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是轻视知识的教育吗？——与王策三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质教育论文,知识论文,王策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7月，《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2卷第3期刊登了王策三教授的一篇文章：《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以下简称《讨论》），文中对近些年来在学界几成定论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批判，得出了许多有违历史逻辑的观点。不过王先生在文章开头提出“如果开展沟通、交流，相互启发，将是很有益处的”。因此本人就不揣冒昧，将个人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以求教于王先生和教育界专家、学者和同仁。
一、“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提法”真的没有政策依据吗？
在《讨论》的第一部分，王先生首先是把近十多年来关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提法名其为“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接着就断定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提法没有政策依据。而且王先生以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为惟一依据，指出：“《决定》没有采用这一提法，没有为素质教育设置一个‘应试教育’对立面，没有说要经过‘转轨’才能达到素质教育，甚至没有出现‘应试教育’和‘转轨’这两个词”由此，王先生得出结论：“《决定》所作的指示，与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提法之间，其思想观点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于是，王先生坚决要求摒弃上述提法。
难道党和政府真的没有这样的提法吗？让我们首先把目光追溯到更早些时候来看。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了“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1994年6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明确指出：“基础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1]1994年11月10日，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提出：“必须克服长期形成的‘应试教育’模式，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全面贯彻教育方针。”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五大部分的“（二）优先发展教育”部分中的第5条规定指出：“积极推进教学改革。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1997年9月4日，李岚清副总理在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上指出：“全面改革社会用人制度，转变传统的人才观念，将有力地促进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2]1997年10月29日，国家教委印发的《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指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中小学教育提出的要求，是基础教育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3]1998年初，陈至立同志也指出：“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进一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定不移地实施素质教育，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4]
到了1999年，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同志在第五届国家督学会议上指出：“我们搞全面的素质教育，可以使我国教育和世界教育的差距大大地缩短；而如果我们不坚决改变应试教育倾向，就会贻误整个民族。”[5]教育部副总督学王文湛同志也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向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和基础教育战线提出的一项历史性任务。”[6]2000年1月7日，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同志在“减轻学生过重负担工作”电视会议上指出，“分数至上”、“考试取胜”，学生负担过重，偏离了国家教育方针。陈部长还指出，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有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把育人教育变成了升学教育等等。去年，李岚清同志再次指出：“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倾向”，“全面改革社会用人制度，转变传统的人才观念，将有力地促进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7]2002年初，陈至立部长在2002年年度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近年来实施素质教育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总的来看，影响素质教育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依然存在，基础教育还远未摆脱‘应试教育’的惯性和影响。”[8]由此可见，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是党和政府、最高教育行政部门及其领导一以贯之的提法。难道我们能够摒弃这一提法为应试教育借尸还魂、阻挡教育向前发展的滚滚车轮吗？
二、“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究竟在哪里？
