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与政策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与政策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9月19 日至21日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大学领导、学者等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局高等教育及远程教育计划专家王一兵教授，日本国立学校财务中心研究部部长、原日本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天野郁夫教授，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研究生院天野正子教授，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长卢乃桂教授等也专程赶来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会议专题讨论了：（1）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2）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3 ）大众高等教育的体系研究；（4）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速度研究；（5）大众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研究；（6）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跨国比较研究。 会议共提交论文53篇，主要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和政策为研究重点，尤为可喜的是，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与措施为研究重点的论文占有很大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教界对大众化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理论层面转向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意见和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潘懋元教授和王一兵教授做了主题报告，天野郁夫教授，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杨德广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院长陈玉琨教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等做了大会报告。与会代表在大会报告与分组讨论中参与了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与政策的研讨和论争，在围绕“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会议主题及其相关专题所展开的讨论中，下述问题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的焦点，各派观点林立、见解独特，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特点。现将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是否该奉为我们的圭臬？
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在70年代创立初期，并未在其理论的发源地美国产生强烈反响，在欧洲也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8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席卷了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高教界，至今仍是这些国家理论界探讨、研究、引用最多的理论之一。这一理论自90年代被引入中国以来，迅速引起国内同仁的极大关注，对这一理论进行探讨和研究的文章纷纷见诸于报端，并成为政府决策的一大理论依据，在理论和实践界大有言必称马丁·特罗之势。相对于那些燥热的鼓动之辞，一些冷静的反思似乎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它确实应该将人们从对马丁·特罗大众化理论的顶礼膜拜中唤醒：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是否该奉为我们的圭臬？
与会学者指出，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主要是根据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而构建的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思想框架，而我国是“后发外生型”的发展中国家，大众化进程中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具有非均衡性，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转化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局部质变推动总体量变，而不是像马丁·特罗所说的那样由量的增长带动质的变化。
马丁·特罗把15%和50%作为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有代表对这一标准发出质疑，为什么是15%和50%而不是其他的数字，确定这两个标准有什么依据？针对这一观点，有代表指出，现在我们没有必要争论大众化的入学率该确定为多少才科学，应把大众化视为高等教育扩张问题的所在，过分追求数量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还有代表提出，马丁·特罗大众化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原始模式，而在于他首次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理论，这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
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产生于70年代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期，而我国目前处于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期。工业化时期，人们接受一次高等教育便可受用终身；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知识、信息的爆炸，终身教育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可数次接受高等教育，这在理念层面上对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在操作层面上，终生教育使人在成年以后仍可接受高等教育，而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将受教育者框定在传统的大学适龄青年人口之内，他的15%的毛入学率是传统的大学适龄青年人口的毛入学率，和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有出路的，尤其是去年我们放宽了高考考生年龄限制，这对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是一个现实挑战。
总之，由于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背景的复杂性决定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之路必然有别于马丁·特罗所描述的大众化的普遍模式。因此，有代表认为，由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大众化理论，不仅将会是马丁·特罗大众化理论的补充，而且将会是马丁·特罗大众化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中国的路该怎么走？
《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规定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0年达到15%的目标，在十五规划中又将这一目标提前到2 005年。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连续大规模扩招，启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工程。与以往对大众化的争论不同，本次会议代表在要不要大众化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无论国家最初基于什么目的进行扩招，现在的事实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工程已经启动，我们研究的立脚点已经不是要不要大众化，而是如何大众化。社会要发展，国家要富强，大众化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道路和必经过程，但大众化之路怎么走，还需要政府和研究机构共同来探讨。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便是如何确定和把握大众化的“度”，这个“度”不宜太快也不宜太慢，应适应经济发展的速度而稍为超前，即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发展。
有专家提出，80年代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采用“内涵式”发展的途径，这与当时国情是相适应的，但是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内涵式”道路已经不能满足和适应大众化的发展要求了，应该变“内涵式”发展为主的途径为“外延式”发展为主或“内涵式”和“外延式”并重发展的途径。代表们一致认为，这一论点对当前和今后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道路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理论突破。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否必须走私立化的道路亦或产业化的道路？这种道路选择是否是一种历史必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区域间的不均衡，今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否仍是一种非均衡发展的模式？中国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必然带来高等教育领域的不公平现象，教育规模的扩展与高等教育公平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道路选择上必须面对和加以解决的问题，有待理论工作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三）大众化与高等教育质量：是对立还是对立统一？
