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宏扬举世尊①——钱南扬和他的戏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世尊论文,宏扬论文,钱南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2)01-0064-09
1957年夏，著名学者陈中凡给他的研究生吴新雷布置了一项特殊而别致的学习任务：派他到浙江师范学院游学，向一位老先生当面请益，并设法请其来南京大学任教，以恢复和发扬该校由曲学大师吴梅所开创的戏曲研究的优良学术传统，而这位老先生正是吴门弟子。在校、系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多方努力，这位老先生终于在1959年9月落户六朝古都南京。从此他的命运便与南京大学这所古老的高等学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后长达29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撰写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著作，在学术界享有盛誉，而且薪火传承，为国家培养了不少研究戏曲的青年才俊。经他与陈中凡等学者的苦心经营，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海内外学界瞩目的戏曲研究重镇。
据吴新雷先生回忆，当年陈中凡在教授戏曲史课程时，曾用手拿着一本这位老先生编著的《元明清曲选》，再三称赞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②。而此前，陈中凡并未见过其人，从他如此心仪的表现中，不难想象这位先生在学术上的建树与成就。
此人就是著名戏曲史家钱南扬。
一
从钱南扬一生的经历来看，他可以称得上一位纯粹的学者，与其同门任半塘、卢前等人不同，他没有参加过多少社会活动，也从未加入过任何党派，始终过着一种平淡、安静的书斋生活。尽管在生活中也曾遇到不少坎坷，但他均能泰然处之，平静对待，正如其同门王季思所概括的：“南扬先生是一个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受多大的委屈他都不说话。”③
平淡、安静的人生尽管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单调了些，也缺乏人们所期待的那种传奇色彩，但它对一位纯粹的学人来说，却是一种难得的理想人生境界，这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得到，或者愿意这样做。毕竟人的一生受到的诱惑太多，想做的事情也不少。钱南扬在学术研究上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显然与这种心无旁骛、甘心坐冷板凳的治学心态是分不开的。从前辈学者的身上，不仅可以学到为文，更能学到其为人。
钱南扬一生治学正如其弟子张新建所概括的，主要涉及四个领域或中心：“①以《谜史》为中心的民众艺术研究，如《市语汇钞》、《从风人体到俏皮话》(《汉上宧文存》)；②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研究；③以宋元南戏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戏曲史研究；④以汤显祖‘临川四梦’为中心的明传奇研究。”④这四个领域或中心从表面上看起来差异颇大，但彼此间实际上有着一种内在的关联，那就是它们同属民间文艺。由此可见其治学兴趣和范围之所在。要了解钱南扬的这一学术选择，必须从其所受的教育和学术渊源讲起。
与其同门任半塘、卢前等人一样，钱南扬也是在新的高等教育和学术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一代学人，其治学兴趣的培养和研究对象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代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钱南扬在北京大学预科和国文系读书的六年期间，以提倡白话、改良文学为诉求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影响所及，那些饱受歧视的小说、词曲等民间文艺走进大学课堂，成为具有现代学科特性的专学，一批年轻学人受此时代学术新风的影响，开始致力于民间文艺的研究，将其作为终身不辍的事业，以治经史的功夫进行研习，取得了丰厚的成果，成为这些新兴学科的开创者，对20世纪学术研究的良性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钱南扬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
早在嘉兴省立二中读书的时候，受老师刘毓盘的影响，钱南扬就已对戏曲怀有浓厚的兴趣，“开始产生研究戏曲之意”，并为此作了积极、充分的准备。“每逢暑假回家，参加家乡的曲会，从事唱曲”。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常常听到刘毓盘提起吴梅的曲学“如何精深、藏曲何等丰富”，“心中十分羡慕”⑤，但此时还没有得到当面请益的机会。
