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文化普遍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理论中带有浓重的文化普遍主义色彩。文化普遍主义是一种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主张。
上个世纪最后20年以来，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和重要的现象。西方主流学术界开始以积极的姿态不遗余力的推行“全球化”。全球化理论中带有浓重的文化普遍主义色彩，一些全球化理论家推崇西方的经济优势，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成功之后对世界的贡献，并进一步把“现代化”、“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突出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普遍性和主导性。因而，文化普遍主义是一种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主张。
文化普遍主义的核心是西方中心主义。文化普遍主义认为，文化应该能适应并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不是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适合经济发展。西方文化是现代的、亲经济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是传统的、反经济性的。既然文化的未来应该与经济保持同样的模式，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文化也就应该全球化，亲经济性的西方文化就应该成为普遍的全球文化。然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真的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把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化都“终结”掉吗？全球化是否可通过某种文化模式的单向推行就可以实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是不是整个人类文化所必须采纳和适应的秩序？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来的弊端难道就要伴随着人类的始终？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系列深层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有待于我们去进行全面而严肃的探讨。
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文化普遍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由来已久。当代形态的文化普遍主义可以从开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找到其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6世纪以来的欧洲殖民主义体系彻底瓦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以前的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从此，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发展问题成为首要问题。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在建立了独立主权的国家之后，能不能真正地在经济、政治上独立于以前的西方宗主国，成了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直接现实。由于对西方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长期依赖，事实上，殖民体系的解体并不能使这些国家立即斩断与前宗主国的千丝万缕的依赖关系。主权的独立并没有使这些国家出现经济上的快速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问题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五六十年代出现的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学派是以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为对象，试图阐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得以实现工业化化现代化的条件。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起因，罗兰·罗伯森有更为一针见血地评论。罗兰·罗伯森指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现代化理论的直接起源，在于同盟国特别是美国试图将民主强加给德国（联邦德国）和日本。我认为，罗兰·罗伯森对现代化理论兴起原因的揭示，更有助于让人们认清这一理论的实质。
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帕森斯认为，社会进化存在着五个特殊的形态，即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历史社会、温床社会和现代社会。帕森斯认为，这五种社会之间的进化不一定是渐进的，而是可以突破性完成的，间断性的，跳跃式发展的。这些突破性的进化可以通过进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向进化程度较低的社会所进行的文化传播过程加以传播。由于这种传播，在那些进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内部可以产生强大的进化力量，其进化甚至可能超过最先生产进化的特殊社会或社会集团已经达到的阶段。处于低级进化水平的社会可以通过采纳较高进化阶段社会的某种进化的普遍特征越过一个或更多的阶段，实现特殊社会历史发展的跳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新进化理论那里，文化传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概念。社会的一般进化被看作是发展的关键阶段的产物，它发生在不同的特殊的进化过程中，而且文化传播贯穿其中。在新进化理论看来，进化的普遍性，进而文化的普遍性“能够在不同条件下的各类运行机制里出现”。只要是较高的进化阶段的文化，不论较低进化阶段的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地理位置、具备什么样的生产条件、什么样的社会结构，都可以横向移植过来。