王先生认为在我国教育领域有“一股以‘轻视知识’为特点的教育思潮”，并认为“现在还在流行，并从理论走向实践”。然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股思潮，所谓“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只是王先生自己忧患出来的。因为王先生在下这一断语的时候，只有两点依据：一是《光明日报》2002年3月13日A1版中的《破解素质教育的难题——代表委员谈素质教育》一文里面的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教授的几句话：“他认为，要研究素质教育的特点，就要先研究它的对立面——应试教育，而应试教育的核心是知识教育。”通读全文，其实潘云鹤教授根本就没有轻视知识的意思，他只是针对高校片面进行专业知识传授的情况，强调要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兴趣和能力，要重视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王先生的第二个依据也是《光明日报》2003年6月26日B1版上的一篇文章：《“重质轻知”促进素质教育》，文章说：“报载，一家日资企业招收杭州市职高应届机械专业毕业生，笔试途中，负责招聘的经理就将坐姿稳重挺拔、下笔自如流畅的三位学生选定。问其原因，经理答道，这三个人坐姿稳重挺拔，首先说明他们身体健康，眼睛不近视；其次说明他们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和礼仪修养；下笔自如流畅，说明他们既熟练掌握本专业知识，又有较灵敏的反映能力。这种‘重质轻知’的招才观的确给人以启示。”作者是针对日资企业经理在招聘职高毕业生的情况有感而发的，而且作者“轻视”知识的真实意思是要把处于惟我独尊地位的知识降下来，从同一平面的维度将知识与能力、身体、礼仪修养等并重，并非要把知识排在能力、身体、品质等后面。作者是针对传统教育教学过度关注知识的灌输，唯分数论学生，根本不重视儿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而言的。
至于王先生更担心的这样一股思潮“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事实上也并不存在。
王先生认为2002年出版的《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一书中关于课程改革的背景和目标的这样一句话“它将实现我国中小学课程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是“不再拐弯抹角而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轻视知识的思想”。难道这句话真的是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轻视知识的思想吗？难道教育要以学科为本、以知识为本、智力第一、知识唯一，才算是重视知识吗？王先生又举例说：新近的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在教师心目中，一堂好课的标准排在前三位的是：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有所发展；学生广泛参与，师生充分交流；学生自主思考、探究学习。王先生由此认为“学生是不是切实学到科学知识这个最基本的标准，在教师的心目中已经降位了”。我们认为，从这个例子根本看不出知识在教师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下降。第一，我们过去的教育仅仅重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可是今天我们在此基础上却要继续追问“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怎样获得的知识最有价值？”因此，在原来教学大纲中已有的“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新课标增加了对“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层面的关注，因此在评价一堂好课的标准时，教师从过去仅有的对关涉知识传授的“教学意识”中开始了“课程意识”的苏醒，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避免“单向度的人”的养成；第二，学生广泛参与、师生充分交流、学生自主思考、探究学习，这是在评价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方式的问题，而不是评价教学内容问题，怎么能够由此认为不重视知识呢？上述师生充分交流和对话不正是共同参与、主动获取知识、探究知识产生过程的教学活动吗？
三、谁说素质教育是非知识教育？
王先生的逻辑是：既然有人认为应试教育就是知识教育，既然应试教育是与素质教育对立的，所以素质教育就是与知识教育对立的，所以，“所谓素质教育就是非知识教育”。王先生认为转轨的提法导致了“整个问题的性质就都变了”，“改变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或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等多年的基本共识……紧跟着素质概念的改变，这一提法中的‘素质教育’概念内涵也就发生了根本改变——素质成了与知识对立的概念，素质教育是与知识教育对立的概念了，素质不是全面发展，素质教育不是全面发展教育了。”这些都是王先生的推论。
素质教育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其涵义、本质，还有待人们深入探索和研究。目前人们由于没有认识清楚，因而存在一些歧义、甚至错误的理解，都是正常的。但是，从来没有人认为素质教育就是非知识教育。翻开十多年以来出版的几十本有关素质教育的书籍，以及成百上千的论文，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研究素质的结构时，从来就是把知识作为其中之一，称之为知识素质，或者智力素质的一部分。例如，柳斌同志就曾指出：“当前我们提出的素质教育是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它是以全面提高公民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和身体、心理、劳动技能素质，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教育。”[9]赵洪海认为，智力素质“包括文化、科技、技能等方面的素质。文化科学方面的素质在素质教育的整体结构中处居中心地位”[10]。在素质结构的研究中，“传统派”的三分法把素质分成德、智、体三要素；四分法把素质分成德、智、体、美四要素；五分法把素质分成德、智、体、美、劳五要素。“深化派”的六分法把素质分成身体素质、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专业素质和心理素质六种；三分法把素质分成基本素质、超常素质、专能素质，其中基本素质包括精神素质、智能素质、文化素质等；二分法把素质分成相对素质和绝对素质，相对素质即专业素质。[11]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素质教育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文化科学素质教育、身体素质教育、心理素质教育和审美素质教育。[12]不管哪一种分法，都把知识作为素质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专业研究者将知识、文化排斥在素质教育内容之外。