钱南扬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先后选了许守白(之衡)先生的戏曲，及与戏曲有关的刘子庚(毓盘)先生的词史、钱玄同先生的声韵学、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等”，在唱曲方面，刘毓盘还为他“介绍了二位笛师，每星期唱两次，又介绍一位票友，教我串演，直至勉强可以登台”⑥。这些课程的学习和准备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钱南扬由此培养了浓厚的学术兴趣，这也影响到其日后研究对象的选择。
与任半塘、卢前等人不同，钱南扬在北京大学由预科转入正科的时候，著名曲学大师吴梅已结束其五年北大执教生涯，悄然南归，到东南大学任教。他未能获得在课堂上亲耳聆听教诲的机会。后来，经刘毓盘的介绍，钱南扬终于如愿拜在吴梅门下，成为私淑弟子。
为了研究曲学，钱南扬曾专程到苏州向吴梅当面请益，得到了这位曲学大师的热情接待和悉心指点，他还亲自把钱南扬的行李从旅馆拿到自己家里。此后，钱南扬多次住在吴家，得以饱读奢摩他室、百嘉室的珍贵藏书。对这段难得的求学、读书经历，钱南扬是这样描述的：“先生不仅待人诚恳热情，没有架子，而且在学问上，也循循善诱，有问必答，悉心指教。先生藏书颇丰，我在他家时，他都倾箧而出，让我饱览。”[1]这段短暂而充实的美好时光对其日后的治学有着积极的推动和影响。据钱南扬本人介绍，“我的《宋元南戏百一录》就是在吴先生家看书收集的材料写成的”⑦。
根据钱南扬在不同历史时期学术研究的兴趣和特点，可以将其治学经历分成两个大的阶段：
从在北京大学求学到20世纪30年代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钱南扬受时代学术新风的影响，对民间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着手进行研究。此前在蔡元培、刘半农、钱玄同等著名学者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一些热心民间文艺的师生成立歌谣研究会，编印《歌谣》周刊，征集、搜集民间歌谣，从而掀起了一股研究民间文艺的学术热潮。这股学术新风对日后通俗文学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受其影响，一批年轻学人投入到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中，以个人不懈的努力和卓著的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钱南扬正是在这一较为有利的文化语境中走上学术之路的。
从钱南扬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一是民间谜语。
钱南扬对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的研究早在北京大学求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他与顾颉刚、钟敬文等人一起，首次对梁祝故事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探讨，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天地。其间，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民俗》等刊物上发表了《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歌曲序录》、《祝英台故事的歌曲》、《关于收集祝英台故事材料的报告和征求》、《祝英台故事叙论》、《宁波梁祝庙墓的现状》、《词曲中的祝英台牌名》、《关于祝英台故事的戏曲》、《祝英台唱本叙录》等一系列研究论文，对相关文献和问题作了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因治学兴趣的转移，钱南扬未能对这一课题继续深究下去，上述论文也未能结集成书，后来他将自己所搜集的部分资料汇辑为《梁祝戏剧辑存》(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一书。这是一部颇有特色的专题戏曲选集，全书共辑录18种相关的戏曲作品，为“二三十年来收罗所得”，“论时代，有元、明、清三朝；论地域，有浙江、安徽、山西、湖北、四川、河北、广东、江苏八省；它流传的久远、广阔，式样的繁多，可见一斑了”[2]。该书的出版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钱南扬的研究也颇有特色，他一方面从故事、民歌、戏曲、说唱等书面文献中搜集资料，一方面亲自进行田野调查，对梁祝故事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搜集和梳理，为其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研究将典籍阅读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拓展了文献搜集的视野和来源，这正契合了王国维所开创和提倡的双重证据法。值得一提的是，钱南扬特别注重从戏曲中搜集资料，由此可见他此时对戏曲的浓厚兴趣和良好学养。
梁祝故事之外，钱南扬还对孟姜女、目连救母、二郎神等民间故事进行探讨，先后撰有《目连戏与四明文戏中的孟姜女》、《黄世康秦孟姜碑文考》、《〈南曲谱〉及民众艺术中之孟姜女》、《孟姜女鼓词与〈听稗〉鼓词》、《“目连戏考”》、《读日本仓石武四郎的“目连救母行孝戏文研究”》、《曲牌上的二郎神》等文章。对其研究孟姜女所取得的成就，顾颉刚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材料的广博，论断的精确，用不到我赞扬。我非常的快乐，竟得到这一位注意民众文艺的朋友。”[3]