帕森斯现代化理论的逻辑是：1、文化子系统高高在上，宰制着行为有机体（也就是单个的人）子系统，技术处于社会—文化系统的最底部，文化的发展先于并决定着经济技术的发展；2、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仅仅是人类生存的条件而不是决定因素，文化具有独立价值并能够重新改变人的生存环境；3、因此，具有独立意义的文化子系统也就可以从进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照搬到进化程度较低的社会，后者可以通过采纳前者的“先进文化”而实现社会的跳跃式“发展”。依照这样一个三段论，自然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社会，其文化是最先进的，应该在世界上得到最广泛的传播，美国的文化产品作为先进的美国文化的载体自然也就应该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
根据对于“传统”和“现代”的划分，现代化理论家们设计了不发达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发展的模式和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变革是西方经济技术变革的必然结果，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西方化。西方国家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受雇于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的专家们，根据现代化理论制定出了一些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指标”，如城市化、成人识字率、报纸发行量、政治民主（多党制及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的定期的政府更迭）等。这些指标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标准。这些指标的应用充分体现了现代化理论的“结构一致性原则”。实际上，只要稍微进行一下深入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所谓“传统社会”的特征也好，所谓“现代社会”的指标也好，都是从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社会和仍然处于传统社会之中的非西方发展中社会的比较中总结出来的特点。现代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特征，非西方发展中社会的特征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的特征。
由于来自西方主流学者的批评以及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挑战和冲击，六十年代末以后，现代化理论开始停滞、消沉。八十年代以来，曾一度在欧美产生广泛影响的依附理论已经风光不再，而一度消沉的现代化理论又重新活跃起来，文化普遍主义、文化全球化、文化同质化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
文化普遍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必然导致世界各国的文化趋干同质化。不管各国是出于自愿还是被逼无奈，最终都必然选择西方的价值观
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于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化／异质化问题，“已经成为文化讨论前沿的问题”。文化同质化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必然导致世界各国的文化趋于同质化、均质化。
文化同质化论者认为，各种形态的人类社会，不管其文化差异有多大，都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如，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会同意：活比死好；健康比疾病好；自由比受奴役好；富余比贫穷好：教育比无知好；正义比非正义好。哈里森认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播革命之后，西方所理解的“进步”的概念几乎已经成为普遍的愿望。他明确表示，存在着超越地理、政治和人种背景的“普遍的文化因素”：“有些价值观范式是跨越地理界限的，在很不相同的环境下都会产生相似的后果。”不仅如此，一些西方主流学者已经“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应当制定一项综合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计划，以便做到将价值观和态度的变革纳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政策、安排和规划，以及纳入美国的反贫穷计划。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应是争取改变价值观和态度的指导方针，包括切实可行的举措，以便倡导进步的价值观和态度。”要求全体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以美国的价值观和态度为标准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以美国人的标准为标准，以美国人的是非为是非，这个意思得到了最为清楚的表达。
迈克尔·波特认为，全球化过程包含着文化传播，其趋势必然会使各国文化均质化。在以往的综合国力竞争中，传统的比较优势具有决定性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的比较优势已让位于竞争优势。所谓竞争优势是指一国在知识、投资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如果一个国家能开发出成熟的竞争优势资源，便可以保持较高的生产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一种生产率的竞争。这样，围绕生产率范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和价值观：一种是有利于生产率发展的态度和价值观，如竞争、效率、创新、责任制、严格的规章制度、教育、技能以及合作精神等；另一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不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态度和价值观，如鼓励垄断、权力决定分配、等级制以及生意上的合伙人取决于封闭的家族关系等等。一个国家的生产率的高低，最终是由这种经济文化决定的。迈克尔·波特“通过调研发现，从许多方面来看，要加强国家竞争力，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改变经济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各国提高生产率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各国必须彻底改变、抛弃那些不利于生产率发展的经济文化，即那些陈旧的老观念、态度和价值观，而促进、鼓励那些有利于生产率提高的经济文化。