教条主义时， 只讲中国党自己反对教条主义，避免使人认为我们广泛号召反教条主义。但可以批判斯大林提出的中间势力是基本打击方向的观点，并说明中国党受王明路线统治时曾因搬用这个观点吃了大亏。
（4）小平同志提出，对个人崇拜应多加分析， 强调我党一贯提倡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突出和独断专行。
（5）朱总司令认为对斯大林的历史功勋，还要写得充实些。 全文的主要锋芒不是针对苏联，而是回击帝国主义。
除以上意见外，会上还提了许多文字上的意见。
会议结束时，少奇同志要求起草小组赶快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改完后重排清样，将修改的地方画出送毛主席审阅。
毛主席在审阅过程中作了多处修改。一是明确指出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并且指出产生这些错误是由于他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二是加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的论述；三是在有关中国党历史上的路线错误段落中，突出王明路线和建国后高饶反党集团；四是强调应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明确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列主义者，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
4月4日下午，毛主席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他首先解释他对稿子的修改，然后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会上少奇同志、周总理、朱总司令和小平同志都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毛主席要我们在会上边讨论边修改。会议讨论结束不久，我们就修改完毕，因为这些意见大多数是属于文字性质的，实质性的意见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谈过，而且已吸收在稿子中了。
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还说了一番话。他说，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而是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应当说，当时毛主席自己正在实践他自己提出的任务。他在1956年初找中央三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他根据这些调查研究，在这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完成后不久，就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完成之后， 1957年2月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毛主席看了我们的修改，将文章的题目定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在题目的下面加上：“（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不用社论的形式，改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这种方式很特别，更加引人注意。
毛主席决定这篇文章由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4月5日）发表。因为米高扬将在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酝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6年11月4日，毛主席又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会议， 讨论匈牙利局势。
会上，周总理首先谈了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总理认为，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作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毛主席在会议上强调：我们早就指出，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也捅了漏子。揭了盖子之后，各国共产党人可以破除迷信，努力使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寻求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我们党正在探索，其他兄弟党也没有解决。捅了漏子的后果是全世界出现反苏反共高潮。帝国主义幸灾乐祸，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不仅要顶住，而且要反击。
毛主席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4 月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回答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经过半年之后，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又出现许多新的问题需要作出回答。可以考虑再写一篇文章。
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后，会上发言活跃，大家纷纷提出当前需要回答的问题，有一些是西方宣传机器污蔑攻击的问题，有一些是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问题。大家还发表了不少好的见解。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后，各兄弟党先后发表声明和文章，或作出决议，我们已收集起来出版了两本集子。这些都是正式表达他们的观点的，我们可以仔细研究。还有最近波兰和匈牙利问题发生后又有许多材料需要研究，看看哪些主要问题需要回答和如何回答，以后再开会讨论。
从11月25日起，毛主席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大多数在菊香书屋毛主席的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
在11月25日、27日、28日、29日这四天，毛主席连续召开常委会议，广泛议论当前国际形势，从匈牙利事件到英法侵略埃及（10月底），从东欧党到西欧党，从铁托到杜勒斯，认真研究对各种现象和观点如何分析和回答。
大家认为，铁托提出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污蔑，是完全错误的。这种污蔑，是帝国主义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毛主席指出，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了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共同道路和民族特点
经过四天的讨论，毛主席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以下的要点：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谁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得也不一样。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但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加以明确肯定。他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部分宪法，但没有破坏全部宪法，民法、刑法也没有完全破坏，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毕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说苏联都是官僚阶层是不能说服人的。
第四，区别敌我矛盾，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对南斯拉夫犯了错误，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但后来苏共改正了，用对待自己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现在铁托同志不能采取过去斯大林对他的方法来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对矛盾的方法处理。
毛主席说，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现在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团结。
毛主席说，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是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在4月间的文章中， 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确的方面，又批评了他次要的错误的方面，但没有展开讲。现在要写第二篇文章，要进一步把问题讲透，既肯定他的功绩，也分析他的错误，但又不是和盘托出，而是留有余地。