钱南扬对民间谜语的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性。谜语这种民间文艺形式虽然在社会上流传广泛，为民众喜闻乐见，但在许多正统的文人士大夫看来，则是不登大雅之堂、壮夫不为的小玩意儿，就像民间说唱、通俗小说一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没有人愿意花力气进行研究。钱南扬的《谜史》(中山大学1928年刊行)一书将民间谜语作为严肃的学术对象，专门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于此可见其学术胆识和勇气。
《谜史》是中国第一部描述谜语发展历程的学术著作，其开创之功是显而易见的。在该书出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有研究者跟进，该书一直是了解谜语的一部重要参考书。《谜史》出版后，钱南扬发现了书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找到了一些新材料，后又撰写了《谜史的错误》、《谜史的新材料》等文章，发表在《民俗》杂志上。
钱南扬这一时期的治学兴趣相对来说比较广泛，除上面所介绍的两个领域之外，他也已开始着手戏曲研究，先后发表《宋元南戏考》、《宋金元戏曲搬演考》等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这是钱南扬治学的第二个阶段。之所以将如此长的时间划为一个阶段，是因为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比较集中和固定，那就是戏曲。具体说来，又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南戏，一是以传奇为核心的戏曲研究。
虽然自20年代起，钱南扬已着手研究戏曲，但真正全身心投入却是在30年代之后。《宋元南戏百一录》一书代表着他的这种学术转向，从此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专力于南戏研究，成果累累，相继出版《宋元戏文辑佚》、《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戏文概论》等著作，成为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
南戏之外，在戏曲研究的其他方面，钱南扬也有颇多建树，先后编纂、出版了《汤显祖戏曲集》、《南柯梦记》、《汉上宦文存》、《中国戏剧概论》等著作。
与同时代的其他学人相比，钱南扬的治学有如下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专。专是指研究对象、范围的集中和固定。就钱南扬一生的治学情况来看，最见功力，影响最大的当数南戏研究，在这一相对较为狭小的学术领域，他苦心耕耘了半个多世纪，这在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专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学术选择，也体现着现代学术研究的一种新变。从钱南扬在二三十年代两个时段学术研究特点的差异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20世纪20年代，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不少学人对通俗文学这门新兴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先前这些领域的研究缺乏必要的学术积累，因此，他们所做的工作便具有开拓性的价值和意义。这一时期不少研究者忙于开疆拓土，涉猎广泛，他们的研究具有博的特点，这在胡适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博也同时意味着尝试，毕竟是面对着一个全新的学术世界，只有在不断尝试之后才能知道哪个学术领域更适合自己。
到了30年代，经过十来年的学术积累，各门新兴学科大多已初具雏形，研究开始朝着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即以戏曲研究而言，经过王国维、吴梅等先驱者的提倡和示范，到30年代，已成为一门不少研究者参与的学科，发展较为成熟。此时，整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基本框架虽已粗备，但还存在着不少空白和缺憾，而这正是研究者下一步要努力的目标。钱南扬选择南戏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正契合了这一学术发展趋势。从博到专，这一转向体现着20世纪上半期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是精。首先，这种精是从数量上来说的。与同时代的学人相比，钱南扬的著作并不算多，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就篇幅来说，也都不是很厚，但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可以说是精品，很有学术分量。其次，这种精是就其著作本身的质量来说的。钱南扬治学十分投入，态度也十分严谨，既不轻易下断语，也不随便撰文著书。其著作具有朴实、简明的特点，俗话说文如其人，这一点在钱南扬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广博是一种治学风格，专精也是一种治学风格，两者各有其长处。从钱南扬身上，后学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二