这种竞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各国的经济文化，及态度和价值观越来越趋于同质化。迈克尔·波特认为，各种文化的同质化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不管各国是出于自愿还是被逼无奈，最终都必然选择有利于生产率的价值观。他断言：“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情形，从许多方面来说，就是一种国际性的经济文化的核心内容正在出现，它跨越各种传统文化的界限，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共有。对经济起作用的一批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将成为共同性的，而显然不利于生产率的文化因素将会在全球经济的压力之下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的机会的促进之下，逐渐消失。”
文化普遍主义认为文化认同是一个“危险的概念”，民族认同的概念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虚构出来”的、“人为”的概念，是“意识形态的偏执”和“民族主义的基石”。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变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而国家的边界越来越不那么森严。具有强大优势的美国文化产业很容易就可以穿透国界，以投资、购并、参股的形式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其各种各类文化产品则更是风行世界。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传播，对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如各国及地域性的传统、风俗、神话等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面对这种威胁，世界上许多国家，并不限于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担心美国除了以其资本、军事力量和科学知识进行全球统治外，还会把它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语言以及思维和娱乐方式强加给其他民族，使其他民族丧失其精神信仰和文化认同。
秘鲁著名作家、政治活动家马里奥·瓦尔戈斯·略萨对这些国家强调民族文化认同的做法和态度进行了批判。略萨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反对全球化、支持文化认同的主张，反映了一种没有历史基础的、静止的文化概念”。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是长久保持同一不变的，除非是那些到现在仍然居住在洞穴之中、茹毛饮血、尊崇雷电和野兽的小型的、原始的宗教部落。“现代”的、有生命了的民族文化，都很少反映两三代以前的事情。(2)、“‘文化认同’的概念是危险的”。略萨认为，认同的概念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从政治的观点看，它会威胁到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人类所取得的最为珍贵的成就。“试图强加某种文化认同于个人，恰似把这些人囚于牢狱，是对他们最为珍贵的自由的否定——即选择什么、如何选择以及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自由。”(3)、民族认同的概念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虚构出来”的、“人为”的概念，是“意识形态的偏执”和“民族主义的基石”。集体认同即使在最为古老的族群中也并不代表真理。(4)、历史上，民族国家用血与火的手段压抑了丰富多样的地方性文化。为了创造所谓的民族认同，“民族国家消灭了这种多样性”。今天，“由于民族国家的削弱，我们看到被淡忘的、边缘化的、沉寂多时的地方文化正在获得重生，并在这个全球化的星球的盛大演出中展现出生机勃勃的生命迹象”。(5)、民族认同压抑了个体自由，而“全球化使得通过自愿行动、按照个人偏好和个人动机构筑个体文化认同的可能性，扩散到全球所有公民中”。全球化显著地扩大了个人自由的范围。(6)、最后，21世纪，我们将要生存的世界会更少特殊性、更少地方色彩，体现不同的民俗和民族差异的节日、服装、风俗、仪式等正在日益消失，大多数社会抛弃了上述习俗转而采取更能适应现代生活的“现实的东西”。这是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这种必然与其说是全球化造成的，不如说是现代性的结果。“现代化使许多传统的生活形式消失了。但与此同时，他也创造了许多机遇，为作为整体的社会向前发展构筑了重要基石。”因此，只有那些最为封闭、极权主义的国家才“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并谴责现代性”。
略萨认为，文化普遍主义已经取得了广泛的赞同，如果还有与文化普遍主义不一致的观点的话，那就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地域性的、排他性的和混乱性的东西”。
针对略萨的观点，我仅仅想指出，它对个人与民族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十分片面的。集体认同的确会对个人形成某种规范、限制作用，但民族与个人之间并不只是矛盾关系。“从心理层面，民族主义为民族成员提供安全感和保护。民族身份保护‘自己’人，以集体文化和精神的联系来排斥和抵抗异己的力量。对于个体而言，没有民族及国家作为其存在的依托，一个人是没法发展的；而离开了他所属的那个文化价值系统，一个人便失去了对生活意义的理解。直到今天，还没有谁能跳出民族和国家这个历史的框架。”（徐迅）试想，当一个民族遇到大规模外敌入侵时，全民族的共同利益得不到保障，哪里还会有个人的自由？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认为罗兰·罗伯逊关于全球化的四个维度综合考虑的观点对我们理解个人与民族的关系问题有一定的启发性。
罗兰·罗伯逊是从四个方面出发来思考全球性的：“这些方面是：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ies)；个人，或者更根本地说，是自我(selves)；民族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诸社会组成的世界体系；总体意义上的人类(mankind)，………（即）全人类(humankind)。”罗伯逊认为，如果一个学者所采取的态度是现实的、理性的，那么，他在看待全球化的文化问题时，就应该从这四个维度去进行全面的审视，既承认这四个因素中的一个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不割断与其他三者的联系，更不能把其他三个方面完全放弃不顾而只对一个方面进行不恰当地强调。从这个比较实际的观点出发，我们发现，略萨上述对于民族主义与个人关系的讨论，显然是割裂的、片面的，是一种极端化的做法。
