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的有待与无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或许您没有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扁平的矩形，有着明晰的东、西、南、北四条边。殖民主义的历史及现代的全球化就是从这个矩形中生长出来的。只是到了最近，世界才变得圆起来。今天，全球化正在跨越海洋，打破壁垒，它对南、北、东、西的传统区分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中国似乎无处不在。笔者目前在密歇根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任所长，该所新近专门资助了很多人文学科的合作研究项目。其中有个项目是研究美洲土著人墓葬品的商品化程度。在墓葬中，美洲土著人的圣物都属于商品，印第安人的这些稀有之物几乎件件都是中国制造。据说，其中唯有一件不是中国人所造，那就是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它可是出自19世纪欧洲人之手，后来随着《国际歌》一起输入中国。
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他能在每天的晨报上读出“世界历史”。他称自己能够从日常琐事中解读出最宏观的历史形态。同时认为自己有权利、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人们对于解读世界不屑一顾，而不能正确解读世界不仅是知识的疏漏，而且有失正义。马克思在此假设了人文学科的特权。这关涉到人文学科在重新解释人类现实乃至于进而寻求改变人类现实方面的限度。哲学家悉尼·摩根贝瑟(Sydney Morgenbesser)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办了一个有关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讲习班。在结业考试时，他要求学生就如下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人们常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走得太远了。假如是你的话，会走多远呢？”摩根贝瑟要学生所做的，乃是反思人文学科中诸如真理和合理性等大问题。怎么才算走得太远？以谁为参照？能以历史为据吗？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写作时，他们的思想与今天比起来显得合理一些吗？这是一个恰当的问题吗？或者仅是一个托词？什么才是恰当的问题呢？不妨想一想弗洛伊德的写作背景：19世纪欧洲的精神病学、神经学、被色情所纠缠的上层阶级，以及当时的性、政治和阶级状况。这些背景能够证明他的作品在理智上的鲁莽放肆是正当的吗？或许他走得还不够远——譬如在妇女以及她们在自由方面的失败等问题上。米歇尔·福柯曾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他是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回答说，虽然严格说来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人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意思是说，马克思的很多概念已经塑造了人文学科的形态——更不用说我们的生活方式了，因而马克思乃是我们今天思想体系的先驱。摩根贝瑟的问题要求学生直接面对思想评价方式的多样化，要求学生反思答案的不确定性，反思答案的建构与重构之间的辩证法。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摩根贝瑟的问题是一个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它直接质问每个学生，要求他们做出回应。这个问题要求每个人做出自己的回答。它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每个学生都要对自己的回答负责。