钱南扬的戏曲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南戏研究，一是以传奇为核心的戏曲研究。以下分别加以介绍和探讨。
在南戏研究方面，钱南扬是学界公认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
首先，他是最早致力于南戏研究的学人。从1924年开始，钱南扬“不管社会上政治风云的变化，整天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资料中，广泛钩辑散佚或已湮晦已久的戏文与有关文献资料，进行缜密的考证”⑧。他本人也把1924年作为自己研究南戏的一个学术起点：“我留意宋元戏文，始于一九二四年。”[4]其研究成果便是《宋元南戏考》和《宋元南戏百一录》，它们是20世纪南戏研究的开山之作。
钱南扬之所以选择南戏作为研究对象，显然与当时戏曲研究的状况有关。在王国维、吴梅等先驱者的倡导和示范下，戏曲研究这门学科虽然已经建立，但其内部各个分支的研究还很不均衡，当时人们的目光多集中在元代杂剧上，对南戏则关注甚少，相关研究也较为薄弱。这一情况正如钱南扬本人所描述的：“明人注意宋元南戏的就很少，所以到了清朝，简直连‘南戏’这个名字也没人知道了。自清朝以来，戏曲又渐渐为人注意，然研究曲学者，广博如姚梅伯，于其所著的《今乐考证》中不及南戏；精深如王静安，虽于《宋元戏曲史》论南戏渊源，颇多创获，而在《曲录》中仍未为南戏专立一目，却把宋元南戏都误入于明无名氏传奇之下。”⑨对研究状况的明察，是着手研究的基本前提，钱南扬对此有着很好的把握。
从南戏这个戏曲史研究的空白和薄弱环节入手，这种研究具有原创性，更有价值，对学术的贡献也更大，由此可见钱南扬敏锐的学术眼光和自觉的学术意识。自然，南戏之所以成为空白和薄弱环节，也自有其内在原因，那就是资料的严重缺乏。可以说，在当时南戏研究既是一个良机，同时也是一个挑战。
经过数年的努力，钱南扬对南戏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搜集和整理，对南戏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精审的考察。在《宋元南戏考》一文中，他对现存南戏剧目的数量、南戏的名称内容以及南戏不传的原因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宋元南戏百一录》一书中，他从历代曲谱、曲选中辑录了45种宋元南戏作品的残曲。
《宋元南戏考》和《宋元南戏百一录》为读者初步勾勒了一个南戏的全景轮廓，填补了戏曲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代表了当时南戏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受到学界的好评。有位学者曾这样称赞《宋元南戏百一录》：“读者得此一编，和《宋元戏曲史》合看，庶几宋金元三朝的南戏和北剧的流变，都可以明如指掌。”⑩这些成果为后来的南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由此奠定了钱南扬南戏开拓者的学术地位，当时就有人这样评述：“专门致力于南戏的，要算钱南扬先生为第一人。”(11)
其次，他是研究南戏最为用力，成就最显著的学人。在钱南扬、赵景深等人的倡导和示范下，随着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南曲九宫正始》等重要戏曲文献的新发现，南戏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曾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受到学界的关注。新文献的发现，越来越多学人的参与，使南戏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与其他学人研究告一段落便转向新学术领域的做法不同，钱南扬始终对南戏研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数十年间，他仍不断积累资料，充分汲取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最后终于撰写出像《戏文概论》、《宋元戏文辑佚》这样具有集大成意义的研究著作。经过钱南扬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开掘，作为戏曲史重要环节的南戏的真实面目日渐清晰地显露出来。
钱南扬在南戏研究上主要取得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首先是对南戏现存作品的搜集和整理。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钱南扬晚年还曾对《白兔记》进行校注，可惜未能完成，成为一件憾事。之所以要整理这五部南戏作品，是因为它们大都保持了早期南戏的“真面目”[4]。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一书对《永乐大典》所收三种戏文作品进行校注。这是20世纪20年代新发现的南戏作品，由于原书于抗战胜利后不知下落，作者便以古今小品刊行会的排印本为底本进行整理。整理工作包括订正文字、分出、为每出加内容提要、补入所缺曲牌名、为难解词语加注等。
《元本琵琶记校注》以清陆贻典抄本为底本，以明嘉靖巾箱本、《九宫正始》所引元本为校本，校勘“以有助于文字的纠正、理解，或有参考价值者为限，不作机械的全面的校勘”。原书不分出，校注者将其分开，“卷首并增总目，每出之下注明戏情”[5]。