文化普遍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不容忽视
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已经对文化普遍主义深刻的质疑和尖锐的批判，但我们亦应该看到文化普遍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实际上，在第三世界国家，有许多已经西方化或正在西方化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或文化普遍主义是非常欢迎的。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主办者就非常巧妙地让三位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以一种同样的调子来发言，证明“西方文明”远比非洲和拉丁美洲文明优越得多。这三位学者是阿根廷国力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法律教授马里亚诺·格龙多纳(Mariano Grondona)、具有广泛影响的古巴流亡作家卡洛斯·阿尔韦托·蒙塔内尔(Carlos Alberto Montaner)和非洲研究、开发和管理协会创办人和会长、世界银行非洲顾问委员会委员、喀麦隆人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Daniel Etounga Manguelle)。他们发言的理论依据或者说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及劳伦斯·哈里森等人的文化思想。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发言引用了帕森斯等人的著作，而且在于他们的分析完全采用了现代化理论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这三个人的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即他们都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代”形态的国家，而把拉丁美洲和非洲作为“传统”形态的国家，然后把“现代”和“传统”放在一起加以对照，指出“现代”的价值观是好的、适合经济发展的，“传统”的价值观是坏的、不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这样加以对照之后，结论必然是：“传统”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抛弃原有的不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态度和价值观，而采取西方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价值观，必须对自己的传统发动“文化革命”，对原有文化进行彻底改革。
帕森斯认为，人们总是把价值观作为一条准绳，“依据它而在一定情况下可供选择的各种行为方针中，作出自己的抉择”。格龙多纳从帕森斯的这一原理出发，对劳伦斯·哈里森在《不发达是一种心态》一书中所阐述的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观点进行了发挥。他认为有两种相对立的态度和价值观，一种是“亲经济性的”，一种是“反经济性的”。现实世界当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态度和价值观是完全“亲经济性的”，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态度和价值观是完全“反经济性的”，只不过发达国家趋向于前者，而不发达国家趋向于后者。他列举了20种看上去相对立的文化因素，如两种竞争观、两种公平观、两种民主观、两种财富观、两种教育观、两种权力观等等。他认为，这两种价值观既是传统和现代的区别，也是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共时性的区别。如果说格龙多纳对两种对立文化因素的分析还只是停留在一般抽象层面的话，蒙塔内尔的《拉丁美洲：文化与精英行为》则直接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军人、企业家、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左翼人士等六类精英人士进行了解剖，指出这些精英人士所维护和倡导的价值观、态度和意识形态是“传统”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比如他对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批评是：“拉美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是反西方、反美和反市场的，因而后果是严重的。不管他们的言论是如何地违反我们这个星球上20个最发达、最繁荣国家的实际情况，对拉美人世界观的影响仍然是深刻的。”“更糟的是，那些主教们，尤其是解放派神学家们，还谴责赢利动机、竞争和消费主义。……他们所宣扬的态度是与成功心理学背道而驰的。”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的文章一开头就列举了非洲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苦难现实，然后说，“我们实际上掌握自己的命运，已经有几十年之久了。然而，今天非洲却更加依赖于富国。”“我们再也没有理由把我们的现状归咎于殖民列强”了。它通过对“等级距离”、“对未来的掌握”、“时间观念”、“权利不可分”、“群体主宰个人”、“过分欢乐的气氛和回避公开冲突”、“效率低下的经济人”、“非理性主义的高昂代价”、“相互残杀的和极权主义的社会”等非洲社会所存在的文化问题的分析，指出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需要进行“文化革命”。
在我国，文化普遍主义也很有市场。前不久在某大报看到一条比较醒目的标题，说“美国私立教育的今天就是中国民办教育的明天”。其实，这类“美国什么什么的今天就是中国什么什么的明天”的思维方式，并不少见。有一家晚报曾用一整版的篇幅来说明这样一个观点：美国文化是代表了先进文化的新文化，日本文化是美国文化的亚洲版，我们应该用“新文化”及其亚洲版来改造我们的落后文化。
作为一个学习型社会，我们决不是要拒绝向国外的优秀文化学习，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绝对不能对文化普遍主义丧失警惕。
标签：全球化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社会价值观论文; 个人价值观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价值观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