如果我们要讨论人文学科进入中国的问题，该如何下手呢？该说些什么呢？走到什么地步算过了，走到什么地步又算不到位呢？中国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世界过去的矩形状态(南—北、东—西分明)，但又该怎样思考呢？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些老生常谈：在欧洲殖民者的眼中，东方的知识恒久不变、没有历史性、充满异域风情、富有诗意、玄奥晦涩。东方的知识据传是长须白髯的沉思者在鲜花盛开的樱桃树下、在蜿蜒曲折的小溪边创造的。他们爱看云雾缭绕，舞文弄墨。与此相反，西方的认知方式却是推动历史且顺应历史而变。人们认为西方的知识具有唯物性、技术性、功利性、伦理性、乌托邦性和科学性等特点。这些看法有些是正确的，但有些则纯属虚构。殖民地的世界就是这样一种亦真亦幻的建构。但现在呢？一切皆在迁流之中。中国的哲学家撰写文章，思考上海高大的钢铁杵架，沉思全球资本主义以及传统在其中的作用；而西方的哲学家则有时撰文怀念失去的樱桃树，赞美云雾缭绕。
尽管大多数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但产生知识的古老方式有一点仍未改变。即仍然存在大多数新知识由之而出的“西方”吗？我们今天知识分配的流程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不管怎么说，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知识的不公正分配，即新知识从北方到南方的不对称流动。这就使得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直处于一种世界性的有待状态。知识流动的不平衡状态与经济全球化的总体情况是相关的，因为南方的大学缺乏基础设施和研究能力。这种不平衡状态同时也是殖民主义的遗患。不过即使在美国这一当代帝国那里，从大学到社会和公众生活的知识流动也是不平衡的。人文学科太边缘化了。这些情形限制了人文学科以及大学其他领域发出声音及发展的能力。它们意味着无待性的丧失。本文将着重探讨人文学科的有待性，希望能够引起读者反思这种有待性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渗入了中国，以及中国的人文学科在多大程度上同样处于有待的状态之中。
二
哲学家苏格拉底与普罗泰哥拉就美德是否可教进行过一次生动的辩论。辩论虽然没有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但苏格拉底毕竟表达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念，那就是，教育要训练学生培养独立于上辈人的心智。他希望学生逐步养成的那种提问方式就是要对现存的思想持批判态度，并把握知识探索的实验特征。苏格拉底式的思维方法以一种不依不饶的往复考察(cross-examination)——古希腊语elenchus说的就这个意思——挑战一切固执己见与自鸣得意。苏格拉底式的往复考察既要对他人的想法进行考察，同时又要对自己的反思进行考察。由此引出两个有名的推论：最有智慧的人是“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的人；在万花筒般的世界里，要想获得任何普遍知识都是困难重重。学生要先假定自己处于无知状态，承认自己不知道，双目圆睁，对已有的传统和思维模式无所依傍。训练包括学会就民主、正义、真理与善的生活等重大问题进行反思的技巧。至于方法，部分是通过模仿来学习，部分是通过对抗来学习——它迫使你在激烈的争辩中把自己押在你所知道的东西之上，并保卫它免受往复考察的屠杀。学习是反思式的：它训练你和苏格拉底一起，将先前未能正确思考的问题思考得好一些。在讨论时代的重大问题——何为民主，何为正义，何为真理——的过程中，苏格拉底训练学生将反思转向更抽象的层面：什么才算是答案？在这些问题上，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他们可以期望什么样的真理？我们的心智在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时能够走多远？在苏格拉底看来，从沉思正义和民主转而沉思什么才是思考这些问题的正确运思方式，这是一种哲学的转向。此乃学习的核心所在。