这两个校注本所收均为早期南戏剧目，无论是校勘还是注释，质量皆十分精良，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成为研究南戏的必读书目。
与一般的戏曲校注本相比，钱南扬的校勘整理很有特色，这表现在，他不仅遵循一般的古籍整理规范，对作品认真进行校勘、注释，而且还注意结合戏曲自身的特色，将其许多学术见解有机地融入到校注中，将作品的校勘整理与对南戏的探讨很好地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提高了校注本的学术含量，也为其他学科的古籍整理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这两个校注本在学界享有很好的口碑，《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一书出版之后，直到今天，再没有其他研究者进行这一工作，只是有一些零星的补充。由此可见学界对其成就的认可。能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这与钱南扬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以《元本琵琶记校注》一书为例，该书是在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琵琶记》校注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将两书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琵琶记》、《元本琵琶记校注》两书虽然都以清陆贻典抄本为底本，但使用的校本则有所不同：《琵琶记》是“用《巾箱本蔡伯喈琵琶记》(简称《巾箱本》)，《李卓吾批评琵琶记》(简称《李评本》)，《陈继儒评琵琶记》(简称《陈评本》)，毛氏汲古阁本《琵琶记》(简称《毛本》)为主；凌氏朱墨本《琵琶记》(简称《凌本》)，亦偶尔引及”[6]。《元本琵琶记校注》则仅选用巾箱本、《九宫正始》所引元本为底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目的是为了存真，因为李评本、陈评本、毛本、凌本都是明人的改本，与作品原貌的距离较大，钱南扬曾用“面目全非”一词来形容之[5]。相比之下，巾箱本与陆贻典抄本属同一版本系统，“虽则已经明人初步加过工，然在形式上题目还被保存，虽分出而未有出目；在文字上虽与抄本稍有异同，但出入不大”[6]，《九宫正始》所引为元人旧本。用这两种版本而不取明改本做校本，可以最大程度地保存作品的原貌，该书后来以《元本琵琶记校注》为名，显然与校勘原则的这一调整有关。
陆贻典抄本原不分出，为了便于读者的阅读，钱南扬在《琵琶记》一书中分出段落，“每一段落之前加上一个数字。宋周密《武林旧事》对官本杂剧称‘段数’，现在借用这个‘段’字，称某段，不称某出”，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对戏剧一段称一‘出’，虽则起原很古……然称‘出’易与明改本相混，故用‘段’字”[6]。到《元本琵琶记校注》一书中，校注者的认识有所变化，处理方式也就不同。他认为“出是戏文本来有的，就是没有分写的习惯，分不分关系不大”。为了保持作品原貌，同时也便于读者阅读，钱南扬重新将全书分出，并解释“‘出’字起源很古”，同时举宋道原《景德传灯录》、明王骥德《新校古本西厢记》等书中的记载为证。
上述两点变化似乎都是细节问题，但钱南扬对此却十分重视，及时加以修正、调整。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修正、调整决不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因为它关系到学术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由此可见其治学态度之认真、严谨。这种治学态度和方法为戏曲研究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其次是对南戏残存作品的辑佚。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宋元戏文百一录》、《宋元戏文辑佚》。
对残存作品的辑佚是钱南扬着手南戏研究时便进行的一项研究工作，早在饱读吴梅奢摩它室、百嘉室藏书时，他就已留心于此，《宋元南戏百一录》是他早期辑佚的成果。之所以要做这一工作，是因为当时完整流传下来的南戏作品数量很少，除了《琵琶记》、荆、刘、拜、杀这四大戏文外，几乎看不到什么南戏作品。即使加上新发现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也不到十种，而仅凭这些作品，是无法得见南戏全貌的。而从曲谱、曲选中寻找资料，对残存作品进行钩稽，可以拓展研究者的视野，得以从整体上对宋元南戏进行把握和了解，其学术意义正如钱氏本人所总结的：“把这个已经失去的环节钩稽出来，不但为戏曲史研究者，提供材料，与以方便；并且也提供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材料，譬如对于古代语言学研究者就有可参考的地方。”[7]可见这一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
