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同龄人·
我的“计生”情结
徐晋勋
1991年的国庆前夕，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研究三角区的一个小区会所，一批旅美华人学者聚集在那里，庆祝祖国42华诞。由于我刚到美国2个月，有3分钟的时间作自我介绍。“我是搞计划生育工作的……”，话音未落，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不过，3分钟后，大家对我的工作总算有了些了解和理解，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
在这一刻，我突然无比憎恨二乐那张略为“得瑟”的狗脸，如果不是因为它，我和林昏晓现在早已在海滩上玩沙子去了，我就不会撞见这么难堪屈辱的一幕，我和古意之间就会一直心照不宣地继续着这种你藏我躲的游戏。
聚会期间，一位学长与我闲聊：如果说是从事“生育调节”研究，也许就不会被“误解”了。我非常感激那位学长的善意，只是，他并不了解我对“计划生育”的感情。我的“计生”情结，似乎要从青年时代说起。
1选择“计生科技管理”工作
我1949年出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1968年高中毕业，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后来被推荐上了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了妇产科工作，原因是妇产科需要男大夫。
常州市中小学写作教学郭家海名教师工作室遵循课程标准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精神，运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历时十五年，在文献研究、专家访谈、师生访谈、反复试测的基础上，研制了“小学生习作核心素养调查工具”，并进行了严谨的调查，得出了初步结论，使得小学习作教学核心素养的落地落实有了一个科学的起点。
1979年，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二年，我报考了妇科肿瘤专业。考分很高，但因名额有限被调剂到了妇科内分泌专业，学习和工作的地点是在计划生育科。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除了从事妇科内分泌诊疗和研究工作，还工作在计划生育临床第一线，我也成了一名计生专科大夫。实践中我有所感悟：计生临床，虽然范围相对较小，但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和发展，值得深入研究。因此，也就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个专业。
扯开话题，我讲一件在布展期间了解到的事情。有一种“V”型含铜IUD(“铜V”)，曾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最好的9种IUD之一”。“铜V”的发明者是一位计生临床医师，他的贡献还有“宫腔测量器”“输卵管粘堵绝育”……那些计生器具和技术，曾在国内计生临床广泛应用。然而，多年来他的技术职称一直是“主治大夫”，因为那时还没有计生专业学科，他的晋升必须通过妇产科业务考核。而那位大夫偏偏对计生科技情有独钟，不断研究探索且乐此不疲，他从不为自己的利益争辩，直至临退休才解决了副高职称问题。那是经过多方努力、协调的结果，其中，张德玮教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积极为他争取。当时我想，如果那位大夫稍有些“私心”，应该早就是妇产科主任医师了。但是，倘若如此，也就不太可能有那些计生科技成果了。
我国的计生科技，起始于1957年“不锈钢宫内节育器(IUD)”的研制。1964年，敬爱的周总理曾亲自到上海抓过国产口服避孕药的研发。“文革”期间，有一批科技工作者和临床医生，不计名利，一直坚持计生药具的研发。“六五”攻关，是改革开放后完成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生科技“六五”攻关成果展，实际上要展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积累至“六五”期末的30年“硕果”。如此重要的展览，为什么选一位年轻人担任“文编主笔”，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当时，也没多想，认为自己从事计生临床多年，又刚写了2本科普畅销书(分别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其中一本印数达50多万册)，做个展板的文编，应该是“小菜一碟”。
从1986—2009年，可以说自己见证了，并且部分亲历了，融入在全国计生科技事业之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海计生科技的发展。
237例患者经万古霉素治疗后，痊愈的有53例，显效的有76例，进步的有36例，无效的有72例，总有效率为69.6%。
幸好，国家计生委有关领导确定了展出内容的主线——“一环、二素、三长效”。一环，是指IUD；二素，是指前列腺素，即围绕“药物抗早孕”展开；三长效，是指包括避孕药在内的长效、可逆的避孕方法。布展期间，张德玮教授亲力亲为，具体指导；我总算“不辱使命”，计生“六五”成果展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广大参观者的高度赞扬。
展览会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我却陷入了“沉思”。原因是张德玮教授邀请我加入她的团队，从事计生科技管理工作。去，还是不去？不去，可望一个专业发展前景，自己努力加上机遇，成为一个专业权威，也并非没有可能；去，显然要有些“牺牲”精神，工作的性质就是“替人作嫁衣裳”。结果，我还是到上海市计生委科技处报到了，成为了一名计生科技管理工作者，并且一干就是23年，直到2009年退休。