苏格拉底式的教育与自由(liberty)相关。自由就是不以一成不变的方式来思考，因为新的、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要求我们这样做。苏格拉底式的训练不是发生在大学或任何学术研究机构里，而是发生在集市、大街、广场及其他可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场所。在人文学科中，可以称之为创见的东西很多不是来自大学，而是来自大学之外。洛克关于自由的著作不是在某所大学里写的，伏尔泰也不是在大学里进行写作。同样，马克思也不是在柏林大学或牛津的某个学院里通过晨报阅读世界历史。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哲学理论转化为行动。思想发生在大学之外的世界这一现象正表明了思想的活跃性与创新性特征。苏格拉底试图通过教育青年来改变社会的特征。马克思希望通过唤起阶级的自我意识来进行革命。甚至现代大学的模式也是要改变社会——当然不是通过激进的方式，而是通过对社会资本的保持和对新知识的贡献来实现的。为了让民族国家变得更好，教育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在他看来，大学应当有不受国家命令管辖的相对独立性，其合法性根据在于：大学有能力通过开发青年人的理智与道德感来培养市民。大学生产新知识、培养有能力在国家中发挥作用的新一代市民，从而为社会福祉作出贡献。这需要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相互协调才可做到。知识如同一条河流，和谐地流过大学的各个部门，然后从大学流进社会的汪洋大海。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社会技能、自我认识和行为举止就会获得一个不断壮大的坚实基础。
三
冯·洪堡的现代大学理念有两项要求。第一，知识在大学各部门间从人文学科到硬性科学再到法学能力的和谐流动。第二，在大学和社会之间的交流也应当是连贯而顺畅的。然而这两个理念在今天遇到了广泛的质疑。“大学”(university)的观念在遭受严重破坏，代而起之的则是“多学科混杂型的高等学府(multiversity)”的观念。后者反映了19世纪末期及整个20世纪学术研究学科的大规模专业化——尤其是社会科学的诞生，科学内部次级学科的大量滋生，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各领域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我敢贸然地说，社会科学就是由其内部对无数诠释方法的地位进行永无宁日的争辩构成的。它们与自然科学及人文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暧昧不明。也许说“暧昧不明”显得措词不当，也许它们只是就此展开争辩罢了。这样的争辩既是社会科学内部勃勃生机的表征，又是结论多样化的表征。当然，它同时也是结论多少不一致的表征。人文学科像是这样一个家庭：父母不断威胁说要离婚，而孩子们随时准备收拾行装离家出走，但他们最终还是相当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争论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司空见惯，因此人们一方面把它抬得过高，另一方面却又过于轻视它。
密西根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的目标是致力于反思大学各院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大学的学者和从业人员聚集到一起，就我们时代的一些极其重大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去年我们主持了一些有关艾滋病的研究项目。人们研究艾滋病，一种是注重疫苗研究的生物—医学模式，另一种是公共卫生模式，强调通过社会规划、促进基本健康和提高预防意识等措施来控制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人权问题是双方争论的焦点：一方面是疾病患者的个人尊严和隐私权；另一方面则是整个社会祛除疾病的权利。患者是否应该公开病情呢？这个问题在南非这样的地方事关重大。上世纪90年代，克瓦—祖卢那塔尔(Kwa-Zulu Natal)省有40％的人口感染了艾滋病毒。在南非的农村和部分城市，一个HIV呈阳性的妇女如果公开自己的病情，那就意味着面临死亡的危险。而男子隐瞒自己的病情对妇女也是非常危险的。色情、侮辱、性别和权力等问题的严重性令人难以置信。在乌干达，“葬礼净身”的习俗仍然保留着。它要求寡妇与已故丈夫家的另一男性成员发生性关系，以便让丈夫的灵魂从她的躯体中“清洗干净”。如果考虑到艾滋病的蔓延，我们便不难发现这一习俗对丧夫的妇女来说是致命的。她们常常还要抚养小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所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艾滋病感染率的飙升。1992年，当南非过去封闭的门户向其他非洲国家开放之际，艾滋病马上由卡车司机从莫桑比克带入，并迅速蔓延到整个南非。到2000年止，南非饱受艾滋病的蹂躏。据估计，20％—25％的南非人都感染了艾滋病。