《宋元南戏百一录》一书从历代曲谱、曲选中辑录了45种宋元南戏作品的残曲。所收曲文除标明出处、所据版本外，还十分注意曲文的排列，并根据相关资料钩稽出作品的本事、剧情。该书前有一篇总说，对南戏的名称、起源、沿革、结构、曲律、文章、名目等问题一一进行考辨，比《宋元南戏考》一文更进了一步。对于辑佚的方法，其好友顾颉刚曾作过如下概括：“他的辑录的法子，是先在小说笔记里搜录其本事，而后审察辑集的曲文，以事证文，知道某曲应在前，某曲应在后；某曲为某人独唱，某曲为某人与某人对唱。这种工作，比了清代学者辑古书困难得多。不但如此，每剧之后，更将杂剧、传奇之用此本事所成的剧曲一一罗列，使得读者可以寻求比较研究的材料，这又是方便了多少？至于字同异间校勘的细致，更不在话下了。”(12)
就在钱南扬辑录《宋元南戏百一录》的同时，另一位戏曲史家赵景深也在悄悄进行着这一工作，其辑佚的成果便是《宋元戏文本事》一书。有趣的是，该书与《宋元南戏百一录》于同一年出版，两人的学术研究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两书所收作品数量基本相当，但在内容上可以形成互补。将两人辑佚所得加在一起，除去重复，共得宋元南戏作品56种。在资料十分缺乏的条件下能辑录如此多南戏作品，是很不容易的，对其南戏研究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后，随着《南曲九宫正始》一书的发现和影印，辑佚工作取得重大突破。这一突破是由陆侃如、冯沅君完成的，他们依据该书所收早期南戏作品，编成《南戏拾遗》一书。该书分上下卷，上卷共收录新发现的宋元戏文佚曲72种，下卷则对《宋元戏文本事》、《宋元南戏百一录》所收43种戏文的佚曲进行增补。其特色正如作者本人所概括的：“目的不仅在辑佚，尤其在本事的寻索。或据古籍的记载，或据同题材而现存的剧本或小说，或据残曲本身。所引书必详注版本及页码，以备复检。”(13)
经过几位研究者的努力，人们对南戏的情况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戏曲史上一个曾经失去的环节由此得以填补。不过，上述几部南戏辑佚著作在取得突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够精细等。有鉴于此，钱南扬在充分吸收自己及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精益求精，继续这一工作，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完成《宋元戏文辑佚》一书，为南戏作品的辑佚划上一个较为完满的句号。
《宋元戏文辑佚》一书共收宋元戏文作品119种，另有不明年代戏文1种，佚名戏文3种。在取材上，“以曲谱为主，而曲选次之”，其中曲谱以《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为主，该谱不收者，再据其他曲谱辑录；在断句上，“以辞意为主，同时也兼顾曲牌的格调”；在编排上，尽量“按照情节先后排列”[7]。较之先前的几部同类著作，该书更为精良，不仅辑录的作品最多，而且在曲文的排列、剧情、本事的钩稽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改进，这也正符合学术研究后出转精的特点。也正是为此，《宋元戏文辑佚》一书被学界称作宋元戏文辑佚的集大成之作。
从《宋元南戏百一录》到《宋元戏文辑佚》，通过这两部在时间上相差20年的学术著作，可见钱南扬在南戏研究方面取得的进步，于此也可见出其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
最后是对南戏自身诸方面的探讨。在搜集、整理南戏文献的同时，钱南扬还对南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以填补戏曲史上这个曾经失去的重要环节。《宋元南戏考》一文代表了他早年从整体上观照南戏的努力和尝试，该文被学界视作南戏研究的开山之作。不过也不可否认，由于当时所看到的作品和资料有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难免有不够完善之处。
稍后，在《宋元南戏百一录》一书的总论部分，钱南扬再次对南戏进行全面的论述。经过几年的积累，掌握的资料逐渐增多，一些认识也有所改变。该文和《宋元南戏考》相比，不仅涉及的领域更广，看法和认识也更为深入。
其后，南戏文献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研究成果相继推出，钱南扬一直在关注着南戏研究的动态和发展，并进行着自己的思考，他对南戏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和提高。《戏文概论》一书代表了他晚年对南戏的探讨和认识。该书不仅是钱南扬南戏研究的一个总结，代表了其南戏研究的学术水准，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南戏研究的最高成就，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论著对宋元南戏作过如此全面、深刻的探讨。
《戏文概论》曾作为讲义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过，经过不断修订才最后成书。钱南扬在60年代南京大学中文系与陈中凡一起讲授中国戏剧史课程，《中国戏剧概要》是两人合编的一份讲义，现有南京大学中文系1964年内部刊印本，由于当时只印行了300本，故知者不多。该讲义的《宋元戏文》部分是钱南扬所编，分引论、源委、余论三部分，并节选了《张协状元》、《宦门弟子错立身》、《琵琶记》等部分曲文作为附录。这三部分在后来的《戏文概论》一书中都得到保留，但作了不少补充和修订。通过该讲义，可以了解钱南扬撰写《戏文概论》一书的相关情况。