现在回想起来，促成当初的决定，不外乎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被老一辈计生科技工作者的精神所感动，愿意为那些“实诚人”服务；二是，张德玮教授的个人魅力和榜样的力量；三是，年轻人的冲动，未知的发展前途和面临的一些挑战，往往更具有吸引力。
1986年，“六五”科技攻关结束的第二年，要在北京举办大型展览会，展示全国“六五”攻关成果。受国家计生委的委托，上海市计生委科技处张德玮教授领衔布展；她曾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委员，后又获得了第一届“中华人口奖”。我被借调到布展工作小组，任“文字编辑主笔”。
在上海，计划生育的科技队伍：“六五”时期，是以各单位大协作的“五路大军”为主，那时专业的队伍——上海计生科研所和计生技术指导所才刚刚成立。在以后的几个“五年计划”的科技攻关中，上海计生科技队伍(包括各医院的计划生育科、各区县的计生技术服务站)逐渐形成、不断壮大，能力和水平也逐步与发达国家接近，某些方面甚至有所超越。
2计生科技管理工作者的甘苦人生
在上海，计生科技发展的方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验、便、廉”，即灵验(有效)、方便、价格低廉；七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是“安全、有效、简便、经济”；直至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倡导“避孕节育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要与生殖保健的概念相结合，要符合人们生殖健康的需求”。
全部参与研究者均予以抗血小板凝集、吸氧、改善脑细胞代谢、营养神经、降低颅内压等常规治疗。对照组在此基础上采取舒血宁注射液治疗方式,取舒血宁注射液(产商:武汉联合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Z20030088)20ml混合浓度为0.5的250ml葡萄糖溶液,予以患者静脉滴注,每日1次;而观察采取舒血宁和依达拉奉并用治疗方式,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取依达拉奉注射液(产商:石药集团恩必普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50299)30mg混合浓度为0.9的100ml生理盐水,予以患者静脉滴注,每日1次。两组患者均进行为期15天的治疗,以此为1个疗程。
然而，事情并非如自己想象。几十项重大科研成果，要浓缩在面积只有18平方米的12块展板上，而且还要以照片、实物，乃至声、光、电等能吸引视觉的美术作品为主；而我收到的要展出的文字说明，摞起来足足有2尺来高。
20余年计生科技管理的职业生涯，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可以说是“苦在其中”“乐在其中”。
计生科技管理很容易“混日子”。不过，如果要想“做点事”，像张德玮教授那样工作，就会比临床一线或科研一线更忙；既需要有把握学科发展的专业水平，又需要有甘当绿叶，扶植红花的胸襟。当你支持的、为之花费大量心血的项目取得成果时，你可以“心里美滋滋的”，但要远远地站在“灯火阑珊处”。
回归话题，是两次没有选择的偶然，加上一次自己选择的偶然机会，结下了我与“计划生育”一辈子都没有解开的情结。
计划生育的科技成果，从以仿制、引进和临床验证为主，到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积累了具有循证医学结论的临床资料和国际畅销的避孕产品。
退休之后，我欣喜地看到，当年自己也曾为之努力过的国产“皮下埋植剂”(二根型)，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有关部门的评审，成功出口国外，在国际计划生育学界获得很高的声誉。
3伏枥寄语
时光荏苒，一晃退休已经10年。随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今天，再给年轻人讲四五十年前发生的故事，也许会被认为“天方夜谭”。作为一个曾经的计生科技管理工作者，个人认为：虽然如今计划生育学科的建立、学术体系的完备，以及计生系统与卫生部门合二为一体制的理顺，为计生科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前进的道路一定不会是平坦的；新形势下从事计生科技工作，一定会面临新的、可能是更为艰巨的挑战；在“经济利益”社会思潮影响下，要耐下心来，踏踏实实地为计生科技发展做一点实事，不仅仍然需要有老一辈计生工作者那样的奉献精神，而且需要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婴儿吸高压氧治疗一般1个疗程10次，每日1次，每次1 h左右[1]。婴儿脑康复治疗是综合措施，包括吸高压氧和静脉输入营养脑细胞的药物，因此保护好静脉留置针很重要，将手套套在婴儿手上或脚上，既可防止婴儿抓掉、碰掉或擦掉静脉留置针，也可避免婴儿抓伤面部皮肤，还可防止其手、脚皮肤被擦伤。所以特设计制作了此手套，经临床应用观察效果很好。现报道如下。
(徐晋勋，曾长期担任上海市人口计生委科技处处长，兼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中级技术职务资格考试委员会委员。曾荣获国家“六五”科技攻关纪念证、国家人口计生委科技先进个人和3次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参与多部学术专著的编撰；出版书籍20余本)
碟式太阳能热发电系统的主要部件能量损失占总损失的百分比如图2所示。斯特林发电机和聚光器的能量损失百分比分别是69%和24%，接收器的能量损失仅占总能量损失的7%。系统的主要部件 损失占总 损失的百分比如图3所示。斯特林发电机和聚光器的 损失百分比分别是40%和23%，接收器的 损失占总 损失的7%。