1998年南非总统沙博·姆贝基(Thabo Mbeki)有一个奇怪的立场：艾滋病不是由HIV病毒引起；恰恰相反，艾滋病纯粹是由贫穷(如饥饿)所致。（注：关于姆贝基的讨论可参看拙著《种族与和谐：来自新南非的论文》(Race and Reconciliation:Essays from the New South Africa),Minnesota:Minnesota and London,2003。） 姆贝基的话把焦点从政策的实施转向了对疾病的讨论(逆转录酶药物对孕妇、强奸受害者和所有的人的作用问题)。他为何要将讨论从政策实施转向科学解释本身的特点呢？他坚决主张，西方科学正在将它的研究结果以某种新殖民主义的姿态强加于非洲。这一主张的背后是什么？前卫生部长恩科沙沙娜·祖马(Nkosasana Zuma)的讲话从不提及科学理论。她的讲话是关于治疗的具体细节的。南非虽然处于艾滋病的危机之中，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花钱为孕妇和强奸受害者(在南非，受害者总是妇女)提供治疗会有多大效果。祖马博士的决定激起了公愤。国际医学界有相当的证明表明，AZT的效果即便不算十全十美，也已经是非常好的。这足以证明花钱购买AZT的必要性——如果考虑到南非艾滋病传播的流行病学特征的话，那情况就更是明显了。尽管如此，祖马博士的决定还是被采纳了。不过，祖马作为一名医学博士，似乎不大可能去附会姆贝基而宣称所谓的持异议者是错的。在讨论中她很不自然地保持缄默。姆贝基独自为战。他的确向美国的一位非洲史教授查尔斯·格谢科特(Charles Geschekter)咨询过科学实践、科学真理、非洲史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结果他相信，既然科学已深深地渗入了殖民主义的历史，那么科学实践和科学真理无非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它跟西方历史的其他现象或标志没有什么区别。由此他觉得，非洲必须探索属于自己的科学途径，因为它的疾病是不一样的(具有鲜明的非洲症候结构特征)，而且它的知识体系也是独一无二的。
姆贝基的这一立场是他更为宏伟的经济蓝图的一部分。通过揭示非洲症状学的特殊形式，姆贝基相信自己已经证明，艾滋病是由贫穷引起的。这样，他就用发展理论把科学同化了。那些被归为非洲特有的艾滋病症状——肺结核、性病传染等等都是贫穷的典型症状。这一发现给他的经济目标——把所有的社会问题联系到发展和全球化的重大问题上去——注入了力量。这一经济目标同样使得姆贝基在关于非洲缺乏经济公正的日内瓦八国首脑会议上显得异常雄辩。在科学史上，的确有过一些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教义，但显然不能由此推出西方科学根本不可信。对科学实践本身的普遍怀疑主义是成问题的：把物理学或医学理论确定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从而拒绝它们在其他大陆(如非洲)的有效性。这就把科学等同于其他文化现象，但实际上科学有其独特性。科学共同体曾经接受过建基于种族主义或其它什么主义之上的理论，这一点并不能成为拒绝——除非这种拒绝考虑到了科学进程本身的不协调——或辱骂科学进程的理由：科学共同体在累积的经验事实及理论建构的基础上接受理论。几乎没有人会因为那些促成现代外科医学的医疗实践曾有功于现代“科学”种族主义的形成，从而认为外科医学如同对“霍顿都人”的医疗方法那样，完全是西方给殖民世界的强加之物。假如这位总统得了肾结石，他肯定会相信外科医学，而不去管19世纪医学界接受过种族主义理念并热衷于种族主义研究计划的问题。
姆贝基的意图似乎要将理论认同归结为文化价值与文化共同体，并按照非洲特有的疾病类型及其疗法来使科学区域化。既然理论认同是文化问题，政府就可能在促成理论与专业人士之间达成“协议”时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这也正是它在把意见相左者和科学界人士召集到比勒陀利亚去“解决问题”的本意所在。当然，这些人彼此之间无话可说，争论更无从谈起。它不过假定了政府对所谓的“非洲”知识的生产拥有不容怀疑的谈判权力。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姆贝基所掌管的政府通过推进非洲式的认知方式来控制知识的生产。这种认知方式试图超越一切限制——甚至包括那些来自科学理性的限制。这儿的花言巧语必须理解为这样一种吁求：要在非洲把拒绝一切限制当作知识的独特源泉。