毛主席最后说，以上意见请大家考虑，过几天再来讨论。他交代胡乔木先起草一个提纲给他看看。
毛主席的提纲
过了三天，12月2日晚上，毛主席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举行。毛主席一上来就系统地提出对整篇文章的设想。他说，文章的题目可以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可以考虑同4月间写的文章衔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4月间文章的续篇。
毛主席又说，胡乔木拟的提纲使他的想法进了一步，整篇文章可以更富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接着他提出以下要点：
（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先讲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是共同的。
（二）讲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人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指出，如果要讲“斯大林主义”，那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沙文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四）首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种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要区别敌我矛盾和我们内部的是非两者的性质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不同的解决办法。
（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要学，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要学，但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党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不讲别人如何。我们党一贯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它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
（六）文章从团结讲起，以团结结束。没有理由不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妨碍团结的思想混乱。
毛主席最后说，整篇文章包含着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对敌对营垒好办，问题是内部是非，要讲究方法。比如对斯大林和铁托，都要加以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有分析，还要留有余地。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做“欲抑先扬”，一个叫做“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宜于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全世界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但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击对他的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会议结束前，毛主席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后，指定胡乔木和我起草这篇文章，田家英也参加，在12月12日前写出初稿。
会后我们三人先商量好分工，分头各写一部分，然后由胡乔木通篇改一遍。由于事前议论多时，又有毛主席提示要点，写起来比较容易，终于在12月11日印出了初稿。
集思广益
12月13日下午，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初稿。大家对初稿的意见较多，主要是：正面阐述不充分，辩解过多。
大家认为，正面论述中对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没有讲清楚，不能给人以鲜明的深刻的印象。会上大家建议把苏联的基本经验明确概括为几条，作为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共同道路。
对于铁托，大家认为文中多处引用他的普拉演说，然后加以反驳，给人印象不仅太重视了铁托，而且显得我们似乎很被动。毛主席指出，其实我们不过是以铁托演说为由头，批判当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谬论。铁托提出反对斯大林主义，当然应当批判，但他的话不宜引用过多。
大家还指出，对斯大林的评价，应比4月间的文章讲得深一些， 要分析错误的原因，要进一步讲思想原因，还要讲社会历史原因。
大家也认为，文章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讲得不充分，这一部分应多费些笔墨。少奇同志提出，修正主义者现在大讲“社会主义民主”，其实他们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也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主义加以反对的。要把这个问题说透。
大家还认为，在加强团结方面，应充分利用苏联10月30日的对外关系宣言，大讲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关系准则，要展开讲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
会上这些意见，比较原则，也比较重要。胡乔木、田家英和我，经过四五天的努力，拿出了修改稿。
毛主席在12月19日、20日两天的下午和晚上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稿，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出席了。会上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有原则性的，也有文字表述的。主要的意见集中在以下五个问题上：
第一，关于匈牙利事件，不宜写得太细，不必在文章中就这个问题展开辩论，否则就转移了文章的重心，减弱了文章的理论价值。须知，匈牙利事件是由各种内外因素形成的，是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利用群众的不满，煽动闹事直至策动叛乱。工人、学生和其他群众是无罪的。如果匈牙利党始终坚强，不自乱阵脚，10月23日的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也许可以不用请求苏军协助平叛。华沙条约有规定可以派兵援助，这也要看具体情况，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派兵。但是，有些重要因素却不是匈牙利党自己可以决定的，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是匈牙利党指挥不了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总之，对匈牙利事件，只作总的性质论定就行，不必为每一件事情辩论。
第二，关于苏共二十大，应该肯定这次大会有积极意义，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不肯定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就造成了右倾危险。结果果然来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大泛滥。因此对苏共二十大应有分析。当前的问题是教条主义还没有肃清，又来了修正主义思潮，而且来势凶猛。毛主席强调，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第三，文章要从当今世界基本矛盾——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讲起，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反复谈到，4 月间的文章中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应当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文章的出发点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向帝国主义斗争，在这个前提下讨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内部是非问题。
第四，要充分论述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共同道路。先要明确指出苏联的基本经验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是正确的，然后又指出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有曲折，有错误。要批评教条主义不承认有错误，不接受教训，不纠正错误，不考虑历史和民族的特点而全盘照搬。也要批评修正主义只讲苏联的错误，不讲苏联的建设基本上是成功的，不讲它的基本经验是值得学习的，从而否定一切。