在高等教育质量和数量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有代表认为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量的增长与质的提高两者之间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二者往往交替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同一时期很难兼顾。在数量大发展后就需要有一段调整和整顿时期，也就是注重质量的时期。质量的提高又为数量的进一步增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有人甚至认为这种“纠错式”发展是一种“永恒”的正常模式，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和表现。
事实上，从理论上来看，高等教育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本来就不是也不应是对立的，而是对立统一的，量的增长是“有质”的量的增长，质的提高是“有量”的质的提高。另外，二者的协调还共同受制于一定的内外部条件。当内外部条件不能满足需要时，二者的分离或不能同时兼顾便容易出现。因此，并不是二者不可协调，而是促使其协调的内外部条件如经费、管理等尚未得到满足从而引起二者的相对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其教育目标定位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而不是少数精英。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从原来处于适龄人口顶尖的10%扩大到15%，使更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国民的综合素质提升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了。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是办学模式的多样化，而其核心则是教育质量的多样化。同办学层次与类型的多样化、培养目标与规格的多样化、课程与教学内容的多样化相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必然是多样化的。但是，高等教育质量的多样化并不等于不求质量，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都应在各自的质量标准上力求达到高质量。
总之，在数量与质量及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要坚持数量与质量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一手抓数量增长、一手抓质量提高，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
（四）大众化进程中的精英教育：仍是我们守望的圣地吗？
大众化进程中，精英教育是否会受到冲击？这是本次会议谈论的焦点。大众化阶段是就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而言，并不排斥而应包括精英教育作为他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正如马丁·特罗所言：“精英型和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同时存在”，“在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存在而且很繁荣。”
有代表提出，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时候，应该注意高等教育的精英性，适当控制精英型大学的规模，尽力维持精英型大学的水准，使精英高等教育在大众化时代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有代表认为，精英型大学能否保持精英性是不需要担忧的，大众化不仅不会削弱精英教育，反而会加强精英教育。“万木成林，必有大树”，只有我们努力搞好大众化，大众化必然会对精英教育有所促进，大众化是精英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还有代表认为，中国的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精英性本来就体现得不明显，更谈不上努力维持精英性。在大众化的过程中，精英型高等教育机构也可以发展网络教育等大众教育形式，这对大众化的发展是一个促进。有代表从考试和招生的角度切入对精英型大学的思考，以清华和北大为例，认为由于录取中的区域不公平，这类精英型大学所招的学生就全国范围来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应该统一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将真正的精英录取进精英型大学。
（五）大众化的教育投入：政府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基本上是一个在教育民主化思潮推动下的自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高等教育体制和结构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我国今天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个“人为”的过程，或者说在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府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从高等教育内部来看，整个高等教育从体制到结构都很不完善，不能承载迅速扩大的高等教育规模；从高等教育外部来看，从观念到投入到市场机制的准备都很不充分。政府在各项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启动大众化，势必给高等教育的下一步发展埋下隐患。大众化既然已经启动，政府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最大限度地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然而，我们面临的事实是，政府所承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不仅未达到，而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扩招后的1999年仅为2.79%，其中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又占去了很大一块，加上物价上涨、教育成本提高等因素，高校教育经费短缺就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瓶颈。
有代表认为，当前政府既想推进大众化，在经费投入上又显得力不从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拨款对于政策的导向作用越来越大，假如政府不在财政上对教育予以支持，就不能对教育施加有力的影响。政府应该在大众化进程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努力实现对民众的承诺。否则这不仅损害了政府的信誉，而且阻碍了大众化的顺利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必然走入死胡同。
还有代表认为，尽管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民营化和多元化的实践在解决教育经费不足问题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并不能取代政府的责任。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六）大众化进程中的民办高等教育：何去何从？
扩招以来，“走内涵发展道路”的公立高校，教育资源全面紧张，已经难以承载大众化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应改变过去的以内涵发展为主的方式，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将其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增量部分。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民办高校由于在办学体制上有较多的自主权，而且运行机制比较灵活，能够更好地利用社会的教育资源和节约教育资源，因此在大众化进程中应大力扶持、发展民办高校。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欲寄希望于民办高校的数量和规模在近期内都有很大的发展，或者说主要由民办高校来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任还是不现实的。当然这也决不意味着民办高等教育就不要发展或者说民办高等教育对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就没有作用。1999年以来的高校扩招中，民办高等教育并未迎来发展的“春天”，反而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很多代表在会议上都表达了他们对民办高等教育下一步发展的担忧，同时呼吁政府为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制定合理的法规和政策，特别是在民办高校的法人地位、产权、招生、建设用地、税收、投资回报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现行的、不适应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有关法律条文、政策，解决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增殖收益权。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使民办高等教育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目标的实现做出积极贡献。
除了上述几个论题成为此次会议备受关注的焦点外，大会报告和小组讨论还涉及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合理配置问题、大众化与毕业生就业问题、大众化与质量保障问题、大众化与大学制度创新问题等等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方方面面的问题。
通过本次会议，与会代表增进了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研究和理解；增进了对世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程、创新经验和理论的了解；同时会议建立了更加有效的教育决策者和研究人员交流的渠道，相信会议将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