许多人强烈反对姆贝基的立场，其中重要的有内尔森·曼德拉。曼德拉曾做过一次有关文雅举止、分娩和谈判的感人演讲，特别强调有必要通过服用AZT和navirapine等药物来阻断母婴之间的疾病传播。政府在艾滋病病原问题上已经离开了当初的立场，不过仍然躲躲闪闪地模糊其辞。现在它承认说，“对，HIV是艾滋病的一个起因。”“不过，贫穷和失业等等也是艾滋病的起因。”这些话语固然没错，但它们的关键点却是要模糊HIV是唯一的医学原因这一事实。在5—7年内(此标准不计服用抗病毒鸡尾酒的抵抗作用)彻底扩散的艾滋病将致人于死地，其原因正是艾滋病毒本身——贫穷和失业本身并不导致艾滋病。政府使病因模糊化的要点，首先是想避免实施减少母婴传播的药物计划；第二是试图避免对导致艾滋病高速率传播的深刻原因的非洲黑人性行为进行质问；第三，避免实施能够大幅度减少性病传播的健康干预，性病的传播反过来会造成身体上的损害，从而增加性交过程中感染的可能性。
知识问题很可能只是某种计划的遮羞布。试想，十年之后上百万的孤儿将在南非的大街上流浪，因为他们的父母和其他亲属都已故去，而政府将对他们束手无策。因此，无论是否认逆转录酶对孕妇的作用，从而不能防止这些上百万的孤儿来到世上；还是让孤儿极其悲惨的生活充斥社会，这两种选择都是严酷而可怕的。如果现在的选择是：数百万的孤儿毫无体面地活着，忍受生存的痛苦，制造社会混乱，或者过早夭折。那么，如果你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你最好不要当众说出来。(根据南非医疗研究委员会最近的报告，到2010年孤儿数量无论如何都会达到200万！)马尔萨斯人口问题的公开辩论不可能在一个真正承诺人权、将合法性诉诸权利话语的后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里出现。无论是不为孕妇提供减少疾病传播的药品，还是因上百万孤儿死于疾病而遭受谴责，要在这两者中做出选择是严酷的。因此，他们能做的只是制造烟幕，而知识问题则是一个绝好的花招。他们不是去面对糟糕透项的道德问题，而只是通过否认HIV是引起艾滋病的原因而在科学的殿堂里制造恐慌。
笔者不敢说这就是南非政府的立场，只是怀疑情况可能如此。治疗行动运动组织(The 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在立宪法院成功地起诉了政府，理由是政府未能使用逆转录酶，这对国民的人权构成了大规模的侵犯。国家在危机的边缘摇摇欲坠，而政府却仍然在拖延时间。难道政府的隐秘计划竟然是减少人口，从而降低失业率？对南非政府的信任已很难存在下去。
在有关艾滋病的争论中知识问题显然无处不在，而且还导致了最令人忧心的结果。姆贝基走得太远了——当然是在他的方向、今天的时代。这是一件意味深长之事，因为正是那些科学哲学的后现代主义者为姆贝基开启了方便之门。科学哲学的后现代主义者相信，科学是不能证明的，它最终不过是一种社会实践和社会约定。姆贝基会同意他们的看法，并且说：“你们自己证明说科学只是一种社会约定，那么好，我讨厌依赖我的前殖民主义者欧洲人的约定。我需要一种能够反映我们非洲人需求的关于科学真理的非洲共识。”怎么从认识论上反驳他？通过科学家的共识去卡他的喉咙？他已经同那些身在柏克莱这样的名牌大学、不赞同通常立场的科学家走在一起了。因此他可以回答说，“你有你的科学家，我有我的科学家。这是我的大陆，不要再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到它上面来。你们令我厌恶，我讨厌你们。”我们怎么反驳他？用认识论或伦理学的证据吗？援引什么立场？人权的普遍性已经不断地遭到来自中东(关于妇女问题)、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挑战。对普遍性的渴求——这在全球科学界显得尤为迫切——同样难以坚持，因为它遭到了那些愿意走得“太远”的人的挑战。我只是指出了一道正在撕开的知识上的口子，这道口子如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当年试图撕开的知识之口。
不仅如此，姆贝基的顽固反映了一个后殖民国家企图在制定自己的社会计划的名义之下——为了发展的正义——拒绝全球科学知识体系。如果您愿意，可以把这理解为人文思想与人文学科在后殖民时代谋求独立与无待的宣言。从持续的有待(dependency)中生长出对无待(independency)的过分认肯，这仿佛是一种纯然出自历史意志的行为。从巨大的历史创伤和长期的不公正中诞生的新民族国家，常常通过强烈反对全球标准而宣称一种新的认同。它们将全球标准视为服从、甚至囚禁的形式。很多年前，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谈起常常可以看到的从奴隶制认同到强烈抗拒新民族国家之间的辩证转向之时就说过这样的情形。没有人比法农更清楚南半球是怎样被置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的。