第五，关于斯大林问题。当前全世界的议论纷纭繁杂，但焦点都离不开斯大林问题。对苏联的评价，也就是对斯大林的评价。文章应毫不含糊地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当然也要指出他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所造成的不少错误。现在世界上议论最多的，一是肃反扩大化，一是大国沙文主义。但无论在对待反革命分子问题上或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都有他正确的方面。人杀多了，但对那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错在扩大化，错杀了好人。在对外关系方面，多数情况下，斯大林还是实行国际主义的，他援助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援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大量历史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在这方面也无须掩饰他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苏联政府10月30日声明已自己承认了。在这里，文章特别要讲清楚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当然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很年轻因而不完善，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它要人们运用，运用的结果因各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要着重分析斯大林的错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的原因，然后讲社会根源。
毛主席特别指出，对斯大林要作认真分析，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从另一边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也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
这两天政治局会议，讨论得比较详细和深入。根据大家的意见，乔木同志精心设计了修改方案，先按原来的分工分头修改，然后由乔木同志凭他擅长的逻辑思维和词章功力通改一遍。
12月22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修改稿提了一些意见后，认为基本可以，决定提交政治局再讨论。
政治局会议的讨论
12月23日和24日，毛主席又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经过修改的稿子。会上采取读一段讨论一段的方法，原则性的意见和文字上的意见都在读完一段之后提出来。因为大家都认真斟酌、仔细推敲，意见还是不少。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问题。大家强调：教条主义还相当顽固，一定要继续反。各国革命基本点相同，但各有民族特色，应有自己的具体道路。不能照搬苏联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做法，更不能照搬那些已证明为错误的做法。毛主席说，人家犯了的错误你还要犯吗？人家丢掉不要的坏东西你还要捡起来吗？今后不要迷信苏联一切都是正确的了，凡事都要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了。别人有无教条主义，我们不讲，只讲我们自己要吸取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大家又认为，修正主义也不能听任泛滥。他们集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其结果必然导致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匈牙利事件，不是因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恰恰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软弱无力，没有肃清反革命势力，也没有能力制止反革命势力挑动群众闹事。斯大林的错误，恰恰在于他没有执行民主集中制，实行个人专断，不是因为民主集中制本身不对。在这些问题上，要批判修正主义，讲清楚无产阶级专政包括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和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两个方面。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问题。大家认为，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以来，在不少人心目中，社会主义阵营是否以苏联为首，国际共运是否以苏共为中心，都成了疑问。文章中对大国沙文主义要批判，但对苏联为首和苏共为中心应加以肯定。因为这是历史形成的事实和当前的现实需要。当然，文章也应说明，“为首”和“中心”不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不是父子党的关系，要强调相互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帮助和支援。要讲清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可以稍微点一下有些党的同志对待苏联、苏共不公平。
关于从历史长河观点来考察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大家指出，在4月间的文章中，提到国际共运的历史还比较短，比较年轻， 前途光明。现在这篇文章还可以把这个观点进一步发挥，说明国际共运发展中遇到暂时的挫折并不奇怪，资产阶级革命在历史上也经过多次封建复辟而后取得成功，无产阶级在经过不可免的波折之后会变得更加强大。要使人看了文章之后信心倍增。
毛主席在这两天的会议上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他说，上篇文章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讲这些矛盾不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是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的历史辩护，不仅要维护苏联革命阶段的伟绩，还要维护苏联建设阶段的伟绩。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财富。既然苏联的革命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如果说它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么，这个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
提交政治局会议的修改稿中，有一段专门讲和平过渡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正式报告中提出来的，我们党一开始就对他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几次会议上对这一段都没有意见。但毛主席考虑再三，认为这个问题是中苏两党的重要分歧之一。最后还是决定删去了这一段。毛主席说，要留有余地，以后还有机会提出来。
政治局会议最后原则上通过这篇文章，要求我们根据两天会议提出的意见修改后，提交政治局常委最后审定。会议还同意毛主席建议文章的题目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两天会议之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抓紧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在乔木家中共同对稿子逐段修改。因为毛主席交代，这篇文章要在今年内发表，把1956年的事作个了结。
常委会议定稿
12月27日下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我们再度修改的稿子。常委提出了一些意见，大多是文字上的。毛主席已在稿子上修改了三四段。毛主席最后说，两篇文章都是围绕斯大林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本世纪内、甚至二十一世纪还有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
毛主席要我们马上动手修改，修改一段送他一段，当晚要定稿，第二天登报，今年的事今年了。我们三人在会议结束后没有回家，就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饭，立刻到毛主席住所背后的居仁堂（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楼）开始工作。我们修改完一段，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一段。毛主席一直在卧室等着我们修改的稿子，随到随看随定稿，就这样紧张地工作了一个通宵。最后我们三人一同到毛主席卧室，把最后几段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只改了几个字，对最后的结束语特别满意。他交代，要马上将修改处告诉翻译同志，中文已定稿，译文也可定稿。他还确定，新华社于28日晚发稿，中英文广播也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在12月29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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