王先生认为在党和国家最高机关颁发的、正式的政策文件中，找不到关于“改变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等等说法。但是我们找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就提出要“改变课程过分强调学科体系、脱离时代和社会发展以及学生实际的状况”。在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即国家教育部2001年6月7日发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就一再指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1999年12月6日，陈至立同志在教育部2000年年度工作会议上指出：“时代的发展，正在促使教育从传统的传授知识为主转向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和创造为主。”关于“知识只能是第二位的”，确实在党和国家最高机关颁发的文件中找不到，但是也找不到“以知识为本”、“知识唯一”的说法呀！我们倒是在许多文件中找到了“健康第一”的说法，例如2001年5月29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20条就有这样的规定。
四、应试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一种具体形式吗？
王先生认为我国中小学根本就不存在应试教育，他认为“有国家教育方针、国家课程计划、整个教师队伍、历史传统和一整套运行机制等等作为保证，怎么能说成‘应试教育’呢？”这里，王先生在断定中小学是否存在应试教育现象时，依据的不是客观事实，而是猜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学生学习的直接目的就是升学，教师的教学也是仅仅围绕升学考试范围来进行。师生之间以书本知识传授、习题强化演练为中心而展开一切教学活动。我国中小学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1979年以来，教育行政领导、教育实际工作者、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揭露和批判。这仅从《人民教育》1979年以来短短的几年中揭露的事实就可以发现事情是多么的严重。
1979年5月5日，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志就指出：“单纯追求升学率，向学校布置升学指标，给升学率高的学校发奖金，对升学率低的或者没有学生升学的学校给以不适当的压力等做法，是不合适的。”[13]连我国著名美学家、当时已83岁高龄的朱光潜先生也指出：“现在许多学校，尤其是小学，课程排得过分繁重……学生、老师和家长心里都担忧的是考不出好成绩而影响升学。于是增加作业，考试频繁，造成学生负担过重。”[14]《人民教育》于1979年第10期就发表短评《考试要适当》，文章指出：“当前，某些地区中小学考试频繁，部分学生负担过重，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同志于1980年8月4日在全国重点中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违背全面发展方针、违背教育规律、单纯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这些错误做法主要表现在：第一，忽视了德育和体育；第二，只抓少数学生，忽视大多数；第三，在教学工作中，忽视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随便改变教学计划，高考不考的课程就不开，高考算分少的课程也不开，考什么突击什么；第四，打乱正常的教学进度，为应付升学考试，高中两年的课程，一年或一年半就赶完，搞突击复习，搞“题海战术”；第五，考试频繁。张先生还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害，最后指出：“为了保证全面发展的方针的贯彻，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改变当前中学教育中存在的单纯追求升学率的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15]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许家屯同志通过调查指出：“调查中，还反映了这样一些问题……片面追求升学率……只抓毕业班，放松了其他班级；只抓智育，放松了德育和体育；智育又只抓应付高考的几门功课，放松了其他功课。音乐、体、美都挤掉了，加上考试压力大，一部分学生负担过重，体质下降，知识面搞得很窄，不能不影响到教育质量的提高。”[16]连一位参加高考过后的学生也写信反映：“今年的高考已经过去了，回顾一下考前的情景，高考复习资料之多是令人惊叹的。有不少地方编辑出版了各种高考复习资料，有不少地、市、县教育部门或学校，为了适应‘需要’，也编印翻印了一大批习题或试题。我从班里的同学那里看到，语文复习资料就有七、八种之多。”[17]另有教育医务工作者反映：“三年级小学生李小红，一放学就不停地写呀算呀，天天搞得很晚。小刚前两年也是个爱熬夜用功的学生。不料考上大学没有多久，因神经官能症、体弱多病退学了。看来，学习负担过重及睡眠不足，确实给青少年儿童的健康和学习带来了严重危害。”[18]有老师反映，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下，一些学生班干部也辞职了，因为“班委差事多，耽误功课”，影响了高考成绩。[19]《人民教育》1981年第5期登载了一位小学生家长的来信反映：
夜，时钟当当敲了九下，我们九岁的孩子此刻还伏在灯下抄着生字。下午三点多，孩子放学回家，顾不得和小朋友稍玩一下会，就打开书包，摊开本子做作业了。今天，老师布置的作业有：抄写两遍课文计600个字左右；抄写64个生字，计128行，1024字；背诵第一单元到第五单元的语文复习提纲的问题和答语；做13道算术应用题……昨天，他抄写140行生字计1120个，做了10道应用题，完成语文复习提纲的扩词142个，还要背诵语文课的部分章节。前天的作业数量基本上也一样……看孩子写字写得手也酸了，背也弯下去了，因为思想负担过重，睡眠不足，食量减少，面色发黄，又因长时间在灯下读书写字，视力也减退了，凡此种种，莫不使人担心，长期这样下去实在不行啊！
同期评论员文章指出：“有些情况，较之本刊登载的这封家长来信所反映的问题，还要严重得多。”一位中学老师发出了“题海无边，回头是岸”的呼吁，指出：当前，不少学校在追求升学率的竞赛中，增加课时，延长学习时间，上课拼命“灌”，赶进度，不重视理科实验。在教学上搞“题海战术”，频繁地举行测验和名目繁多的考试，考题不但数量多，而且出偏题、怪题，甚至猜题、押宝，以应付“高考的竞赛”。该老师还详细指出了这种做法的危害。[20]何东昌同志也指出：片面追求升学率“这种严重违背党的教育方针、违背教育和教学规律的错误做法，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危害极大”，提出要“全面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21]
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仅仅从《人民教育》上就可以看到片面追求升学率是多么的激烈，其危害是多么的严重！而且，这种情况是在我国的教育方针、全面发展教育理论指导之下出现的，几十年以来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可见，王先生所说的教育方针、全面发展教育学说、课程计划、历史传统等等一整套机制实际上并没有阻止片面追升学率的问题。我们必须另外寻求解决途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改革教育体制的决定》的指导下，教育实际工作者和教育理论研究者们共同提出了素质教育的思想。“应试教育”不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基础教育的否定，而是对其中暴露出的弊端的概括。