《戏文概论》一书的性质和特点正如作者本人所概括的：“企图将戏文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说明。”[4]诚如其言，该书对南戏进行的是系统、完整的介绍和分析。全书分引论、源委、剧本、内容、形式、演唱六个部分，对南戏的名称、产生背景、渊源流变、声腔、剧本存佚、内容、结构、格律、剧本创作、演出、剧场等问题进行了十分全面而详细的探讨。将该书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放在一起对读，半个多世纪间，戏曲史研究的进展情况，可以很清晰地显现出来。
该书的特点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总结的：“它不同于一般的戏曲史，也不是单纯的评论，而是将考证、探讨、资料和史论糅合在一起，言简意赅，不枝不蔓，因而显得很严谨很朴实，绝无空泛失真的虚话。”[8]考论结合，这也正是钱南扬一贯的治学风格，它主要表现为：研究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言必有据，持之有故，结论必须有过硬资料和充分论证的支撑。以戏文名称的确定为例，该书一开始便引证20则材料，列举戏文、南戏文、南曲戏文、南戏、温州杂剧、永嘉杂剧、鹘伶声嗽、传奇等种种名称，并分别进行考证辨析，最后通过比较，得出结论：“最适当的莫如戏文一辞。它不但没有上述的各种毛病，而且很熟悉的还在江浙一带人民的口头使用着。”[1]该书以《戏文概论》为名而不用《南戏概论》为名，原因正在于此。一词之用，如此慎重，作者治学之严谨、之认真，由此可见。
通过对早期现存作品的校注，对残存曲文的辑佚，对南戏全面、系统的研究，钱南扬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南戏研究体系。他早年以《宋元南戏考》、《宋元南戏百一录》等著作建立了南戏研究这一戏曲研究的重要分支，晚年又以《元本琵琶记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宋元戏文辑佚》、《戏文概论》等著作予以充实与完善。钱南扬的系列南戏著作代表着20世纪南戏研究的最高成就。钱南扬也因此集南戏研究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于一身，为南戏研究作出了无人可以替代的重大贡献，受到学界的高度赞誉。
三
南戏是钱南扬戏曲研究的重点，但并非全部。在进行南戏研究的同时，他还对戏曲史上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比如他早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就已开始利用戏曲文献来考察梁山伯祝英台、孟姜女等民间故事；1930年，他在《岭南学报》发表《南曲谱研究》一文，对南曲曲谱问题进行考察；1936年，他在《燕京学报》发表《宋金元戏剧搬演考》一文，对宋金元戏剧的戏班、演员、剧本、剧场、搬演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上述这些文章所涉及的问题都是戏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钱南扬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总的来看，钱南扬南戏之外的戏曲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汤显祖研究。他对汤显祖的研究以作品整理为主，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汤显祖戏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南柯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等。
《汤显祖戏曲集》一书的前身是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汤显祖集》。该书的诗文部分由徐朔方笺校，戏曲部分则由钱南扬校点。戏曲部分共收录汤显祖的五种戏曲作品，即“临川四梦”和《紫萧记》，皆以汲古阁校刻定本为底本，用其他版本进行参校，并于每出后出校记。书中还附有臧懋循订正玉茗堂四梦本的插图。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78年将戏曲部分以《汤显祖戏曲集》之名单独出版。这是对汤显祖戏曲作品第一次进行的全面整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精良、可信的读本。《南柯梦记》是钱南扬整理的一个校注本，也是一个面向大众的通俗读本。该书以郑振铎所藏明万历刻本为底本，以其他四种版本进行参校。与《汤显祖戏曲集》一书所收《南柯梦记》相比，底本和校本均有所变化。在断句上，“辞义与格调并重”；注释则“以帮助读者理解书中文辞、典故含义为主，不作烦琐的考据或引证”。书后附唐传奇《南柯太守传》，以助观览[9]。
作品的整理之外，钱南扬对汤显祖及其剧作进行的探讨不多，专门文章只有《汤显祖剧作的腔调问题》一篇，在该文中，他对徐朔方所持的宜黄腔说提出质疑，认为汤显祖的剧作“大都合乎昆山腔规律”[10]。另外，从他所写的其他文章中，也可以得见其一些见解。比如在谈到吴江派时，他一方面认为沈璟严守格律的主张“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一方面也指出“汤显祖对他的批评都十分中肯”[11]。应该说其持论还是比较公允的。