笔者对姆贝基的论述，主要是要说明这种持续的有待性。它同样存在于知识经济。南—南联系在大学、学术或研究合作层面从未有过。相反，倒是任何事情都是南北互动。这是新殖民主义的遗产，同时也是全球不平等的继续。虽然有个别例外，但总的说来，图书馆、档案资料和资金等有限的资源导致了南半球大学之间持续的保守与固步自封。人们坐等信息以理论的形式自北而来，然后不加批判地运用到当时当地的情形之上。南方应当有自己的个性，有可以反馈给北方的理论和经验总结，能够对来自北方的理论提出修正及自己的指导方针。
有待对于南非的大学来说一直是一个事实。它已经渗入了大学的思维方式之中：往往先是坐等其成，然后就是偏激地——有时是非理性地——拒绝接受北方的规范。南非的大学还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这也是一种极明显的有待。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者是这样一种人：他模仿欧洲人的所作所为，甚至做得比欧洲人还要欧洲，以此来证明自己也是欧洲人。南非的定居者渴望自己仍是欧洲人，渴望有权高过当地人。他们保持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无非是要声明自己身份不同于、并优越于当地居民。对彼此间差异的强化最终导致了1948年种族隔离法的出台。
为了回应法西斯主义对殖民主义的入侵，作为英国式思维残余的南非自由主义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或行动主义。这是南非知识谱系或认识论谱系的第二大要素。在法西斯种族隔离政府统治的1948—1991年，约翰内斯堡的维特瓦特斯兰德大学(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的大厅走廊里发生了一场“瘟疫”：它无条件地宣称其原则就是要与政府作对，接纳所有种族的学生，对他们的教育无需身份审查。那时的教科书是要审查的，教职工的图书室也要接受警察的检查，甚至被查封。针对政府吞食大学的不断威胁，大学的回应是采取本质上是行动主义知识形式，有时则带有现在称之为过于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当苏维托(Soweto)被烧毁的时候，谁有时间解释世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让大学走出象牙塔、加入历史斗争的渴望伴随着恐慌、暴力和愤怒。从“有色人种旅行法”的耻辱到“集域法案”对整个黑人社区的破坏，压迫已经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无处不在。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很容易做到像马克思那样通过晨报解读历史。在南非的自由大学里，对抗情绪曾经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今天，南非是处于一个过渡、民主、全球化的世界，这种情绪再也不见其踪影了。南非大学的学术需要重新协调行动主义认识论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或许正如马克思所言，解释世界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但是，当解释完全演变成行动主义的时候，思想的自治就消失了。人类对纷繁世界保持一定距离以便洞察世界的能力也会随之消失殆尽。任何社会都必须达到解释与行动主义之间和谐。这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解释与行动主义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一种轻率、问题累累、争论不休且摇摆不定的关系，那它就是一种坏的关系。
四
在美国的大学里，自由和有待的问题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形式，与之相应的也是一种鲜明的认识论立场。学科的自治，以及跨学科学术研究的自治在美国大学是很有保障的，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但是在美国，大学不受政府干预的自治同时也意味着脱离公共领域的孤立、排斥和边缘化。无休止的竞选民意调查，使美国人每天都沉浸在狂烈的企望中，候选人为迎合民意以极高的调子来拟定施政计划，但其中又哪有学术界、学者、科学家、作家和思想家的声音呢？甚至当40多位诺贝尔获奖者联名反对政府在科学和环境方面的现行政策时，政府对他们似乎也不屑一顾。您意识到了专家大脑的份量了吗？专家文化在公共领域似乎悄无声息了。他们要想通过电台表达自己的声音，必须从事那些令人突如其来、茫然不知所措的事情(如伊拉克战争)。