王先生认为教育方针、历史传统等等保证了我们的中小学不存在应试教育。看来，王先生对我国的历史传统也更加不关心。大凡懂一点中国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主要就是在科举制度笼罩之下，一切围绕科举进行。广大学子为了在科举考试中顺利通过，博得功名，不惜皓首穷经，倾家荡产，一直读到老。科举教育的弊端，教育史专家早有揭露，在此不再赘言。唐太宗李世民看到学子鱼贯而入考场参加科举考试，放心地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矣。”可见科举教育是一种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维护封建统治、培养封建卫道士的教育。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四大名著等古代科技、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人物，就极少是科举出身的。
当然，应试教育并非一无是处。因此，素质教育并非要全盘否定应试教育，其合理成分，素质教育是应该吸取的。但我们不应该因为应试教育中还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就主张保留“唯分数论”的应试教育。而王先生却正是这样。他在猜测实际中不存在应试教育后，又换一种说法，认为“应试和应试教育有什么不好？”他竟然把这个遭到全国人民一致批判的单纯追求升学率现象说成是“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全面发展教育的一种具体形式，也就是学生个人全面发展的一种具体形式”。他说：“儿童在游戏时特别喜欢别人考他们，他们十分关心并要求知道自己的成绩以及在伙伴中所处的位置即名次。争强好胜，这正是美好人性的表现之一，我们哪能一般地反对考试、应试和应试教育？”对此，我们相信，人和人之间有竞争，但同时也存在合作；竞争可能促成你获得财富，但它并不承诺一定给你带来幸福。如果我们连幸福都不要，那生活的意义该在何处追寻？让我们继续考察。在2001年5月29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第25条指出：“改革考试内容和方法，小学成绩评定应实行等级制；中学部分学科实行开卷考试，重视实验操作能力考查。学校和教师不得公布学生考试成绩和按考试结果公开排队。”
王先生因为赞同应试教育，所以坚决反对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他说：“所谓‘转轨’或转变，则意味着人世间还有什么不是素质教育的教育，也意味着我们原来几十年的教育，不是素质教育。”在王先生看来，我们几十年来所实行的都是素质教育，不仅如此，人世间所有的教育都是素质教育，按照王先生的观点，既然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都是素质教育，那么我们现在哪还需要进行教育改革、课程改革呢？我们坚持原来的“素质教育”就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等文件简直是多余的了？！何况最好的教育只有一种模式吗？对个体而言，是否存在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最好的教育？我们永远保持对它的质疑。
王先生认为素质教育的对立面不是“应试教育”，而是“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思想。众所周知，素质教育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的“内忧外患”的背景之下产生的：一方面是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对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各行各业的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创新人才），另一方面是我国的基础教育却陷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怪圈之中，无法满足这一需求。于是素质教育应运而生。
诚如顾明远同志所指出，素质教育的提出是针对“应试教育”而来的，为什么要反对“应试教育”？这是因为“应试教育”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22]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矛盾的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我们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事物。素质教育是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它们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其统一性表现在应试教育可以走向素质教育，随着二者的斗争，力量的变化，应试教育中不合理的一面最终将消失，其合理性的一面将被素质教育所吸收。战胜了应试教育，吸收了应试教育中合理性部分后的素质教育，这时候已经超越了与应试教育对立的地位，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不仅仅是基础教育要实行素质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幼儿教育、成人教育等都要实行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成为了新时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走向全面发展教育理想的具体形式和实践模式了。素质教育是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的、具有时代气息的全面发展教育。这是顺应时代的必然价值选择。
王先生继续他的推理：古今中外一切教育都是素质教育，没有什么不追求提高素质的教育，哪有什么教育不是为了提高素质？素质教育实际上与教育是同义语。这就同义反复……没有实质意义。同一概念而用两个术语，也很难不生疑义、歧义……它本身并不具有必然良好的涵义……这个概念可以说是没有具体内容的……即使提出一百个定义也无法否定从而也无法肯定。无论是谁也回答不出究竟什么是素质教育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表达出我们讲的素质教育的实质、具体内容和确定的意义的，就是全面发展教育……
如果从知识逻辑来讲，“素质教育”和“教育”这两个符号所指称的对象完全同一，对此我同意王先生的这一观点；但是从历史逻辑来看，“素质教育”这个符号在中国教育改革的语境下不仅蕴含了“为何”的意义而且凸显其“何为”的价值。因此，笔者不敢苟同。不管王先生认为素质教育是名正言不顺也好，应试教育是全面教育的一种具体形式也罢。我想，“回到实事本身”，让教育世界中长期被遗忘的个体的“人”凸显其主体地位，通过教育成人功能的客观化，从而实现教育的终极目的。这应该是我们教育人共同的追求。因为教育的真正对象是人，而不是知识。尽管我不轻视知识，但是我将用生命去维护这一教育真理。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新生事物的发展。素质教育的理想已经深入人心，并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任何人也不可能否定它的价值。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做教育理论研究的，也应该到一线去看一看，走一走。或许看一看，我们就会真的明白：我们的孩子确实需要一种不同于他（她）们目前不想要的这一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