二是对曲律的研究。钱南扬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就曾对曲律下过功夫，据他回忆：“我从许守白先生学习时，常常提出曲律上的一些问题向先生请教。”(14)后又投到吴梅门下，得其真传；其本人又能唱曲，具有丰富的艺术实践。也正是因为这些缘故，他对曲律问题十分关注，也很有研究，曾相继发表过《南曲谱研究》、《曲谱考评》、《跋〈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冯梦龙墨憨斋词谱辑佚》、《论明清南曲谱的流派》、《曲律简说》等文章。曲律之学，艰涩难懂，向称绝学，涉足者很少，钱南扬知难而进，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探讨，其贡献是具有开创性的。
钱南扬对曲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曲谱这一方面，上述文章多偏重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如《曲谱考评》一文对《乐府混成集》、《十三调南曲音节谱》、《南九宫谱》等32种历代曲谱进行评述；《跋〈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一文对清初精抄本《南曲九宫正始》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介绍；《冯梦龙墨憨斋词谱辑佚》一文依据沈自晋《南词新谱》一书的征引，辑录了一些《墨憨斋词谱》的佚文。《论明清南曲谱的流派》、《曲律简说》等文章则偏重理论方面的概括。
对钱南扬在曲谱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有位学人曾作出这样的评价：“钱先生是近代以来最充分利用和挖掘曲谱价值的学者，他早年辑录南戏佚文，曲谱是主要取资对象之一；学术界为数不多的关于曲谱流别的文章都出自先生笔下。”[12]
除上面所介绍的两个方面外，钱南扬还参与撰写了一部很有分量的戏曲著作，即《宋元明清戏曲词语汇释》，因该书未曾公开出版，内部印本数量也很少，故知者不多，这里稍作介绍。
该书的书名有多个，笔者所见该书的封面及书脊均作《宋金元戏曲词汇释》，内文的书眉上皆作《金元戏曲方言俗语辞典》。署名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戏曲研究室编纂”。钱南扬治丧委员会《在钱南扬教授追悼大会的悼词》一文中作《宋元明清戏曲词语汇释》，吴新雷《教泽永存 学界垂名——悼念戏曲史家钱南扬教授》一文亦持此说。据参与撰写并负责印务的吴新雷先生介绍，三个书名代表了该书编著的三个阶段：起初由陈中凡发起，戏曲研究室的同仁共同编写；其后，与上海的一位学者合作；最后，由钱南扬负责，最终的书名为《宋元明清戏曲词语汇释》。在该书的编著过程中，钱南扬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已经刊印的部分来看，该书只是初稿，还未全部完成。全书按笔画排列，到十一画止，仅此已630页，由此不难看出该书的分量。对所收语词，首先列出义项，然后列出戏曲、小说作品作为例证。总的来看，释义、举例皆较为精当，简明、实用，对读者阅读欣赏戏曲作品很有帮助。
该书继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朱易安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之后，拟对宋、金、元、明、清历代戏曲词汇进行系统、全面的汇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该书未能全部完成，也一直未曾公开出版，知者甚少，难以充分实现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在20世纪戏曲研究史上，类似的遗憾还有不少，它使后人在追述这段历史时，心中不由生出一丝沧桑感。
收稿日期：2011-10-29
注释：
①本文题目取自唐圭璋为钱南扬所作挽诗。
②吴新雷《教泽永存 学界垂名——悼念戏曲史家钱南扬教授》，载南戏学会等编《钱南扬先生纪念集》第28页，1989年内部印刷。本文开头讲述的故事亦根据此文而来，笔者在听中国戏曲史论课时，也曾听吴新雷先生讲过。
③转引自吴新雷《教泽永存 学界垂名——悼念戏曲史家钱南扬教授》。
④张新建《南扬师治学道路给我们的启示》，载南戏学会等编《钱南扬先生纪念集》第51页，1989年内部印刷。
⑤以上见钱南扬《自传》，载南戏学会等编《钱南扬先生纪念集》第1页，1989年内部印刷。
⑥以上见钱南扬《自传》，载南戏学会等编《钱南扬先生纪念集》第1页，1989年内部印刷。
⑦钱南扬《自传》，载南戏学会等编《钱南扬先生纪念集》第2页，1989年内部印刷。
⑧王琼娥《忆南扬》，载南戏学会等编《钱南扬先生纪念集》第18页，1989年内部印刷。
⑨钱南扬《宋元南戏考》，《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
⑩顾颉刚《宋元南戏百一录》序，《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4卷3期(1935年)。
(11)云士《宋元南戏百一录》，《剧学月刊》5卷1期(1936年)。
(12)顾颉刚《宋元南戏百一录》序，《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4卷3期(1935年)。
(13)陆侃如、冯沅君《南戏拾遗》导言及序例，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12月版。
(14)钱南扬《自传》，载南戏学会等编《钱南扬先生纪念集》第1页，1989年内部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