这与大学相干吗？在某种意义上说，毫不相干。学术界仍然充满活力，他们依然著书立说，往返于图书馆，交流意见，决策部门依旧各行其职。但是，这种隔绝状态使得大多数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正义之间的关系很不可靠，因为它们之间缺乏相关性。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已经成了认同政治、上世纪60年代的左翼自由主义、女权运动、同性恋尊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呼吁、分配正义与“大社会”(Creat Society)（注：“大社会(Great Society)”是美国约翰逊总统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旨在消除贫困与种族歧视。——译注） 等问题最重要的继承者。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人文研究文献的大量重写。现在人们要从著作中读出暗藏的阶级、种族与不平等的印记。人们对文学的标准争论不休，至今仍无定论。上世纪80年代成立人文学科研究所——包括我任所长的密歇根人文学科研究所在内——是为了促进理论与政治间的相互接纳所必需的跨学科对话，而绝不仅仅为了解决国家对艺术和人文学科削减资助的问题(可惜这种情形依旧未变)。人文学科不仅研究文学问题，而且开始涉足日记、书信、报刊、电视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马克思的正确不仅在于他声称整个世界的历史都能从当地的报纸(当然娱乐版不能算在内)解读出来，更在于他认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不仅仅是阅读的失败，同时也是正义的失败。因此，学者开始对日常生活进行解读、批判和理论思考。但是，发生在学院里的这些情况过去并没有反馈到公共领域。传媒信息界对此似乎既不注意，也不关心。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偶尔有一篇取笑文化战争的文章在现代语言协会(The 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的年会上当场就拿到了酬金。《纽约时报》去年报道了为正义作出杰出贡献的思想家雅克·德里达逝世的消息，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一位晦涩的思想家，曾经保护过解构文学理论家保尔·德曼，保尔·德曼二战期间为《比利时报》写过亲法西斯、反闪米特人的文章。在这位哲人生涯的简短介绍中，包括1982年在极权主义统治的日子里因为在地下出版物上发表演讲而在布拉格被捕的事件，还包括他发表的著作、南非之旅和1968年在巴黎所卷入的活动。最为糟糕的是对他在人文学科领域的重要作用只字未提：这位思想家在文本隐匿自身为非正义历史所起作用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位思想家致力于重新思考正义和法的关系；这位思想家的解构理论曾被伍弟·阿伦(Woody Allen)用作一部影片的题目，曾引发一场建筑学运动，也曾是流行的艺术术语。德里达是一颗哲学界的摇滚明星，但是他的去世所引起的关注甚至不能和《时尚地带》中那篇议论谁烤的唐纳·川普(Donald Trump)牌面包好的文章相比。
就美国的人文学科而言，自由是以边缘化为代价换来的。在对人文学科所受到的普遍漠视和从公共领域中排挤出来的情形的回应中，人文学科本身的立场也过于狂妄而不切实际。有时陷入一种幻想，以为它们正在通过反思18世纪伦敦北方女工阶层的思想观念，或通过研究最近来自斐济音乐中的政治信息而改变世界。过高估计思想观念批判所能产生的社会力量，我认为这是人文学科对于自己被排挤到公众生活之外这一情形所做出的最后反抗。假如苏格拉底生活在2004年，他也没能耐为《纽约时报》的“观点—社论”栏目写上一则文字。相关性是一种负担，因为大众思维即大众民主有很大的风险，而且人文学科和那些致力于社会公正问题的社会科学在社会中并没有它们明晰的位置。社会交往体系中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在广播谈话节目中高谈阔论的人士。
这种现象向大学和人文学科知识的生产领域蔓延。人文学科知识有责任以产品价值的形式生产批评和理论，要有能力在知识经济中实现快速传播，要有能力实现高效益、高震动值，多花样及迅速的换代——这些都是汽车设计用语。随着生产速度日益加快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有效期缩短，产品换代加快，市场上满是不同型号的同类产品，如鞋子有数十种不同的款式，牙膏有数百种品牌。学术著作市场陷入半崩溃状态，因为生产远远超过了消费。市场没有扩大，没有人会再买同行的书。当然，这也许有点夸大其辞。美国的自由和生产过剩的体系达成了妥协。美国学术界就是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现在它歇斯底里地要从中走出来。文森特·皮科拉(Vincent P.Pecora)对此有很好的阐述。（注：参见文森特·皮科拉的论文：“全球化与人文主义”，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阿多诺(Adorno)在上世纪40年代关于美国的很多论述也被证明是先见之明。
新技术的运用使当今全球性的知识流得到了很大修正。密歇根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正研究技术与人文学科相互关系的国家级课题的一部分。重点选择在技术与非正义这一主题。首先假定全球知识流的不平衡性，然后来证明技术的运用在改变全球知识生产者和谋求更大福利之间的关系上究竟有多大潜力。现在正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密歇根大学的“奴隶制法律与自由”研究项目上，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这一项目通过互联网提供虚拟教室和研究办公室，参与者包括来自古巴和巴西等国的南半球人士，他们在创造有关大西洋沿岸的奴隶制与解放的新知识方面地位同等。他们和来自科隆、巴黎、安阿保、密歇根和加拿大文索尔的专家学者一起工作，合作教学。相关史料的档案文件存储在一个网站上，人人都可使用。研究生可以在很多地方由老师来指导学习。会议、研究班、论文写作等等都通过网络来完成。
虚拟空间的缺陷使有时参与者的地方性无法保证，有时候我们希望新知识在南方产生，然后流向北方，而不是在全球产生的。这意味着最终无法在南方地区建立新的大学、图书馆、研究室和研究中心，也不能提供必要的设施条件把研究者吸引到南方来。
五
在这种南北对峙的局面中，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今天聚焦中国是一项苏格拉底式的哲学事业。这也是现在哲学化的重要部分。黑格尔在其杰作《精神现象学》的开篇教导说，我们无从知晓“现在”是什么，因为现在一旦被提及便成为过去。这绝不是哲学家的把戏。
因此，黑格尔相信，我们只有当历史最终终结的时候才可能知道现在，因为只有到那时，它才不再受反复无常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支配。
历史——请黑格尔和他的追随者福山先生原谅——不会终结；事实上，历史总在开始之中。尤其在现在的中国无疑更是如此。人们都在轻声谈论中国灿烂的未来，想象她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里将会是什么样子，她在遥远的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子。中国的未来似乎是在历史的图景之中，而不在现在。不错，人人都在谈论中国的未来，她正在地平线上缓缓崛起。在这个令人着迷的时刻，有人说中国“将成为一个新的帝国”、“将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将以一种不为自由主义所知的方式崛起”，有人说中国将“重建传统”、“告别传统”、“乘上不知所终的火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我们不妨像悉尼·摩根贝瑟那样提一个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当我们谈论中国，把她的现在理论化，想象她的历史可能性，谈论她的道德、政治、文学、人文学科，到何种地步就算走得太远了呢？
真理的标准是什么？上述种种看法是预言呢，还是一时激动的话语呢？我们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潮流中，怎样又算还走得不够远或言而不及呢？这既是当今的知识生产所要面对的风险，也是人文学科对中国进行理论思考所要面对的风险——一种苏格拉底式的风险。关键在于，人们在努力思考：阻挠思想自由的体制、传统和知识谱系，中国在过去矩形世界及当今世界中的位置，中国今天的思想长征，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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